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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 （之六） (1964.09.13)
本报讯　(1964.09.13) 本报讯 那样的一种想法，只不过是你们的虚妄的幻想而已。在今天的形势下，能够实现完全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唯一道路是：提出要阻止核战争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要求，在根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迫切愿望来共同进行斗争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揭露帝国主义指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达到的危险的目标，同那种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和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错误态度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恢复这些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并且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强大的、国际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组织起来。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 我们衷心地再三希望你们认真地考虑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采取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全面地重新研究你们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过去采取而且现在仍然采取的态度。这是你们无法回避的责任；你们不仅向帝国主义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硬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条约，进一步加深了这两方面运动中的不团结现象。 你们也很清楚，你们党的缔造者列宁，关于政党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应该采取的态度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我们再三希望你们遵循列宁的这一教导，公开承认你们在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硬要别人支持这个条约时所犯的错误，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和环境，审慎地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五） 我们想就你们批评我们的第三个理论问题——以和平共处为中心的问题，谈一谈我们的观点。 我们已经指出，在你们对和平共处的想法的深处，对于估计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政策，有着不容置疑的、严重的错误，如象你们说“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在这里，你们也重复那种欺骗世界人民、美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说什么今天“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的和平共处”，似乎是莫斯科声明所说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的目标，已经实现。这些话决不是单纯的说错话，或者偶然脱口而出的，而是证明你们实实在在地认为帝国主义力量，特别是它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实力政策”，“同意各国的和平共处”。 你们就是这样，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同时又无视世界的现实的观点出发，对我们党关于和平共处的态度，肆意进行攻击，当然这种攻击完全是不正确的、毫无根据的。 你们在来信中一开头就断言，我们党“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原因在于“日共领导人士朝着拒绝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斗争的方向的总的转变所决定的”，并且片面地指责说，“这一政策在《赤旗报》上、在日共某些领导人的言论中遭到了挖空心思的攻击”。 在兄弟党之间进行这种完全不顾事实的指责，而且，对此一定要一一提出反驳，这是可悲的。但是，既然对我们进行了公开的指责，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从我们党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各国的和平共处这一极其理所当然的事实出发，谈一谈我们的意见。 我们党一贯支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一九六一年七月举行的我们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明确地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只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力量不断地提高警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有可能阻止世界战争，而且，作为“我们党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基本内容”的一项，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我们党保卫和平的活动，都是以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我党纲领的上述规定为指导而进行的。如上所述，你们指责说我们党反对“和平共处”，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你们究竟根据什么对我们党进行如此严重的指责呢？ 你们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是说“在日共的正式文件中，也象在其党的刊物中一样，硬说苏联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是因为它‘放弃了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推动其他兄弟党也走这条道路”。 这个指责只能是一种诬蔑。因为不论是在我们党的刊物或者是在正式文件中，我们党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来没有对它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行过批评和攻击，而一贯地给予积极的支持。当然，同时，我们党作为对日本人民负责的党——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半占领下的日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属下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反对复活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正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任何歪曲和平共处政策的行为，都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声明所说，“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因而，同那种对和平共处进行修正主义的歪曲的行为进行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不可推卸的职责。只要不否定莫斯科声明的上述观点，就不能够对我们为了维护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免遭修正主义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指责，或者以此为理由，诬蔑我们好象拒绝和平共处政策似的。这种诬蔑，只能证明你们所说的什么美帝国主义失掉了侵略政策的物质基础，什么美帝国主义已经同意和平共处的那种和平共处政策本身，有着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与此相关联，应当简单地提一下，你们以下述理由指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据我们判断，是指七中全会决议）“歪曲国际局势真相”。 “在日共文件中还企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只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只准备对它们发动战争，并为此而利用同苏联的‘冷战’的某种缓和。” 从你们在这一段话后面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出，你们根据七中全会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分析认定，我党似乎认为①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针对除了亚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斗争、②苏联的“核力量”在反帝斗争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对我们提出了这个抗议。然而，这也是一种丧失了客观性的错误看法。 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美帝国主义一面侈谈‘和平’与‘自由’，一面一贯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企图利用‘核战争讹诈’，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和统治。美帝国主义正在无止境地热中于通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策划建立东北亚军事同盟等军事集团政策，以及发展核武器和建立多边核战略计划，在各国实行核武装，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基地。 “特别是在最近，美帝国主义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一面对苏联等国暂时采取一定程度的‘缓和’的态度，一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结合那个用各个击破方式扼杀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活动和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在越南南方、中印边界、朝鲜三十八度线和古巴等地区加剧紧张局势”。 首先，这项决议指出美帝国主义一贯“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危险性。而且，还根据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作为当前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一面对苏联等国暂时采取一定程度的‘缓和’的态度”，一面在最近特别加强“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一切事实，都完全证实决议指出的这一点是正确的。 怎么能够说，这个决议“企图把事情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只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只准备对它们发动战争”呢？同时，怎么能够把指出美帝国主义当前一面回避同拥有核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的核战争而遭到核报复的危险，一面把它当前的战略重点放在进攻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上的这一事实，说成是轻视了苏联承担“核军备开支的重担”而建立的“核力量”呢？ 如果你们对美帝国主义当前把它的侵略的主要矛头不指向你们，而指向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实感到不满，那么，你们向美国政府发泄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更恰当吗？如果要把歪曲国际形势的真相当做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倒认为，目前的主要危险在于，不了解目前的形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进攻构成了它进攻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重要的内容，因而，同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等侵略亚洲的计划进行斗争的地区，是当前维护和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战场之一——，只是根据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内部演变活动联系起来在美苏之间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和缓”，就“企图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美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采取和平共处政策。 你们为了证明苏联正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还列举了苏联政府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的斗争的几个事例。我们党从来没有忽视过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斗争的支持和鼓舞，而且为了发展日本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共同的反帝斗争中的团结，始终不渝地努力奋斗，这一点，你们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尤其在去年七月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你们对日本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今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在日本的最大的美军基地之一横田周围举行的十三万人的集会为中心，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举行了自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然而，《真理报》仅用几行字的消息报道了这件事，而且在消息中只说，“群众聚集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却非常重视在四天以后分裂主义者组织的“和平大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等组织发出了表示团结的贺电。众所周知，今年在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你们不但不支持高举阻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而一心为了分裂和瓦解运动而进行了活动。你们的这种做法，不能说是“在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性的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中给予他们援助”的态度。你们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核战争政策和用核武器武装日本的政策，要求从日本全部撤除美军基地和全部撤退美国军队，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而进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富于战斗性的大联合斗争，不采取支持和援助的态度，反而采取了无视和轻视的态度，甚至采取了附和那些企图分裂和瓦解这一斗争的势力的行动。 总之，你们对我们党进行的所谓“歪曲国际局势的真相”的指责，完全是不对头的，这同你们的其他的指责，是大同小异的。 你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说：“苏共认为，在动员群众起来反对作为主要敌人和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忽视其他国家——西德、日本、英国、法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你们经常把西德、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危险同美帝国主义的危险对立起来，从而企图转移各国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同你们自己至少在口头上承认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例如，你们在两党会谈时说什么已经把做梦也想搞核试验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脚捆绑起来，企图用这种说法使那个放任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计划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合理化”。然而，众所周知，西德和日本的核武装化，现在正作为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计划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进行着；而且，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想承担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任务，以实现自己的野心。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对美帝国主义现在推行的、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计划，丝毫没有妨碍。这个情况非常具体地表明，那些低估或回避同“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阵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的人们，归根结蒂，也不能够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特别是就日本的问题来说，你们在信中说，“谁不知道，恰恰是日本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东南亚的主要盟国呢？”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给予高度评价，但不能低估“反对目前正在国内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意义”。就这样，你们把日本说成是它作为已经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缔结了同盟，并且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机械地并列起来。然而，这种估计，完全无视了下列事实：日本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又是被美国半占领的事实上的附庸国，而美帝国主义依靠这种从属关系，把日本作为重要的据点，推行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同时，正在复活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资本势力，正在作为下级的同盟者参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计划，企图依靠这个办法来同时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莫斯科声明关于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成为它的战争策源地的日本的形势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远东也正在积极地复活战争策源地。他们侵犯日本人民的民族独立，违背日本人民的意志，勾结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把新的军事条约强加于日本。这一条约以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进行侵略为目的。”后来，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复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实行的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控制依然继续存在，不仅如此，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莫斯科声明的估计，在今天仍然基本上完全正确。正在走复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独有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结合，正在发挥成倍地增加它的危险性和反动性的作用；对日本人民来说，则要求他们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发展。象你们那样，把日本看成基本上是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归根结蒂，就会低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低估它对日本的控制，而且对日本垄断资本势力的侵略性以从属的方式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相结合这个事实作出错误的估计，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战争和侵略政策的实际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使日本人民的斗争离开正确的方向。 第二，你们提出的论据是，“近来，在日共刊物上还散布这样一种论点：硬说苏联在反帝斗争中依靠外交谈判多于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赤旗报》甚至认为这种情况是论战的最重要之点。” 不错，我们认为，不仅限于苏联，无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斗争中，如果不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主要想依靠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外交谈判，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我们完全陷于“把人民群众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活动对立起来”的想法，而忽视了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做法：“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定的情况，必须参预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保持坚定性和灵活性。”这也是偷换和歪曲论点的手法。我们只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也要忠实地坚持下述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观点，同时要在战略上更加坚定地、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地、更加强有力地展开外交活动，而不是要采取单纯的宗派主义的、象幼稚病那样的观点，例如：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机械地对立起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谈判；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必要积极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策略上要有灵活性，以便在必要时实行一定的妥协。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愿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 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正确地执行这种坚持原则的外交政策。而且，我们还强调，把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帝斗争中的任务只归结为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甚至用外交谈判来代替人民的反帝斗争，是错误的。争取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决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始终是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我们强调这几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万分应该做的事情。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告世界人民书》，也强调说明，保卫和平的事业有赖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赞成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政策的中立国家，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等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坚决进行共同斗争。《告世界人民书》强调说： “所有这些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的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罪恶的战争计划，保卫住和平，并且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平是不会自行到来的。只有通过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斗争，才能维护和巩固和平。” 我们所依据的，只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再没有别的。 此外，还必须谈一谈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有关、在实际上给斗争带来了损失的另一种错误倾向。这就是企图使人民群众的斗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倾向。前面举出的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事例。可是，我们还要再举一两个例子。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举行的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当苏联代表团主张“首先恢复核试验的国家就是和平的敌人”的时候，我们的代表曾经追问苏联代表团长茹科夫：“可以这样主张吗？”因为，显而易见，要看形势怎样演变，苏联有可能被迫首先恢复核试验，而且，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不应当把苏联叫作“和平的敌人”。但是，茹科夫同志说，苏联不会首先恢复核试验。结果，在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中，写进了如下的有名的一句话：“第一个恢复试验的政府应被谴责为和平和人类的敌人”。然而，如所周知，从那以后还不到一个月，苏联政府就恢复了核试验。 美日反动势力、资产阶级报纸、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反党修正主义者等等，得意忘形地拿出第七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群起对苏联恢复核试验进行了谴责。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党和日本有觉悟的民主力量一起，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仍然坚决而积极地说，苏联恢复核试验，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而迫不得已地采取的行动。就在今天，我们仍然确信，我党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策略的灵活性不同的意义上，缺乏正确的一贯性，从一个方面突然转变到另一个方面，而且企图使世界人民的斗争服从这种转变，这将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运动带来多么大的困难。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所谓“古巴危机”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古巴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表示支持苏联政府最初所谓要“用苏联从古巴撤出核火箭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除军事基地”的声明的决议。然而，这次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又简单地收回以前的声明，发表新的声明说：“苏联单方面从古巴撤出核火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会议的决议完全成为空中楼阁。而出席这次会议的苏联代表却又立即开始活动，努力促使其他代表通过符合苏联政府新声明的另一个决议。很明显，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威信，同时给和平运动的团结也造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来信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人民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统治阶级施加的外交压力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一个帮助另一个”，只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废话而已。 看来，你们并没有从过去的这种痛苦经验接受任何教训。在日苏两党会谈时，我们党的代表团曾经指出这些事实并要求你们反省，但是你们对此装作不知，蒙混过去。不仅如此，例如，你们因为我们党没有支持苏联所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攻击我们党，说我们党“反苏”，而且更进一步，说《赤旗报》没有立即大大地宣传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苏联所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签订“放弃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建议，指责说：“这种事情，难道还能宽恕吗？”但是，你们却在同一次会谈中，宣布了这样的“原则”：苏联共产党要征求兄弟党的同意的只是“内外政策的总原则及总路线”，如象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他问题，关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没有必要一一和兄弟党进行磋商，征求同意。然而，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你们的外交政策从反对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转变为赞成签订这个条约，正是同“对外政策的总原则”有关的重大转变，正如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内容看来也很清楚的那样，这是对兄弟党的活动具有深切的关系和影响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这就等于说，按照你们以苏联外交自由为借口的这一逻辑，苏联共产党甚至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大转变问题上，也没有必要和兄弟党进行磋商，而兄弟党方面却有义务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这正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做法。 和平共处决不是主要依靠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所能争取到的，而在根本上是要依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莫斯科声明）的共同斗争，挫败和粉碎那些拒绝和平共处，企图实现称霸世界计划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才能争取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它必须从属于这个共同斗争，完成它的重要的任务。说什么现在正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为使谈判易于进行，硬要民族解放斗争放松攻势，或者要求别人不要进行揭露美帝国主义，或者说什么外交方针已经改变，因而和平运动的方针也要同外交方针配合，这种做法将会使局面变得一团糟。这无非是完全放任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只想实现美苏“合作”的方针。就这样，使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从属于、或者归并于以“美苏合作”为目的的外交谈判，这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这非但无助于争取和平共处的事业，反而会使这个事业受到损害，非但不能打击那个不愿意和平共处的战争势力，反而会为它们帮忙。 你们说在和平共处政策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你们为这种说法最后提出的论据，就是我们党的听涛同志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的身份，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你们在信里，对听涛同志的发言作了如下的引用：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实际上是企图代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多方面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听涛克己由此作出了下面的结论，似乎‘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路线，对于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说是不适合的，是同这一斗争的目标抵触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赤旗报》） 你们根据听涛同志的这个发言，以夸张的言词指责我们党，说：（１）“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不再使日本同志感到满意”；（２）“日共同志显然想败坏和平共处政策的名誉，这就是把这一政策同争取各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包括争取社会进步，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切其他形式对立起来”；（３）“从这个角度看来，听涛克己和他的朋友们的讲话”，“意味着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等等。你们的结语说： “同志们，你们看到，你们党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的代表团所采取的立场，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天渊之别。” 但是在开始谈论内容的问题以前，首先必须说清楚的是，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的，不是我们党的代表团，而是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而且，听涛同志是以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团员的身分，在“关于裁军和反对核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第一小组会上，指出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和平共处”及“普遍裁军”的路线的缺点的，而不是表明我们党关于和平运动各种问题的概括性观点。你们在这里，不仅把日本和平委员会的代表误认为是我们党的代表团，而且认为听涛同志表明了我们党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概括性观点，这就犯了双重错误。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日本代表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大会上发表的观点，那就不仅要提出听涛同志的发言，还要提出“日本和平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与“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及提案理由的说明”，而且，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我们党对和平共处与和平运动的观点，那么当然首先应该提出我们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文件和我们党的正式代表团的发言。 而且，听涛同志发言的内容，决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否定了和平共处与普遍裁军本身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的《赤旗报》，是这样报道听涛同志的发言的： “听涛同志首先指出，自从这几年在莫斯科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以后，世界和平理事会一直采取的那种路线，把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和平共处’与‘裁军’，实际上是要取代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社会进步的各种各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路线显然会带来这样的危险：使人民认不清和平的敌人，特别是和平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解除人民的武装’。” 听涛同志接着批评说，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个错误路线已经到了造成这样严重错误的地步：把美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已故肯尼迪总统说成是“和平使者”、“好心肠的帝国主义者”，并且在大会开始时，就建议为他默哀。他还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种路线决不能保障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结。很明显，听涛同志的这些话，并不是全盘否定和平共处的，而是从粉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出发而说的。 在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向华沙大会提出“决议草案”时一起提出的“提案理由的说明”中，更加详尽地申述了这个观点。 “我们同意裁军与和平共处，并且同意实现普遍裁军和建立和平共处是和平运动的重大任务。 “但是，普遍裁军与和平共处不能单靠高谈阔论来实现。只有在争取和平的各种斗争组织起来，联合成一股潮流，坚决有效地进行每一场具体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开辟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我们相信，世界和平运动现在应当集中自己的力量，对帝国主义者的每一项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动员人民群众投入粉碎这种政策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把和平运动的路线局限于裁军与和平共处，会影响堵塞有效斗争的道路。” 从这里也会看得很清楚，听涛同志作为日本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表示反对那种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所谓“和平共处”与“裁军”的倾向和回避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倾向。其实，如果不动员群众认真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不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粉碎它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就不能开辟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的道路。把所有的和平斗争片面地归结为一般说来只是争取“和平共处”与“全面彻底裁军”的运动，就等于把和平运动变成为不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软弱无力的运动。而且，不言而喻，为了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和平运动也不能轻视事实上正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压迫进行斗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其他反帝斗争的意义，而需要发展和平运动和这些斗争的群众的团结。很明显，如果把所有的和平斗争变成为争取和平共处与裁军的斗争，机械地把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或者陷于以“和平共处”为名、美化帝国主义的立场，那就不能实现和平共处与裁军。 然而，你们对于听涛同志批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错误路线的发言，极力加以指责，另一方面又在同一封信中，引用莫斯科声明所说的“和平共处的路线是动员群众开展积极行动的反对和平敌人的路线。”说“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已成为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如果你们真的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你们怎么能够对于批评那种模糊“和平的敌人”的倾向和把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压迫和反动的政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片面地单纯归结为“和平共处”及“裁军”运动的倾向的发言，而加以指责，甚至说这是主张打世界热核战争呢？在这里，你们已经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是非常清楚的。 如上所述，我们研究了你们作为指责我们党的根据而提出的主要论点，研究的结果证明，你们的指责本身完全是不恰当的。 但是，你们提出这种完全不能成为根据的根据，来对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着斗争的我们党加以指责，说什么“放弃了争取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什么“同这种斗争背道而驰”，最后甚至诬蔑说什么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中似乎有人“主张战争，主张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也就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热核战争”。归根到底，你们就是这样进行诬蔑，竟然把在日本——它已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推行核战争政策的最大的策源地——站在日本人民的前列，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战斗的兄弟党，说成是热核战争的挑衅者。 这件事情表明，你们最后已经落到把造谣诬蔑作为主要武器的地步，造成了令人感到遗憾的局面，就连听惯了你们的粗暴言语的我们，对于这种诬蔑，也禁不住要感到愤怒。直到今天，你们一听到对你们关于和平共处的看法提出的批评意见或不同意见，便马上给批评者扣上“想打热核战争”的帽子，进行了攻击。难道你们是想要使全世界人民相信，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正在下述问题上，即要通过热核战争来输出革命、还是要通过和平共处来促进革命的这种或那种问题上认真地继续进行着争论，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还有真心想打热核战争的党和领导人？这些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挑衅性的言论。而且，尽管曾经多次指出，这种把争论的对立点变为一定的格式的做法是完全违反事实的，然而，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这次又在敌人和人民的面前，对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同样的指责。我们党自从一九二二年成立以来，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野蛮镇压下，一贯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斗争，许多领导人和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尽管如此，我们党仍然始终高举反战和平的旗帜。而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我们党以来，我们党的战斗队伍就继承了党的革命传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站在日本人民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的前列，为了防止核战争和禁止核武器而继续进行了斗争。对于这样的我们党和我们党的战斗队伍，加以指责，说是什么热核战争提倡者，这种说法就连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势力也没有想出来。这只能说明，你们在同志式的讨论中为了驳倒对方，已经陷于极端的主观主义的泥坑，并且语无伦次地进行了最恶毒的咒骂和乱扣帽子，这同共产党人对待讨论的风格相去太远了。我们把这种情况同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光荣传统对照起来，就更加感到遗憾。 既然你们对认真地为和平共处政策而斗争的兄弟党，进行上述那样超出常轨的攻击，那么，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可能与我们党有着不同的基础，也就是说，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根本不同的基础。实际上，在你们的信中的各个部分，充满了暖昧的论点和错误的规定，这一切都证实提出上述疑问的正确性。 （１）例如，正如前面指出那样，在你们的信里，对现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情况的特点的分析，作出如下令人惊异的叙述： “而在我们阶级敌人的营垒中也日益意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世界战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将被消灭和埋葬。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因”。 正如前述，你们的信件在谈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部分里提出了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不符合实际的论调，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失掉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你们在这里又为了配合这种论调，进而断言，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苏联持有“厉害的武器”的威力面前，现代帝国主义“日益意识到”世界大战将会使自己灭亡，所以已经“同意各国和平共处”了。＊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