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资料汇编·中共建国前后劳资两利政策演变:1946-1952

上一页 | 目录页 | 下一页

#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952.04.10)

冯定　(1952.04.10)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转载“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四期）
冯定
学习杂志编者按：“学习”杂志本年第一、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下面是冯定同志的文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分析问题或了解事物的本质，无论是规定战略、策略以及每个具体的政策，无论是组织革命的队伍或指挥革命的战斗，都无不是既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原则，又合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性与深刻性，在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不论何时何地，其性格彼此间总是共同的。但同是资产阶级，在初期与在后期是有区别的；同是在后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区别的；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革命胜利前与在革命胜利后是有区别的；此外，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在其共同的性格中又各有其特殊的性格。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既从一般的资产阶级方面而掌握其共同性，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方面而掌握其特殊性，所以认识是异常透彻的，因而当争取其加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时候，当为了团结而必须进行批评或斗争的时候，都是异常正确的。
资产阶级是以血污起家同时也有其历史光荣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餍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直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这种剥夺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记录中的。”
（见郭王译本卷一第六○九页）又说：“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同书卷一第六五○页）这些话丝毫也没有过分。我们这里必须再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描写初期资产阶级是非常淋漓尽致的；这段话说：“资产阶级，到处，在它得到了统治的一切地方，破坏了封建的、家长制度的醇朴的关系。它无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复杂的封建网络；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与冷酷的‘现金交易’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勇士的热忱，俗人的多愁善感等等底庄严的激发沉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底个人才能变成了交换价值，它用一种无良心的贸易自由去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不可废弃的自由。一句话，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去代替了用宗教与政治的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取消了以前认为可敬的、被诚惶诚恐地崇拜的一切行为底神圣的威严。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科学家变成自己出钱雇佣的劳动者。资产阶级扯掉了家庭关系底动人的、多情的纱幕，并使之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见解放社博古校译本二十五页，着重点原来没有的）
然而资产阶级在其发生与发展的时期，虽用卑鄙龌龊强暴野蛮的手段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是终究因此也就“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二十五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既骂了它，也赞了它，认为“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见二十八页）。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内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七世纪英吉利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八世纪末（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西欧主要诸国的资产阶级都掌握了政权，因而使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自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至一八七○—七一年间的普法战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西欧与美洲业已胜利与确定的时期，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不管为了追求不知餍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在政治上终究还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能够起领导的作用。
资本主义世界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渐趋褪落与丧失而走向反革命
资产阶级当其尚能领导革命的时候，不管实质上只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冒充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去反对封建贵族和僧侣们的，总是冒充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去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的。然而当人民觉悟起来争取自己的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时候，特别是当工人阶级成立了工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为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革命性就愈来愈褪落，思想上也就不再进步而趋反动了，就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吧，也不愿尊崇不敢提倡了，而回到唯心主义与僧侣主义的“茅坑”里去了。它宁使勾结或投降封建君主和地主阶级，而民族利益也日益置之脑后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与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词中曾经说：“我们往常说过了，——而多次的革命也恰好证实这点，——就是当事情涉及经济权力，剥削者们经济权力的基础的时候，涉及他们的财产的时候，这些财产是使数千万计的工人与农民的劳动归他们支配的，是使地主们和资本家们有实行压榨的可能的，——重说一遍，就是当事情涉及资本家们和地主们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也就忘记所有自己关于爱祖国爱独立的语句了。……当事情触到阶级利润，资产阶级也就出卖祖国并与随便什么的外国人进行卖买勾当来反对自己的人民了。这个真理，俄国的革命历史再次三番地说明了，正像百余年来革命历史给我们说明了似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政策的法则，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里，就是如此。”（译自“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页）
百余年来的历史，确是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由革命性到反革命的丑恶演变。资产阶级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大革命中，革命的精神算是非常饱满的，可是一八四八年普鲁士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就已没有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那样生龙活虎了，而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宁使和反动的贵族去进行妥协。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的起义与巴黎公社的成立，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丧失和结束。巴黎资产阶级在公社成立前的围城中曾大发国难财，并且正当人民挨苦受难奋起卫国的时候还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许工人成立军队，而宁使和敌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为的就是当公社一经成立，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将军就进兵来对公社实行血洗。可是巴黎公社虽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摧毁了，终究还是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给予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愈益胆怯起来。嗣后似像在奥匈、在俄国、在日本及其他各国，那里的资产阶级因为形成为阶级比较更晚，所以反动性愈益暴露，干脆就向君主和贵族叩头屈膝了。
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正像列宁说的：“在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和宪法周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发号施令的资产阶级，因惧怕日益增长和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便支持一切落后的、衰亡的、中世纪的东西。日益衰亡的资产阶级，同一切已归衰亡和正在衰亡的势力联合起来，以图保存正在动摇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发号施令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欧洲在今天之所以是先进的，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而是违反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使那争取美妙的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增大起来，只有无产阶级才保存和传播对落后、对野蛮、对特权、对奴隶制度、对人侮辱人的无情仇恨。”（干部必读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四十二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总而言之，从人类整个世界范围与全部历史发展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则还有一定的革命作用
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时候，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倒还“余勇可贾”。这是因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决不允许其也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为了间接地与直接地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命脉，除了实行直接的武装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外，总是尽一切可能地培养与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一切根深柢固的封建反动势力，因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深切地感觉着窒息的痛苦，就是和封建君主、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妥协起来仅仅希望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也极少可能。这样也就使得“……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第二十六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而这个“资产阶级还与人民一同反对反动势力。”（见列宁：“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四十三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管其本身怎样软弱，也就这样显示了“后来居上”的样子，演奏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中的“尾声”。
列宁与斯大林都曾一再地评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列宁很注意中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指出孙中山先生“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经济革命’”的同时，曾誉孙中山“是充满着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的。（均见同书“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在国际和国内的情况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从国际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真正开始了，从国内来说，这就是比资产阶级更强大更坚决的领导革命的阶级业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了。国际国内这些新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而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析的，“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孙中山先生在这样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中并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这正是其非常伟大的地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新三民主义在实行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统治的当中，基本上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相接近的。所以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帮助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也正是坚持了这个正确意见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紧急关头动摇叛变
然而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深刻，即使资产阶级在和人民合作的时候，也能看出它的反动尾巴。我们今天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文章以后，就可知道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间，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脸孔掩饰下的反动尾巴，就已经发出警号了。这个警号的发出，不仅是因为当时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而国民党的领导权已落在野心家蒋介石的手里，而且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认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而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撇开了买办阶级，认为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然后论及中产阶级说：“这个阶级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又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同志不但对资产阶级的右翼发出了警号，而且对资产阶级的左翼也发出了“提防”的警号。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在国际国内新的情况和条件下还在参加革命，主要的是想利用业已过去了的、腐朽了的“革命老牌子”，来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夺取，为的并不是使革命贯彻到底，而是使革命当已经相当地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时候，能够“适可而止”，或者是事实上决不可能“适可而止”的时候，多少可以有些资本去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讨价还价，而实行对革命的变节。
毛泽东同志这种灼知与卓见，恰巧和当时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相反，陈独秀机会主义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没有警惕其反动的一面，所以当资产阶级既震慑于人民力量的风起云涌而又受革命敌人威迫利诱因而表示动摇的时候，不是对资产阶级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完全对资产阶级表示迁就，结果并不是争取了资产阶级，而是促进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疯狂进攻与对革命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投降。
中国一九二四——二七年间的革命，终于遭受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原因：从革命的敌人来说，其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国际帝国主义不但始终扶持着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等一切最反动的势力，而且还亲自出手露面，横加干涉。但不管敌人怎样强大，假使革命阵营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动摇，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互勾搭而实行叛变，形成反革命对革命的里应外合，那么革命也许不会失败，失败了也决不如此惨重。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间的革命是失败了，幸亏有毛泽东思想的存在，并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重新组织了革命的力量，建立了革命的武装，乃至创造了革命的根据地，革命终于又向上高涨起来。不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更要推迟到不知什么年月了。
中国的民族危机迫使资产阶级又复“败子回头”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样迂回曲折，可是辩证的毛泽东思想却永远像灯塔一样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指示着明确的方向。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了，蒋介石集团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结果，自己很快就达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就是发展而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了，这时它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再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集团从此变成了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也一无所获，而其经济上所感觉的窒息，也不是放松而是加紧了。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以后，毛泽东思想又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同志在其一手创造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从来就不主张对城市中小工商业者与农村的富农采取过“左”的政策。特别是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又复深重起来，毛泽东同志掌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就预见到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还是能够将资产阶级争取过来而发扬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反动的一面的。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估计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篇文章里说：“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篇文章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着重点原来没有的，下面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何等卓绝与英明！
毛泽东同志上述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其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国的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政策与策略，不但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下，由于广大人民抗日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与壮阔，也使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不得不被迫而同意抗日，这是因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本小册子里所说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这样就争取了国共再度合作，因而实现了一九三七年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一面主张联合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一面又丝毫也不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所以在上述同一小册子里又说：“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
（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这就是说，对于革命阵营里的资产阶级，甚至像顽固派那样类型的资产阶级，只要其和革命的当前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矛盾而表现不能完全公开地站在敌人方面，就应该像利用废料和废物一样，尽量利用。但正是因为要利用其和敌人的矛盾而对革命有利的一方面，同时就必须尖锐地而又适当地批评与斗争其对革命不利的一方面，这样才能使革命事业不至于“得不偿失”，而使革命阵营益臻巩固而不致破裂；或者就是破裂了也不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
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
抗日战争胜利后，整个资产阶级在主观上是很想独吞胜利的果实的，可是在客观上，因为抗日战争是倚靠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出兵而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所以资产阶级要想独吞是不可能的。但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实际情况出发，不管整个资产阶级多么想独吞胜利的果实，对整个资产阶级里面的各别类型仍复采取了各别的看法和办法。顽固的大资产阶级，也就是欧美派大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中间在抗日过程中总算还没有公开成为汉奸的部分，这部分在抗日过程中不但没有穷困起来，而且反而发了国难财，都变得肥胖的“白华”；他们当抗日战争结束时，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定时间内所有的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而对革命有利的东西，这虽然在抗日过程中本来就是愈来愈稀的那么一点儿，也已随着消逝，实质上只留下卖国贼与独裁者的灵魂了。他们不但想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而且已经吞下了不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可是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要求和平，而他们的本质和本相也不是迅速便被当时在解放区以外的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能够清楚认识的。所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愿望，曾委曲求全地与之协商和平，结果是经过一两年的时间，甚至最起码的民主和进步的表示都没有，并且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下，终于狂妄地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正像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会议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里所说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就这样予以坚决的反击，直至最后摧毁其统治地位。可是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不同的。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一切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与损害的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上报告）毛泽东同志当时又说：“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但是，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同上报告）后来事实都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而规定了政策，所以完全正确。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史无前例地实行卖国、独裁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使民族工商业毫无生存余地，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思想而规定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不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所散布的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幻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一天一天减缩起来，而且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在反美反蒋中表示了中立，有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被争取过来，有的在全国解放以后也就被争取过来，也就是渐渐都倒向广大的人民方面来了。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管对革命敌人多么软弱和动摇，对革命的广大人民多么畏缩和顾忌，然而民族独立与和平民主的实现，终究还是和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思想而规定的正确政策，更是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些政策，从资产阶级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来说，就是公私兼顾。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上报告）而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来说，就是劳资两利。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究竟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官僚资产阶级是靠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横征暴敛而致富的，所以他们的致富，是直接向广大的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并不仅仅采取对工人的剥削形式，可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世界上历史上一般的资产阶级一样，“如果在他的支配下没有被雇佣的工人，便不能生活和发财”。（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要完全撇开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不怕没有资产阶级，因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证明了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在取消了剥削制度以后，生产就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生活也大大地优美起来；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没有工人阶级，所以当工人阶级要起来革命时，资产阶级一面镇压，一面常常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提倡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的政策看来类似资产阶级欢迎的劳资合作，但二者本质不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改良政策，完全是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与剥削制度出发的；劳资两利却是在中国这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里的合理政策，完全是从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出发的。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的政策，既使资产阶级能够照样生活，并赚取合法的利润，又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与国营经济的领导消除顾虑。这样，除了已经被人民打倒了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外，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就被争取过来。不过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说：“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也就这样而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共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员，不过它决不是领导者，决不能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工人农民“分庭抗礼”，而是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罢了。
解放以来，资产阶级竟又“得意忘形”乃至“以怨报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年多以来，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也有了学习，受了教育，参加了如像抗美援朝那样伟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也曾表现出来了自己靠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同获解放的欢悦，因而也曾流露了爱国情绪与爱国行为。可是他们在对解放表示欢悦的同时，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们“做生意”应有范围与受约束的问题上，原来就是现在还是存在着错误的想法和看法的，有的甚至在言语与行动中也就表现出来。俗话说的对：“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资产阶级由于其思想主要是集中于追求利润，所以当利害关头的时候，必然是只管个人与小集团而不顾大众。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展开与获得伟大胜利，物价的稳定与市场的扩大，国家根据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的原则帮助工商业者的渡过难关，使私营工商业渐呈活跃气象。可是这些工商业者并不“饮水思源”，忘记了共产党与工农劳动大众的恩德；他们没有想一想：他们的同获解放是主要倚靠共产党的领导与工农劳动大众的力量而来的，他们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耐心的善意的长时期的艰苦争取才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有上述这样的地位的，他们的活跃是和抗美援朝运动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可是他们竟不顾战争的需要与士兵的健康，不顾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大发横财，有的甚至不惜又和帝国主义去打交道。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标有二百五十数目的注解里，有一段话形容资产阶级是异常生动的：“以前曾有人说自然惧怕真空；正像这样，资本原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极微的所在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如确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将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积极地大胆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邓宁格著“工会与罢工”一书中引“评论季刊”）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里又复为非作歹，实行行贿，实行偷税漏税，实行盗窃国家资财，实行偷工减料，实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了。
自从今年元旦毛主席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来，资产阶级的罪行就一天一天被揭发了。他们有的甚至用打进来与拉出去的办法，在各政府机关部门包括军事、财政、经济、文化与各群众团体包括工会等里面建立据点，实行里应外合；并用极下流无耻的手段来腐蚀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直至共产党员。他们通过经济侵蚀、组织渗透、思想影响等三管齐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进攻，正像薄一波同志在二月一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里所说的，他们的进攻就是在进攻祖国，进攻勤劳勇敢的人民，进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人阶级，进攻农民阶级，进攻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攻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进攻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进攻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薄一波同志说得对：“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等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却是极端有害的。”（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他们得意忘形，似乎他们应该与能够“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了，似乎他们应该与能够“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了。他们从妄想独吞革命的果实发展而为妄想篡夺革命的果实；想使中国不走向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要回复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华东和上海在贪污案件的坦白和破获中，不少人承认了“利用公营企业的资本，发展私人的工商业”的阴谋。这种“化公为私”或“合公营私”的阴谋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然而还是说得不全面的和不彻底的，因为有些人利用的并不是公营企业的资本，而是直接掠夺和盗窃国家与人民的资财，直接损害了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力，直接破坏了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因为有些人掠夺和盗窃了国家与人民的资财以后，并没有发展私人的工商业，而是将赃款和暴利供无耻的挥霍，甚至偷运私逃而将国家人民的财富存放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地方。但是就拿这些阴谋来说，如果公营企业的资本竟被大量利用，那么我国原本非常薄弱而又经过反革命破坏的仅有的工业基础就不能恢复，更不要谈发展，那么所谓发展私人工商业，是在国家没有工业基础的沙地上发展的，是无计划地乱七八糟地为了追求暴利在发展的，那么很明显的：这样的工商业也就决不是人民中国所需要的工商业，而仍是腐朽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仰赖帝国主义鼻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商业；什么发展不发展，完全是最不要脸的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罢了。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由于本性的恶劣，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这种进攻如果让其继续，整个国家就有沦亡而变成为殖民地的危险，全体人民就有再变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牛马的危险。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整饬党纪并在党内广泛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号召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实行坚决的反击，乃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并非在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既已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并倚靠毛泽东思想在领导的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乃至人民团体与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既已号召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给予这样的进攻以声势浩大的反击，那么，是不是资产阶级就会从此自居或被摈在中国人民的队伍以外了呢？不是的；因为这是不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从毛泽东思想来说，并不是什么意料以外的事，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已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定要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所以糖衣炮弹这个警号，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而是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发出来了。然而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中国共产党对整个资产阶级，不但在全国解放前争取其共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且在全国解放后仍争取其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共同来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的政策并不仅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全国人民的利益与对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也是相符合的。这在上面已经说得很多了。
中国共产党号召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实行反击，并没有就此完全摈斥资产阶级的意思。资产阶级只要遵守与各革命阶级共同通过的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领导，不再留恋于过去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配角或小厮的可耻地位，奉公守法，从事于并不会操纵国计民生而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经济事业，在国家整个计划与在国营企业领导下与其他各种经济实行分工合作，那么对全国工业化的伟大事业，仍可起助手作用。须知中国人口之多，地域之大，国内市场无比广阔，资产阶级的事业也就尽够发展了；至于加工定货，为公私合营的事业服务，正是资产阶级面前摆着的康庄大道，更不必说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但对国家还是可以有所贡献，同时对自己也有莫大利益。至于将来，那么毛泽东同志已经说过了：“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也清清楚楚地说：“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这样说来，国家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并不需要摈斥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越是不犯法就越是有很广阔的道路可以走的。
再说，资产阶级中间的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也不是可以一律看待的。这在“三反”与“五反”运动中也完全清楚了。首先，对工业化的贡献与作用来说，不但公私合营与完全私营是有区别的，而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区别的；在商业资本家中，行商和坐商又是有区别的。从上述进攻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来说，怙恶不悛的大贪污犯与大盗窃犯究竟是极少数，这些人有的直接谋害人民志愿军，完全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凶，有的不但组织攻守同盟乃至生死同盟，甚至对检举人进行罪恶的报复，乃至杀人灭迹；他们至死不悟，实际上已十足成为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不仅不应列入一般的人民的队伍，也不应列入一般的资产阶级的队伍；可是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不仅有的始终是守法的，而不法的，经过广泛展开的“五反”运动以后，也可能悔悟、坦白，成为守法的人。是的，资产阶级只要存在一天，那么资本家的不法也就会一天不断发生，尤其是像上海这样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资本主义反动思想影响最深最久的地方，其狡黠和顽强有时比别的地方更为厉害，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异常尖锐和剧烈的斗争，将来，这个斗争也是不会松懈的，不过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那么自甘堕落自归淘汰的人，定会一天一天少起来的。总而言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争取资产阶级来共同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不但必要，而且可能，所以这个政策是英明而正确的，终究还是要贯彻的。
资产阶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腐朽思想即五毒思想危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事业
资产阶级中间，对国家人民来说其品质良莠各有不同，在其自己相互的关系上，集团与集团或个人与个人之间，是有不同的利害关系的。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而对其他人民来说，特别是作为阶级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其共同性格的，他们之间在一定程度内是有其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认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资产阶级今天决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与全体规模上有组织地来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正像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是的，他们是造不起反来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互相联系起来做出很多自私自利的坏事了。记得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描写一个警官叫尼基霍勒契的对人说：“看不见的线索，好像蜘蛛一样，由亚历山大三世及其他的皇帝陛下的圣心中出发，它穿过大臣贵人们，穿过总督阁下及各级官吏，一直到我的身上，甚至一直到最下级的兵士身上。这些线索把一切联系起来了，把一切缠绕起来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事实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的犯法，往往不是单干，而是合伙干的，而一群“虎”与一窝“虎”之间，又往往是有联系的，有些案件的暴露说明了各大城市间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广州等等甚至香港都有联系；他们合伙搭股除了上述不法的攻守同盟与生死同盟外，更有不少用联营、委托等形式，或用聚餐、座谈等形式，但也可以不用任何形式而只凭“一句闲话”，这样各行各业因为经过纯业务性的或非纯业务性的、与买卖有直接关系的或与买卖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各样小圈子、大圈子、连环圈子等等，互相接触，互相交错，而彼此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别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但同时，作为阶级来说，又有它的共同性，这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便是引到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不惜投机取巧，损公利私以及极端地损人利己。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性是异常深而且大的。
作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对立的，因为一方是个人主义的，一方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的阵线。例如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有这种统一战线。在中国，出现几次这种统一战线，而在现在还继续着这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因为有矛盾，所以在统一战线本身中，便需要又联合又斗争。例如这次“五反”的斗争，便是由于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极端地贪图私利而破坏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进行斗争以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随便举些例子来说：资产阶级为了私人利益，就竭力钻营，吹、拍、捧、拉，或上欺下压，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而对劳动人民则鄙夷嫌恶；工人阶级为了革命利益，对敌狠而无情，对己对友无不诚恳坦白。资产阶级强调个人的才能，而这种才能也只在有助于其赚钱与发财时才获得微薄的报酬和赞赏，工人阶级强调群众的创造力，信任群众与倚靠群众，每个人都只有在和群众的紧密团结中来获得力量与发挥力量。资产阶级既只看见个人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只看见赚钱发财就是本事，反而看不见生产真是本事，看不见广大群众才是力量，所以总看不见全面和大局，归结到哲学上必然是机械的，唯心的。工人阶级在其先进部队即共产党的教导之下，则不但看见近小的利益，而且也看见远大的利益，不但看见个人的作用，也认识群众的巨大力量，而且从事生产，掌握社会发展的关键与规律，所以是辩证的，唯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有爱国思想，而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参加抗美援朝，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但是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过去和帝国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有联系，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媚外与崇美亲美的奴化思想不易根除，不然便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凡是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不管其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都一视同仁，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我不分。工人阶级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旗帜鲜明地拥护社会主义而反对帝国主义，同情并援助任何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的解放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里反动与好战的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完全分别看待。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对旧的知识分子，对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甚至对青年学生，都有深厚与长远的不良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和同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具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超政治超阶级思想乃至纯技术观点等等结合起来，使许多学者们、专家们、技术人员们，乃至有些青年工作人员，也只知个人与小单位的利益，而忘记了整个国家、全体人民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有的甚至在行动上同流合污，其危害新民主主义建设，阻碍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更属显著。所以从这类错误思想来说，更是必须向资产阶级广泛地进行反击，像对病菌一样来进行防腐和消毒工作，而且要贯彻下去，来改造大多数可以改造的工商业者，来彻底地全面地肃清其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恶劣影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因而造成条件，可以更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
对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必须贯彻防腐和消毒的工作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有两重性的：在革命胜利以前，他们的积极方面是不满与不甘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消极方面是畏惧工人阶级与革命势力，在敌人面前软弱无力乃至动摇妥协；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积极方面是能够为了合法的利润而进行经济的活动，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而消极方面除了对革命敌人还残留有软弱动摇的本性外，就是五毒活动，乃至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今天中国来说，也有它的两面性。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够有其积极的一面，便是真实地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消极方面，不断受到批评，受到打击，而积极方面，不论其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上，甚至一点点一滴滴也使其尽量发挥，对国家人民有其较多的贡献。资产阶级只有搁置其自己的丑恶思想即五毒思想，而按照由毛泽东同志领导而经过各革命阶级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以及人民政府先后颁布的各项法令去办事，才是有出路与生路的；我们这样来分析与对待资产阶级，正是对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都有利的。从这里正像从其他种种方面一样，也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思想的如何正确，如何深刻，如何伟大。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彻底地、从历史上、从环境中来认识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积极参加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并与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斗争，务使狡猾恶毒而又毫不悔悟或不肯立功赎罪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逃不出法网，使不法的工商业者改过自新，同时又使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被尽量地揭露与无情地批判，减缩并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农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更快地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站稳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敌我分明，是非分明，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既不夸张，也不怯弱，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改造自己，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与走向社会主义就有加速的保障了。

上一页 | 目录页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