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资料汇编·中共建国前后劳资两利政策演变:194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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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上一百二十四个代表发言　愿遵守共同纲领积极改进生产和经营(1952.07.03)

(1952.07.03)
在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上一百二十四个代表发言
愿遵守共同纲领积极改进生产和经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在二十七日下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上午举行大会，一百二十四个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自二十日开幕以来，全体代表曾先后分组深入讨论了大会主席陈叔通的开幕词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报告以及各首长的讲话。从二十七日下午开始大会讨论，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极为踊跃，纷纷表示自己对“五反”运动的认识，和对陈叔通主席、陈云主任两个报告的感想，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和团结的精神。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一致认为“五反”运动是一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运动，也是一个伟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对工商业者的改造，有着决定的意义。人民政府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在严格地检查了工商业者的“五毒”之后，又在核实定案、退财补税方面，实行宽大处理。通过这次群众性的运动，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已较前提高。工商业者今后只要老老实实遵守共同纲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彻底肃清“五毒”后，前途就更加光明了。因此，这次筹备代表会议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全国正当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信守共同纲领，积极发展经营，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而努力。
代表们发言中对于陈叔通主席的开幕词和陈云主任的报告，一致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大家认为新中国三年来在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使人感到无限振奋，这些成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能取得的。关于解决“五反”运动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等，代表们认为陈云主任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七点指示非常切合实际，一致表示满意。同时，许多代表也提出了保证。天津代表李烛尘说：为了能够进一步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力量，我们提出下面三点保证来：第一，加强学习，坚决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积极生产经营。首先要学习共同纲领，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体人民共同的利益。第二，面向农村，积极生产，保证货真价实，以取信于消费者，减低成本，为工农大众服务，进一步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第三，保证实行合理经营，加强民主管理，学习先进技术经验，争取技术上的进步，使落后的生产技术逐步提高，为迎接祖国经济建设高潮而努力。热河省代表敖凤（蒙族）说：“过去工商业者曾进行过学习，但没有很好地联系实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收获不大。今后我们一定本着陈叔通主席在开幕词中指示的精神，在当地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联系实际进行学习，以便求得彻底改造。”上海市代表盛丕华说：“陈云主任报告中的七点指示，除了六点是关于照顾我们工商业者的外，最后一点特别指出工商业者不能再犯‘五毒’。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工商业者应该牢牢记住作为座右铭，要保证言行一致切实做到。”武汉市代表陈经畬说：“我们回去一定好好传达大会的内容，使我们武汉市以至中南区的工商界，在清除‘五毒’之后，在工人阶级与国营经济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奋斗！”广东省代表黄长水说：“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工商业者很多困难问题都得到解决。我们今后一定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广东全体代表都下了决心，回去以后积极学习共同纲领，务必做到全体工商业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消除‘五毒’，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沈阳市代表巩天民说：“东北在‘九一八’后受日寇残酷压榨，民族工商业者处于破产状态，解放后由于东北国营工业基础较大，在国营经济领导和扶助之下，工商业者普遍地恢复并得到了发展。我们应当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中央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的帮助。”重庆市代表胡子昂在发言中说：“我们完全同意陈叔通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的，以共同纲领为衡量工商业者对人民有利或有害、积极或消极的唯一标准，并愿为执行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树立工商业者的新道德、新风气而奋斗。”特邀代表侯德榜说：“陈云主任指示我们七个重要问题：合法利润的解释、加工订货的规格、物资交流、银行利息、税收办法、劳资关系，及防止再犯三害、五毒等，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我们回去后一定坚决执行，以备迎接下半年的秋冬旺季。”
在大会发言中，各地代表介绍了当地工商业或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在解放以来的发展情况，一致感谢国营经济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多方扶助。黑龙江省代表麻新泉说：“黑龙江省的工商业，是在解放后经人民政府的扶助，才得到了发展。就拿齐齐哈尔市来说，解放前只有五百工商业户，现在已发展到四千九百户。”上海私营绿宝金笔厂的投资人汤蒂因，是一个从事工商业二十年的妇女。她说：绿宝金笔厂在一九四八年底曾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金圆券政策的摧残而无法维持。一九四九年九月上海解放初期，由于国营百货公司的收购和定货，该厂就从奄奄一息的困境很快得到了恢复。在一九五零年第一季度，就初步发展，由制造钢笔转向制造金笔。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该厂出产金笔二百打，同年九月开始，产量增加到每月一千五百打。汤蒂因说：“这样一个发展，是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分不开的。”她说：今年七月份绿宝金笔厂将把产量提高到一千八百打。陕西省代表瞿冠英在发言中谈到西北区今后工商业发展的广阔前途，他说陕西省有优厚的原料、丰富的矿产、大量的土产及朴素耐劳的人力，并有陕甘宁广大人民需要的市场，而陇海路十月间可通至兰州，天成路也在动工，今后交通可算四通八达。这些都说明陕西省工商业的发展备具优越的条件和极大的远景，我们十二分愿望和欢迎先进地区的工商业者及海外侨胞都向这里来投资经营。
许多代表在大会发言中，还介绍了私营工商业在去除“五毒”后所呈现的新气象。北京市代表乐松生发言中，介绍了北京市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五反”运动后在市总工会的领导号召下，主动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工商业联合会分别召开行业、地区工商业者会议，向他们讲解政策，发动工商业者讨论发展本身的生产和经营，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协商的结果一般都很圆满。劳资协商中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如资方主动增加资金，添购设备，工人发挥生产热情，提高质量等动人事实。乐松生说：“经验证明调整劳资关系是和发展生产分不开的。”山东省代表苗海南说：“工商业者因为清除了‘五毒’，工商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气象。譬如青岛市阳本印染厂经过‘五反’后，产品质量提高，染六十号士林布的次布率，四月份是百分之十二，五月份就降低到百分之三。济南市东元盛染厂，‘五反’后比‘五反’前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左右。该厂在济南市是技术比较进步的，‘五反’后，该厂资方自动将技术全部公开，让其他工厂到该厂学习，借以提高技术，发挥了团结互助的作用。我所负责的济南市成通纱厂，在‘五反’前，每锭二十小时的产量为零点八八磅。在‘五反’运动中，由于工人坚持了‘五反、生产两不误’的口号，产量达到了零点九五磅，目前已提高到一点零三一六磅。”苏北区代表张敬礼说：“我们苏北工商业者和苏北全体人民一道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战胜了解放初期的严重灾荒，克服了工业原料缺乏的困难，迅速恢复了生产，伟大的淮河水利工程，尤其给苏北人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前途。在‘五反’运动之后，苏北的工业，如纺织、电气、面粉等工厂，管理改善，职工的生产热情提高，因此在产量、质量和原料的节约上都打破了过去的纪录。譬如南通市的大生纱厂，是一个有五十三年历史的旧企业。经过‘五反’运动之后，面目已焕然一新。在运动期间，每锭二十三小时产纱量已提高到一点一磅以上。”
出席这次筹备代表会议的，有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港澳代表、华侨代表，他们都曾在大会上发言。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锐军（蒙族）说：内蒙古在“一九五一年中，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三，资本总额增加了一点二倍，营业总额跃升为一九五零年的二点四倍。私营工商业者在内蒙古正日益发展”。贵州省代表罗安平（苗族）说：“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后，生产力不断提高，因此也提高了购买力。人民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优待政策，使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得穿便宜的布，吃便宜的盐。”新疆省代表阿不力孜（维吾尔族）说：“新疆农村和牧区的广大人民，解放前以十四公斤羊毛只能换取茶砖一块。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新疆各民族人民提高土产特产的价格，用十四公斤羊毛可以换取四块茶砖。”香港代表说：“香港同胞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建设。我们代表团保证要把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任务好好向他们传达，使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和大家配合起来。”华侨代表蚁美厚（暹罗）说：“国外华侨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的。他们身在国外，心在祖国。华侨工商界人士和国内工商业者一样，对爱国工作尽了他们的力量，参加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他们时时刻刻关心祖国。近年来他们得到侨乡传去的消息说，社会秩序安宁，人民生活稳定，工商业逐渐繁荣，他们是非常兴奋的。因此从国外回国的华侨一天比一天多，华侨资本已经开始向祖国投入，侨汇不断增加。我们相信在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时期，国外华侨一定能够贡献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一定要尽力把这次大会的精神传达给国外华侨。”
台湾代表林良材在大会上报告了台湾最近的经济情况和台湾民族工商业的苦境。他说：“由于美国、日本的商品充满市场和国民党残匪的抢夺，台湾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民族工商业生产停顿、销路停滞，停业倒风弥蔓全省各地。台湾最大的三家私营铁工厂，台中的‘天源’已经在去年九月倒闭，台北的‘大同’和高雄的‘唐荣’也因为缺乏原料，销路停滞，资金周转不灵。纺织业方面，由于受到美货日货的打击，加以棉纱供应非常缺乏，生产已普遍停顿。”
代表们在大会发言中普遍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收获。
国营企业总机构代表叶季壮在大会发言中，对加工定货、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等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全国合作社总社代表孟用潜向与会者介绍了目前全国合作社发展的情况，并说明了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生产供销合作社的作用。孟用潜说：“整个合作社组织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将坚决按照这次会议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精神，和公、私商业共同担负起城乡和内外交流的任务。”
在大会上发言的一百二十四个代表是：（按发言顺序排列）天津市代表李烛尘、沈阳市代表齐心、山西省代表赵沐卿、河南省代表吴彰耿、湖北省代表喻子凤、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锐军（蒙族）、旅大市代表姜培禄、南京市代表陈邃衡、松江省代表刘佩芝、察哈尔省代表郭荫南、广州市代表陈祖沛、西安市代表叶雨田、平原省代表鲁定华、上海市代表汤蒂因（女）、湖南省代表向德、上海市代表郭棣活、广西省代表陈培元、云南省代表李琢庵、苏北行署区代表张敬礼、广东省代表邱秉衡、重庆市代表萧松立、武汉市代表华煜卿、浙江省代表汤元炳、华侨代表王源兴、贵州省代表罗安平（苗族）、福建省代表蔡竹禅、江西省代表熊一匡、香港代表、山东省代表苗海南、陕西省代表瞿冠英、热河省代表敖凤（蒙族）、山东省代表竺浙民、川南行署区代表萧则可、广州市代表林志澄、北京市代表乐松生、河北省代表吴韫山、江西省代表潘式言、上海市代表盛丕华、天津市代表贺川成、武汉市代表邓鹤卿、绥远省代表燕金利、台湾代表林良材、河南省代表涂义山、上海市代表陈巳生、沈阳市代表郝树恒、武汉市代表李国伟、华侨代表蚁美厚（暹罗）、旅大市代表燕文卿、甘肃省代表马英豪（回族）、苏南行署区代表刘国钧、新疆省代表阿不力孜（维吾尔族）、川北行署区代表林全九、广西省代表朱耀纲、重庆市代表童少生、中央特邀代表周作民、湖南省代表戚祥麟、国营企业总机构代表钱之光、宁夏省代表李长鳌、绥远省代表覃锡树、河南省代表李文清、上海市代表吴雪之、湖北省代表刘杰三、辽东省代表郑维良、武汉市代表文祥、浙江省代表金润庠、安徽省代表黄梦飞、上海市代表张爱国（摊商）、黑龙江省代表麻新泉、沈阳市代表巩天民、天津市代表边洁清、甘肃省代表严树棠、上海市代表吴赞廷、河南省代表寇华亭、上海市代表吴蕴初、山西省代表薛志龙、西安市代表傅子厚、湖北省代表刘子贤、湖南省代表燕春舫、重庆市代表杨亚西、苏南行署区陆小波、武汉市代表陈经畬（回族）、山东省代表李大宸、陕西省代表杨海成、广东省代表唐志精（瑶族）、武汉市代表余金堂、特邀代表王芸生、平原省代表刘荷甫、华北区代表李哲人、抚顺市代表李荆山、甘肃省代表王宜之、广州市代表梁海、吉林省代表张泽多、松江省代表邢镜寰、浙江省代表俞佐宸、吉林省代表马金庆、北京市代表浦洁修
（女）、本溪市代表高启宇、宁夏省代表贺逸庵、上海市代表吴振珊、川西行署区代表黄鱼门、山西省代表赵振林、贵州省代表陈职民、河北省代表陈国璋、鞍山市代表刘振亭、苏南行署区代表钱荪卿、青海省代表朱志坚、广东省代表黄长水、福建省代表王贤镇、西康省代表郑梦麐、特邀代表侯德榜、中南区代表曲新民、辽西省代表李宏昌、武汉市代表吕道信、广州市代表劳元熙、澳门代表马万祺、苏南行署区代表陶叔南、广西省代表卢燕南、华北区代表李健文、新疆省代表魏岐山、广东省代表锺锡怡、重庆市代表胡子昂、宁夏省代表何义江（回族）、全国合作总社代表孟用潜、国营企业总机构代表叶季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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