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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之五）(1964.09.13)
本报讯　(1964.09.13) 本报讯 “多年来，美国在三个核强国日内瓦谈判中力争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这是缔结完全停止核试验条约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次，关于曾经是现存条约的原案的美英联合建议的第二方案，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上述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又说过这样的话： “美英联合提出的第二次建议——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其目的显然是要牺牲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利益，单方面保持西方的军事优势。大家知道，美国一直长年累月在利用地下试验来改进核武器。假如一方面禁止在大气层内外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另一方面却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美国就可以束缚住苏联加强国防力量的双手，而改进自己的核武器，增加它的爆炸力和效果。” 就象上述那样，你们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从来就有的一致要求这种说法，是不折不扣地毫无真实之处的。 你们不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些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却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改变态度的不是苏联政府，作出让步、改变态度的是美帝国主义；并且在莫斯科两党会谈中提出这种惊人的说法，即：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苏联政府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们说：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因为当时核试验只是在大气层和水下进行，而没有在其他环境中进行的核试验，所以这项建议的目的只是禁止在大气层内和水下进行试验，可是一九六三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加上了第三种环境——宇宙空间。这样一来，你们就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在一九五六年，苏联政府就已经提出要签订同一九六三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相同的条约；而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反对，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却不得不表示赞成，以加上宇宙空间而多少扩大了的形式，采纳了苏联政府从前提出的建议。这种说法，我们只有把它叫作诡辩。在完全掩盖上述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为了使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取得地下试验合法化这个做法“言之成理”，甚至不惜搬出地下试验还没有成为大问题的时期的禁止核试验建议，这种欺骗手法是不可能掩盖问题的实质的。无论你们玩弄什么样的诡辩，都终究无法掩盖这个历史事实，即：你们是从一九五六年以后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变为一九六三年赞成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 而且，你们的来信，说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走向完全禁止核武器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的”；还说什么条约的中心问题是“是否还要继续用给人们造成威胁的放射性散落物毒化大气层。”这个问题，说莫斯科条约“结束这种威胁”，这样来美化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说什么我们党采取不支持这项条约的态度，是跟着“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他们准备牺牲所有这些人，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特殊的自私目的”的“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亦步亦趋的”，这样来责备我们。但是，你们越是热心地企图证明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做法原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好办法，你们就等于攻击苏联政府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象前面所充分叙述过的那样在五年间一贯采取的态度；等于控告全世界的整个和平、民主力量，说他们当时不该站在你们所谓“对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健康和性命的危险丝毫不感到不安”的不人道的立场上。你们越是强辩说，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中心问题好象就是防止放射性污染，你们就越陷于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处境，即：不得不把苏联政府在自动停止试验大约两年以后于一九六一年秋天首先重新进行试验的行动，说成是一种不顾放射性微粒对人类带来的危险而只顾达到苏联“特殊的自私目的”的行动。 你们自己在来信中，承认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即：尽管“由于试验，空气会被大量核裂变的产物所充满”，但是，因为“要么我们制造强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军事优势，要么帝国主义者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将企图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全世界。”“苏联不得已而进行试验的时期”。当时你们对于帝国主义者一面狂热地进行核备战，一面却只是伪善地提出放射性污染的危险问题，来谴责苏联进行核试验这种作法，进行了适当的反击。例如，赫鲁晓夫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 “有一个很恰当的谚语说：‘头已砍掉，哭头发干什么。’帝国主义先生们一方面准备让人们在战火中死亡，同时却大谈他们的健康。”（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演说） 总而言之，对于核试验问题，必须从它会促使还是会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这个根本问题，而不能仅仅从放射性污染这个问题来加以考察。正因为如此，我们尽管比你们更加切身而清楚地了解日本人民要求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的愿望，认为帝国主义的核试验和社会主义的核试验会给人们带来同样的放射性灾害，但是，我们重视这两种核试验的不同的阶级意义，就在一九六一年秋天苏联重新进行核试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仅仅考虑放射性灾害问题，而从争取解决防止核战争这个更加根本的任务这样一种立场出发，没有赞同对苏联的核试验提出抗议。但是，你们却在本国需要进行核试验的时候就说不应该只看到放射性灾害，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却又开始说放射性灾害才是中心问题。而且，你们还认为，对于你们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美国帝国主义采取核备战政策和核威胁政策这种实际的威胁，而要自己发展并且拥有供防御用的核武器的努力，可以用一切恶毒的词句加以谩骂。你们的上述说法，不过是根据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打算提出的歪道理，意思是说：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是为了和平的，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就只能散播放射性灾害和核战争的危险。你们的这种说法，归根到底只能起这样的一种作用，即：认为只有保持以美、苏为轴心的核垄断体制，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目前这种美、苏妥协，才是防止核战争的可靠的保证；阻止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加强防御力量的措施；助长美帝国主义永远保有核武器的野心，使它容易进行核威胁。 我们不能不说，你们关于放射性灾害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一种临时应付式的、昨天那样说、今天这样说、名副其实毫无原则的、缺乏一贯性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会助长美帝国主义要永久保有核武器的野心和它的核威胁，而且会转移全世界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防止战争这个根本问题，使他们陷于混乱。这种态度，使为了不让人类遭受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核战争的浩劫而进行斗争的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仅仅集中注意核试验和放射性灾害的问题；并且从防止放射性灾害这个简单的观点出发，把帝国主义的核试验和社会主义的核试验完全等量齐观，倒退到“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这种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以及基于第三种势力论的“中立主义”观点；归根到底将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削弱和平运动，有助于增加核战争的威胁。你们在改而采取赞成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以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同我国站在基于第三种势力论的“中立主义”立场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结在一起，竟然甚至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你们过去一直反对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这个口号，这件事情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情况。 围绕核武器问题的斗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是防止核战争和消除核战争的危机；问题现在是作为尖锐地对立的两条道路的较量和斗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就沿着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道路前进，朝着完全消除放射性污染和核战争危险这个方向迈进；要么就被引进部分禁止核试验这条欺骗性的道路，朝着以防止放射性污染为借口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这个方向后退。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一条道路；你们从前也选择过前一条道路。 可是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除了法国帝国主义等一些国家之外，都一致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你们把一百多个国家表示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件事，看作证明全世界人民欢迎这项条约的重要证据，而加以重视，但是，这件事只不过再一次肯定地说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过去一直希望签订的正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你们把我们党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在签字国当中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句话，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可是，我们党的代表团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考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数目的时候，当然不能不考虑在今天全世界的国家中，压倒的多数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附属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在一系列的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跟着美国或者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亦步亦趋。”事实上，签字国之一的日本的池田政府也是依附美帝国主义，表示赞成美英的建议，一向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驻联合国代表冈崎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的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说过如下的话，表示赞成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我们不能不注意他提出的论据同你们现在提出的论据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个事实。他说： “我们看一看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进展情况，就可以说，除了地下试验这一项之外，美英和苏联的观点大体上已经趋于一致了。禁止在地面进行试验，就可以使人类免于遭受放射性危险，有助于促进在其他方面禁止核试验以及解决裁军和其他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应当立刻设法达成为了上述目的的协议；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能达成这种协议的理由。 巴西在今年三月十六日举行的裁军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建议要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实行部分禁止工作。我们对巴西的这个行动表示敬意。 有人说，部分禁止试验，会使地下试验合法化。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部分禁止并不是最后的目标，而始终是向全面禁止的前进一步。我们应当努力首先实行可能实现的部分禁止工作，创造出良好的气氛，然后按次序达到最后的目标。”（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七日《朝日新闻》） 问题非常清楚。从前，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是一致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却以美国为首，一直主张部分禁止核试验。你们完全抹杀这一事实，硬说你们过去就一直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对的，这种做法虽然也许多少有助于一时迷惑那些不大了解情况的人，可是，对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估计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件工作却毫无用处，而且只能把问题搞乱，使你们的观点陷于矛盾之中。这种等于伪造历史的做法，我们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采取了。 问题的实质只在于一点。这就是：尽管至少截至一九六二年为止，在反对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态度上，你们和我们的意见曾经是一致的，可是，后来我们仍然认为采取同样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你们却把你们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没有同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兄弟党进行任何必要的事先磋商，就表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且进而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的不团结现象进一步趋于严重。你们是有这样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的，即：向全世界的民主力量说明这次改变的理由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可是，截至目前为止，你们却根本否认自己把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所采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个事实本身，用这个办法来一直竭力回避履行这个义务，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上，我们党的代表团也详细地举出上文援引过的赫鲁晓夫等同志从前说过的那些话，说明苏联政府目前采取的立场同从前采取的立场是根本互相矛盾的，但是，你们对于这一点却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象上述那样，采取一味歪曲历史的办法，来力图掩盖苏联政府改变方针这个事实。而且，在使用这种诡辩的伎俩来“否认”自己改变方针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又以继续采取你们以前坚持过的立场的人没有象你们那样简单地抛弃那种立场这一点为理由，肆意攻击那些人。非常清楚，即使我们暂时不谈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件工作本身，上述的态度也是完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该抱有的、最低限度的老实态度不相称的。 现在，我们想提出你们的第二种论据，即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关于核试验问题的提法这个论据来加以研究。 既然你们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不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提出的一贯要求，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当化”的说法，在历史事实的面前站不住脚了；既然你们从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立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改而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显然，现在就只有这第二种论据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了。你们在没有坦率地承认苏联政府改变方针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第二种论据。我们认为，你们虽然是转弯抹角地，却也总算事实上试图说明自己改变方针的理由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正象上文指出过的那样，如果你们要前后一贯地坚持你们的观点，那就不能罗列这样互相矛盾的两种论据。我们在这里希望你们再一次明确地就下述一点答复我们：你们究竟在这两个立场，即一向就认为应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立场，和认为由于最近情况有了变化因而应当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这个立场，在这两个立场当中，你们站在哪一方面呢？ 你们的来信，正象上文也援引过的那样，在谈到苏联的核试验问题的时候认为：在过去，尽管会产生放射性污染，可是，“要么我们制造强大的核武器并以此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军事优势，要么帝国主义者保持自己的优势并将企图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世界”，可是，“现在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你们这样说： “由于苏联人民的紧张努力，创造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就要以新的方式来提出关于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继续这种试验只能助长核军备竞赛。而禁止试验并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能力，因为苏联核威力的基础完全不是靠地下试验的帮助制造的几种核武器，而恰好是那些优势在苏联方面的各种核武器。 “勿庸置疑，莫斯科条约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手脚，其中包括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力求掌握核武器的手脚。” 但是，你们关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的解释，决不能使你们的下述说法“言之成理”，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从帝国主义者欺骗政策的工具变成了束缚着帝国主义的和平工具。相反地，我们不能不说：你们的这种解释，暴露了你们在观察世界形势方面，在好些地方抱有根本错误的观点。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里即使提出什么“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也是无法言之成理地说明事态的。这是因为，按照你们的论据，美帝国主义已经自己承认在核武器竞赛中输了，已经不想去努力发展具有更大威力的核武器，而亲自建议要签订一项使那种对自己不利的力量对比固定下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亲自签署了这项条约。这一点，是完全不符合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围绕它的核备战活动的一切实际情况的。 此外，如果那就是你们改变态度的真正的理由，那么，你们就是犯了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的更重大错误。 第一，最严重的问题是，你们在这里犯了核武器万能论的错误，即认为苏联拥有比美国威力更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因此“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从上述的错误又引出下述那种使人糊涂的对目前情况的认识，即所谓“帝国主义者已经失掉了实行‘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这些说法，并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当前的政策作了错误的判断这种估计上的错误。这些说法，表明你们认为世界的形势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和全世界人民力量的对比，而是由于核武器的优劣而发生根本变化的；还表明你们认为目前的帝国主义者已经失掉了推行“实力政策”即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基础，从物质基础说来已经很自然地不得不采取和平共处政策了；并且表明你们认为事实上帝国主义的好战、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本性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观点清楚地说明，你们已经非常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正象我们可以从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改变为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灵活反应战略”，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改变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遏制中国”政策这些情况中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对比，是会影响帝国主义实施“实力政策”的具体形式和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说由于苏联在核战争力量方面已经占了优势，“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就失掉了，或者说军事力量的对比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生变化，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实力政策”，那么，归根到底都会陷于取消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的“均势”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帝国主义“变质”论和帝国主义美化论的错误。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肯定地背离和违反莫斯科声明的说法；《莫斯科声明》曾经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就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美帝国主义的“加剧冷战的方针”，取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肯定的意见，并且呼吁大家为了和平而进行斗争。你们的那些观点实际上篡改并且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印度支那方面的局势正在发展成为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的战争。正象那方面的局势进一步清楚地告诉了全世界人民那样，美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行动都表明：即使是在所谓苏联拥有“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也越来越残暴地实行实力政策，并且一面使它的战略适应各个时期军事上、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一面越来越大规模地推行核备战和核威胁的政策。日本现在正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半占领之下，在冲绳岛变成核导弹基地以后，又被迫让可以装载氢弹的Ｆ—１０５Ｄ型飞机进驻日本本部，港口让核潜艇“停泊”，并且用核武器来装备自卫队。同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日本，把日本作为它实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的据点；日本已经成了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基地。就在这样的日本，正在英勇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政策的日本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危险的、过低估计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观点。假如我们也去说你们说的那些话，我们党就会在日本人民中间陷于孤立，成为笑柄。如果美帝国主义听到共产党人说帝国主义已经失掉了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质基础，也一定会捧腹大笑。而且，假如你们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项新政策的基础，就是所谓帝国主义实力政策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武断的对形势的判断的话，那么，那样一种政策，就只能在实际上用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观点来美化美帝国主义，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实力政策，并且使世界和平遭到威胁。 第二，你们把目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问题简单化为核战争，而且仅仅把它简单化为使用大型核武器的战争。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变成了泰勒的所谓“灵活反应战略”，不仅重视大规模地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工作，而且特别重视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正在飞快地加强并且扩大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即使可以认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这些情况的美帝国主义，目前不得不考虑如果发动使用大型核武器的全面核战争，自己也有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危险，但是，假如说使用小型核武器或者常规核武器的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危险也正在逐步消失的话，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对美国帝国主义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熟视无睹，使每天都在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民解除武装。 第三，你们极端低估了美帝国主义的地下核试验问题。你们的来信，在另一个地方说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没有同意禁止地下试验的主要理由是它们仍然企图“以对这些爆炸进行监督做幌子强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它们的间谍活动。”但是，美帝国主义所以坚持继续进行需要大量资金的地下试验，并且使它合法化，其目的决不仅仅是要实现对苏联的间谍性的监督。正如一九六四年初发表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年报”以及今年四月二十日发表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送交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关于地下核试验的报告”所公然承认的那样，美国不断举行的地下核试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已经超过二十八次；自从一九六一年九月重新进行试验以来，全部已经超过一百次。在这项地下核试验计划中，特别是为了在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有限战争时使用的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工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如此，而且这项计划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改进和发展包括大型核武器在内的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实验截击用的导弹，发展和试验中子炸弹，等等。总而言之，是要试验为进行核备战和核威胁所需的核武器。这些事情，你们是不会不知道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美国地下核试验的规模和目标，却采取这样的态度，即：苏联的核战争力量的核心是一亿吨级的核武器等等，而不是“靠地下试验的帮助制造的几种核武器”，所以，不管美国要通过地下试验制造什么样的核武器，都不必担心。你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以美、苏之间的“和平”代替世界的和平，认为只要在美、苏之间不发生核战争，那么，不管美国为了在其它地区使用、发展、制造和贮存什么样的小型核武器，不管它对苏联以外的国家推行什么样的核备战和核威胁的政策，那都是同世界和平的大局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使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核武器工作发生困难，并且一面用核包围网来包围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相互抑制”，一面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来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所以，我们对于在你们来信中看到的那种态度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性，不能不真正感到忧虑。 第四，你们硬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把“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包括在内，“束缚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但是，这种说法也陷于毫无根据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你们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想逃避或者破坏这个条约的企图”，把这项条约描绘成一项把帝国主义者的双手束缚起来，以致帝国主义者总是想加以破坏的条约。但是，对于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积极逃避或者破坏自己建议并且实现了签订的这项条约的任务一点必要。相反地，他们正在全面地利用这项条约第一条第一项中关于把禁止核试验范围局限于大气层内、包括宇宙空间的大气层外以及水下的规定，来合法地、明目张胆地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而且，在对其它国家的关系上，这项条约仅仅禁止“刺激、鼓励”其它国家试验核武器以及“参加”试验工作（第一条第二项），所以，他们大可以推进西德帝国主义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的核武装化工作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核武装计划，而一点也不违反这项条约的规定。他们在有必要进行大气层内试验的时候，就可以行使第四条规定的合法权利，片面认为“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事件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只需要在三个月以前预先发出通知，就可以退出条约。事实上美国政府领导集团已经公开表明过这样一项方针，即：假如社会主义的中国采取针对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性的措施，那么，美国就要以这件事为理由合法地退出这项条约。帝国主义者究竟为了什么而要逃避这项条约，或者破坏这项条约呢？这项条约决没有把整个帝国主义世界束缚起来。这项条约尤其没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加以任何一点的限制。相反地，美帝国主义正在企图依靠这项条约，来取得对于苏联的“核优势”，并且把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不让它们加强防御力量。 正象上述那样，你们企图以所谓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点作为理由来美化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做法，只能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做法的危险性，而决不能使你们后来改变态度并且进而赞成美、英方面的建议这个行为正当化。事情的真相只是这样的，即：尽管帝国主义并没有作出任何本质上的让步，你们却放弃了过去采取的正确态度，不惜对帝国主义者作出不该作的让步，并且同它们进行不该进行的妥协。 我们在上文对你们那两种论据所作的考察，清楚地表明：拥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半以上人口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项条约上签字；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一系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支持这项条约，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把你们所抛弃的、正确的立场坚持到底，因而正在对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贡献。 你们只是对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一的古巴政府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对待古巴政府未能签署条约的特殊情况，不过，古巴政府仍然欢迎在三个领域内停止核试验，认为这是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 古巴政府之所以虽然“欢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没有在这项条约上签字的“特殊情况”，正如卡斯特罗同志在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所清楚地说过的那样，是因为古巴目前正在对美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威胁进行斗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知道怎样成为他们的敌人”。但是，这只是古巴的“特殊情况”吗？不是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的所有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特殊情况”，而且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也是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威胁的一切民族和人民所共有的情况。你们假如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来对待使古巴政府没有签字的“特殊情况”，那么，你们当然也应该怀着尊敬和谅解的心情，来对待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正在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处于不该在这项条约上签字、不该支持这项条约的共同情况这个事实。此外，这种“特殊情况”，是一切想忠实地遵循莫斯科声明中“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共有的情况；为了使你们在来信中所说的“在动员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这句话不致于变成临时应付的空话，你们就必须怀着遗憾的心情来对待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即：你们的党本来也是不应该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你们领导的政府也不应该在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的。假如你们不了解这一点，而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敌来进行斗争这种行动，是与自己无关的、只是古巴人民和政府才有的、例外的“特殊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你们已经终于开始不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来看待了；在对美帝国主义要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原则问题上，你们“公然背离了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协议的方针”了。 但是，你们不仅不对自己背离莫斯科声明的路线的行为进行反省，相反，却对真正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斗争，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坚持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采取批评态度的我们党，集中火力进行充满恶意的攻击，说什么我们抛弃了莫斯科声明的路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诬蔑。 另外，你们的信，甚至一面用骗人的手法，引用我们在评论员文章《最近的文学状态和党的任务》（三月五日《赤旗报》）一文中指出反党分子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塞进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来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地方，嘲笑我们党，一面谴责我们党，说什么我们自己选择了脱离人民的道路。我们党在从池田内阁、自由民主党、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到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演出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大合唱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采取了批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并且一直展开斗争，拒绝了各种试图使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离开唯一正确路线的做法。而你们却说什么：“日共领导人自己在孤立自己的党，顽固地攻击莫斯科条约，从而为右翼力量反对它的斗争提供了方便。……而日共不可避免地在丧失这一资本。” 而且，来信还说什么：如果日本共产党“不站在反对莫斯科条约的立场，而摆出事实的本来面貌”，就是说，如果指出“日本人民迫使池田政府签署了条约”，指出日本人民正在以这个条约为基础，为争取彻底禁止试验，为争取最终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为争取实现彻底裁军而进行斗争，那么，“日本的政局岂能不对进步力量更有利吗。” 但是，所谓同日本政府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事实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呢？前面已经谈过，日本政府老早就开始违反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愿望，一直表示赞成美国方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现在，我们还必须补充这个事实，即：实际上，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之后，向池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立即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日本人民，而正是美帝国主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临时签署的同时，就要求池田首相正式参加。关于这一点，《每日新闻》当时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报道过事实真相如下： “据国务院的看法，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参加条约将能大大加强推动世界舆论的力量；期望这不仅会有助于使条约变成‘全世界性的’国际条约，还会对共产党中国的核试验造成某种压力。而且，国务院还认为，肯尼迪总统就这个条约，除了亲自写信给法国和西德这两个直接有关的国家以外，就只给日本写了信，这件事情也证明了上述情况；美国政府非常注意日本是原子弹受害国家，又宣布过不进行战争，并且热烈地希望全面禁止核试验这种独有的处境。”（特派记者石冢华盛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电　刊登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每日新闻》上） 如上所述，“事实的本来面貌”表明，日本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不仅不是由于日本人民的压力，而且，这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政府作为欺骗日本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而策划的一个阴谋。你们向我们党提出“忠告”说，为了不“脱离”人民，就需要闭眼不看上述事实，把池田政府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这个行径美化成为日本人民施加压力的结果，并且要改而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忠告”，就是劝我们党对美日反动派的欺骗政策实行合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含意。 我们党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作美帝国主义的走卒而帮它这样去骗人。即使我们党由于不附和你们也参加的、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赞扬所造成的“舆论”而似乎处于孤立地位（借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暂时“丧失这一资本”），我们党也决不害怕。你们党的缔造者列宁曾经经常严厉地谴责那些为了眼前利益和计较政治上一时的得失而不大愿意把事实和真理告诉人民的人，以及那些出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样的“忠告”，我们也要坚决地继续遵循列宁的这一遗训。而且，如果我们从大处、远处着眼来瞻望革命运动的前途，那么，无论在任何时候，彻底维护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这才是把我们党同党的母亲即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基础。事实上，同你们的预料相反，我们党不仅没有在人民中间陷于孤立，而且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之后，在七中全会上表明了批评这个条约的态度以后，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大选中，我们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支持我们党的选票大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象条约签订后不久召开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表明的那样，亚洲和日本的现实生活使有觉悟的民主力量一开始就对美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达到的、危险的目标保持警惕。的确，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不久，也有过相当多的人受了同时展开的、赞扬条约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的影响，被那种觉得这个条约似乎就是走向紧张局势真正缓和与和平共处的转折点的、玫瑰色的希望所迷惑。但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今天，面对着日本人民每天进行的斗争的实际情况，甚至那些还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人，也很难全面而无条件地赞扬这个条约了。象你们的信所说的那一类毫无根据的、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赞扬——说这个条约不仅使放射性污染对大气的“威胁得以结束”，而且把包括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内的“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对于这种赞扬，除了那些由于抱有特定政治目的而要闭眼不看实际情况、硬要“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少数人以外，在那些正在严肃地进行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人们中间，现在几乎谁也不加以理睬了。另外，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的、同核战争危险密切联系着的侵略战争，正在彻底地粉碎一切说什么美帝国主义由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已经改而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骗人鬼话。从这种现实生活看来，到底是你们还是我们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间陷于孤立，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还同你们不一样；我们并不认为，以赞扬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前提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禁止地下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不错，在口头上是可以这么说的，即：可以把规定禁止在三个领域进行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加以扩大，使它包括剩下来的地下核试验，并且进而以此为立脚点，一直前进到禁止核武器的地步。但是，在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和严峻的斗争中，如果通过赞成帝国主义为了阻挠全面禁止核武器而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途径，不依靠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依靠妥协和让步，并且进而硬要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依靠妥协和让步得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削弱这些国家和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扩大不团结现象——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方针，那是绝对不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的。＊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