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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 谈苏共二十二大和苏阿关系等问题 (1961.11.26)
本报讯　(1961.11.26) 本报讯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１１月１１日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苏共二十二大采取的一些态度和决议，特别是对由斯大林和在他领导下所犯的专断、非法行为和罪行的再一次的严厉谴责，从这些谴责中所得出的结论，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批评，是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直接联系着的。苏共二十大的这些决议直接关系到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它们关系到苏联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一样。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批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已引起了和中国同志的分歧。 一贯从事反共煽动的专家们，死抓住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的这一部分，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但是，我们应当自己来努力讨论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在１９５６年所做的那样，以便更好地了解局势，更好地把党武装起来，去反对一切公开的或伪装的敌人，并且更好地站稳我们自己的立场。 人们问，是否真的有必要重新揭发１９５７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一批斯大林的旧同事，并且向这批人集中开火呢？由于我们不了解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机构的全部生活，要对这个问题给以详尽的回答是不容易的。可以肯定，代表大会对这个集团进行的猛烈抨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苏共二十大时还不能完全了解的许多事情。因此，当时所决定的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的转变，不得不通过同拒绝这种转变、阻碍一切革新措施、仍然和旧事物旧方法联系着的一批领导人不断斗争来实现。这批领导人甚至在经验证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种旧事物旧方法的时候，还是如此。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大概就被这个集团利用来展开它的拖延和妨害行动，以致到１９５７年６、７月间，他们竟然真正试图发动政变，来改换党的领导，并且埋葬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苏共二十二大对此不能不像它已经做到的那样予以反击。当时的危险真是十分严重。如果立即在当时或不久以后提供关于这个企图的更加充分的材料，也许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有所帮助。这些事情的大白决没有害处。弄得越清楚，人们越能胸有成竹地迅速地前进。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抨击所谓反党集团这件事的政治实质，是极其清楚的，我们毫不怀疑地同意它，这特别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也不得不公开采取反对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反对害怕新事物的态度。 苏联共产党在肩负起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的时候，不能不提出彻底更新自己全部活动的任务和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改造结构，上层建筑也必须改变，因而党的工作方法、它同群众的联系、它在必须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生活和首创精神的阶段行使领导职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留恋过去和憎恨新事物，就成了主要的障碍。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决议与重新展开的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之间的真正联系，肯定就在这里。 至于新的揭发，并没有提出许多在有名的“秘密报告”中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些被揭露了的新情节，大概是苏共二十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已经知道的事实。也许，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进一步的揭发是不再必要的了；也许这些谴责会在这里和那里引起动荡和困惑。可是我们应当努力去了解存在于苏联的情况。党、军队和国家的领导在斯大林负责下所犯的破坏法制的行为和罪行，是一个可怖的悲剧，它至今仍然沉重地压在老一辈和新一辈的心头上，他们还没有摆脱它。很可能是下面的人要求了解全部真相，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像某些天主教历史学家一样，把亚历山大六世也算作伟大的主教之一，而忘了叙述他事实上是怎样的一个人。此外，如果要想防止回复到过去的情况的话，这种揭发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的情况必须永远埋葬掉，虽然不是应当把它忘记。 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陵墓迁移到共产党其他伟大领导人的骨灰安葬的地方去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早在苏共二十大就应当采取的措施，其所以推迟，我想是因为当时舆论还不会了解这样的措施。我个人在听到改变斯大林格勒城名字的决定的时候，有一种困惑的感觉，这不是指斯大林的名字而言，而是因为千千万万的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以这个名字来称呼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著名战役。苏联同志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情绪的敏感，不应当要求做那些不是绝对必要的事情。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它超出了仅仅谴责不人道行为的范围，它牵涉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是不能回避的。因此，我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且是缺乏教育意义的，他们还部分地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对于苏联同志谴责斯大林的作法，阿尔巴尼亚人却仅仅用简单的、肤浅的、没有任何批评内容的颂扬言词来加以反对。这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谁也不否认斯大林的功绩，而且如果否认苏联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在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时所实现的事业的伟大，也是荒谬的。但是从某一时刻起，难道不是他的个人行动成为整个局势的障碍和消极因素吗？即使从理论方面来看，这也是必须得出的一个结论。 例如，如果你再读一遍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后一部著作，就会在其中发现有保守主义的表现。要想前进，就必须粉碎这种表现。我们应当想一想：当他站在党的领导地位，成了唯一能表示意见的人时（当时任何人都得附和这种意见），这是多么有害。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必须注意，必须永远避免。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并且必须领导群众进行广大行动的政党，不能把自己降为一个一神教的机构。它必须在它的队伍中，而且还在它的领导机构中，鼓励展开讨论，鼓励培养各方面的领导人物，鼓励不断交换意见，而不导致在产生不同意见时发生分裂和进行惩处。这在今天尤为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如此的复杂，并且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因而需要不断提出政治创见。在工作中，在行动中，必须要有完全的团结一致，但只有进行公开的、直言不讳的讨论，才能造成和保持这种团结一致。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特别使我们反感和厌恶的是，他们全然无视这种方法，把党的会议降低为对一个人的功绩进行不断地、令人腻烦地颂扬的会议，同时蔑视党内民主的一切准则。这不是共产党为了组织和发展自己所应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可能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从而也没有可能在理论上获得进展。谁谈到新的东西或是不同的东西，谁就被认为是异己份子，那就是说，人们最后只是承认和欣赏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如果人们这样把自己降低为一个犹太教的派别，那么如何能使工人、知识分子、青年中间的新生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呢？一个像阿尔巴尼亚党这样掌握政权并且发生这种变化的党，不可避免地会从单纯的物质力量角度来考虑权力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这是斯大林本人所犯的错误之一。 此外，在谴责多年来在斯大林领导和负责下所做的那些事情（粗暴地违反宪法和苏维埃国家庄严制订的法律）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大问题：这样严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会发生的，又如何才能保证这种事情不再重演？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仅仅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我仍然认为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况且列宁过去发现并且谴责了这种不良品质。在斯大林周围，还有其他人同他结合在一起违反法律。此外，党虽然在它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得知了列宁的郑重告诫，却没有考虑这一告诫，这又如何解释呢？有必要深究这个问题，对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作出分析；这不是要为我们今天所谴责的东西辩白，说什么“当时只能如此”（这是错误的、应当加以反对的做法），而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事情，为了使大家从这些事情里吸取教训。１９５６年，我在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同意下，但在我自己的负责下，在大家知道的那次同《新议论》杂志记者的谈话中，曾试图用这种看法来分析这个问题。我现在仍然认为，我当时得出的那些部分结论仍然是完全有效的。至少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提出适当的论据来驳倒这些结论。苏共二十二大的新的揭示并不同这些结论相矛盾，而是证实了这些结论。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这种探索，并把这些分析更深入一层。苏联同志应当为这种研究提供大力帮助，因为毫无疑问，在年轻一辈人的头脑中也出现了这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需要这样做。 现在，从苏共二十二大所谈的东西看来，走向连续不断的歪曲的起点和转折点，是那晦暗不明的基洛夫事件。在１９３４年，苏联虽然在经济上仍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但是已能在全世界面前赞扬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党的领导违反、否定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动这种严重矛盾的事，这怎么成为可能的？必须承认，正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客观矛盾和困难，对于这些矛盾和困难，斯大林的领导不能理解，认为解决它们的办法在于建立一种猜疑的制度和不公正地进行镇压的制度。必须承认列宁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成就可能成为官僚化的原因之一。还必须提到以前的事情，提到长年的内战、外国干涉和恐怖，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工作习惯和方法，这说明斯大林周围的一批领导人如何会变成一个简单的权力集团，对这个集团来说，任何问题都被简化为物质力量的矛盾。当然，这些只是一般的看法，这些看法应当用事实来加以核对，以便使每个批评和每个谴责都恰如其分，同时也要看到，劳动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经济建设的巨大的和积极的工作，创立和建设了一个新的社会，同时确定了一项在各国人民心里引起最大反响的国际和平政策。 １９５６年，我们曾着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通过与苏联党的领导同志的接触，派出考察代表团，大量的公开报道和出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籍（这些调查报告和书籍肯定你们是知道的），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有必要多做一些这种工作，并且我们应当要求苏联同志和其他党的研究人员给予新的帮助，来着手从事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整个运动来说，最糟的是仅仅用颂扬来对付谴责，而不关心其他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同志存在的矛盾，也需要通过探讨、研究和讨论来更好地加以解决。 代表大会用充分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处理了保证防止重演斯大林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问题。为了在各级社会组织中扩大民主而提出和通过的一切措施：对党章的重大修改，要求苏维埃和工会等组织更积极地展开活动，对错误的刑法原理的批评（过去就是用这些错误的刑法原理来掩盖真正的和明显的违法行为），以及关于为了保卫人身自由而研究制订更加严密的司法规章的建议——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大家庄严地反复表示决不回到过去的局面这一点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法律和组织措施的保证。 恰恰相反，南尼同志采取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按他的看法，防止在斯大林负责时期由于他的过失而发生的事情重演的唯一保证，是必须实行制度的改革。苏联的制度是长期历史过程演变的结果，是不能推翻的。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如果说需要证明的话，已经为它本身的存在和苏维埃社会持续的经济和政治进步所证明，为它在上次大战中的胜利和目前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已经开始的向共产主义的迈进所证明。抽象地以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制度来反对苏维埃制度，认为可以而且必须恢复那种制度，是荒谬的。那么，有名的西方民主国家制度实际上到底保证了些什么呢？这种制度有没有给予法国人民以足够的保障来防止建立个人暴政、防止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防止苏伊士的冒险事件、防止目前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屠杀呢？有没有使美国人民得到防止五角大楼将军们的疯狂行为的保障呢？自由的真正保障倒不大在于制度规章，而更重要的在于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意志，在于他们活动和防御反动派进攻的能力。在１９６０年，我们在我国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个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的国家里，自由的真正的保证在于在一切现有组织中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生活，在于经济、教育、文化和全体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进步。今天的苏联已大大不同于创立初期的苏联，那时，一切都得通过斗争来取得和保卫。今天的苏联也已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它将随着新的一辈人的出现、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进和随着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将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发生，因为正是这种制度过去和现在使得有可能实行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质的变化，即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正在为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开辟道路而工作着和斗争着，对我们来说，关于防止脱离民主路线的保障的问题，现在是我们的政治工作的中心，过去也曾是我们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中心。正是为了取得这种保证，我们才确认有必要和可能遵循民主的道路，依据我国的条件和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已经获得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取得这种保证，我们才特别努力保持和发展我们党的民主性质，经常地在党内鼓励展开讨论，鼓励思想交锋。同时永远不拒绝同任何敌对者进行讨论与交锋。因为我们确信，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在于不抱成见地面对今天出现的一切新问题，在于我们在新事物面前无所畏惧，在于我们永远紧紧坚持实际的本来面目。如果有什么错误要纠正，要揭露，就必须从这种切合实际的态度来予以纠正和揭露。例如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波匈事件以后，就遵循了这一行动方针，这就使我们能够使那些曾说什么这些震动会给我们以致命打击的人大失所望。我确信，现在情况也会是这样。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这种行动方法使我们党在目前如此广大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独有的面貌。但是，这决不使我们感到不安。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在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是与我们的行动方式相矛盾的，或是谴责这种行动方式的。我们一向坚定地维护下面这种必要性，即：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具有它符合本国国情和传统的自己的面貌，并有相应的政治行动路线。这一点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已这样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特别是确认每个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上自主这一点，对我们具有这样巨大的价值。除苏联同志以外，我们第一个主张现在不能有领导国和领导党，这一点现在已为大家所接受。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最遥远的国家，客观条件的不同和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和工作方法的不同，就不得不有许多领导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一些具体问题出现不同的立场，这样，就有必要不断地就这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和随后在１９６０年举行的八十一个党的大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贡献，这两次会议使我们能够确定在全世界的政策的共同因素，并使我们整个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团结有了坚实的基础。 况且，我们所支持的和所做的事情，毫不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以及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团结的原则。相反，愈是了解本国的情况，就愈是能够在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也就愈大。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一个别国的党在过去几年中比我们更努力来谋求同其它共产党的联系，以便不断增加彼此的了解，讨论和澄清彼此间的隔阂，并消除误会。在这方面，我们和法国共产党在１９５８年组织的罗马会议是一个极大的成就，这次会议拟定了一个到现在仍然保持其价值的纲领。我们特别希望同法国同志今后保持经常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决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的正确方向，我们两党在目前担负着什么样的任务。在目前完全谈不上可能重新出现集中的国际组织问题，而且我们也反对出现这种组织。过去曾经举行过许多次对有关理论和解释现实情况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会议，这种会议必须继续举行。在我们看来，共产党之间奉行冷静的和客观的讨论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的运动现在已经大大发展了，它在世界上占有了许多空间，它有这样多不同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能想像，在并不总是一致的各种说法之间进行比较这会有什么害处，只要不违反我们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人们不能原谅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是：除了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一切准则之外，他们竟然在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关系上，背弃和践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周恩来同志对于赫鲁晓夫同志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所提出的批评的异议，只涉及各党之间的关系的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个限度内，我也不认为这种异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个事件上，公开的批评是在审慎地把一切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讨论而毫无结果之后才进行的。 我们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曾经有过接触，而我们现在也同他们保持友好的相互关系。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的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必要性。不止这一点。我们批评了，并且坚持我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上届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的批评。但是面对着今天在南斯拉夫存在的制度，我们不能不自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这不是某种同在苏联或者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所存在的类似的东西，但是它既不是一种封建制度，也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我们认为，它更不是一个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之后，现在向后转而走向一些过时的形式的制度。这样就有了加以认识、研究和深思的必要。这样也就发生了把南斯拉夫和它的制度当作敌人看待的错误，而相反地应当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感到：可以同他们有分歧，但是对他们没有任何带有成见性的敌意。我们设法同社会民主运动接触，而同时我们却拒绝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发生任何接触，这是很奇怪的事。这就是我们在去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态度。最后，苏共二十二大对苏联共产党、对我们党、对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体劳动人类都是具有非常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处在我们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的开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防止世界冲突，因此全人类都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着手解决有关实现各国人民平等、自由和幸福的任务。对苏联来说，正在开始的阶段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的阶段。这就意味着进行新的、迅速的经济建设，改变社会关系、实现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党的活动进行质的革新，以便使它适应新的任务和局势。对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新的阶段必须是革新和加强的阶段，这种革新和加强能够使整个运动保持在同苏联所要追求和达到的新的目标相称的水平上。正在实现的新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对于劳动群众和人民大众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共产党人，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都必须知道如何了解这个新的客观要求，从而自觉地给予支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过去的任何有害的残余，明确地规定我们的目标，并且要求我们自信。这就要求充分掌握我们的理论并且有能力在每个国家、在各种情况下应用它，以便使我们永远站在前列，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消除任何机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或宗派主义的障碍，永远把宣传和发展理论的工作同政治行动和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对我们的党来说，这个新阶段必须意味着把我们的政策应用在日常斗争中，从而使这个政策进一步深入。这仍然是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制订共产主义政策方面所能做的最好贡献。因此，要更多更好地工作，要更仔细地不断地研究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经验和我们整个运动的经验。毫无疑问，在这个新的阶段，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将要提高，而且在我们队伍中间可能进行的讨论也只会提高我们的威望。因为哪里有讨论，哪里就向前进，理论知识和实际行动就更加丰富。现在，我们正朝着发现和征服新世界的方向前进。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帮助了我们，启发了我们，但是要由我们来作出有效的贡献，来使共产主义和和平事业在我国以及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战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