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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为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而奋斗！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就第一项议程所作的报告全文（之二）(1956.12.20)
新华社　(1956.12.20) 新华社 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在苏联，有人写道：苏联同志的责任不仅是不要反对必不可少的政治方针上和人事上的变化，而且是要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求消除抗拒并且促成改变。这正是符合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逻辑发展的。 曾经有过的延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新政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是原来的反动机构崩溃的结果，所以诞生，又是因为苏联军队的驻扎阻止了后退而且使得以反动为内容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实现。因此，工人阶级政党才得以在人民支持之下来领导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进行革命性改革的广泛运动。欧洲那一地区的面貌就改变了——而在前二十五年中那里曾经是帝国主义特务、战争挑拨者和法西斯分子出没的渊薮。若干世纪中未得解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例如摧毁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创造了实行社会政治广泛合作的新经验。 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由工人阶级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特点以不同的方式领导进行。 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第一阶段既已顺利度过，就开始向着更具社会主义特性的改造的阶段过渡。就在这时，爆发了冷战，同南斯拉夫的决裂使得情况更加困难。对外自卫和国内保持警惕的任务压倒一切，因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当然并不是各国尽然，程度也有不同。也许就是在这时，开始卑顺地摹仿苏联的榜样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保卫新政权的问题。而且，当时只有这个榜样；当时只有苏联援助和支持人民民主国家，而西方只是狂呼摧毁新政权，而且支持一切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反动势力。 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各国机械地移植苏联的伟大经验，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证明是有害的。引导单独一国——苏联——胜利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严重历史问题的某些原则立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具有普遍价值，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予以机械抄袭。我想到的是——例如——不惜任何牺牲以求迅速建成重工业的必要性，发展一切基本工业部门的必要性，在不多几年之中把农业人口集体组织起来的广度。在条件十分不同的某些国家机械搬用苏联的这些经验，必然就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造成艰苦生活和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并且使得积累过程更为艰难，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较慢，最后还使得工农群众承受过于沉重的负担。 用没有道理的镇压手段，甚至达到违反法制的地步，来掩盖困难的倾向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应该加上一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没有哪一个工人先锋队在团结一致和道义力量、工作能力和同群众的联系程度上可以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相比。它们缺乏源于民族传统的、能够使议会团结一致的直接民主形式来支持新的政权。同时工会又没有充分的职权可以通过保障劳动者眼前要求的办法来起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不论是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的民主基础都缩小了。 这样，人们宣布了在我们看来具有原则性的立场，即：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由工人阶级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经济、政治、民族和文化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领导进行。 早在１９０２年，当讨论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时，列宁就肯定说，“俄国的纲领不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纲领一模一样”。后来这个观念始终证实了是正确的，可以说这个观念到了１９２１年列宁关于意大利问题的演说时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这篇演说里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在意大利可以抄袭俄国的革命。如果这样想，那是愚蠢的。我们是足够聪明的，足够灵活的，可以避免干这样的笨事。”（列宁：“共产国际”第三二○页） 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尊重传统和民族情绪。关于尊重传统和民族情绪的问题，我们已在最近的匈牙利事件中知道了若干使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例如匈牙利同志们取消了庆祝１８４８年革命的节日，这种情况正好象要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拒绝庆祝“米兰五日”一样。问题主要在于实行一个政治路线来团结工人力量，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阶级联盟团结在工人力量周围成为一个最广泛最牢固的整体，从而逐渐孤立反革命集团和使这些集团丧失进攻能力，通过广泛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仅仅采用保安措施来剥夺这些反革命集团取得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这样的政治路线只能在考虑到民族生活的一切特点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来和付诸执行。 苏联１０月３０日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正确原则，如果这个声明更早发表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尖锐的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既然确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那末必须根据这种观点并在考虑了代表大会提出的其他一切批评和指责之后来重新考虑新民主主义各国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应该以承认向社会主义发展原则上可以有不同道路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应该是一种独立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小国的主权不能由于大国的干涉和压力而受到限制和发生问题。 苏联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声明完全阐明了这一原则，要是这项声明发表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或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那末这项声明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而这项声明在当时就可以作为各国和领导这些国家的党的指针，使它们能勇敢地面对方针的改变，使它们能迫使改变方针，而改变方针对某些国家来说尤其是必需的。 相反，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呢？发生了——我在这里特别是指匈牙利——这样的情况：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非常有意义的决议和文件固然为党和舆论所认识，这些决议和文件固然推动了人民去思考问题，却没有促使领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来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必要的转变是在党的坚定的领导下进行着。因此发生了使波兰局势尖锐化、使匈牙利瓦解的过程。 上层领导人思想闭塞、缺乏远见和顽固抗拒，以致下层不仅放肆地批评，而且展开了对党的领袖和对整个政权进行诽谤的真正的公开宣传。 对于这样的宣传，并没有提出认真的论据去反对，而是仅仅用一种笼统的、公式化的和轻率的判断去抵挡。这样，这种宣传便成了后来的瓦解的主因。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的煽动创造了反革命的前题，因为阶级敌人和各种敌对分子不可避免地会从这个已经打开了的缺口混进来活动，公开地指出可以通过一个武装起义运动来推翻新政权。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没有苏维埃政权建立得久。旧的反动统治阶级还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保持着势力和有组织的基础；这些阶级还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无条件的支持，得到以不断号召暴动和给予组织暴动以用物资方式表现出来的支持。 因此，为了对最近的事态发展作出判断，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没有及时纠正长期遵循的那些错误政治方针，也要强调指出在党外加以揭露是错误的做法，它摧毁了党本身的团结和力量。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这些，因此撇开敌人的存在和干涉不谈，几乎认为使用暴力来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甚至向应该受党领导的群众发出反党荒谬呼吁是有道理的，忘记了敌人不仅仅是美帝国主义者所供给的本身已经足够有效的美元，而且是思想上和实践上都错误的方针在人们意识中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因为改变人们的意识比可能作到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改变来得慢），那将是严重的错误。 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成为不可避免，以便堵塞法西斯的道路。苏联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援助。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不同因素来解释匈牙利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匈牙利事件事实上曾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照说能够而且应当同劳动群众紧密联系的政权瓦解了；共产党溃散了；很大一部分人民在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参加了暴乱；而公开的阶级敌人，为了力图操纵这个暴乱，从一开始起就混了进去。于是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干涉成为不可避免，成为严酷地必要的，以便堵塞可能引向最糟糕的局面的道路，堵塞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道路，就是说不但尽到阶级责任，而且尽到对一切和平民主力量所负的责任。 事态发展是那样严重，它们提出了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在那些不能马上认清方向的人们中间还引起了一些涉及良心的问题，面对着这种局面，劳动者中间曾经表现出不安和犹豫，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和现在都不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应该消除，而且是可以消除的，只要竭力进行说服，同时集中火力打击企图从中渔利的敌人，打击枉自希望已经找到途径重新抬头的反动势力。 我们现在经历的，的确是我们的运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们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所以不加掩饰，一方面正是为了能够好好了解问题在哪里，另一方面是为了认真作出必须作的事情。每逢必须纠正前此根深蒂固的错误方针，或者采取由于客观形势变化而必须采取的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新方针的时候，工人运动在某些国家或国际上都经历过危急关头。今天，上述两个原因都存在，而我们的运动是认识到这一点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揭发，如果予以正确评价，就会在各地为新的发展、为形式各异的独特的多样发展而创造条件。 革新，内部改弦更张，破除束缚飞跃发展的公式和积习，加强同劳动群众的联系，铲除不法行为，取消对民主权利的荒谬限制，接受辩论和公开比较不同的意识形态，使科学和艺术从危险的束缚中得到解放——做到这些，社会主义世界就能加强。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以新的方式建立关系。尽管问题并不同我们直接有关，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方面，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该在较高的水平上发展。这是势在必行的，既然放弃了机械地、卑顺地摹仿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苏联已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来帮助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克服自己的困难、建设工厂、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成就，包括最现代化的原子设施在内。如果有可能对这种援助的物质价值作一番计算的话，就会得出惊人的数字。 由于这种援助和牺牲，整个工人运动永远感激苏联各族人民。但是已经发现：提供援助的办法也不足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制度：既不丝毫削弱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又能用一种国际分工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进每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往，我们的运动的创始人和大师们，当他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所谈的始终是这样一个目标。 现在的情况要求共产主义迅速发展。在共产主义各党之间应建立多种双边关系的体系，组织种种国际会晤，以加强工人运动的团结。 现在的情况要求而且使得共产主义有可能飞速发展。因此，当前的危急关头，并不是一个进行修正和进行无所裨益的思考的时刻，而是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取得发展，从而确保获得新的胜利。 自然，在这种形势下，也产生了共产主义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尖锐地以新的形式出现的。共产国际完成了伟大的工作，它使得工人运动具有革命方针，还教育了不止一代的干部。然而，在它的决议中某种程度的宗派主义往往占主要地位；这种宗派主义曾经使得共产党人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不过后来大力予以消除了，因为当时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劳动者和民主力量的团结有了超乎一切的必要性，成了首要的责任。 在情报局的短暂的零星的行动中，同样也有宗派主义关门倾向，造成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决裂的那个错误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每个党都必须探求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进展和斗争的道路，必须探求自己的内部发展道路，为此，就需要自主地探求和判断，以求把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依照各国本国情况加以运用。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教条。这些原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得以理解现实，使我们的行动适应现实，而且通过行动来发展原则本身，找出创造社会主义世界所依据的新法则，为今日已经成为世界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过去从不存在的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找到新的方针和新的路线。始终忠于原则，同时从原则中归纳出我们革新所需的一切方针，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好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运动的一切分支之间的互助、各党的帮助是必需的。因为不再有单独一个组织，从而不再有单独一个指导中心，所以有人曾经想到一种多组合和多中心的体系，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发现也是同每个党的充分自主不相容的，而且把过于重大的责任加诸这些党中的某一个党。多种双边关系的体系是符合自主的需要的。然而，应当依据当前形势来认真地大力实践这种体系。 双边关系因此应该首先体现互相认识和互相尊重，而且应该允许、甚至要求提出友好批评，以便提出问题和促进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容许无论哪一方面返回我们已经予以批评和我们已经超越了的体系，不能容许干涉他党的内部问题，不能容许把批评变为破坏信誉、制造混乱和散布凭先入之见的不信任的攻击，不能容许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派系斗争，不能容许唆使人们破坏他党内部的团结或我们整个运动的团结。 我们依据这些原则调整了我们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认为我们从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到的初步结果对于我们是有所教益的。我们将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但是，人们不应当重新坠入会破坏上述原则的错误中去。把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二，仿佛其中之一在原则上违反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违反了应该从中得出的结论，这种试图，我们认为是危险的、不正确的和虚伪的。相反，存在着的是每个国家为了实现必需的纠正而采取的不同形式。 即使在人民民主国家里，谁要是认为匈牙利形成的局面是它们所共同的，谁要是闭目不看已经取得的进展、已经获得的成就（例如最近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谁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应该实现革新。但是，革新并不意味着分裂；为了使严重的事情不再重演，工人阶级各党的团结和强大是必要的，同时它们也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加强联系群众，从而使得这种联系牢不可破。 我们大家感到有这样的需要：在我们伟大的国际运动中，各党通过互相接近和交往，使得对于我们在各国往往以不同的方法力求解决的各种问题的相互了解能够更加明确、更加深刻。我们反对返回到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中组织。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而且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组织有好些党的代表参加的种种国际会晤，以便研究特别重要的问题，以便比较所遵循的各种途径，以便依据不同情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类会晤的目的不是作出约束大家的决定，而是借以说明各自的立场，从而加强运动的团结。非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不同类别的民主主义的组织，只要拒绝听命于反动派参加反共十字军，就可以派遣代表参加这类会晤；这将是克服国际工人运动现存的分裂、或者至少创造条件以便将来予以克服的一个步骤——尽管只是小小的一步。 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不可能在对外对内政策上有正确的方针。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工人运动有一个根本的责任，就是国际主义的责任，而国际主义应该表现为有效的政治团结，不仅仍在争取掌握政权的各党之间应当这样，已经掌握政权、领导着国家的各党之间也应当这样。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将不可能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有正确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我们象虚无主义者一般地对待民族情绪、对待本国责任——就是说，对待民族独立自由问题，对待本国传统问题。 我们诞生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正由于劳动者被迫陷于贫困和被忽视的境地，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一度在某些劳动阶层中趋于占据优势。我们曾经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意大利工人阶级争取领导地位，使它高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当时，领导阶级却在对外国奴颜谄媚。可能同民族利益相违背的任何情绪、任何义务、任何立场，都是同我们的国际阶级意识格格不入的。相反，我们民族正是从争取社会主义革新的斗争中找到民族自由和主权的最高表现的条件的，找到进步的条件和更好地肯定民族独特优点的条件的。社会主义绝不能从外部输入。它是要从全体人民的努力和斗争中产生的社会改造，当然，同时要依据国际经验，但是，指引斗争的是本民族最优良传统，是革命学说，是人民自己体验出来的、由于自身新的觉悟的形成而找到的经验。 无论从一国来说，还是从国际上说，共产主义运动都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种团结可以作两种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的强迫义务，机械地移植或者卑顺地摹仿他人的方针，这种理解是我们所驳斥的；但是也可以是在各国各自具有独特的不同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团结，是依据互相批评的精神予以发扬、各党自主而予以加强的团结。而我们需要的就是第二种团结。 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我们共具同一的原则，因为我们共具同一的终极目标。我们的团结，就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各民族享有平等、自由和亲如兄弟的国际社会的雏形。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只有我们团结一致，全世界无产者才能得到超越国界而互相了解的引路人。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往往团结起来打击我们。 法国共产党巴黎总部遭到的匪徒袭击，使大家都明白目前的统治阶级中随时可以表现出怎样的意图。看见布达佩斯街道上吊死共产党人和支解其肢体的惨状，反动记者们竟然无耻地大为欣喜，这使得我们清楚地认识统治阶级居然敢谈论“解放”我们今天当政的国家的时候心里实际上在想些什么。法西斯主义和白色恐怖就是他们对待我们的唯一准绳。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区别对待的。 不管我们怎么作，我们始终是“人类的敌人”、“莫斯科的奴才”、“无信仰者”。对于法西斯分子说来，对于教会人士说来，对于自由党人说来，对于善于咆哮的萨拉盖特说来，对于自吹自擂的马尔法（意大利共和党领袖——译注）说来，对于歇斯底里的杰达（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译注）说来，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努力革新党，力求实现整个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更密切的团结，不是为了博得他们中间任何人的好感。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破除宗派主义门户之见，是加强我们自己、使我们相互之间和我们同劳动群众更为密切地团结、对抗以至击败一切敌人的最好的办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整个工人运动以勇气和鼓舞。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 有人大事渲染我们对苏联的爱戴、渲染我们归给苏联和领导苏联的党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诬蔑和造谣的。 我们已经说过——然而竟然没有人试一试同我们认真地展开辩论——我们对苏联的爱戴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各个紧要关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年代，在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后来在战争瀑发的时候以及在战争之中，是苏联给予了启发，作出了行动的榜样，从而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对于工人和民主运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资本主义锁链第一次是在苏联打破的，三十九年来人们在苏联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现在屹立着，它是社会主义组织的第一个伟大榜样，是依据新的法则而发展的社会——这些新法则不再是剥削以牟利的法则，而是为增进全民福利服务的生产、技术、文化进步的法则。 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对于使历史改观的这个伟大创举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它们的行动开始于１９１４年的叛变，经历了对于１９１９年斯巴达克革命（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译注）的血腥镇压，它自夸曾经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崩溃而管理过社会。今天，它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政府最近的光采行为中和对埃及人民的罪恶侵略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天主教统一运动者除掉实现一些完全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制度之外，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 十月革命为大家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整个工人运动以勇气和鼓舞。正是苏联的胜利才使法西斯主义消灭，使殖民体系崩溃，使亚洲和非洲成立了一些解放了的新国家。 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也是在十月革命的照耀之下诞生和成长的。我们要毫不迟疑地说：我们所以工作不停，是为了继续这个革命的事业，而我们在今天还要强调：这是我们的任务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 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世界的轴心和最高的力量。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和经验将照耀着意大利共产党人前进的道路。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的三十九年当中，对于苏联来说，有十八年是战争的年头或紧急弥补战争损失的年头。这个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居住着曾经处在殖民地制度下的各族人民，而领导他们摆脱这种处境，进行了很昂贵的特殊的经济努力。苏联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巨额的投资，所有这些资金都是来自内部积累，而重担首先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 直至革命爆发，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到足以在工业中和农村中建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广泛物质基础。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全面衡量所取得的成就，要了解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作出的牺牲，要对某些人在今天想谴责和抛弃的制度有个判断。而所以要予以谴责和抛弃，其理由竟然是这个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表明了它能够有力地发现自己的缺点，勇敢地予以批判，而且准备予以纠正。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斯大林主义”这种说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说法，因为它使人对于一种制度得出一种完全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推动我们去深入探究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积极的经济政治建设、正确的国际关系活动和决定性的胜利中混杂着的那些缺点。硬说这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人，是错了。根据这些缺点来进行一种破坏性的、徒劳无益的批评的人，更是错了。 我们同苏联同志们公开地讨论过这些错误的性质，我们指出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中某些部分的歪曲；我们曾力求就这些歪曲现象的严重性和根源提供我们的见解。我们现在保留着这方面的意见，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苏联同志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很显然，这种分歧一点也不涉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所进行的批评和谴责，我们对这些批评和谴责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从这些批评和谴责上后退。 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露的错误方针和严重的、不能容忍的、令人痛心的事实的原因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所关心的，而我们的研究和解答如果更认真、论据更充分，而且考虑到现实的各个方面，那就更容易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而敌人正是想利用这种争论。我仍然相信这种研究特别应该侧重弄清楚经济发展和政治上层建筑——最高级的政治领导机构也是它的一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和互相的影响。当经济基础的发展已经到达允许而且需要扩大民主生活的地步，这种民主生活的扩大没有能够实现，而且相反地受到了限制和遇到了人为的关门行为。 这里就有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仅仅是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表现的经常主动和积极性就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民主性质——民主制度也会在党内外遭受到今天人们所谴责的各种破坏和限制。 然而这个制度也胜利地经受了这个考验。苏联同志们当初有勇气加以揭发，他们现在也有勇气和能力加以纠正。 我们的任务是在下判断之前，首先认识事物和研究事物。同样，必须更好地认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把这些国家更好地介绍给我们的整个运动认识。不应当隐瞒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应当绝口不谈进行这种建设可能有的牺牲。这样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驳斥敌人的荒谬论调，使我们得以充分地估量苏联所实现的一切的价值以及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获得的历史性的功绩。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镜的情况下第一个面对着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的，并且成攻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引导全体人民遵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苏联和领导苏联的党是社会主义世界的轴心和最高的力量，它在社会主义世界所占有的地位是一个被历史所肯定的、不能摧毁的现实。作为带路人的国家，带路人的党是没有的。指引我们的道路的是我们的原则、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永久保卫和平和民族独立和国际团结的义务。在遵循这样的指南时，我们摸索前进的道路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而苏联在过去和现在所完成的巨大任务的榜样和经验将照耀着这条道路。 （以上插题是编者加的）　　　（未完）
战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