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之二）(1962.12.31)
(1962.12.31) ■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相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得好：“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发展，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该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 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指责我们的这种正确的主张是“好战”，他们实际上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立起来，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能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恩赐”，而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否则就是妨碍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的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他们的这种错误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起来革命，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奴役。 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都加强和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如果采取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立场，导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那只会损害和平力量，增加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总之，在如何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正是深信依靠上述各种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防止世界战争，怎么能说这是不相信世界战争可以避免，怎么能说这是“好战”呢？如果按照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主张，美化帝国主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向帝国主义屈服和投降，那只会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假的和平，或者带来真的战争。这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人民不能不坚决反对的错误方针。 （二）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遭受空前的灾难。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即完全禁止试验、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我国政府曾多次建议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的无原子武器区。我们也一向积极支持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为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一切正义斗争。那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低估核武器的破坏力和要把世界拖进核战争的种种说法，都是荒诞无稽的诬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一个分歧是：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对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的定义应当另作其他考虑”。他们实际上认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那些认为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的人，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认为“甚至连谈论这一部分残存的人类在社会制度问题上可能倾向于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的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一九二五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 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莫斯科声明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那些“人类毁灭”论者违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的论断，只能表明他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的泥坑。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的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够有效地达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目的。 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热中于宣传核恐怖，并且公然说，在美帝国主义玩弄核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陶里亚蒂还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按照陶里亚蒂和某些人的这种说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岂不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条件屈服，就是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则，一古脑儿抛弃吗？难道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吗？按照这样的做法，难道就真的能够防止核战争吗？ 人们不能设想，自己“害怕得发抖”，就能够感动美帝国主义大发善心，放弃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放弃它的核讹诈政策。事实恰恰相反，自己越是“害怕得发抖”，美帝国主义就越是猖狂，它的胃口就越大，它就越要以核战争相威胁，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难道这样的教训还算少吗？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来推行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的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绝对不应该充当美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义务宣传员。我们认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必须加以彻底的揭露，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的每一步骤，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深信，依靠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的联合斗争，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这是争取实现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的正确的方针。 我们愿意奉劝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还是丢掉你们的悲观的错误的论调，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振作起来，积极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吧！ （三）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陶里亚蒂在意共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说，“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是错误的”。还有的人说，现在帝国主义是有核牙齿的，怎么会是纸老虎呢？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不是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喻作纸老虎，这是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看问题，是从本质看问题。就是说，归根到底，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论点。当时，中国人民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中。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拥有兵员上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在美帝国主义无敌的神话面前，敢不敢斗争，敢不敢革命，敢不敢胜利，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重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阐述了这个论点。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早已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并且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请问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这个论点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论点究竟有哪一点不对呢？ 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分析，同列宁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经把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比喻做“泥足巨人”。他在当时说过，“人们以为，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种力量，简直是发了狂。现在……我们看到：象一个制服不了的巨人似的帝国主义，在大家眼中已成为‘泥足巨人’”。“所有这些似乎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是不可靠的，是不可怕的，它们已在腐烂”。（《列宁全集》三十卷，第一○七至一○八页。）列宁所说的“泥足巨人”，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同样的道理吗？请问，列宁的这个论点又有哪一点不对呢？是不是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呢？ 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机会主义者跑出来说，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力量是了不起的，人民群众如果拿起武器，那就是发疯。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了机会主义思想，毅然领导工农兵群众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历史证明，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纸老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和大战期间，绥靖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曾经跑出来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各国人民坚决反对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他们终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同样证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 我们认为，是不是在战略上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是纸老虎，这是一个如何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一切革命人民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革命、敢不敢于胜利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人民斗争前途和历史命运的大问题。在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都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今天，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首先应该有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信心、革命雄心、革命气概，否则，任何革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只有坚决反对一切投降主义和软弱无能的思想，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革命的远见和坚定性，才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以后，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腐朽、没落和外强中干的本质，也丝毫没有改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同斯特朗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正是在帝国主义有了原子武器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那次谈话中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并没有吓倒一切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都是在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从来都是要吃人的。不论它有大炮牙齿，有坦克牙齿，有火箭牙齿，有核牙齿，还是有现代科学技术所可能装备的任何牙齿，都改变不了它的腐朽、没落、纸老虎的本质。归根到底，核牙齿和任何牙齿，都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帝国主义的核牙齿和任何牙齿，最后终将同帝国主义一起，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 那些攻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点的人，显然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气质，变成了鼠目寸光、胆小如鼠的人。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帝国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吧！ （四）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还表现在和平共处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签订了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争取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绝不能设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争。更不能设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就是说，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结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谓“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并到所谓“自由世界”中去。铁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人，难道不应该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吗？难道不应该同铁托集团划清界线吗？ 至于所谓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更是绝顶荒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共同斗争，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争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争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镇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我们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是两类问题，不是一类问题。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问题，是要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的观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们说，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只“应当通过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们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统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统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则，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论调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说教究竟有什么差别？ 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引申到“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方面。他们说，“不同社会结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预”。这种说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绝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他们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们一起“共同干预”不发达地区。如果谁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谓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预，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继承人基赞加被拘禁了，许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继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请问那些现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预”的人们，难道你们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教训吗？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问事实真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诬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请问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领土要求和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军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领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吗？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他们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该自卫，而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试问，这种观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立场。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绝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提出五项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贯立场，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维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错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争。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诬蔑。＊
战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