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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文章 干净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美帝国主义谬论（之一） (1964.03.26)
新华社　(1964.03.26) 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武装，给世界人民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吓破了胆，完全放弃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臆造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是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这本质上就是起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是在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现代修正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作出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不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阴谋，等于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　　　　　　　＊　　　　　　　　＊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三月十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全文如下： 一、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 最近几年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计划地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发动以美化美帝国主义为内容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这种攻击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变成越来越有组织而且大规模的了。特别是以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一九六三年七月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转机，这种攻击变本加厉地进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委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人说：打起“自由”和“进步”的旗帜的“年青而勇敢的总统”，一面同“自由阵营”内部顽固的冷战派和极右派的强烈抵抗进行斗争，一面在外交路线方面，在通过改组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办法来保持“均势”的背景下，为了应付“古巴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毁灭人类的危机”，决心勇敢地寻求美苏间的“和平共处”，终于签订了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提出了成为美国民主最见不得人的部分的黑人问题，为废除种族歧视而勇敢地进行了挑战；虽然肯尼迪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中途倒下去了，但是，他举起的“伟大理想的火炬”并未熄灭，他的继承者肯定会继承他的事业；等等。诸如此类的美化肯尼迪的言论，以及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内外政策的言论，在最动人的美丽辞藻和变化多端的一切伴奏的掩饰下，像洪水一样地泛滥起来。不仅是日本所有的反动派，而且连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大合唱”。譬如反党修正主义者内藤知周一伙的机关报《新路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写道： “肯尼迪不幸逝世的客观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是由于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种族问题上表现了果断而遭到牺牲的。他的牺牲是对争取和平共处的努力的一个打击。” 同样，反党集团春日庄次郎一伙发表了一篇题为《当肯尼迪遇刺逝世之际》的声明（《结构改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登载）。这篇声明说： “肯尼迪遇刺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世界感到非常震惊，全人类都立即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也是因为，肯尼迪之死对于今后以和平共处与缓和冷战为中心的形势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人民表示哀悼之意的深处，有着这样一种决心：要继承并进一步推行由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共同迈出了第一步的路线，争取朝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和平民主力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参加歌颂和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并且在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美化肯尼迪的做法，并没有采取单纯地一味颂扬的方式。而采取这样一些手法：一种是“善恶两面论”，就是说，在肯尼迪政策里面，除了像“遏制中国政策”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坏的”一面以外，还有“缓和冷战”这样一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好的”一面；一种是有条件的美化论调，就是说，肯尼迪虽然同样是帝国主义者，但必须把他同好战的反动派区别开来，他是“有胜于无的明智派”。 譬如，日本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一期）说“肯尼迪政府无疑是帝国主义政府，但他是不同于那些加剧紧张局势准备发动毁灭性战争的反动派的‘现实派’”，同时提出了“善恶两面论”的典型看法。而该报的“新闻述评”作了结论说：“虽然肯尼迪外交政策给希望和平的人们造成的‘明暗’两面是一个整体，但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他曾经压制住国内右派的强硬分子，坚决推进了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的外交政策。”就像这个结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承认肯尼迪政策中存在着真正想要争取和平的一些“好的方面”的“善恶两面论”，实际上一定会不停地变成为这样一种看法：把冷战政策这种另一个“坏的方面”看成是为了说服国内的冷战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伪装”，或者把这看成是被迫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下来的“遗产”。由于这样的解释，最后就变成了这种观点：认为整个肯尼迪政策的根本特点，就是向和平政策转变。这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的观点尖锐对立、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件事实表明，任何有条件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都容易变成、而且也不能不变成美化它的本性的论调。 但是，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极其严重的事实是，这种导致美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有条件的美化论调，不仅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存在，而且竟然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出现了。 譬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评论说：“肯尼迪是在‘冷战’的困难时期就任总统的。而且，由于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他不可避免地给冷战帮了忙。但是，他在任职期间，显然已经远离了那种政策。”欧洲的一位代表还提议要为肯尼迪之死默哀。一部分代表提出了下述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主张说：“和平的敌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战争”，不应当把和平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 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肯尼迪说，他是一位现实地估计国际形势、努力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并且对协商解决有关冷战的各项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肯尼迪正是一个好战成性和反动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化肯尼迪政策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不能不美化美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赞成“保卫祖国”而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白劳德宣扬同美帝国主义实行阶级合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铁托和卡德尔宣传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积极共处论”，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就像这些实例所显示的那样，怎样评价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之一，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分水岭。非常明显，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武装，给世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所以要在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在这个赞美的大合唱中重新总结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揭露企图回避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罪恶，是因为我们确信，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人民运动内部干净彻底地肃清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事业的伟大胜利来说，是绝对必须完成的紧急任务。 二、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 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美化肯尼迪的论调，以首先可以叫做“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下述这样一些论调为其基础： （１）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平民主力量的壮大等等，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另外，热核战争的“毁灭性的后果”已经很清楚。由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 （２）在一方面，正在形成下述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明智派”：他们冷静地估计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现实，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世界热核战争，寻求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道路，以代替核战争的道路。可以认为，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是代表帝国主义者的这一翼的政治家。 （３）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最富于侵略性、最好战和最冒险的一派，他们顽固地继续执行很可能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边缘的危险的冷战政策。约翰·伯奇协会、三Ｋ党、麦卡锡主义残余、戈德华特集团、反动的种族主义者、五角大楼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右派、等等，就是这些极右派的代表。密谋刺杀肯尼迪的人，也就是这些势力。 （４）因此，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同代表前面的一翼的美国政府通过协商，进行谈判，孤立后面的一翼，从制度上确立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以便防止热核战争。 这种乍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而且冠冕堂皇的言论，是以那种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本性作出的完全错误的估计为依据的、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理论，也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考茨基之流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这种论调是说，在同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执行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执行非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巩固、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趋向崩溃、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的确已经深刻地反映到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间，也产生了种种纠纷和矛盾，造成了严重而且复杂的意见分歧。看不到这种矛盾和利害冲突，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者完全涂上同一种颜色，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利用他们内部的裂痕，对于和平民主力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教导说：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但是，如果过高估计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以至于把这种意见分歧和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那么就会铸成这样一个大得无可比拟的错误：把“敌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敌我之间的不可超越的对立等量齐观，把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等量齐观。这是因为：所谓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从根本上说，始终是在适应帝国主义这个同一经济基础的范围内，在敌视社会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阶级本质的范围内，在敌人之间产生的局部性质的意见分歧和利害冲突；这些意见分歧只是一些关于战略和策略、方向和方法的分歧，例如，哪一方面的政策能够最顺利地推行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推行这种政策能够给哪一方面的垄断资本集团带来最大的利益，等等。事实上，战后美帝国主义内部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九四八年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关于扩大侵朝战争的“麦克阿瑟争论”；一九五四年围绕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对立；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五角大楼”内部在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或者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问题上的争论；一九六○年围绕金门、马祖问题的“肯尼迪、尼克松争论”；最近在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发生的争论，等等。无论哪一个争论，都不是围绕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这种根本性质的对立的意见分歧，而只是围绕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怎样才能在最短期间在冷战中获胜以称霸世界等等这样一些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另一政策之间的非根本性质的局部的对立。尽管这种局部的对立加剧了围绕这些对立的斗争，并且经常引起像肯尼迪遇刺丧命那样的丑恶的殊死斗争，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把这种局部的对立看成是同和平和民主政策与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根本对立有关的对立，那就会归结为这样的主张：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政策和非帝国主义政策都能够成立；垄断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政策可以并存。 这种主张正是“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的主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五页），也是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的翻版。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财政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列宁揭露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质说： “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财政资本所‘爱好’的政策，而拿另一个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财政资本为立足点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起来。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垄断的、非强力的、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并存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恰巧在财政资本时代进行完毕而成了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并存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现代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六十二页） 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还超过了考茨基。因为，“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十一页）考茨基，曾经劝“金融资本家放弃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六页），并且说垄断资本能够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而现代修正主义却向人民宣扬说，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在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考茨基创造了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彼此放弃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超帝国主义论”，而现代修正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彼此废除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应该叫做“超超帝国主义论”的论调。 不言而喻，我们承认，有可能通过以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斗争为基础的“谈判”，来迫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也有可能进而迫使帝国主义签订一定的协定，譬如，签订包括禁止核武器在内的普遍裁军协定等等；并且承认，在打倒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前，也有可能通过这些斗争，使防止世界战争的事业获得成功。事实上，一九五三年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印度支那协定、一九五五年奥地利实现中立化等等，都是国内外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以这些斗争为基础所取得的一定的协定和成就的实际事例。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做法，意味着反而会陷入像“左倾”幼稚病那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可是，承认帝国主义受到人民的压力而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本质上改而奉行和平政策，或者已经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下定决心要推行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必须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那么同在国内外进行剥削、“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四页）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绝对不可能在本质上采取非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完全废除军备，同社会主义永远和平共处。 第二，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被核讹诈吓破了胆，而想要回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认为，分化的标准是在目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只要帝国主义不想打全面核战争，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愿意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 有人说：帝国主义里面的“反动派”企图发动核战争；帝国主义里面的“明智派”希望避免核战争；因此，和平民主力量的任务在于，联合后者，孤立前者，以防止核战争。在这种论调的深处隐藏着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想法：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中间产生了希望和平的“明智派”，已经有可能通过同这个“明智派”进行谈判的办法，实现两个体系的共处。这也就是一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帝国主义的一切观点，把一切都寄托在“明智派”帝国主义者的“善意”上。贯穿在这种论调中的第二个更根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全面核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和最大的悲剧，那么防止全面热核战争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没有达到发动全面核战争程度的所有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的斗争，就只有次要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在热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危险面前，无论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无论独立或者民主，无论民族斗争或者阶级斗争，都将失去它的意义。上述这种想法正是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想法。但是，目前利用“毁灭人类”的威胁来分割反帝力量、硬要别人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核讹诈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哪怕是向它的核讹诈屈服一步，也都会像火上添油那样地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气焰。 列宁对受到“战争的可怕的印象”的“压迫”而制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谬论曾经说：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对民主采取的鄙视态度，就是战争压制或压抑人的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皮·基也夫斯基没有觉察到，贯穿在他的全部议论中的，正是战争所造成的这种压抑、惊恐和不加分析。既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场残忍的大屠杀，那还谈什么保卫祖国！既然到处都是粗暴的镇压，那还谈什么民族权利！”（《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一页） 现代修正主义在这方面也超过了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这是因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害怕现实的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争取民主的斗争，“从承认帝国主义存在‘堕落’到替帝国主义辩护”（《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页），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放弃了一切斗争，由投降帝国主义发展到美化帝国主义。 如上所述，“向两翼分化的论调”是说，认识到热核武器的空前巨大的破坏力量的帝国主义“明智派”，不仅想要避免热核战争，而且正在开始认真地追求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美化帝国主义的意图和政策的、近乎蛊惑宣传的论调。垄断核武器的梦想已经破灭的美帝国主义，面对全世界高涨起来的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防御性军事力量的威力，已经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危险：如果发动全面战争，那么美帝国主义本身也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纵然如此，这丝毫也不等于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侵略性的统治世界计划和战争政策。这只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充核力量，拼命地追求打赢全面核战争的保障，同时在目前集中力量推行着危险性比较小、不致把美国本身的国家生存作为赌注的其它方式的战争和侵略的政策。因此，根据当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的情况把帝国主义划分成好战派与和平共处派的做法，不仅完全忽视了事实，而且只能陷于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立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整个学说，把有没有“核自杀”的决心当做帝国主义的新的决定性的标志，忽视（美帝国主义）目前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危险性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放弃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最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借口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忽视了肯尼迪等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道道地地的政治代表的这个事实，因此，这种论调在实际上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的最坏的机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战后的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结成帝国主义的军事联盟，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一切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侵犯各个盟国的主权，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变成它的附属国，剥削各国人民，推行了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这种基本内容，正如“超党派外交”这个名称所表现的那样，都一直是一致的。而且，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者是共和党政府，都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的称霸世界计划，代表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也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美国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官僚、军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的政治代理人。美国的大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道地而且露骨。 “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和一小撮百万富翁对全社会的统治表现得像美国那样横蛮，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贿赂风行。”（《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百四十二页） 让我们看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备加颂扬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吧。大家都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汉弗莱是汉纳公司的总经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行政部门的领导人二百七十二人中，占大多数的一百五十人是资本家，在其余一百二十二人中，有一大半是同资本家有直接联系的（维克托·佩罗：《美国金融帝国》）。肯尼迪政府也是以百万富翁的儿子肯尼迪总统为首，三个重要职位都由大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牢牢地占据，国务卿腊斯克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长。究竟是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列举这种不胜枚举的众所周知的名单呢？对于历届美国政府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这样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几乎完全等于同义语的理所当然的情况，难道还需要再加以证明吗？这种情况越是理所当然，那么就越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看成是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认为它们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的政府这种论调也就把美帝国主义本身看成是明智的，认为美帝国主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于这种论调粗暴地破坏了《莫斯科声明》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原则性规定的这一事实，就越来越不能怀疑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企图缩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含义，把这种力量说成是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有所区别的美帝国主义“极右派”。按照这种说法，美国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那个发动侵朝战争，进攻古巴，在西柏林组织挑衅活动，派遣一万几千名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屠杀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军事同盟，布置军事基地网，执行残暴的称霸世界计划的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以约翰·伯奇协会为首的法西斯反动分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右派以及军部等等。 不言而喻，过低估计这些极右分子的作用和他们那个残暴的法西斯反动计划的危险性，是不正确的。但是，单把这些极右分子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势力，而不认为美国政府是战争势力的主要堡垒的做法，就等于在日本不认为美日垄断资本、池田内阁和自由民主党是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而只把赤尾敏、佐乡屋嘉昭、儿玉誉士夫、三浦义一那样的右派、自由民主党的素心会、各种军国主义团体等等看成是主要的反动势力，这真是荒谬绝伦的骗人的鬼话。谩骂艾森豪威尔和池田勇人是“共产主义的走狗”的。法西斯极右派的任务是攻击民主力量，特别是攻击共产党，煽动反共歇斯底里，鼓吹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一方面用同他们对比的办法进一步粉饰垄断资本反共政府的和平民主假面具，另一方面在这个假面具的背后促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右倾，为法西斯主义取得地盘，准备条件，以便在将来发生危机的时候由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法西斯分子是帝国主义反动专政的最凶恶的尖兵和别动队，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作用。右派的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垄断资本的利润的一点残羹，也决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政治上或者从经济上说，他们都是由垄断资本豢养的。 把这种丑恶的狼狈为奸的关系说成是“向两翼分化”而加以美化，并且宣传说要集中力量只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极右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开脱罪责。这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同呢？现代修正主义煞费苦心地臆造出来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就是宣扬说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因此，这种论调在本质上就是起到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 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肯尼迪美化论，还引出了可以叫做“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下述论调，并且正在同这种论调相联系： （１）既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表现出走向和平共处的意愿，那么，对世界和平民主来说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就是，美国的极右派以及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法帝国主义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等。 （２）特别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活了的德帝国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一样，企图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划定的边界并且企图实行核武装的、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已经成为欧洲中部最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 （３）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起了作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地位正在相对地削弱，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增强。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大西德和法国等欧洲的反动帝国主义的危险性。 （４）在这种形势下，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心任务是，效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实现的美苏合作，一方面灵活地争取同美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达成协议，一方面把主要的打击集中于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西德的阿登纳集团，以及拒绝参加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一意孤行地走着危险的核发展道路的法国戴高乐集团，现在仍然继续保持法西斯制度的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等，以孤立他们，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善后问题的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实现欧洲的“和平共处体制”。 特别是在缔结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提出“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同时开始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提出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在本质上不过是“向两翼分化论调”的继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予以支持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主要打击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机械的类推，因而要把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看作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莫斯科声明》），成为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否定把主要打击集中于它身上的必要性，因而最后发展到回避反帝斗争的地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之间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是帝国主义失去了决定国际政治动向控制力量。
战后日本工人运动与左翼·《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