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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之四） (1964.09.13)
本报讯　(1964.09.13) 本报讯 在这里反映出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把既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又是世界最主要的革命力量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单纯地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阵营所达到的物质生产力的高度。 实际上，你们的信件是说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革命进程发生的革命影响的增大，主要取决于在物质生产方面战胜资本主义，并且作了这样的说明： “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竞赛在最近的历史时期内将导致在物质生产领域内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优势，从而将为防止世界战争的斗争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对世界革命进程将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 你们在两党会谈时，也曾经特别强调说明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赶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并且一再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主义的实际范例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就能够对世界革命更加积极地发挥影响，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在物质生产方面，正在给帝国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正在保持着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加的优势。但是，所谓“社会主义的范例的吸引力”，并不是只在于按人口平均每人的生产力或者物质生活水平的高度。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首先是这样一些因素的集合体——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剥削阶级，依靠人民的力量，正在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这种巨大的革命经验；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干涉、侵略和反革命活动，一贯捍卫了革命事业的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一贯支持和援助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站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前列的、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世界性作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人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成就；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越性；等等。正因为如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即使在按人口平均每人的产量远较主要的资本主义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也能够为全世界人民作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而且，在今天，尽管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美国和西欧各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对全世界劳动人民仍然产生了革命影响，其根据就在于此。如果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陷于经济主义观点，把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的力量”只归结为、或者主要地归结为社会主义所实现的物资生产力的问题，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吸引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是薄弱的，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的最大前提是在经济竞赛方面取得胜利，在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每人产量方面赶过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在实际上就会贬低、或者片面地认识、或者过低估计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所应发挥的意义和作用。 （２）否则，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七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团结的问题，强调了这种团结的重要性这件事情使你们感到不满意？但是，我们党所以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因为，这种统一和团结是旨在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体系，从而也就是旨在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关于这一点，莫斯科声明说： “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我们党正因为要高度评价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所以才重视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和团结，并且把对于企图破坏这种统一的所有的势力和倾向进行斗争作为我们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实际上，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美帝国主义对苏联采取了一定的“缓和”政策，但在另一方面，却在越南南方、老挝、刚果等地越来越扩大侵略行动；它在今年八月，庆祝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周年时，同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互相保证要共同努力，争取“和平”，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开始了轰炸。美帝国主义的这个行动，使任何一个人都看清楚了七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七中全会决议就美帝国主义企图趁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团结的机会，对亚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各个击破”的战争政策的危险性发出警告，指出了为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而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然而，你们的信件，对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虽然作了种种论述，但是，对于目前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与此相呼应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裂阴谋活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也就是对于使社会主义在完成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方面的最主要的国际条件这个问题，却只字未提。不仅如此，你们常常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一词当作苏联（或者是苏联和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义语来使用，狂妄地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必须说，这个事实表明，正是你们，轻视这种成为社会主义体系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泉源和从整个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处于优势的重要条件的统一和团结，给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不团结现象的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事实上陷于在行动上不能保证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的地位。 （３）或者，是不是因为，七中全会决议没有同意你们把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看成是现时代唯一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所以你们才拚命地攻击七中全会决议？ 你们在两党会谈中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现时代的三种革命力量，但是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斗争是世界政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在这里得到了解决”，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就在于此。而且，你们在信件中也反复强调同样的思想，并且说这就是“一九六○年声明里就有关现时代的内容和主要矛盾问题所表达的观点”。 这是对莫斯科声明的完全主观的解释。第一、莫斯科声明并没有直接提出关于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公式。而且，从内容来说，你们的这种观点，把莫斯科声明关于现时代的内容的规定不正当地加以片面化和单纯化。莫斯科声明决没有提出那样的片面的观点。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莫斯科声明） “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的力量的斗争。”（莫斯科声明） 就象在我们党的纲领中载明的那样，我们作了如下的评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是“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原动力”，所有这些力量一面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打击，一面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显而易见，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所依据的纲领的这个基本观点，是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的。而且，你们把现时代的主要矛盾单纯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的那种观点，才是不符合莫斯科声明的各种论点，并且轻视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的错误观点。 总而言之，莫斯科声明从整个说来，决不容许把你们所宣传的那种片面的矛盾论变成正当的理论。而且，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也不容许你们那种片面的歪曲。 就象这样，你们把七中全会决议作为材料，进行攻击说我们党的路线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那种指责，无论是哪一种论点，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即使在这一点上，违反莫斯科声明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对我们党进行指责的第二个论据是说，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的广泛的宣传活动”。 “日共报刊并不限于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意义不作应有的评价。它走上了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成就保持缄默的道路，把发表关于苏联的材料缩减到最低限度，而最近则展开了反对苏共的广泛宣传活动。” 在你们的信件中，才真正是“进行了”指责，说什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生活和政策”“作歪曲性的介绍”，什么“在《赤旗报》上发现的那种对苏联不友好态度”最后将会“自食其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们在很长期间，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政策，一贯力求尽可能正确地向日本人民进行报道和介绍，而且，就象已经谈到的那样，尽管你们党近来几乎完全没有向国内介绍我们党的基本文件和重要文章，但是，就象刚才用具体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我们一直介绍了你们党的许多重要决议和文章。不言而喻，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十月革命所建成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同时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在内，都是宝贵的经验，如果根据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教训。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党不加以独立自主的分析批判，就按照教条主义方式汲取和盲目追随你们的一切经验，而且，这样做反而会违背列宁的教导。况且，原封不动地鹦鹉学舌式地重复你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并根据大国主义观点所进行的宣传，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近来你们越来越严重地背离这些原则和观点，并且明目张胆地干涉我们党内部事务的阶段，我们特别对于你们的文件，根据更加独立自主的批判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只要不否认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独立平等的权利，那就当然不能指责我们党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态度，说什么“轻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什么“反对苏共的宣传活动”。你们极力指责我们的这种作法，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你们已经陷于那种要求所有的兄弟党无条件地服从的大国主义观点。 我们历来一贯地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反对莫斯科声明所提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两种机会主义，也就是反对“仍然是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我们除了对于你们在最近违反莫斯科声明（莫斯科声明规定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义务是“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企图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以外，对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没有进行“加以反对的宣传活动”，不言而喻，也没有进行“反对苏共的广泛的宣传活动”。拒绝你们为了强迫我们党接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原则的路线，对我们党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干涉，是对日本的革命运动负责的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任务，决不能对此加以攻击，说它是“反苏宣传活动”。为了在日苏两党之间恢复兄弟党的正常关系，加强和发展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友好关系，进行必要而且适当的努力，以便使你们停止这种无理攻击，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正象我们党的一切活动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党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赢得的革命成果，从来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从来没有轻视苏联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好和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我们对于我国的反动势力所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宣传，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最强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进行的反共主义的宣传和攻击，在战后一贯地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你们也很清楚，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美日反动派以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利用“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的口号，一齐展开反苏宣传活动，企图把日本的和平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引向反苏的方向，但是，我们党同日本的许多和平活动家一起竭尽全力，同这个阴谋活动进行了斗争。然而，你们党的一部分人，最近同那些曾经叫嚷“抗议苏联核试验”、站在反苏宣传前列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开始了对我们党的中伤和攻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你们这封信件也成了这种“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公开地蹂躏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的关系的准则，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别的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第三，你们提出批评，说我们不但低估了社会主义体系，反而只重视民族解放斗争。你们的信件说什么“对宣言和声明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则性论点的歪曲，是同这样一种‘理论’有密切联系的，即世界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似乎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决定的”，“你们的某些代表不顾客观事实，无论如何要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同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的顽固企图，是令人奇怪的”。这种指责也只能是对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的任意歪曲。 正象已经反复阐明的那样，我们坚持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立场，决没有单纯地认为，决定现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方向和特点的力量只有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力量，而是一贯地认为，这种力量基本上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力量、为争取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从国际上来看，成为这一切解放力量的核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种观点，在前面引用过的党纲以及第七届党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的决议》、《赤旗报》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发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社论、宫本总书记所作的题为《十四中全会决议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基本意义》的讲话、中央委员会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纲领报告等等我们党的基本文件中已经反复阐明，完全没有怀疑的余地。 迄今，我们对于那种稍稍低估世界主要革命力量之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革命作用的倾向，一直进行了斗争，而且，今后仍将继续进行斗争。不过，我们说要正确地评价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的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某个国家为了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而采取的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或者硬要社会主义阵营与整个和平民主力量接受这种政策的偏向，可以不进行批判。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国家出现的这种偏向放任不管，就等于在实践方面贬低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你们曾经企图甚至不同古巴政府在事前进行必要的磋商，就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国际视察”的要求，并且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而牺牲古巴国家和古巴人民的主权，这种做法就是这种错误的偏向的典型表现。我们当时支持了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五项要求，而没有表示要不加批判地追随你们的这种错误方针，因而引起了你们的不满。但是，我们正是因为非常高度地评价并且非常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作用，所以才把不去无原则地追随这种在实践上贬低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的错误偏向，而且不同这种错误偏向妥协这件事，看成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而且，我们必须同那种只看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而低估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倾向，进行斗争。 因为，第一，即使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仍然有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为了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下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而且，就象莫斯科声明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尚未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来说，斗争的主要力量始终是以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实现民族和社会的解放的责任，已经落到那个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肩上。 “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一国家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输入，也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它是每个国家内部发展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结果。”（莫斯科声明） “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莫斯科声明）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在推进民族解放斗争，创造有利于人民的斗争条件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片面地强调这种作用，忽视只有各国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特别是在现时代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根本问题，而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的经济竞赛中取胜、增加“社会主义的示范吸引力”的做法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导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这就将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有原则性的观点，一定会使革命运动陷于同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格格不入的被动的等待主义，并且使革命的胜利遥遥无期。 因为，第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是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支援和鼓舞了民族解放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反过来，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也起到了削弱帝国主义，支持社会主义、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和发展的作用。 遗憾的是，不能说你们的这封信正确地强调了这种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观点。你们虽然强调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社会主义的示范吸引力”增大的作用、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和合作”等等，但是，却几乎完全没有谈到社会主义的加强和发展同时也有赖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样一个方面。如果没有这种观点，那么就不会不产生下述偏向：看不到社会主义体系对民族解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决不是一种恩惠或者单纯的一方面的义务，同时对社会主义体系本身的加强和发展来说，这种支持和援助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一情况，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低估还没有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 从前面我们所谈的观点看来，也很明显，你们没有提出事实就说“我们党的某些代表”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的这种指责，是完全不恰当的。 只能认为，你们这样违背事实而且不合逻辑地无端寻衅的原因在于，你们自己低估现阶段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性，并且企图利用所谓把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这样一个借口来攻击那些重视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世界各种矛盾错综起来，产生了最尖锐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欧一系列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革命、朝鲜革命、越南革命和古巴革命等一连串的人民革命赢得了胜利，在这些地区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新的强大的堡垒。而且，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越来越旺，正以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气势，席卷着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而且，众所周知，目前，美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统治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正在趋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崩溃的这个地区，看做帝国主义和人民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正在推行“遏制中国政策”和“遏制古巴政策”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同时开始进行军事冒险，譬如对南越和老挝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行带有全面战争威胁的血腥镇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公然进行侵略等等。 承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种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的这个事实，正确地评价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对于世界革命的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决不是要把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融化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也不是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不是把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各种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一事意味着，正和一九一七年俄国曾经成为世界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的情况相同，而且象你们的这封信件所承认的那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的、易于打碎的环节’”。 然而，你们对于那些根据难以否认的事实承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国主义力量最紧张地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这一事实的人们，时常加以指责，说什么他们提出的这种理论是一种低估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领导作用，认为主要属于农民运动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的反列宁主义理论。这种指责只是暴露出，你们已经陷于那种无可救药的“欧洲中心主义”。这是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强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这个地区站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前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支部队，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尽管它们因国家不同而有强有弱，但是都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只要不否认这个事实，那么，这种指责就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你们是说，莫斯科声明所说“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论点意味着，只有苏联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欧洲等地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才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和“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者”吗？就象近几十年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被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所领导，那么，非但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不能成为那个国家的革命的“领导者”。即使是一个经济落后、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中间建立了领导权，那么，不仅能够在这个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作为国际工人阶级中的一支最革命的部队，对整个世界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如果你们忘记了历史的这个经验教训，而且形式地抽象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基本群众集中的”经济发达的国家才应该掌握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那就必须指出，这种想法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想法。 最后，我们迫切地希望你们停止这样一些凭空捏造的指责和含沙射影的讽刺，说什么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打算通过损害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日共领导”打算“促使”“为了”使民族解放斗争“屈从于领导权欲和野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的实现”，正在“把自己的党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立起来”。同时，我们还迫切地希望你们不仅是用语言而且要用行动贯彻你们在这封信件中所说的正确观点：“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对帝国主义的最终胜利。”如果你们不走这条道路，而进一步采取你们在这封信件中表明的那种态度和政策，那么到头来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败坏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和威信，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历史作用，更加挫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反帝共同斗争。 （四） 其次，我们想谈第二个问题，即关于评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据你们的信说，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问题”，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在它的报刊”上，“发表了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能同意的观点”，那些文件和文章的作者“不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战略的起码的原理”，另一方面，却“竭力恶意歪曲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据说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在你们的信中到处出现的这种近乎谩骂的肆意责难，无非是从一开始就使同志般的正常的争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希望你们作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谦虚一些的争论态度。 你们举出了一些论据，来责难我们党对部分禁止核验试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就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上，你们的代表团，对我们党代表团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能够给予有根据的回答。遗憾的是，你们写在这次来信中的论据，也不过几乎完全是当时你们提出过的那些论据的翻版，这些论据不仅不能改变我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态度，反而只能进一步使我们确信“不能支持”那项条约的态度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一再公开表明过我们党的态度，并且也告诉了你们，因此，在这里，我们决定只简单地叙述我们针对你们的论据提出的反驳。 在你们提出来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辩解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说法夹缠在一起。 第一种说法，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来是走向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完全禁止核武器的、很自然的第一步，企图无条件地使那项条约正当化。另一种说法，却断言部分禁止核试验即使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不是正确解决核试验问题的办法，可是，由于最近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意义变了，它已经转化成为人们应当予以支持的东西；这种说法，企图以形势的变化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理由，来使那项条约正当化。这两种说法，在性质和观点上都是完全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一点，即使只进行初步的逻辑分析，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你们的来信中，你们究竟采取哪一种观点，这虽然不一定是清楚的，但是，可以说，你们满不在乎地把这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说法一起端出来这件事本身，说明你们为了使自己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当化”并且加以赞美，是不择手段的，是在信手拈来地拼凑论据的。 让我们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来研究一下你们的论据吧。你们在来信中提出这样一种不顾事实的说法：似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历来采取的、一贯的立场。你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提出来的、最主要的论据，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即：我们党的代表团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文件互相矛盾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但是，我们认为，完全违反事实的，毕竟还是你们的说法。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中的“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其第一步是立即停止试验这种武器。”这个呼吁，以及一九六○年《告世界人民书》中的“要求立即禁止试验、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个呼吁，都决没有象你们所牵强附会地解释的那样主张实行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你们的来信，说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完全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这个“广泛的任务”的一部分，把问题装成好象在于协定的范围是大还是小，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是“走向目标的第一步”，企图使部分禁止核试验同《和平宣言》趋于一致。但是，事实同你们的说法却完全相反，使地下试验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不是“完全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武器”这个任务的一部分，相反地，是同这个任务处于敌对地位的帝国主义的要求。这就是说，第一，一九五七年的《和平宣言》所提出的、关于立刻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要求，正确地表述了全世界人民要求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试验来作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的愿望。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禁止核试验会议上，美国政府之所以建议实行不包括地下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建议采取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前提条件的、间谍性的视察制度，完全出于一种欺骗性的策略，其目的在于使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和运动离开正轨，并且加以削弱。第二，一九六○年的《告世界人民书》，进一步积极地抗议以美国为头目的帝国主义阵营采取这种欺骗政策，要求没有间谍性的视察制度的、无例外的、无条件的立刻禁止核试验，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余地的。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会议的任何文件的任何文章中，都绝对没有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做法“合理化”的字句。要找这样的字句，无论找多久，都是徒劳的。 你们援引一九六○年的《告世界人民书》中说“各国人民对两年内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核武器试验感到高兴”的地方，加以这样新的解释：“在告世界人民书中，对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空中和水下试验这一事实给予积极的评价。”你们气势汹汹地说，把“停止宇宙中的试验”这一点加到停止在空中和水下进行试验这个做法上去，这样来部分禁止核试验，为什么会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呢？但是，在当时自动停止试验的期间，并没有进行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部试验。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Ｕ—２飞机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一九六○年五月七日宣布重新举行地下试验，大规模地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地下试验准备工作，但是，实际上试验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肯尼迪总统的执政下开始的。你们连这样清清楚楚的事实也加以歪曲，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告世界人民书》好象容许地下试验，而只是对于在空中和水下停止试验这种行动表示高兴，这简直是对通过《告世界人民书》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莫大侮辱。 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要求立刻无条件地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不仅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和平运动也一致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也这样写道： “我们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府……就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并缔结在大气中、宇宙中、地下、水下、在到处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象下文要说到的那样，我们对于整个这次“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是有意见的。虽然如此，但是，不管怎样，在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中，关于要求禁止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这个问题上，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前，在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之间，因而在我们和你们之间，也都没有过不一致的意见。 事实上，苏联政府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会议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都曾经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关于禁止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核试验的建议，世界各国的和平、民主力量都一致支持苏联的这个态度。至少截止一九六二年为止的你们的言行，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譬如，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赫鲁晓夫总理“给美国总统的信”、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同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给肯尼迪总统的“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备忘录”、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关于重开核试验的声明”、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九月三日美英联合声明的声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关于重开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声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苏联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苏联政府对十八国委员会会议上裁军谈判的备忘录”、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葛罗米柯同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内瓦裁军谈判的报告”、苏联代表库兹涅佐夫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等等文件，都毫无例外地说明，苏联政府是采取这样的观点的，即：“改进目前的核武器或者发展新型核武器工作的隐蔽的形式”就是地下试验，假如签订了一项不包括地下试验在内、而使它合法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那么，“那是无补于和平事业”的，是“欺骗各国人民”的。这就是说，虽然有过或多或少的动摇，但是在这个期间，你们是一直要求签订一项没有国际间谍制度的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假如不可能立刻签订这样的条约，就要签订一项规定在关于监督制度的协定实施以前要自动停止地下试验的、禁止在大气层内、水下、宇宙空间进行核试验的协定，也就是说，至少是要求签订一项能够禁止一切种类的核试验的协定的。我们可以继续援引许许多多的例子，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想引用两个： 赫鲁晓夫同志在上述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的声明中，关于不包括地下和大气层外的试验的美英声明这样说： “他们向我们建议，让美国和英国（更不用说这个建议根本没有涉及到的法国了）保持在今后完善核武器的可能性。而且还不止如此。还要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更可靠地束缚住苏联的双手，不让它提高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想通过宣传，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想通过使苏联同意的办法使他们在核军备方面的备战活动成为神圣的，同时对他们的谈判对手——苏联暗下毒手。 “大家知道，实际上，美国目前制定的制造新型核武器的计划所依靠的正是地下试验，美英两国的建议就是要替这种试验开放绿灯。＊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