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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之二） (1964.09.13)
本报讯　(1964.09.13) 本报讯 第一，你们当做日本共产党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规定，开始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的“论据”而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和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问题的文件。 在答复这个指责之前，必须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是怎样挑起来的？公开论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 在一九六○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粗暴地践踏这次会议的声明，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公开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甚至说什么“公开呼吁寻求一条克服已经发生的意见分歧的道路，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就意味着鼓励他们继续采取错误的反对列宁的行动”，企图使这种粗暴的做法正当化。在这以后，在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东欧和西欧的一系列党代表大会上，这种公开的攻击还扩大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你们指责的兄弟党答复这种指责，这在独立平等的党来说，是当然拥有的权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公开论战，就是这样引起的。这个重大的责任是在粗暴地破坏了莫斯科声明；单方面地发动了对兄弟党的公开攻击的你们方面。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历史事实。 而且，公开论战既然已经开始，我国的反动势力正在进行着广泛的宣传和诬蔑，以便利用这场论战进行新的攻击来反对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采取措施，自主地介绍论战所涉及的问题，使全体党员能够研究这些问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方式介绍这些文件，这始终是应当由我们党自主地决定的问题，外国的兄弟党领导方面根本无权提出要求。而且，应当对挑起目前的公开论战这件事情负责的你们，更是没有资格指责我们党，说什么对介绍论战文件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 根据上述基本前提，具体地逐一地研究一下你们的说法吧。 （１）你们首先借口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党的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登载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回答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进行的攻击的演说，而对我们进行了指责。 但是，因为正是你们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公然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这个问题因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党才不得不发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 以野坂主席为团长的、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党代表团，没有参加你们组织的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运动。这是因为你们的行径是违背莫斯科声明的。而且因为，如果我们不去亲自充分听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力求根据事实客观地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作出结论，那不是尊重真理的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按照你们的来信的说法，我们党似乎是只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党早在出版《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以前，就发表了包括谴责、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方面的部分在内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而且，就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里面，还登载了你们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三篇、支持你们观点的兄弟党领导人的发言和文章九篇，与此同时发表的是恩维尔·霍查同志答复你们的谴责的演说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的社论一篇。 根据我们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发表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赤旗报》社论，就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在资产阶级报刊和春日庄次郎一伙的文件根据已经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文件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利用这个问题来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和诬蔑我们党的今天，我们党作为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的政党，将会采取措施，譬如出版有关文件等等，以便党员和支持党的人士能够更加广泛地研究公开发表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文件。” 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专辑编者的按语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一九六二年春天，茹科夫同志来到日本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指责我们党。我们党的领导方面当时就曾经明确地说明了上述我们党的态度，拒绝了你们的无理要求。以后，一九六二年年底，ｋù＠①田同志路过莫斯科的时候，你们又提出同样的问题，ｋù＠①田同志再次说明了我们党的态度。 总之，你们是执意要求我们党只发表阐述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场和观点的文件以及支持你们的立场和观点的兄弟党领导方面的文件，千方百计地想要强迫我们党接受这个要求。你们以我们党发表了反对你们的立场和观点的兄弟党的文件为理由，指责我们党。但是，实事求是，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科学态度。不言而喻，这种科学态度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充分研究论战双方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党不参加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运动，而公开发表双方的文件以便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能够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这只能证明我们党忠实于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只能证明我们党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独立自主的态度。我国有句俗语说：“无理行得通，道理就无影无踪。”我们党过去坚决没有让自己屈服于你们的蛮横要求而不讲道理，今后也绝对不会那样做。 （２）你们接着说：“日共的报刊上，一贯不理睬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但是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凡是有系统地阅读过我们党的文件的人，都完全了解这种情况。 本来，我们党出版的报刊如何处理国际上争论中的问题，这是要由我们党自行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你们可以说东道西的问题。然而，你们自己在你们国内究竟是怎样处理国际上争论中的问题的呢？ 在苏联，如所周知，除了象公布过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种极少的例外情况之外，只发表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和同意这种观点的兄弟党的观点。而且，你们甚至在引用论战对方的观点的时候，也几乎总是歪曲对方的论点。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就是从两党举行会谈的时候来看，在那很久以前就已经不登载日本共产党的决议和声明了。我们党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章，才真正是长期被你们“一贯不理睬”。不仅如此，你们不是甚至阻挠旅居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员阅读我们党机关报《赤旗报》，有时还扣押登载了使你们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报纸吗？最近你们不是禁止通过书店供应一般读者的《赤旗报》进口吗？你们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报纸，而是对兄弟党的报纸，采取了这种做法。 因此，不了解日本共产党文件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一般公民，也许会相信你们所谓日本共产党领导方面“‘一贯不理睬’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言论”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但是，在日本了解我们党广泛地介绍了国际论战文件的情况的许多人，听到你们这种极端无理的说法，只有感到惊讶而已。 你们抱怨说什么《赤旗报》只登载苏联共产党文章的摘要，说什么发表的时间太晚。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赤旗报》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立即全文登载你们发表的文章。何况是自己一贯不提我们党的决议和重要文章的你们，更是根本没有权利要求我们党这样做。 不过，尽管你们很久以来就已经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而我们迄今为止，却通过《赤旗报》、《世界政治资料》等报刊，总的说来广泛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问题的观点。让我们举几个简单的教字：仅以《赤旗报》报道你们的文章、你们的观点和立场的消息来说，一九六二年一年之间就登载了二百四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条；一九六三年一年之间登载了二百五十九条，平均每月二十一条。此外，《世界政治资料》一九六二年转载过你们的文章、声明和演说等七十五篇，一九六三年也转载了六十八篇。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明显地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行动以后，特别是在对我们党开始公开攻击以后，我们在处理你们的文章和消息的时候，一直采取了当然应该采取的批判态度。但是，这方面的责任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你们。尽管如此，在《世界政治资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主要问题》中，我们仍然有系统地介绍了你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是因为我们从教育党员方面考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 （３）你们还从我们党在《世界政治资料》等报刊中转载的兄弟党文章中，找出“分裂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修正主义者”等等字眼，就作出武断的结论说：“日共领导中却有人正是认为可以在党的刊物上对苏共领导人进行这种粗暴的侮辱”。 但是，我们党出版的报刊转载的兄弟党文件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是怎样说的，和我们党关于它是怎样说的，这分明是两回事。这是不值得加以解释的非常明显的事情。你们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给其他兄弟党打上烙印，说什么“打算为取得从帝国主义领取施舍的权利而铺平道路”，什么“沾满鲜血的暴行”，什么“新托洛茨基分子”，什么“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好战分子”。我们党出版的报刊，也照样转载了苏联共产党使用了这种语言的报告和文章，可是我们党并没有因此而接到被你们痛骂的兄弟党的抗议。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论战的内容就包含有这种指责的语言，所以借口包含有这种指责的语言而攻击转载者，显然是不恰当的。 你们关于这一点却在信中反问说：“如果在苏共报纸上把日共领导人称为‘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修正主义者’，他们将作何反应？”但是你们在这同一封信中，就对我们党进行种种辱骂，说什么“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违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主张热核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应声虫”，甚至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这封信。这种攻击方式，是你们迄今为止反复使用的老一套手法。你们一面甚至要求我们党“停止”转载那些反驳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可是自己却又对我们党公然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诬蔑性的指责。你们的这种做法，完全不顾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独立平等的权利这件事，为自己要求特权地位。 （４）你们还借口《世界政治资料》介绍了巴西、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等国的“分裂主义者”的文件，攻击我们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刊载了双方的文件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党发生分裂，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战有关，我们有必要根据事实，充分加以研究。 你们甚至责备国际资料杂志《世界政治资料》同时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党原有领导方面的观点和分离出来的党的领导方面的观点。但是，你们对于我们党，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你们唆使志贺和铃木等人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真理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长篇累牍地介绍受到我们党正式开除党籍处分的他们的声明和报纸，公开加以支持，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包括决定对志贺和铃木等人实行处分的八中全会决议在内的文件，却完全不予理睬，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竟然敢于干出这种勾当，就更没有资格来对我们党提出抗议了。 就象我们在前面所详细地看到的那样，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文件的介绍问题所作的指责，归根结底，就是要求我们党只发表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和支持它的观点的兄弟党领导方面的文件，而不要发表因受到你们攻击而进行反驳的其他兄弟党领导方面的一切文件，你们自己首先违反莫斯科声明，攻击一系列的兄弟党，挑起公开论战，同时还要求其他兄弟党只发表公开论战的一方的文件，这种做法，就是要求其他兄弟党毫无批判地追随你们走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道路，这也就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毫不相容的大国主义态度。为了使这种无理要求“合理化”，你们断言，反驳了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观点的兄弟党文件里面“没有一点点真理”，这些文件“更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属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内进行论战的文件”；你们甚至还说，日本共产党的报刊转载这样的文件——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反苏诽谤性文章”——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 根据这种断定和说法，能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一切言行，总之都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公开指责和攻击其他兄弟党不算是违背莫斯科声明，而其他兄弟党加以反驳就是蹂躏莫斯科声明；就连我们党的报刊转载其他兄弟党回答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指责的文件，也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准则的”。这就是说，只要同苏联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立场、观点不一致，就是“没有一点点真理”，就是违背莫斯科声明。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思想。造成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状态的最大原因，正是你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以及从这种思想出发明目张胆地发动的、对兄弟党的粗暴干涉和攻击。 第二，你们大肆批评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采取独立自主的批判态度，把这个行动作为我们党的所谓“反苏态度”的又一个证据。在你们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日共某些领导人不止于别有用心地转载中国的和其他人的反苏材料，最近还积极附和了猖狂攻击苏共的人。自从日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声明怀疑苏联政府签订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图的正确性和真诚性以来，日共领导就不断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 在莫斯科日苏两党会谈上，你们又抓住我们党的政治局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发表的声明，指责了我们党。政治局的这项声明，即《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是表明我们党对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态度的。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声明揭露了签订这个条约的美帝国主义的意图，同时，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目前存在着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的情况，为了争取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表示反对把支持或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决议强加给世界大会。但是，根据你们的说法，这个声明是公开地践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准则的。你们甚至作出极端的论断说，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这项声明，事先没有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协商，就攻击了苏联的政策，因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党内问题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践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的原则。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我们要另作一项，对你们为自己辩解的借口进行详细的反驳。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要指出，你们偷梁换柱地转移问题而把责任推给我们党这样一件重要的事实。 根据你们的说法，似乎是由于我们党没有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结果日苏两党间的关系就恶化了。但是，这也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完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见解，是颠倒黑白的武断。 众所周知，历史的经过是这样的： 你们在去年七月事先没有向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作任何说明，就突然地赞成了你们自己过去在原则上一直反对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还硬要其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接受这个条约，并且开始攻击不接受这个条约的人。正是你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的这个大转弯，成了助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不团结的新的、重大的因素，成了使你们党和我们党的关系恶化的直接的原因。 我们党分析了以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中心的情况，自主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做法，丝毫没有违反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因为正如我们党的七中全会的决议所明确地指出的那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第一，既然是“采取要求各国政府都参加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日本政府也采取了支持和签署的态度”，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国际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国内问题”；第二，既然美国政府是“条约的当事者之一”，那么，这个条约对日本人民来说，就是关系到对日本人民直接斗争对象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问题；第三，既然“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都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正在把这个问题作为‘考验的工具’来分裂群众运动”，那么，在同群众运动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当中，对这个问题也不能搁置不问。七中全会的决议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当然从希望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和各民族的解放、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保卫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立场出发，对于这个问题一直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党的责任和义务”。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就象这样，不仅对我们党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各国兄弟党来说，也会给它们带来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你们却不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进行任何商谈，就片面地改变了直至当时为止大家一直公认的路线，来一个大转弯，签订了这个条约。你们以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自由为借口，企图使这件事情“合理化”，进而说不同意签订这个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攻击了苏联，而对它们进行恶意的指责。在这封信里，你们也把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行动，看作是“积极地和拼命地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人们同流合污”的标志。不过，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你们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变为赞成这个条约，这又是什么标志呢？这等于是同曾经从正面反对苏联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积极地同流合污”。 而且，我们党虽然知道，苏联政府放弃一向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方针转而参加这项条约这个大转弯包含着决不能忽略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使群众理解局势的实质的工作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我们党从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立场出发，一直避免对于你们负全部责任的苏联政府的态度，提出直接的批评。 但是，尽管我们党作了这样慎重的照顾，正如在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发表了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广岛的呼声》，公然指名谴责我们党，你们就是采取这样一些做法，为了硬要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一直加紧进行无理的攻击和干涉。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先使日苏两党间的关系恶化了，反而搬出八月三日我们党的政治局的声明《必须举起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旗帜，维护统一》来，把你们应该负的、使两党关系恶化的重大责任推给我们党。我们必须说，这是在忠诚老实的共产党人中间不能容许的态度。 第三，你们把谴责的矛头指向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赤旗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说什么“在这篇彻头彻尾伪造的文章中，对已经经过报纸横加歪曲的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进行了批评”。 但是，这篇文章从维护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个立场出发，批判了围绕着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评价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人中间出现的修正主义观点——“美帝国主义两翼分化论”和“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之类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阐明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如果你们说你们反对这一篇文章的内容，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毫无论据地发出什么“彻头彻尾伪造的文章”之类的谩骂，而应该堂堂正正地从理论上来反驳。这种谩骂不仅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在理论上有道理，而且只能意味着你们自己的不光采而已：你们不想认真地从理论上、政治上来进行讨论，而不惜只用谩骂和污蔑来代替这种认真的讨论。用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谴责来谩骂和威吓，这对我们日本共产党来说，是行不通的。 总之，你们是反对我们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争论中的原则问题，独立自主地、积极地发表意见，反对我们党从理论上对各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我们党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指责。 第四，你们提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即在日本禁止散发苏联的文件”这一点来大做文章。其实，我们只是通知过苏联大使馆，要它停止随便向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寄送指责其它兄弟党的文件。如果我们党把我们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件的俄文译本，不经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同意，就散发给苏联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那么，你们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只要想到这一点，你们也就一定会察觉到你们自己的错误了。 你们说，有一个日本共产党东京都委员会的部长曾经向日苏协会的活动家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散发苏联的宣传资料，而散发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你们是根据什么情报这样说的呢？这是非要向你们请教不可的。你们又根据东京都委员会的《斗争时报》的材料，似乎把事情说成是“日苏协会是反党分子的最后的堡垒”，并对此表示不满。反党分子把日苏协会东京都联合会作为据点，想搞反党活动，这是事实。日本共产党员对反党活动进行斗争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份《斗争时报》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争取“发展友好运动来巩固日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你们说，好象我们党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了。情况恰恰相反。正是你们自己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带进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关系中去的。第一，你们为了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策划，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日苏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很明显的。你们所进行的策划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到九月间，以长岛又男为团长的日苏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你们就对他施加了各种压力，要他在苏日协会方面预先准备好的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联合声明上签名。对日苏协会给长岛团长的信件，你们甚至非法地采取了启封检查的反常的措施。你们对紧接着访问苏联的日苏协会青年代表团，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接着，在苏日协会给日苏协会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的信件上，你们反复地要求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时，你们还把这些信件直接寄送到全国的县联合会、分会和会员个人等等。第二，你们还把同日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完全没有关系的、谴责别的兄弟党的文件，拿到日苏协会去。对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认为你们可能是把日苏协会当作苏日协会在日本的支部，此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且，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你们以前所采取的对日苏协会的态度，也显然是矛盾的。例如，当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恢复核试验时，日苏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日本社会党员的常务理事的提议，决定采取这种态度，即积极地解释苏联政府不得不恢复核试验的理由。那时候你们表明的态度是：日苏协会不应该同这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发生关系。即使从你们自己以前说过的这种准则看来，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硬要日苏协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或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带到日苏协会中去，都是不正确的。 日苏协会就苏日协会“要求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作了研究，其结果是根据常任理事会全体一致的表决，在今年二月八日对苏日协会发出了复文。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在它的复文中，通知说因为日苏协会是“不同思想信仰的各界各阶层的人士组成的，以促进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目的的群众组织”，所以对于你们提出的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日苏协会决定“不表明本协会的态度，是最为妥当的”。与此同时，另外还附加了一封信，在信中把有关在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所有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指出“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种政治问题上，一方对他方要求拿出作为协会自己的统一观点来，这对双方的协会都决不会是有利的”。日苏协会采取的这种态度，从日苏协会这个组织的性质、目的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 如上所述，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正是你们自己在日苏协会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背离了有关日苏协会及苏日协会的正当合理的准则。你们的这种做法，使日苏协会的工作陷于困难，允许了反党分子及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如果你们停止这种做法，那么即使日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有意见的分歧，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也是能够保持团结的。 你们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领导机构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而举出的事例，尽如上述。正如我们根据事实已经作了驳斥那样，你们所谓我们党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规定，恶化了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与事实不符的胡说。这种胡说，不过是你们为了掩盖你们恶化了日苏两党间的关系的真正原因而硬想出来的口实而已。正如最近两党关系史以事实表明出来的那样，恰恰是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和干涉，才是在我们两党的关系上发生了“不好的现象”的最有决定性的原因，其责任也应该全部由你们来承担。 去年七月，你们完全放弃了你们过去的立场，和美英两国政府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党对你们党这种无原则的大转弯，不能毫无批判地跟着你们走。自从这个情况明确了以后，你们党对我们党的无理攻击及干涉，就特别激烈了。我们在这里，从许多事实中，举出迄至两党会谈为止的特别主要的几点。 （１）首先不得不举出的是，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事件上，你们同那些为了攻击我们党，分裂并破坏群众运动而进行活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互相提携，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破坏我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的统一。 这几年来，社会党及总评的一部分右翼领导人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方面拿“分裂”来吓唬人，一方面却把回避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方针，强加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并为此而拚命活动，这也是你们十分清楚的。事实上，在前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们的代表团同占有压倒多数的日本代表及外国代表团站在一边，同这个分裂阴谋进行斗争，共同坚守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正确的路线。 去年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又面临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一伙的同样的分裂阴谋活动。可是，为出席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访问日本的、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对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并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相反地，却同这些分裂主义者互通声气，进行了不利于世界大会的统一团结的活动。这就是说，苏联代表团主张把这个大会不作为世界大会而作为日本大会，鼓励原来就有这种企图的一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阴谋活动，而且，甚至同被我们党开除的、担当一部分分裂阴谋活动的前野良和胜部元等反党修正主义者进行了秘密会谈。 以茹科夫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想把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强加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但是没有得逞。大会闭幕后，当茹科夫同志访问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时，我们党的野坂主席提到我们和你们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并建议在即将举行的两党会议上进行讨论。茹科夫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可是茹科夫同志就在那时起两个星期后，在八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广岛的呼声》的文章，以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没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为理由，批评了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这届大会的决议却是他自己所同意的，同时他指名公开攻击我们党，另外又以所谓支持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表明了对分裂主义者们的“分裂”集会要积极地予以评价的态度。 接着，这些分裂主义者们，为了建立分裂组织以对抗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行了“关西和平大会”（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日本大会”（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等分裂集会，这时，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等明明十二分清楚地知道这是沿着分裂主义的路线而召开的大会，却也发出了支持这些大会的通电。这些行动是在阴谋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上，企图进行国际合作，这在今天，不论让谁来看，都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了。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你们为了使自己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上，同分裂主义者合作、攻击我们党的这种扰乱活动合法化，竟然粗暴地开始窜改你们本来也承担着部分责任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例如，在苏联代表团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进行这种活动之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以前担任《真理报》特派记者的拉蒂谢夫同志的《广岛在呼吁保卫和平的斗争》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上一年的一九六二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把情况描述成好象是中国代表的“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这篇文章还替那些从第八届世界大会分离出来的、而且甚至企图想用暴力破坏这次大会的反共分裂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开脱，这就起了鼓励他们进行分裂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阴谋活动的作用。 拉蒂谢夫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其所以造成和平保卫者们在去年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不得不进行论战的一些困难情况和意见的对立，是由于中国代表们在所谓为和平而斗争这样最迫切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不合逻辑的态度。中国代表者们按照分裂路线，在大会上，一心一意地努力使亚非各国的许多代表团和其他所有代表团对立起来……” 拉蒂谢夫同志在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曾以《真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驻在日本，他应该亲眼看到当时要求对苏联的核试验提出抗议而使大会陷于混乱的，是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总评的右翼领导人所指挥的一小撮日本的分裂主义者。 因为使这次大会陷于混乱的是日本的分裂主义者，这是客观地观察事态的任何人也都不能否定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以米丁同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也在大会闭幕后，发表了声明。苏联代表团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 “社会党与总评的领导机构在世界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说大会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一部分外国代表施加了压力的缘故，我们对声明的这种说法也必须讲一句话。这是歪曲事实的。外国代表为了克服大会的混乱，曾表示了准备合作。正如大会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大部分外国代表团的见解是和日本的和平活动家在大会上所代表的占有压倒多数代表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从苏联代表团的这个声明，和一年后以拉蒂谢夫同志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简直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你们对这究竟作何解释呢？这件事证明，你们为了攻击我们党和中国同志们，又为了以所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理由来鼓励分裂主义者，甚至竟敢不惜窜改历史事实。 （２）你们还直接地对我们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内部干涉和扰乱活动。＊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