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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文章 干净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美帝国主义谬论（之二） (1964.03.26)
新华社　(1964.03.26) 新华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也还是一个“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八页）的国家，当时左右国际政治动向的控制力量，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总体系、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在根本方面双方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对立，但是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互相难于调和的矛盾，终于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体制而复活的德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最凶恶的突击队——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了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最大敌人，成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列宁认为“对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见上述文章）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第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开始崩溃了；第三，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进一步衰退和腐朽了，结果，帝国主义丧失了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发生了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莫斯科声明》）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压倒优势。这两个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而且，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确立了霸权，这两个变化正是下述情况的基础：第一，使现代的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首先与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敌；第二，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扩张主义和统治世界计划而勾结起来并且产生一定的依附关系。这样，现在国际政治的动向，就不像以前那样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而基本上首先取决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与其对立面——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和平力量之间的斗争。《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国际局势越来越肯定地发生着有利于争取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人民的变化。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帝国主义，对于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正在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独立经济而斗争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在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对于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所有力量来说，都是共同的穷凶极恶的最大敌人，这是无法避免的；孤立它，打击它，是全世界人民的重要的共同任务，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当然，过低估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不正确的；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向保持更大警惕的必要增加了。但是，以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为理由，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开脱，轻视或者不理会对它的斗争的重要性，这只是意味着完全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第二，这种“主要打击论”，把今天国际政治中的迫切的中心问题描述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德国问题，并以此为理由企图使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合法化。但是，这样的路线不仅连德国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实际上还一定会使美帝国主义增加勇气，有助于它推行独霸世界的计划。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都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有关，德国问题也不例外。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悬而未决的善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一样，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西德垄断组织同美国垄断组织重新勾结的过程中进行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用美帝国主义所生产的武器来武装的，在建立和加强美帝国主义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过程中实行的。西德的核武装正在美帝国主义的“多边核武装”计划之中实现。西德军国主义者所抱有的自己的侵略计划的危险性，正是从它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紧密结合这一点上产生的。即使对将来另作别论，但是在目前阶段，它们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承认，就还没有实行其侵略计划的力量。 这种情况，例如从这样一个事实恐怕也看得清楚：一九六一年围绕西柏林问题的非常紧张的局势，主要正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以“为了保卫柏林不惜进行核战争”这个挑衅性的“紧急计划”鼓励了阿登纳政府而引起的。假如认为，德国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这个问题不仅同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有关，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世界计划有关，那么，如果不依靠对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依靠同美帝国主义合作来解决德国问题，这就等于缘木求鱼。德国问题的解决，同消除全世界其他一切紧张局势的原因一样，只有同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进展。反之，如果不依靠斗争，而企图依靠谈判来单独解决德国问题，那就非但不会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反而只会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计划的气焰，拖延德国问题的解决，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有根据毫无意义的历史类推，要以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为基础，把主要打击集中于纳粹党残余势力的论调，实际上只会让美帝国主义为所欲为，进一步加强他们和纳粹党残余势力之间的勾结，加强战争势力。 第三，这个“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相对地增强，它们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和对立有所发展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理由，要把德、法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侵略计划看作是主要危险。这种理论整个说来是把事情片面化的错误理论，它没有看到总危机深刻化的现阶段的不平衡发展的特点，无法统一地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不平衡发展规律，忽视美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渗透是按照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行动这个事实。 当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一页）。然而，不能根据这条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律说成是对立和分裂。因为在经济上，“旨在保护各国资本的、帝国主义者的共同联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趋势”（《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四十页）；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彼此敌对的联盟”，或者“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共同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亚洲国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八页）都是可能的；甚至作为“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的“协议”的“欧洲联邦”（《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页），暂时也是可能的。 在过去帝国主义成为对国际政治起决定影响的控制力量的时代，所有这些联盟只不过“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而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九页）。因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瓜分世界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通过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重新瓜分。 然而，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危机深刻化的情况，却使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这种一贯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美帝国主义领导的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总联盟已经形成。不仅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维持这个联盟的行动，关系到腐朽的帝国主义的命运的重要性增加了，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产生了削弱帝国主义体系和危及这些国家的生存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在设法防止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发展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正在拼命努力设法维持这个军事、政治联盟和体系本身。 第二个变化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绝对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虽然在最近几年来突然显著起来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使相对的力量对比发生急剧的变化，可是在绝对的力量对比方面，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优势。 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美国和法国、西德和英国、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正在越来越趋于尖锐，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动摇，美帝国主义也日益陷于孤立。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平运动这样一些世界历史性对立的另一方相对抗，而加紧进行侵略、民族压迫、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为了维持它们的统治体系等等目的，它们之间的利害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需要继续维持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同盟。因此，尽管不平衡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在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主要的方面并没有变成对立和分裂；同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控制地位这件事相联系，依附性的联盟关系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关系这个局面并没有改变。 以日本来说，因为日本同欧美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原来就具有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脆弱性，并且因为战败而受到打击，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占领统治这个历史遗产，国家在军事、外交、金融上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但是，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欧洲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军事基地网，或者通过经济“援助”和美国垄断组织对欧洲市场的侵入，或者通过美国金融资本家掌握了主导权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自由化”和降低关税，也或多或少地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渗透之下。《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的和经济‘援助’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力图使许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统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镇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剥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挠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美国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拖入军备竞赛，拖着它们执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立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政策。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腐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许多国家中执政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和团结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帝国主义者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军事政治联盟，共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莫斯科声明》） 《莫斯科声明》发表以后的三年间，是否发生了必须对这一观点和提法进行重要修改的形势变化呢？一九六三年法国拒绝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国同中国建交；英国和法国对美帝国主义封锁古巴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种尖锐化无疑是最近形势的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这种尖锐化，决不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崩溃，也不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或者西德帝国主义代替美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敌人，不足以证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以孤立德、法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越尖锐，我们只是越来越有必要坚持列宁教导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个原则，坚持“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的原则（《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百九十九页）。乍看起来，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装作遵守这个“原则”的样子的，可是实际上却利用这个原则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开脱，因而结果就是事实上破坏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了解下述做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严格地遵守上述原则，否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策略，依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孤立最危险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帝国主义，团结一切力量去集中打击美帝国主义。最近形势的发展，更加鲜明地显示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最后，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本质来说，这个论调使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结果势必走上回避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也回避对德、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方向。这种趋势，在这个论调已经同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以及和平运动中的“没有敌人论”、“扩大范围论”相结合这些事实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本来，这个“主要打击论”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相结合，其内容是企图在策略论方面使回避同美帝国主义对抗和斗争的行动合法化；其本质是，从它的出发点看，它根本就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论调。而这种企图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立场，实质上不过是从前就有的机会主义的回避反帝斗争论的现代版。 自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内部，在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残羹剩饭收买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经济基础上，不断继续产生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八十九页）或者“欧洲沙文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页）。不用说，这种沙文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帝国主义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的思想。 这种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一方面表现为回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论调，另一方面表现为在策略论方面使上述论调合法化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并且同这种论调结合，或者表现为严重地轻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或者在和平运动中表现为不仅要回避对美帝国主义而且要回避对包括德、法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没有敌人论”——所谓和平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战争”和“核武器”之类的论调，或者“扩大范围论”——所谓为了扩大运动的范围不应该把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提出来之类的论调，这决不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列宁所指出的“欧洲沙文主义”的翻版，是它的次等货。 不同这一切使回避反帝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够认真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过去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完全和他们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论调”一样，是一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理论，它否认最富于侵略性的“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中的作用，从而一味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的。而且，如果这样来替美帝国主义开脱，那么结果势必认为一切的反帝斗争、民族解放斗争、保卫和平的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已经在变成冷静估计世界实际情况并且担心热核战争会使“人类毁灭”的和平力量，剩下来的反帝、保卫和平斗争的任务就不能不只是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小心翼翼地保障它实行这种转变，讨伐那些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残余战争势力而已。那就是说，同本性已经改变的帝国主义共处，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日子现在就在眼前了！这不是不折不扣的使和平力量、反帝力量、革命力量解除武装并且使它们涣散的理论，又是什么呢？如果解除了这些人民力量的武装，那么，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就都不会有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反动和镇压的政策的力量了。战争的危险就会增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稍微否认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美化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这时候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会立即使美帝国主义实行的战争和侵略威胁以及统治世界的威胁增大。 肯尼迪政府，和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样，是美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首脑，是战争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主要政治领导机构。今天为这个肯尼迪政府涂脂抹粉的大合唱正在起这样的作用：通过引诱一部分国际保卫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参加这场大合唱的行动，削弱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它们的斗争，实际上反而使战争的现实危险增大。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国内外这种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四、肯尼迪“两手政策”的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极力赞扬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势力所惯用的手段——“两手政策”，只不过更加狡猾而已。 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八页）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四十九页） 列宁所说的“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暴力的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方法”这种统治阶级的两手政策，只不过都是为维持统治和压迫服务的两手，本质和目的只是一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德国的俾斯麦的暴力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的新政策，德、意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压迫，在资产阶级专政方面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而且，为了一个目的的两手，哪一手成为主要的方法，哪一手优先使用，那是会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而变化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引文同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推行它的统治世界计划的时候，也是根据形势，灵活地运用这两手，或者两手同时并用。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杜勒斯，也曾经空喊过“和平”和“正义”。 “那些热爱和平和要求和平的人必须承认，除非他们像取得战争胜利那样地尽全力来取得和平，像维护和平那样地尽全力来维护正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正义。……赢得和平和组成和平所必需的正义的工作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力量。”（杜勒斯：《战争或和平》序言）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姿态是推行侵略政策和反动政策的工具。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在本质和规律方面来说，是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分不开的。绝对不能希望帝国主义奉行真正的和平政策，只能依靠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坚决进行反帝斗争，施加压力，打击和挫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迫使帝国主义后退和让步。但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的让步，也决不能够说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希望和平的，而只是说明，他们根据形势，把使用暴力的方法改成了实行让步的方法，他们只是为了长期维持其统治和侵略的基本政策，才采取了让步的方法。而且，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政策和让步，比暴力政策更加危险。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被这种让步所欺骗。让我们引用列宁的一段很恰当的话吧。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五十页） 像列宁所警告的那样，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促进被它的两手政策和表面上的“让步”（帝国主义者最近只不过是做出了准备让步的姿态，丝毫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所欺骗而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产生的修正主义潮流，企图使这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直接的分裂。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帝国主义的让步姿态，单方面地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开始“实行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 如果现代修正主义者回答说：“不，为了保卫和平，需要互相让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互相让步，事实上紧张局势已经缓和，”那么，我们就提出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这方面的让步和妥协有这样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一种是“叛徒的妥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前者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中间站”（文章同前，《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八页），是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非本质的、局部的让步和妥协，我们决不采取那种完全否认有必要实行这种局部的让步的简单的态度。后者是从下述这种现象产生的、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是走向投降的一步，这些现象是：“贪图私利，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被资本家说服，有时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 第二，即便是我们这方面作了必要的局部让步，也必须经常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作了让步的对方及其影响进行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否则，局部的让步也就会变成向投降前进一步的无原则的让步。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实行“多次实际的妥协”的时候说：“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一直继续奉行这个政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三页） 第三，所谓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争取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才是意味着向和平前进的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另一种是由于和平民主力量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出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是一种在敌人没有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出现的、欺骗性的、暂时的、表面的“缓和紧张局势”，决不是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这种作法反而会使帝国主义更加大胆、更加狂妄，使他们赢得时间，变本加厉地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际上是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幌子背后积累将来爆发战争的危险的做法。 而且，如下所述，肯尼迪的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政策决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这一事实表明，真实情况是，谈不到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单方面地作了让步。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放弃对美帝国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无情的斗争”，而热中于恬不知耻地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个事实暴露出，他们所说的“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他们的无原则的让步的别名而已。他们所说的“紧张局势缓和”决不是真正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只是由于他们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造成的虚假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已。 那么，让我们根据事实来研究一下，肯尼迪政策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显示了帝国主义者的实质性的让步的政策呢，还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虚假的让步粉饰起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呢？ （一）肯尼迪政策的出发点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在现阶段已经陷于严重危机。肯尼迪宣扬美苏之间的“导弹差距”和“经济差距”、“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落后”以及“席卷亚非两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这样一些严重的现状（肯尼迪：《和平战略》），煽动危机感，号召国民勇敢地对待美国“威信下降”的现实（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肯尼迪路线首先表现了这样一种态度：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应付“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声明》），特别是应付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停滞的更加严重的阶段。这件事反映了正在走向灭亡的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越来越削弱的新阶段。肯尼迪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他说： “今天，我是在国家面临危险和机会的时刻说话。在我任期届满以前，我们将必须重新考验一下，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和进行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结果并不是肯定的。答案并不是清楚的。必须由我们大家一起——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会和全国人民一起来作出这种答案。” （二）肯尼迪政策的本质，同一切美化肯尼迪的说法完全相反，既不是通过维持现状的办法也不是通过妥协让步的办法，而是通过一种反对争取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非常富于侵略性的长期反击计划，寻求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这个企图能否实现暂且不谈，肯尼迪的野心勃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集中全力扭转力量对比的情况，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垂死挣扎的第一步。肯尼迪已经认识到，如果不转变为进攻，就连现状也不能维持下去。他在反击时所采取的方针，按照他自己的命名，就是“败狗战略”。 “这种战略基本上就是尽量发挥自己还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尽量利用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赢了重占上风所必需的时间和机会。”（肯尼迪：《和平战略》） 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败狗”的“总战略”，是由如下三根支柱构成的。 甲、改组和加强帝国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一根支柱是，竭尽全力，改组和加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同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斗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相对抗。 加强军事的中心内容是：在审查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以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这个战略，加强常规武装力量和游击武装力量，把这种做法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提出的要在核战争中先发制人取得胜利的“对付武力战略”结合起来，完成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侵略性军事部署，以便通过自由选择，进行热核战争、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这“三种战争”。 肯尼迪政府编制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事预算，疯狂地进行了扩充这三种作战力量的活动。关于三年内已经取得的“成就”，杜勒斯在他终于未能宣读的演说草稿中夸耀说：《北极星》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民兵》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五，战略核武器增加一倍，发展战术核武器并扩大它的配备范围，从根本上改进常规兵力的备战部署，使特种部队的兵力增加到七倍，等等。这些兵力不是单纯地当作“威慑力量”来保持的。一九六一年四月入侵古巴，同年七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军事挑衅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年初派美军到南越进行军事干涉，同年五月出兵泰国，并派第七舰队开到靠近老挝的海面，同年九月为了应付古巴和柏林问题，把十五万人编入了预备役，同年十月宣布入侵古巴计划并实行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核战争部署。这些接连不断地进行的血腥的战争和侵略的历史，已经把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肯尼迪是“卓越的和平政治家”的骗人鬼话彻底粉碎了。如果说，帝国主义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军事机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要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必须说，无论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把军备扩充到战后最高的水平、尽管屡遭失败而仍然不断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的肯尼迪政府，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冒险、更加好战、更加穷凶极恶的军国主义反动政权。 加强经济的中心内容是，采取“恢复美国的经济的全部潜力并加速经济增长的措施”（一九六一年《经济特别咨文》），以应付这样一种现实：像失业人数增加、闲置设备增加、不断发生经济恐慌和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率的下降”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等等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历史上已经到了衰退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矛盾加剧，加之，遭到冷战政策的负担和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美帝国主义地位的相对地下降和美元危机的袭击，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中，美国正面临着失败。这些措施是：第一，增加扩充军备和对外“援助”的款额，增加旨在为大垄断资本服务的新投资，增加旨在扩大消费市场的政府财政支出；第二，实行旨在缓和美元危机的“买美国货”“用美国船”政策、加紧限制进口，逼迫各个盟国实行“自由化”，进行“肯尼迪回合”（全面降低关税）谈判，要求各国代替美国进行对外“援助”，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加紧剥削美国和各个盟国的劳动人民，从国内外两方面加紧进行经济侵略，采取更加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各项措施。这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忍受不住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竞赛的压力和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而想要从经济军事化转向裁军与和平经济的路线，而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经济军事化和扩张主义的路线。这个经济政策是这样一种最反动的、进攻性的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强迫美国人民和“自由阵营”各国人民继续忍受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并对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实行合作，梦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竞赛进行“挑战”，并且取得“胜利”。 加强政治的中心内容是成立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要以扩充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以发展经济和保卫美元为支柱，调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矛盾，加强那个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加强那个把日本同美国紧密地联合起来的“日美同盟”，敌视一切反帝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并且要实现帝国主义的“大团结”，以便重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 肯尼迪说：这个“大西洋共同体”，“最后也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在世界上消除战争和压迫，建立一个以法律和自由选择为依据的世界。……它将会成为一个核心，以便于一切自由人——目前有自由的人和宣誓总有一天要获得自由的人们全体建立最后的联合体。”（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在费城的演说）这番话清楚地表明，肯尼迪的世界政策决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想要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而是企图把那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神圣同盟”作为核心，建立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霸权。 乙、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二根支柱是这样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计划：一方面散布“共产主义有侵略世界的野心”的谣言，企图“遏制”“自由的敌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弱点”，并且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大，以争取准备反击的时间，图谋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首先，美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最强大的防卸性军事力量的苏联，力图在它取得绝对的“核优势”和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保证以前，要避免全面冲突，一方面，要把“核讹诈”作为武器，在同美国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各种问题上寸步不让地进行较量，另一方面，对于不致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局部问题，就狡猾地争取谈判并达成协议，还要进行阴谋活动，以便分裂社会主义世界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资本主义的渗透。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