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 日本经济发达的文化溯源(1986.10.12)
程伟札　(1986.10.12)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竟如此迅速，使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从经济上研究它的成功之道，也有人从文化和宗教等角度探讨其奥秘。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 东西合璧的日本“儒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具有三大特征。 “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 西方经济学家历来倾向于把资本看成资金、设备、原材料和技术，而人仅是一些可以调换的零部件，因此企业中的工人与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是隔绝的。与此相反，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这在日本的儒家传统中也有很深的根基。十六世纪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武田信玄曾提出这样的著名口号：“人民就是堡垒，人民就是城墙，人民就是壕沟。”他信守的关于得不到普遍支持就不作决定的“意见一致”原则，至今仍被日本的企业领导者奉为优秀的经营管理艺术。 由于日本人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把企业公司视为一个“人”的社团的职能组织，而不仅仅是完成某种经济职能的操作工具，因此，他们强调委托而不强调合同，强调培训而不强调频繁的招雇和解雇。“请多关照”这句口头禅就很能反映这种“社团意识”。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这样比较过日美经营管理方式的差别：美国的制度象是一列由两三台强力机车牵引但车厢本身没有动力的火车；而日本的制度则象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人们有自己的动力，能一道前进。 “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所熏陶的企业公司是一个强化了的温室社会。处身其间的个人，逐步被培养起类似于家族意识的社团意识，具有克己、忠诚、服务、合作及效忠精神，愿把自己与公司结合起来。企业的声誉与金钱报酬显得同等重要，大多数人能为企业利益和个人的尊严而努力工作，甚至最低层的雇员也具有一种“积极参与”意识和公司同仁之感。而在美国，人们对这种通力合作的精神则无法理解。难怪吉布尼感慨系之：“就个人而论，世界第一流的经理人员仍在美国。然而，从企业社会的整体来看，日本人已经略胜我们一筹了。” “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 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既是激烈竞争的产物，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认真合作与和谐一致的因素。儒家学说本来就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它强调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人的内部和谐同他周围世界的外部和谐协调的观念，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也一直是很强烈的。日本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大和”精神，加之儒家“和为贵”伦理学说的熏陶，以及由二次大战的战败国地位而激起的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了“和谐高于一切”的国民心态。 和谐高于一切的准则也有其严重缺陷，它可能在个人、特别是有才能的人们身上造成沉重的压力。取得表面和谐的代价可能很大，会使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损伤，个人感情遭到抑制，尊敬平庸的上司。这有可能造成事物的外貌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不祥的巨大距离。 “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观 十七世纪的日本禅宗长老铃木正三按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一种“佛教的商业道德”。他说：“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但是你永远不要享受利润。相反，你应该用你的利润去为别人做好事。” 十八世纪的儒家石田梅岩继承了铃木的思想，建立起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一个人必须清除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学会与他人思想感情一致，以求自我的和谐。他强烈感到把商人列为最低的社会等级是不公正的，把创造利润谴责为“贪婪”是错误的。他的“心学”与铃木正三的劳动道德观，为武士转变为企业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日本企业家的精神导师涩泽荣一信奉儒学。他经常把《论语》抄本带在身边，认为企业需要有强调相互关系的儒家思想，其目标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他曾预言，致力于研究和知识交流，确立长期规划以及社团的共同精神是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品质。日本企业对人的因素以及人与生产率的关系的重视，直接起源于涩泽。没有人比他更明确地相信，一个日本企业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永存于它的人员之中的劳动道德。晚年时，他在解释为什么企业要同儒家道德相结合时指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又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他们忘记了高产乃为善之道”。后来，这句话被认为是对现代日本劳动道德观的概括。 有人认为，“以人为中心”与资本，“和谐”与企业竞争，“为善”与利润，这些观念的结合，是日本经济发达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