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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分裂会议后苏共新领导及其追随者的反华言论(1965.11.10)
(1965.11.10) …… 意大利共产党 意共总书记隆哥诬蔑中国对苏进行“最恶毒、最荒谬和最无耻的攻击”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三月二十六日在圣约翰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 “显而易见，之所以迄今为止，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年青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还没有以必要的规模和急迫性表示出来，可以肯定，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由于苏联有什么恶意之故。情况恰恰相反。不幸，正是在苏联全力以赴保卫越南之际，正是在保卫越南和世界和平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之际，中共领导人却大肆对苏联同志和各国共产党进行了最恶毒、最荒谬和最无耻的攻击。” 意共总书记隆哥胡说要“提防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讹诈”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十月二十六日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研究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提纲草案》的发言中说： “提纲草案告诫提防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讹诈，中国共产党从诽谤性地曲解苏联所起的作用和采取的行动出发，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不发达国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发达国家的基础上的世界战略。更不能同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同争取和平斗争之间是对立的。保卫世界和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 意共中央书记攻击中国“诽谤苏联”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利卡塔三月二十八日在《团结报》发表了对读者关于越南、中国和苏联的许多来信的答复，题为《再谈越南、苏联和中国》，其中说： “有许多署名的、不署名的、或者以‘……的一批同志’署名的来信，主要是对苏联进行了攻击和谴责，认为苏联应该多少象美国一样承担越南悲剧的‘责任’（因为它执行着只能有助于鼓励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也同样坦率地说，这是可耻的。或者不如说，象中国党或阿尔巴尼亚党等共产党把它们对苏共某些论点进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论战，变成一种我们今天已承受其不幸后果的诽谤宣传这一事实是可耻的。我们从不否认，以辱骂来回答这种诽谤，这是一种错误（苏联方面也是一样）。但是，恰恰由于这样，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说，从同苏联进行讨论变为诽谤苏联，并且在目前，甚至在整个事态发展应当促使撇开一切意识形态分歧一致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之际，仍然坚持这样作，这是真正的可耻。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了人们拥有的论据的贫乏，这也证明了中国同志不幸似乎已下定决心要拒绝讨论，拒绝暂时撇开原则性的讨论来对付迫在眉睫的危险。” “关于人们拥有的论据的贫乏，让我们拿中国最近的反对苏共和莫斯科协商会议的文件来说吧。其中没有任何论据，或者说只有一个论据，并且是错误的论据！即说什么莫斯科协商会议是一个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中国最近的文件如果不是对‘赫鲁晓夫主义这个现代修正主义’、对二十大、对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除外）以及各国共产党（中国党、阿尔巴尼亚党和日本党除外）之间建立的‘联盟’提出的空洞指责，又是什么呢？” 《再生》周刊攻击中国“蓄意企图加深分歧” 意共《再生》周刊三月二十七日的一期以《越南、苏联、中国，国际主义义务》为题，刊载编辑部对我《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三日社论的按语，按语中说： “在帝国主义者在越南采取野蛮行为面前，每个国家的劳动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到需要以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声援和合作来对付侵略”，“我们认为，柯西金在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证明，苏联已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 “应该坦率地说，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文章和态度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团结要求。在象我们目前在国际上经历的这样的时刻，北京《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文章，是蓄意企图加深分歧，而不是——即使在已经存在的立场分歧中——寻求接近和谅解。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严重的行为。我们还要说：这是一个看来的确很难理解的行为。这篇文章的攻击性措词所选择的发表时刻和它的内容，是同中国同志声称为了支持和保卫受压迫与受威胁的各国人民而要采取的政治行动不连贯的，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种行动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责任的重要部分。中国领导人曾一再说，使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东西比使它们分裂的东西大得多。每当人们谈到原则时，忘记国际主义和反帝团结这一基本原则就大错特错了。” 意共中央书记宣布“坚决谴责”陈毅副总理讲话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利卡塔十月三日在《团结报》发表的题为《印度尼西亚的危机》的社论中说：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总的战略路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为了我们拥护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斗争的路线而感到自豪。我们坚决谴责陈毅元帅最近所作的那样的讲话。我们觉得他的讲话首先就反映了那种空谈的革命论，不仅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就连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教导我们要防备空谈的革命论，把它看作不仅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情绪和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表现。” 《团结报》说反美示威“是针对苏联政府的尖锐论战” 意共《团结报》三月二十一日以《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回答我们的读者关于越南、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为题写道： “我们不能把诸如象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所发生的那种游行示威（这种示威显然也是针对苏联政府的尖锐论战）看作是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有效支援，也不能把北京人士仍然单方面谈论的那种单方面的继续论战看作是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有效支援。我们不认为，当人们不是从对美国侵略进行的英勇抵抗中寻求克服现存分歧的论据，而是寻求加剧分歧的论据时，这种抵抗就能得到帮助和加强。” 《团结报》攻击林彪同志文章“走得太远了”，“会把我们带到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当远的地方去” 意共《团结报》十月三日刊登了题为《林彪关于革命的理论》的答读者问，其中说： “中国的下述理论九月初在北京得到了最彻底的论述，这种理论把最贫穷的、受帝国主义剥削最深的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成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最权威的首脑之一、政治军事领袖林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在他撰写的一篇长文中阐明了中国的理论。虽然发表此文的时机是在战胜日本二十周年之日，但这机会只是用来作为一个起点。该文的真正目的在于把人民战争夸大成为反帝斗争的唯一有效途径，特别是夸大成为三大洲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唯一有效途径。 “林彪走得太远了。他赋予中国革命特点以普遍的意义。……把中国经验说成具有普遍意义，以至于把整个世界同三十年前的老大中国看成是一种东西，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国论点中最有害的，最没有根据的。过去，革命运动每当要使其行动同任何过分严格的公式适应时，革命运动就遭受到挫折。如果以为现在能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那就不幸了。更不用说林彪提出的公式，将会把我们带到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当远的地方去，而且只能使人们阴郁地展望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胜利的前景。 “林彪赋予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以掩护和支持主力（在他看来，主力仍然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革命）的完全附属的作用，从而强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采取等待主义策略，即等待‘世界农村’的进展也会改变那些‘城市’——照林彪说法，这些城市为美洲和西欧——的命运的一天到来。坦率地说，我们期待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的党对反帝斗争的世界战略作出的贡献，应该比把人民战争在中国胜利的战略机械地搬运到世界范围上来的贡献要多得多。 “林彪的思想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来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要不，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把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使命不是委托给工人阶级。”
战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