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资料汇编·中共建国前后劳资两利政策演变:194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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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治市错误的工资政策(1948.05.01)

王元直　(1948.05.01)
长治市错误的工资政策
人民日报编辑同志：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四月十八日对长治市划阶级及工商业的意见，感觉到十分正确。为了纠正长治市在工商业中的错误政策，为了给长治市委提供一个具体材料，特把长市新华纸厂的材料写去。我们希望这个材料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长治新华纸厂存在两种不同认识：我们认为纸厂工人中襄垣小宗派很严重，他们的经济主义很厉害；而长治市工会、工会三分会是培养、支持这种小宗派和经济主义的。市委会则完全听信市工会的假报告。而市工会则认为工人工资低，新华日报馆派去的副厂长栗富贵作风不民主。究竟是怎样呢？下面是事实。
长治市新华纸厂，其前身原为敌伪创办。长市解放后，归上党建设公司接管。不久移交给太行纸业公司。四六年三月转归新华日报馆接办。当时规模甚小，只有四口抄纸池，一盘土碾，动力为三个牲口，工人连职员共十六七人。四六年秋，市工会提出实行“劳资两利”、“劳资合作”。试行数月结果，厂方每月只盈余二万多元，工具折旧等尚未扣除。而当时工人工资除由厂方管饭外，每月即为两万余元，厂方盈余只顶一个工人的工资。所谓“劳资两利”，实际上是片面的劳利资亏。而这种所谓劳资两利的办法，在四六年太行区群英会上，工会一再鼓吹提倡，选为“模范工厂”，并产生了“英雄”、“模范经理”。当时，某军火工厂负责同志曾这样说：“新华纸厂是轻工业，工资如此之高；象这样子的劳动英雄，我们还多得很！”
去年春，纸厂扩大生产量，从原有之四口抄纸池，扩充为十口池子，改用畜力为电力，资本增加到千余万元（现在则增到五千万元）。同时发现原经理有贪污腐化行为，即将其撤换，大胆提用厂内工人“劳动英雄”武昌海担任经理。此时工资为十区麻纸（伙食在外），值二万元左右。当时米价为四百五十元一市斗，可买四石多米。生产标准为每日五区纸，超出之数分红尚不在内（每人每日最高可抄七区）。工资之高，超出长市任何轻工业工资，与重工业一等工资相等。但市工会则一再认为纸厂工资降低了，经常支持工人增资意见，处处对厂方不满。
去年七月，厂方感到工资过高，成本太大，提出适当降低工资，并改赚纸赚米。但工人提出要“五石米、三丈布”的极不合理的过高要求，几经争执，最后决定为每月一石八斗米，二十五方尺布，伙食仍由厂方供给。实际此数比一般工资还是高。但市工会及工人均不满，他们为了多分红，硬将生产量降低，生产标准从每日五区降到四区半。到去年冬天，则减到四区了，但实际生产量则为五区到六区。
由于这次减低工资及改赚纸为赚米，工会与工人对厂方极为不满，主要集中在栗富贵身上（是报馆派去的副厂长兼会计，木匠工人出身）。八月十五，工人借口停工问题（每年两季照例停工一月。当时本为工人提出，但厂方同意其意见并宣布停工后，工人即加否认，说停工是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在少数襄垣工人带头及在市工会撑腰作主下，爆发纸厂斗争栗富贵事件。结果停工十天（但工人工资仍然发），厂方直接损失数十万元。当时市委、市工会单纯站在工人方面，市委阎镇，三分书记孙国宝，副书记李宜生，市工会主任宋有信，市工会宣传部长牛来全，市工会武装部长赵保成等，片面听信工人意见。赵保成部长并说：这是“纸厂破坏职工运动”。在市委、工会及工人的压力下，共开斗争大会两次，理由是栗富贵“领导作风不民主”，无故开除工人（指停工问题），克扣工人工资（指适当降低工资），贪污等等。在大会上栗几乎被打。第二次会上，分委书记、市工会主任、宣传部长等，均亲自参加。在开会前，分委副书记李宜生、市工会宣传部长牛来全提出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栗富贵一定得撤换离厂，否则问题即不能解决。”牛部长更直接了当的说：“栗富贵如不出厂，则全体工人都不干要散伙。如厂方不接受此意见，我们即不管了………”。结果在市委、市工会压力下，报馆被迫将栗富贵同志宣布撤职，并受到党内的警告处分（栗富贵没有挨打的原因，是由于栗是党员，且是纸厂支书。受到警告处分是市委的处分，因纸厂行政权归报馆领导，但支部归市委领导，至今未变）。
纸厂工人中半数以上为襄垣人，以李来秀（工务）、武昌海（厂长）、乔根（工会主任）、姜旦（支书）等数人为首，在经济上结成巩固的小宗派，排斥非襄垣工人，特别是对非襄垣的学徒排斥与统治更为厉害（学徒的工资是不高的，但襄垣小宗派和市工会是不关心的）。
在纸厂事件中，市工会主任宋有信，曾两次提出要求报社将纸厂交给工会管理。
市工会对纸厂的看法，认为厂方是“资本家”，以“对资本家的态度”对纸厂。故对劳资关系问题的解决，不是在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下，用协商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做工人经济主义的尾巴，单纯经济观点，发动工人给工人撑腰，向厂方斗争。不了解纸厂是公营事业或革命工厂，把农村中斗争封建地主的一套办法，都原封不动的搬到城市来对待工商业，来解决劳资问题，这是错误的。甚至把“地主即是罪恶，农民即是真理”的口号也搬进工厂，变成“厂方即是罪恶，工人即是真理”。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厂即成为“工者有其厂”。长市市委也与工会有同样的观点。
由于纸厂工人掌握在几个襄垣老工人手中，他们便拉拢了市工会一部干部，不仅经常进出饭馆、戏院，而且可以在纸厂随便借钱（宋主任有信一人借了三十万，牛部长来全借了三万多），做工人的经济主义尾巴。他们在吃了嘴短之后，腰即不硬了，即不能坚持原则了，这是必然的。所以除直接给工人撑腰外，到市委那里便只说工人对。既然吃了糖，便只得“上天言好事”了。而市委只听一面之词，无条件的相信工会干部的话，很少听取厂方意见。主要原因，是他们错误的把厂方看成地主富农，工人看成贫雇。如阎市委、宋主任在先后谈到长治市一年生产时，都曾说纸厂省工四千五百个，增产一倍。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登载这个消息后，二月八日读者正言、傅宏予以揭发。
由于纸厂的产量低，工资高，质量坏，所以纸的成本很大。现在林汤等地民间纸，双印纸每块（千张）售价二万五六千元，而长市新华纸厂三月份出的双印纸，每块成本则达三万七千五百元，而建设费尚未列入。
（太行新华日报驻长治生产代表王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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