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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之三） (1964.09.13)
本报讯　(1964.09.13) 本报讯 例如，在前文说到的当一九六三年日苏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苏联方面的同志们特别对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做工作，尽管他们知道按照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办事是党员的义务，却竭力想从日本共产党员那里引出违反党的方针的“个人意见”，也就是引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意见。一旦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你们竟然使用威胁的语调说：“如果你们采取那种态度，那么日苏协会就会分裂，而日本共产党也会分裂”。 还有，派到日本来的《消息报》特派记者契霍宁曾煽动我们党的党员说，“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契霍宁同志的这种煽动也罢，对日苏协会代表团中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威胁也罢，如果这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公开的破坏活动，又是什么呢？受到这些煽动和威胁的同志们，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当然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干涉及引诱。但是，并不因为你们的野心未能得逞，你们的具体执行这种煽动和威胁的人以及在背后指使这样做的人就能逃避其应负的责任。 另外，自从你们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变得剧烈以来，苏联大使馆就开始了对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及工会、民主团体、甚至对党员个人和活动家等，大量地不加区分地寄送指责其他兄弟党的文件。这种行为，根本没有把我们党的方针放在眼里，是想搞乱我们党的团结的、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的非法干涉，甚至是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带进我国的工会运动及民主运动中的无原则的行动。还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甚至出席了自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这一段时期中，在若干大学及地方上，以背叛我们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修正主义者等为中心的反党分子所组织的集会，并且就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问题作了讲演。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反党分子以攻击日本共产党、使党脱离群众为目的而组织的集会上演讲，这就等于是支援了他们的破坏我党的活动。 不仅如此，你们甚至开始阴谋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内，组织违反党的方针的反党小集团。你们于三月，一方面在莫斯科参加日苏两党会谈，一方面却通过苏联大使馆等为了在东京促进反党小集团活动，加强了和志贺等人的联系，这一切早已是隐瞒不了的事实了。 你们党的这种做法，是最粗暴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向我们党进行的无理攻击，是对我们党的内部问题进行的令人不能容许的干涉，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对你们党向我们党所进行的这种干涉及破坏活动提出正当的抗议时，你们认为这是要苏联大使馆及其他机关停止一切活动，或者是把它们置于日本共产党控制之下，从而拒绝了我们党的抗议。这就是说，你们正在想用苏联外交机关有进行活动的自由，或者有推行外交政策的自由之类的口实，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干涉及破坏活动合法化。但是，只要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了攻击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兄弟党，或者支援反党分子以及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而利用其外交机关，这种事情，随你拿出什么样的借口，也是不能言之成理的。你们经常把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似乎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却单单把从内部扰乱别国的兄弟党及别国的民主运动，算作例外，难道你们竟也认为这是属于你们党及国家的应有的权利吗？ （二） 现在，谈一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以前的经过和会谈内容的问题。你们的来信，在这一点上也歪曲事实，说我们在加紧搞分裂，而你们则为团结而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你们的来信，首先就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作了如下的叙述： “还在一九六三年二月，苏共中央就曾建议日共中央讨论我们两党关系中的迫切问题。日共中央在长期沉默并转载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章以后，终于同意同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另外，你们在七月十一日信中说：“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 根据这些信来看，似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负有一种义务，只要接到苏联共产党关于会谈的建议，就必须立刻把什么事都放下，跑到莫斯科去。所谓兄弟党间的会谈，必须是不论党的大小或新老，从彼此作为独立平等的党的观点出发，在尊重彼此的情况和立场的基础上召开的。我们党丝毫没有承担那种单方面的义务，只要你们提出会谈的建议，就必须立刻到莫斯科去，如果你们无论如何都需要举行紧急会谈，也可以象我们党所提议的那样：你们可以到东京来。我们不能不指出，在你们的来信中，表现了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所不应有的大国主义的态度。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你们在口头上说“在兄弟党里面没有领导的党和被领导的党”，可是你们的言行很不一致。而且，按照你们的来信的说法，似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是“在我们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才去莫斯科，而且在这一年期间装出完全没有这回事的样子。然而，这完全是抹煞历史事实的胡说。关于这一期间的经过情形，在为了说明真相而发表的我们党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中，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 我们在三月六日的复信中，对两党会谈原则上表示赞成，并就我们不能立刻答复会谈时间等问题的原因，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国将在三月下旬到四月底的期间，举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也有联系，自由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加紧攻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取得一定的进展，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我们还预定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我们考虑到我们党所面临的上述紧急任务，准备在做完四月地方选举的总结以后，重新研究派我们党代表团去苏联的时间及其他问题，向你们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复。” 关于日苏两党会谈，我们接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旬。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这期间，你们突然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此开始向我们党发动了露骨的攻击和干涉。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要依据莫斯科声明的原则，通过内部协商来解决意见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十月二十二日答复你们十月十二日来信的复信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在这封复信中，再一次以同志式的态度把后来我们党的情况作了详尽说明，并且请你们派代表团来日本。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十月二十二日的复信中写道： “后来，形势转变，众议院选举肯定会在今年年底举行，于是我们党就延期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正以全部力量进行众议院选举的准备工作，这是你们所了解的。” “野坂主席在大选期间自不用说，就是在直到明年五、六月为止的国会开会期间，也不可能出国旅行。而且，宫本总书记的健康最近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不能胜任那种到莫斯科旅行的紧张的任务。 “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到：在上述情况下，从我们党的方面来说，派一个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然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们派你们的代表团到日本来，那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对此，你们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信中，虽然表示原则上赞成派遣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来日本，但又表示担心不能入境。因此，我们为了积极地促成会谈，就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的回信中，通知你们说，虽然不能派遣以野坂主席或宫本总书记为团长的代表团，但是正在研究派遣以其他人员组成的代表团的可能性。没有多久，我们就决定派遣以ｋù＠①田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 以上就是今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以前的经过情形。因此，你们说什么“提出了呼吁的一年以后，日共代表团才来到莫斯科进行会谈”，什么“长期沉默以后，终于同意同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这些说法不仅完全不顾这种历史经过，竟然抹煞事实，故意歪曲，而且也不是正确地尊重兄弟党关系所应遵循的平等原则的态度。而且，我们只能认为，你们对于正在日本复杂的形势下同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垄断资本不断进行着斗争的我们党的情况，完全没有加以重视。 你们还极力歪曲地描述了我们党代表团出席两党会谈的态度。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谈中，主要就已经在事前的来往信件中不断地交换过意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由此发生的干涉我们党的问题、关于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问题以及国际民主运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你们自己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的信中提议说：“希望就莫斯科条约的问题和两党所关心的其它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给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带来了新的困难，你们通过茹科夫同志的文章，向我们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你们对我们党进行了无理干涉，恶化了日苏两党的关系，助长了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谈中，首先提出上述问题，是非常合乎情理的。由于我们党的代表团是负有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使命而被派到莫斯科去的，所以它当然要首先力求按照原则解决目前两党间发生的具体问题。 我们党的代表团长，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开始会谈时就提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问题，留到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谈，或者留到以后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谈中谈，而在这次会谈中，希望主要就两党间目前发生的问题交换意见。苏联代表团当时并没有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然而，你们四月十八日的来信，却歪曲会谈的内容，说我们党的代表团完全拒绝讨论原则性问题。你们在这封信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苏共代表团从一开始以及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建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党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你们的代表团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日共代表团不是坦率地讨论原则性问题，而是把全部努力用于不顾事实地指责苏共‘干涉日共的内部事务’。” 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茹科夫同志公然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的问题、苏联大使馆人员和特派记者等人对我们党的破坏活动，以及其他一系列干涉我们党内部事务的事实，都是蹂躏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我们还可以指出后来你们进行的极其明显而且不能宽恕的活动，你们明目张胆地支持破坏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公然进行破坏日本共产党的活动的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你们难道能够说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原则性问题吗？当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和你们会谈的时候，你们秘密地加紧进行早在这以前就开始的同志贺等人的联系，并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党活动。这件事证明，我们党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特别重视你们干涉我们党的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妥当的。 我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是牵涉到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的具体问题。 关于国际民主运动问题，我们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显然也是原则问题。 你们把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成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许多的抱怨”，这表明，正是你们躲躲闪闪地不愿意按照原则来解决具体问题。按你们的说法，归根到底，唯苏联共产党领导之命是从就是有“原则性”，对它提出不同意见就是违反原则的“抱怨”。 还有，你们在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企图把我们党的代表团描绘成简直象是曾经“威胁”了你们似的。你们的来信说： “这种努力的真正用意从下面一点也已经暴露了出来：日共代表团提出这些要求时使用了最后通牒的形式，并威胁要断绝关系。 “ｋù＠①田里见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就声称：‘出现了双方断绝关系的危险性’。ｋù＠①田里见在最后一次会谈中说，‘现在我们之间连一致的气味也嗅不到，日共代表团断然拒绝签署关于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 我们一贯冷静地研究了你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件。你们的辩论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完全歪曲对方的论点，而且无中生有，然后加以“反驳”。你们描述这次日苏两党会谈中我们党代表团的发言，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手法。ｋù＠①田同志在第一次发言里，是从“我们对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的问题深深感到忧虑”这句话开始，用“我们希望能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以同志式的态度，冷静地进行会谈。我们准备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充分地倾听你们的意见，而且还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坦率地说明我们的想法”这句话结束的。 ｋù＠①田同志在代表团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继续不顾对方是独立、平等的党而采取行动，不仅无法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有使双方关系破裂的危险。”他还说：“为了解决我们和你们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不团结的问题，希望你们以谦虚的态度作出努力。” 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在最后一次发言中还说：“第一次发言时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次会谈是我们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会谈。现在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准备，今后仍然要花费时间，就两党之间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问题耐心地进行协商，以加强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 把你们描述的我们党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的态度和我们党的代表的实际发言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们是歪曲了事实真相。 关于我们党的代表团不赞成起草联合公报的原因，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已经说过，而且在七月十五日的复信中也写过，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出答复。 我们党的代表团所以不赞成发表联合公报，是由于：如果如实地公布会谈的内容，就会把分歧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如果发表与会谈内容不相符合的公报，结果就会欺骗世界和日本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而且，你们企图强迫我们接受那种内容同会谈的实际情况和你们的实际行动完全不相符合的联合公报草案，里面说什么满意地指出这次交换意见对于促进两党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志式的合作是有益的，什么苏联共产党在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方面遵守了列宁主义的准则，因此，我们才没有表示赞成。我们党的代表团所以对联合公报问题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正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两党应当在原则和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团结，然而你们把这说成是似乎我们不希望日苏两党团结，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妥当的。 你们在改善两党关系问题上采取的不诚实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你们对我们党代表团在三月会谈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你们蹂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的原则而对我们党内部事务进行了一系列干涉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上。如果真心愿意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回避的迫切的原则问题。但是，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你们在两党会谈中支吾其词，回避坦率地按照原则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例如，你们的代表团对于我们指出拉蒂谢夫同志的文章攻击中国代表团并为分裂主义者进行掩护一事没有回答一句话，一味地提出其他问题来混淆论点，并且颠倒黑白，否认事实，说什么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期间，苏联代表团团员没有一个人曾经同任何反党分子接触过，什么所谓苏方对日苏协会代表团施加压力等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罪名，又说什么没有收到关于契霍宁同志煽动反对我们党的反党活动的报告。而且，你们的代表团还强词夺理地说，在日本的苏联大使馆馆员有进行外交活动的自由，并且摆出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说，各兄弟党有义务经常帮助苏联的各种组织大量散发苏联的文件。你们的代表团甚至说，给分裂主义者的“和平大会”贺电是根据列宁关于必须参加“即使是属于反动性质的团体”的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的指示，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你们牵强附会地狡辩说，这是根据莫斯科声明，强调共产党要和社会党实行团结，最后甚至突然板起面孔来说什么茹科夫同志的文章中关于“一些日本共产党员的立场”的提法倒是太客气了。就是这样，你们的代表团根本不想承认你们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拿这些事情当做问题，只不过是搜集一些最小的、微不足道的“插曲”，来说些“抱怨话”而已。 然而，在两党会谈中，我们党的代表团所指出的你们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既不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也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因为，我们另外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关于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捣乱的事实。例如，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要求《赤旗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告诉他，我们党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有些什么意见分歧，并且嘱咐他绝对不要把这事报告我们党的领导人。以为在我们党的代表团里的领导同志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实在是可笑的推测。但是，重要的是，你们想勾引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进行背叛我们党的间谍活动，搜集便于你们离间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情报。 当然，我们党的《赤旗报》特派记者没有听从这个无理要求，他把事实报告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决不能忽视的、昭然若揭的破坏党的行为，向你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可是，你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对错误行为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怒气冲冲地向《赤旗报》特派记者说：“不是曾经嘱咐你保密吗！”这一切经过情形都表明，这个事件决不是那个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早在当时，你们就存心要扰乱我们的党。 你们在今年四月十八日的来信中，仍然继续采取那种回避解决问题的不诚实的态度。而且，你们这次提出完全违背事实的理由，作为回避这些问题的借口，说什么在三月的会谈中“苏共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对其中的每一个指责都作了详细的、有根据的回答，指出这些指责不是建立在对某些事实的偏颇的解释的基础上，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等等。你们在这封信中自夸地说什么“苏共中央一贯力求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即使是会给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微小的损失的最小误会与摩擦”，而实际上你们不但没有努力想消除所谓“最小摩擦”，反而竟然指责我们，说我们认真地想要消除由于你们的责任而产生的这些摩擦的努力是“最后通牒”。 你们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托词，规避你们对恶化日苏两党关系的重大责任——你们对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我们党，采用完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毫不相容的做法，不断非法地干涉内部事务的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还有，你们在你们已经单方面发表的这封信中，谈到了麦克阿瑟的镇压——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公职整肃令，使我们党中央处于地下状态的时期的、有关两党关系的各项问题。这种做法，不仅完全忽视了两党代表团决定不公布这次会谈内容的协议，而且完全破坏了在反动势力面前不能毫无戒备地谈论兄弟党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时期的不公开的问题这样一种兄弟党之间的信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所当然的准则。我们虽然不能同意你们就这个问题所谈的内容，但是，在这封公开发表的信里，就这个时期的这些问题深入地讨论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认为毫无必要在这里提出答复。 ×　　　　　　　　　×　　　　　　　　　　× 你们的来信还断定说，我们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中对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抱怨”，正是由下述事实产生的，这就是“近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开始公然背离了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并且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的代表团“想抹煞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正是你们，为了把根据原则，真诚而且具体地解决由我们提出的旨在改善日本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的各项问题这件事搞得“含糊不清”，所以才企图一下子把会谈扩大成为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论战的政策和理论的整个问题的讨论。而且，你们对我们党进行无理的攻击，说我们党已经陷于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路线，譬如，过低估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和平共处，等等。在这个时候，你们特别卖劲的是，以我们党的刊物转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为口实，作出“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路线有联系”的结论，并且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追随中国共产党，同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敌。 正象你们在这封来信中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把我们党看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而加以指责的那样，当你们对同你们意见不一致的兄弟党进行指责和攻击的时候，几乎可以说，你们经常是以那个兄弟党盲目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为借口的。你们始终一贯采用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日本的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报纸，都毫不例外地说日本共产党内有什么“中共派”和“苏联派”啦，有什么“苏联路线和中共路线的对立”啦，并且执拗地进行反共宣传，把我们党说成似乎是按照外国党的指示行事的政党。你们要求所有的兄弟党都无条件地追随你们的路线，一旦遭到拒绝，就断定这个兄弟党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的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这是要把全世界的兄弟党“划分”为苏联共产党的追随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归根到底，同诬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共宣传家们散布的论调，如出一辙。 我们党并不是一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而是一个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立场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战问题，也是根据同样的立场加以处理的。但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立场，决不是象所谓调和主义、中立主义和折衷主义那样的暧昧的立场。我们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对于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真理的人，一定要加以批判，明辨是非，这是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采取的态度。只要是同样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忠实于真理的党，那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当然就会一致。本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该是一致的。不言而喻，这和完全赞成某个特定的党或者完全反对某个特定的党的错误的盲从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你们把一直坚持这种立场的我们党，说成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党，乃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同时也表明，你们从蜕化的立场出发，已经不能客观地分析事态。 你们的发言，在这一点上包含了极其严重的内容。但是，正如ｋù＠①田同志在代表团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如果继续不顾对方是独立、ｋù＠①田同志在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我们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的有限的期间内，不可能详尽地研究你们的全部发言，因此，现在不作全面的答复，仅就其中的几点加以阐明，并向你们的代表团表示：“我们将把你们的发言内容，详尽地汇报给党的领导机构，以便在进一步充分研究了你们的论点以后，在两党代表团的下次会议上再来陈述我们党的意见。”而你们对于这一点也表示同意。 然而，你们在我们党代表团还没有回国以前，就背信弃义地说，“日本共产党拒绝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把你们在两党会谈中的发言内容拼凑起来而写成的四月十八日的长篇信件，突然送给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真象在来信中所说的，是以“兄弟般的合作和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继续交换意见，并且有诚意“使分歧逐步地克服”，那么，怎么能够在代表团还没有向我们党领导机构汇报以前，就硬把这封信件送来呢？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你们在送来这封信以后还不到两个半月，就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地发表了这封信。这就清楚地表明，这种做法是你们一开始就决定采取的行动，这封信唯一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改善我们党和你们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而在于企图在日本共产党员和人民面前，公开指责我们党的领导人，借以扰乱我们党的团结，离间领导机构和党员的关系，破坏日本人民对我们党的信任。 你们指责我们党“开始公然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在因为我们党没有不加批判地追随你们而感到愤怒的情况下进行的诬蔑和攻击而已。对于一直采取不追随任何党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立场、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并且同偏“左”和偏右的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的我们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无理攻击。这表明，你们企图用我们党的路线已经开始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线这种毫无道理的借口，来使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种种“干涉内部事务”，和指责和攻击“合法化”。不仅如此，而且必然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你们究竟是怎样理解宣言和声明的路线的？ 我们想从正确地捍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立场出发，就你们作为“日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改变了”的证据而提出的四个理论问题，对你们的批评进行必要的反驳。这四个理论问题是：一、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任务的问题；二、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三、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和平、战争和革命问题；四、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问题。 （三） 你们首先说：“毫无疑问，日共领导近来在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意义与作用、有关现时代的内容和主要矛盾问题上背弃了一九六○年声明中所表达的观点。”不能不感到惊讶的是，你们在原则性问题上，竟然用“毫无疑问”的字眼，以非常肯定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严重指责，但是，却只提出一些非常肤浅的、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加以反驳的论据，作为这种指责的根据。 你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党背离莫斯科声明的第一个论据，是说我们党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轻视了“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作用”。你们的信件说： “即使援引一下日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三年十月）的文件就够了。文件中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说成是现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只是顺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难道这种评价同一九六○年声明中提出的对现时代的著名阐述，即强调世界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体系的斗争，不是背道而驰吗？” 这种指责，不论在内容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都是非常粗暴的。因为，你们不想全面地评价成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路明灯的我们党的纲领、大会报告和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决议，只抽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分析了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的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势而作出的决议的一部分，而且有意识地加以歪曲地解释。 我们党的纲领，就现时代的内容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作了符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性规定的如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殖民主义体系正在迅速崩溃，从根本上动摇着帝国主义统治。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处在深刻的衰退和腐朽过程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而斗争的力量，已经成为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党的纲领的这个原则性观点，是包括你们提到的七中全会决议在内的我们党的一切决议和方针的前提，我们党的实践活动当然也是一贯站在发展这个基本观点的立场上的。 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在分析目前同世界人民对立的帝国主义阵营由于它的内部矛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而“从整个说来，正在削弱”的状态以后，就当前国际形势的概括性特点作了如下的规定： “就象这样，以国际形势来说，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削弱，民族解放斗争等各国人民斗争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发展，从全局来说，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我们党的纲领指出：‘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来说，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是一贯起作用的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如此，但是以当前的局面来说，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原则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加剧，这种不团结现象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给世界革命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斗争造成了复杂而困难的情况，对国际民主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最近国际形势的明显特点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一面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利用这种情况，一面戴上‘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欺骗各国人民，更加狡猾地推行着侵略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 “美帝国主义一面侈谈‘和平’与‘自由’，一面一贯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企图利用‘核战争讹诈’，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和统治。……”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不为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和平’伪装所欺骗，不为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所吓倒，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统一和团结，加强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和其它一切民主运动的正确的统一和团结，同美帝国主义在实际上推行着的统治、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 这个决议从一方的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阵营同另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和革命运动等等力量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出发，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重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为什么在你们的眼里，会把这个决议看成是“只是顺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的决议呢？ （１）你们所以指责这个七中全会决议，是不是因为，这个决议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没有指出象你们在信件中所强调的那样一些事实，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增加、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增长率，等等？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阵营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的发展和胜利，是创造有利于世界人民斗争的国际条件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如果你们是说，在分析国际形势的这样或那样的局面的时候，必须经常列入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的数字，而凡是没有指出这种数字的对形势的分析，都必须加以指责，说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那么，就必须说，这是一种眼光过于狭隘的想法。＊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