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工作(1952.08.25)
  (1952.08.25)

   认真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是密切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巩固“三反”“五反”胜利成果、根绝贪污盗窃等“三害”“五毒”、使我们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监察机关应该认真执行。

    在伟大的反贪污、反盗窃运动中，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曾经起过极其重大的作用。中央直属机关及各省市的人民监察通讯员，曾经以自己检举、发动别人检举、设立意见箱、密告箱等各种方式，揭发过许多巨大的贪污盗窃案件，揭发过某些机关负责干部不肯带头检讨、对运动领导不力或自己手面不干净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人民检举接待室则吸引了大量不能写信或不愿写信的人进行口头的检举揭发，大量提供了各种案件的材料和线索。事实说明，“三反”“五反”运动所以能够迅速取得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是和各机关人民监察通讯员及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活动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揭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若干重要领导干部在其他方面的违法乱纪行为和不良作风，使运动发展成为全面解决党与群众关系、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伟大民主建设运动。

    但在另一方面，事实又证明，现有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工作，和实际的需要相比还是距离很远的。专区以下与广大群众接触较多的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没有建立；省（市）级以上领导机关及中央各大部门虽然已经建立，但在众多的直属机关中也还没有普遍建立。有的五、六千人的单位只有两三个人民监察通讯员，这是显然不够的。已经设立起来的，也还有一些是形式主义、不大起作用的。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时在绥远、山西、察哈尔三省所遇到的阻难，就是明证。

    已建立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为什么会有许多不起作用的呢？主要的原因，是有些领导干部对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不予重视。他们对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工作不加以帮助和检查，而听其自流；不把人民监察通讯员向群众公开，使他们联系群众；也不给人民监察通讯员以活动时间和其他必要的照顾。对于检举材料，有的机关也拖延不办，不予答复。尤其严重的，是有的领导干部竟利用职权地位，把人民监察通讯员和群众的检举信件中涉及自己某些错误的非法扣留下来，不许上达；甚至对检举人实行明的或暗的打击与报复。这种情形，使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干部的工作发生许多困难，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使群众性的检举受到限制，使前温县人民法院院长王高升之类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不能及时克服。因此，在执行政务院这个指示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依照指示中的规定普遍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和建立人民检举接待室以外，还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克服现存的不良现象。各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执行政务院这一指示时，应按照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今天发布的通知，认真研究张顺有事件的教训，并认真检查接见人民群众和处理人民控告的工作，检查官僚主义作风。华北各省经过张顺有事件的处理和联系检查官僚主义，警醒了许多领导干部，有效地改善了接见人民群众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这一经验值得推广。

    为了使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工作和广大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还应该坚决执行政务院指示中由群众民主推选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规定。这样做不但便于人民监察通讯员搜集群众意见，取得群众的支持，启发群众主人翁的自觉，而且可以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过去有些机关这样做了，结果很好，作用很大。人民检举接待室的干部的配备，也必须遵照政务院指示，选择“有坚强的群众观点，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群众热情诚恳”的人员；对群众毫无热情、对政策很少了解的人员，是不能担任这项工作的。当然，我们还必须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如对各类检举和申请的处理办法、工作中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检查总结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等。没有这些，单凭干部的热情也是不容易做好这个工作的。

    对于过去工作成绩优异的人民检举接待室干部、检举揭发了重大案件和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的人民监察通讯员，应该给予奖励和表扬，树立榜样，号召干部与群众向他们学习。对于工作不负责任和犯有错误的人民检举接待室干部和人民监察通讯员，应该进行批评、处分以至撤销职务。

    各地在执行这一指示的时候，不仅应该对直接担任这项工作的干部进行关于群众观点和政策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做好这一工作；同时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利用干部会议和群众会议，对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并表明领导机关对这一工作的坚决支持，号召大家无顾虑地向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揭发与检举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和恶劣作风，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常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人民关系更加密切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重视接见人民(1952.11.06)
  (1952.11.06)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人民关系更加密切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重视接见人民

    北京市人民政府认真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更加广泛和更加密切的联系。今年一月到六月的半年中，仅市人民政府秘书厅收到的人民来信就有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比去年下半年约增一倍半。直接到市人民政府秘书厅去谈话的，光今年六月份就有一百三十四人。群众的来信和谈话反映了各时期各方面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例如：今年上半年全市正在紧张地开展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秘书厅收到的群众来信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建议和检举信件最多，共有七百六十六件。经过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匿名信大大地减少了。举办劳动就业登记以后，要求解决个人生活与工作问题的信件也大大地减少了。

    市人民政府为了督促所属各单位认真做好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曾经在行政会议上作了决定；彭真市长也不断指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市府秘书厅和所属市级各单位普遍设有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许多地方都设有接待室，一般建立了登记、转办、检查、催办、存档等各项制度。所有来信都经专簿登记后分别处理；最重要的还由市府秘书厅送给市长、副市长亲自批示转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或由秘书厅派人访问、约谈、调查后加以处理。市长、副市长为了经常了解人民的要求和意见，指定秘书厅将人民的来信按内容分类统计，连同具有代表性的来信列入周报。他们每次阅后都有批示。对处理不恰当，或应再作调查研究的问题，都有具体指示。人民来信中所提出的有些问题，还被提到市府的联合办公或其他会议上研究处理。市府秘书厅转交各单位处理的来信，各单位要把处理情况回报秘书厅审查。秘书厅对已处理的来信需要把结果告知来信人的，都分别用约谈、访问、电话、书面等方式告知；对没有处理完毕或处理不当、检讨不深刻的，都退回主办单位或有关单位另作处理。

    今年七月，市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又督促所属各单位普遍检查了今年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有的局在局务会议上作了检查和检讨；有的单位组织干部结合学习张顺有事件的文件，再一次学习了政务院的决定；有的抽调干部清理了积压的信件，还有的适当地抽调了较强的干部来担任这项工作。从此以后，各单位对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比过去处理得及时和认真了。

    但是，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积压和拖延不办的现象在有些单位中仍很严重。有些单位的催办、检查、研究等工作做得很差，对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缺乏负责到底的精神。例如：今年八月份，仅前文教局（现教育局）人事室里的一个中学组就积压了群众来信二百多封，这些被积压的信件有的还是去年来的。该室负责人对这种情况竟熟视无睹。主管这项工作的干部，在收到群众来信的几天以后，还不打开看。又如，因年老遣返回京的外地干部领取补助粮问题，本应由人事局主办；但是，今年六月三日，察哈尔大同县人民政府遣送回京的干部关宝异，拿着证明信到人事局请领补助粮时，该局主管科并未接见，只叫传达员将证明拿去看了一下，就毫不负责地叫他去所在区人民政府——前第七区人民政府解决。区人民政府没有办过这种工作，又推到市府。市府秘书厅主管秘书也不知该谁办，经与民政局联系后叫关宝异去民政局。民政局与人事局联系后又叫他去区人民政府。因为区人民政府还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关宝异又到了市府。市府秘书厅主管秘书又与区人民政府和人事局联系后，又叫他去区人民政府。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推来推去，一直迟到六月十五日才把问题解决。有的单位仅仅将来信照抄照转，甚至把反映干部作风的来信一直转到被告人手里，使写信人大为不满。工商局前行政处副处长陈纪甚至粗暴地认为群众的一封来信“反映情况不实”，竟将来信撕毁。还有一些单位制度不够健全，不是简单从事，事后难以检查，就是手续繁多，工作效率很低。还有一个最普遍的缺点是：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只习惯于个别处理，缺乏分析、综合，不能及时从这项工作中很好地领会群众的要求，从而改进工作，改进领导；特别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缺乏研究，因此就不能主动地系统地解决问题。

    彭真市长为继续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已指示各单位负责人必须每半月检查一次。市人民政府也已决定加强对人民来信的综合研究工作，以系统地解决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外并决定继续健全各种制度，并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加强干部力量。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1952.12.14)
  (1952.12.14)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

    几年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已认真处理了很多群众和干部的来信，解决了他们急迫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并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若干可行的制度。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典型案件后，这个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一是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及群众觉悟、群众积极性都提高了，人民来信、来访的空前增多，扩大了党、政府和群众联系的范围；二是各级领导机关比较普遍地认识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但缺点仍然是严重的。除制度不严，积压漏办，草率处理，掩饰包庇，照转应付等现象仍多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并未真正认识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思想上不重视，对具体工作缺乏应有的督促检查和领导，使这个工作长期处于零乱和薄弱的状态。这正是许多严重缺点产生的根源。为彻底克服不重视此项工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在全区范围内和一切机关中做好这个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均应深刻认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帮助人民、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它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重要工作，绝不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小事情。从几年来的实际经验中也可以证明，群众来信和接见群众的工作，对于我们有极重要的意义：（1）使我们有可能及时揭发并肃清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官僚主义分子，从而成为我们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条重要战线。（2）由于群众的来信，及时反映了历次政治运动或中心工作的面貌、动态、进程和成就，供给了开展与深入运动所需要的情况、意见和建议，并锐敏地揭露了在运动中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使我们有可能丰富运动的内容并及时纠正损害运动健康发展的偏差，从而使这项工作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3）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个别问题和某些具体要求，其中有很多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的政策问题或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工作上的主要问题，有可能引导我们去从根本上解决某些重大问题，从而起了推进全盘工作的作用。由此可见，一切党的与非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府、法院、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团体、军事机关和重要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均应深刻了解此项工作的深邃而严重的意义，并成功地运用这种方式，以不断增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这种意义，抱持着若干错误见解。一种意见说：这是“小事情”，因而处理不够认真。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是从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并为人民群众解除疾苦、谋求利益的，如果不关心人民群众“细小”的但是迫切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无疑是要脱离人民，而失掉其存在的意义的。因此，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乃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一种意见说：我们这里没有像张顺有事件那样严重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早解决了，所以群众来信中没什么大问题，也抓不到什么典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只能掩盖错误，麻痹自己，对人民不负责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抓住典型大张旗鼓的处理，会影响不好，惹出事来。这种意见的错处在于，不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会教育干部、教育人民群众的，使人民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处事严肃，对人民负责的，因而可以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并推进工作。

    这些错误认识，都是妨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

    （二）做好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重要的是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而党委加强领导，经常关心并检查其情况，则为加强这个工作的关键。因此：

    1、党委及其管理此项工作的专门机构，应定期召集同级各部门和所属下级党委管理此项工作的同志开会，交流经验，检查工作，表扬好的，批评落后的。总之，党委必须采取种种方法干与并检查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以求迅速加强并做好。

    2、各级党委应在办公厅（室）设置极精干的专门机构（省委及省属市委以上）或专职干部（地、县委），以为承办此项工作并督促所属组织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工作的组织；无人管的状况必须改变。

    3、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工作。各市、县人民政府或人民监察委员会，应按照政务院的决定，最少要建立起一处人民问事处或接待室，以为经常接见群众的公开机关。各级人民团体、分区以上军事机关、大的企业在不增加编制的原则下，都要有适当的干部管理此项工作。

    4、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上述部门或干部的具体领导，定期督促检查他们的工作，听取报告，帮助克服困难，建立制度，批办重要信件和严重的案件。一切不闻不问，推手不管，都是错误的。

    （三）县以上的党委、政府直接接到的人民群众来信，通常情况下，应分交有关部门及下级适当的组织调查处理。问题复杂、性质严重或遇到重大阻力非一个部门或下级组织能够单独处理者，应由党委或政府出面，直接组织、主持和解决，效法处理张顺有事件的方法，作典型处理。鉴于各地，特别是地、县级尚未处理的重要案件仍多，今冬均应选择一、二典型，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或其他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一方面教育干部，一方面鼓舞群众大胆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热情与勇气。

    （四）必须以最负责的精神，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并认真切实地解决人民所提出的各项问题。凡应解决而又能够解决者，均须切实迅速解决。问题复杂者，虽需较长时间，亦应在一定期限内处理完毕。处理后均应以口头或书面答复本人，征询意见，如有不适当处，再行解决。某些问题虽应解决，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尚不能彻底解决者，应明确答复，并进行解释。要求不合理者，亦应予耐心解释，指明不合理的地方。不管问题能否解决，对来信人或来访者，均须热情相待，体贴照顾备至，务使其感到党、人民政府对人民是无限关怀、热爱和负责的。对于故意夸大事实，播弄是非者，查明后应予以批评纠正。个别坏分子诬告好人者，应采取适当形式予以揭发，严重者并应分别情况予以应得之处分。

    （五）为保证处理好群众提出的问题，凡情节较复杂的案件，均应在有关地区或有关村庄的群众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发扬民主，以弄明实况，正确处理问题。一切不依靠群众，只相信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偏听偏信的做法，必会造成错误，应高度警惕。当然，通常情况下，不依靠组织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六）在调查处理中，遇有压制群众，布置封锁抵抗者，必须严加追究，加重其处分。扣压来信，企图包庇坏分子者，应受连带处分。消极应付，不认真处理者，应受批评。有错误而能主动承认，并说明真实情况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处理后，被控诉者本人或指使其亲朋向原控诉人进行报复者，应视报复行为严重程度，加以惩办。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下级干部或群众此种报复行为听之任之，不予解决，甚至有意包庇者，视情节轻重予以适当的批评教育或处分。

    （七）凡能不屈不挠、坚持原则精神，无情揭发官僚主义错误与违法乱纪现象者；或在上级调查处理时，能够积极帮助，供给真实情况，使能正确处理问题者；或与压制民主，包庇坏分子的人进行坚决斗争，得到恰当处理者，不管是干部和群众，也不管是党员与非党员，均应分别予以奖励和表扬。

    （八）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的工作，目前以县级为最差。不少群众迄今仍不相信县级可以解决问题，不得不跑到省级和华北级领导机关来申诉。为切实迅速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加强和健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领导，是十分迫切的，各省委和地委，应帮助县委做好这个工作。

    （九）干部。凡管理此项工作的干部，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熟悉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有高度的热爱，有踏实、耐心、细致、严肃认真和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且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程度，增加各方面的知识，要特别熟悉党的各项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熟悉当前政治运动的情况、政策和问题。这就要依靠主动的、不倦的学习精神。各个领导机关则应负责帮助他们取得各方面的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政策与工作水平。

    （十）制度。为保证各级党、政机关及时准确地处理人民来信及人民口头所提出的申诉、控告，防止错误，不断改进工作，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华北局办公厅所制订的“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程序”，各省、市委和各地委、县委均可参酌执行。

    以上指示望各级党委讨论执行。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  检查、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1952.12.14)
  (1952.12.14)

   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专门会议

    检查、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

    为检查、改进华北各地处理人民来信与接见人民的工作，中共中央华北局于十一月十日召集华北一级各单位及华北各省省委，北京、天津、太原、保定、归绥、新乡等市市委及定县地委负责这一工作的干部三十余人，举行了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派人出席指导。会议经过三天的报告、讨论，已于十一月十三日结束。

    华北各地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自今年“三反”运动后期华北局大张旗鼓地解决了“张顺有事件”之后，已有了显著改进。过去，曾有许多机关和干部，把人民来信看作是“小事情”而不闻不问。对来访、申诉的群众多方为难，东推西拖。“张顺有事件”的彻底处理，引起了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工作的重视。很多地区组织了对“张顺有事件”的学习，进行检查，作出有关决定，清理积压的信件。有的省市的负责干部亲自批阅人民来信或定期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山西省临汾专署规定专员须定期接见群众，猗氏县长已决定每月一、十五接见群众。不少地方充实了人民问事处的机构。如河北省定县专区十二个县已有十一个县建立了问事处，绥远省归绥市设立了八个问事处和二十一个意见箱。山西省交城县和太原市还建立了“批覆牌”和“处理卡片制”，以保证妥善处理群众所提出的问题。有些地区更采取了华北局处理“张顺有事件”的方法，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人民来信、来访中所揭露的重大事件，如廖中一、张三元、沈君一、杨月辉、郭金升、河北易县台底村等事件，使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大大伸张了正气，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人民来信、来访空前增多。据华北各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除“三反”“五反”检举的材料以外，已收到人民来信、检举材料五万余件。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在四、五月间，每日平均收到人民来信一件，来访者十天一人；“张顺有事件”处理后的三个月中，每日平均收到人民来信六件，来访者两天有三人。这就为今后继续揭发并肃清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现象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根据华北局办公厅主任梁膺庸在会议上的报告及会议中各地干部所反映的情况看来，这一工作在某些地方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好，还没有满足党和人民的要求，必须继续加强。有些领导机关的某些干部由于宗派主义或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违法乱纪分子有意无意地姑息迁就，没有及时处理人民群众所提出的问题，以致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机关和干部仍不能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倾听人民的申诉，对下推手不管，任其推拖积压，不检查，不督促，对上则是“交卷主义”，原文照转。特别是有些干部在解决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重大事件时，由于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突不出干部的小圈子，偏听偏信，被一些欺上瞒下、封锁顽抗的干部钻了空子，掩盖了事实真相，得出完全不合实际的结论，使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台底村等事件长期不能被揭发，就是这个原因。保定专署人民监察委员会李锦堂就曾误认为台底村事件中罪行累累的流氓分子牛洛连还“够党员条件”，并反诬揭发牛洛连罪行的赵亚震是“诬告好人”。

    根据会议中所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华北局秘书长侯维煜作了总结发言。他特别强调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思想领导问题。他指出这一工作是有关广大人民利益的大事情，是党与政府直接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而又向群众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群众观点，也直接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和要求，为党和政府提供了指导当前工作的具有很大意义的丰富材料。作为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我们没有权利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置之不理或草率处理。应把这一工作作为揭发违法乱纪现象，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要善于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所反映的材料，从中发现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治、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有政策性的问题。要主动而有计划地把这一工作与当前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要善于发现优秀的共产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勇敢大胆地揭发官僚主义、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遭到打击仍不消极的人，以他们做典型教育大家。至于对因罪行被人揭发而寻仇报复的恶劣分子，则须坚决进行斗争，严加惩处。接着，他又对这个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法作了很多具体指示。

    会议期间，大家还听到毛主席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尽管毛主席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仍亲自批阅并亲复某些来信，检查处理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人民来信的定期报告，毛主席都亲自审阅，并给以切实的指示。他谆谆嘱咐中央办公厅作这一工作的同志要重视此项工作，重视群众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关心这些问题，使我们的党和政府能与群众取得进一步密切的联系。刘澜涛同志对此项工作也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的。他除批阅并亲复某些来信外，还经常给华北各地各机关的负责同志写信，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并督促各地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大家听到这些事实，看到了毛主席对于某些来信的批示和亲笔写的信，都受到极大的感动与教育，进一步更深刻地认识到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这一会议是在刘澜涛同志的指导下召开的，会前与会中澜涛同志都不断地听取报告，并给以明确的指示。华北局组织部长王从吾同志也曾到会讲话。这一会议对华北各地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将起其重要的作用。

    华北局根据这一会议提出的要求，已于最近发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华北局办公厅也已拟就华北局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程序”。各省、市即将根据会议和指示的精神，有组织地深入传达，以加强各级特别是县级党政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的工作。







社论：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  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1953.01.19)
  (1953.01.19)



    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民群众对国家事业的无限关心，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民群众向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写信，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偏向，提供改进工作的建议。“三反”运动以来，人民来信更显著增加。仅据上海市区两级领导机关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八月的统计，即收到人民来信三十万四千多件（“五反”检举材料在外）。重庆市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统计，收到人民来信在三十五万件以上。

    几千年来，人民对于一切坏的和不合理的事情只能在暗地里表示愤慨、悲叹、嘲骂或讽刺，现在则以主人公的资格，理直气壮地写信指出：在毛泽东的时代，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不应该有这种不好的现象，领导机关应该马上检查纠正。有的人写信说：“自己在旧社会活了几十年，看过不知多少令人气愤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打算提过意见；如今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政府和领袖，所以要把自己看到的一两点不好的现象也提出来。”有的人写信倾诉自己的痛苦，批评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良行为时说：“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不会有不能伸的冤，不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人甚至看到一件有用的钢材扔在雨地，看到一盏路灯白天亮着，也要两次三番地写信提意见。总之，人民群众要求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办得更好，更合理，更理想。任何一个党政机关的干部如果具备了起码的革命立场和革命观点，他对于人民群众的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厚的爱和无限的关怀与信任，就不能不感到兴奋和愉快，不能不想到自己应该如何负责地严肃地对待人民的来信，及时地正确地处理人民的来信。不这样做，就会感到自己是在犯罪。

    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我们的党中央，对于人民的来信历来都是异常重视的。党中央指定专人阅读和处理所有的人民来信，并且常常采取人民来信所提出的意见，来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改进。毛泽东同志常常阅读最重要的人民来信并批示处理办法。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条规定凡党员都有权“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共同纲领第十九条规定“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保护和鼓励人民群众（包括党员群众）来信的积极性。为了系统地进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六月发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各地根据这一决定，逐步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干部，并订立了各种具体切实的制度，保证人民来信每一件都能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这种严肃负责的态度，使人民来信在推进各时期的群众运动和中心工作上，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华北区在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事件之后，人民来信激增，大大地帮助了各级领导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等罪恶现象的斗争。

    但这并不是说全国所有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已经充分认识了处理人民来信的重要性，因而自觉地主动地做好了这一工作。相反的，至今还有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甚至相当负责的干部，把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当成“额外负担”，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和“个别问题”，强调群众反映的是不可靠、不确实的“片面情况”，因而对这一工作

    一直抱着消极被动的态度。上面催得紧了就动一动，催得不紧就松懈下来。北京市在彭真同志和市委、市府负责同志们的积极倡导和督促检查之下，对于直接寄到办公室里来的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是

    一般地重视起来了；但经最近检查，许多人民意见箱中的信件却被遗忘了，有许多信件竟霉烂在意见箱中而无人过问。其中有不少是重要的检举信。上海有一部分机关至今没有处理人民来信的制度。有的机关接到人民来信，连拆都不拆就归了档，或扔在抽屉里；有的虽也处理，并且有统计，有报告，有制度，但实际只限于照抄照转，而不管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和是否得到解决；应该自己处理的，也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敷衍塞责。因此，许多来信实际得不到处理，长期地被积压下来，或者遗失了。这样，在这些地方，人民来信自然就日见减少了。而有的机关却不以为这是危险的现象，甚至引以为幸，这是更加危险的。

    上述种种不良现象，反映出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乃是人民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与政治责任心，群策群力，才能做好；不认识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而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则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监督，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就会遭到失败。这些同志还没有学习过、或者还不理解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他曾指出：“一二十个领导同志注视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则不愿意或不能够注视和发现缺点，——这是一回事。这里有一切把握可以断定一定会看漏一些缺点，发现不出所有的缺点。几十万和几百万工人同一二十个领导同志一起注视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发我们的错误，参加总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善事情的途径，——这是另一回事，这里更有把握可以断定不会有意外发生，不良的现象将及时发现，并将及时采取办法来消灭这些现象。”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肃清一切对待人民来信的官僚主义态度。对于一般的不重视人民来信的人员，应该进行认真的教育；对于犯有严重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该进行纪律制裁或法律制裁。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的空气、新的环境和条件，使人民群众愿意写任何信件给我们，有兴趣并且有完全的方便向我们提出任何问题，提出对任何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控告。怎样创造这种条件呢？马林科夫说：“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被去掉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才能生长和扩大。”（见“苏联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保证正确地及时地处理人民来信所提出的批评建议，使这些批评建议发生作用。若干地区在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中已经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迅速地推广应用。问题的关键，是各地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必须确实重视此项工作，注意去建立此项工作，并检查督促此项工作的进行，不仅要检查是否已经处理了人民来信，还要检查处理得是否正确和迅速，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错误现象和拖延现象改正过来。

    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在一日千里地猛进，革命在一日千里地猛进。正是在这种时候，克服前进中的一切大小障碍就越发具有迫切的需要，因此也就更加需要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对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人民群众进行批评与建议的最便利、最经济而又直接的方式，也是人民最乐于使用的方式，就是写信的方式。现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收到人民来信和各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起来，和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和需要比起来，应该认为还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因此我们热切地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发扬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责任心，看到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马上写信批评和揭发。看到什么应兴应革的事项，就马上来信提出建议。问题如果得不到答复和解决，就应该进行坚持的斗争，继续写信给更上级的领导机关，直至中央。目前，在我们各方面的各种工作中，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压制批评、违法乱纪的种种官僚主义罪恶还很严重，这些罪恶隔绝着党和群众的联系，阻碍着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限制着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破坏着人民的民主生活和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继续展开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全体人民群众充分地运用这种最方便、最自由、最经济而又直接的写信方法，大胆地及时揭发各地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这种不良现象的斗争，有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有革命阵营内全体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同志的支持，因此这种斗争就一定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华北地区各级领导机关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1953.01.29)
  (1953.01.29)

   华北地区各级领导机关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

    华北地区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逐渐重视、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后，进一步推动了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事件”，同年十一月中旬，又召集各省、市及部分地委有关干部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并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指示”、“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程序”等文件，对推动华北各级领导机关重视此项工作上，起了极大作用。

    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先后在去年十一、十二月份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了华北局会议的精神，并指示各级党委对当地处理群众来信与接见群众的工作，进行检查。蒙绥分局除转发了华北局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的程序外，并发布了补充指示。北京市则用普查意见箱的办法，改进这项工作。由于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各地群众来信、来访的数目更形增多。十二月份以后，华北局每日接到来信达二十多件，比十月份增加一倍以上；接见群众来访平均每日四起至五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去年十月接见群众一百十八人，十一月份增至一百九十六人，十二月份则达二百五十人。在这一个时期，群众来信和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内容比以前更广泛更深刻，从寻找职业，民事纠纷，婚姻问题，直到检举反革命分子，检举偷税漏税，提出有关市政建设、公共卫生等建议。而勇敢地揭发干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干部的违法乱纪的信件更大为增多。如天津市人民政府去年一月至十月收到批评干部作风的来信共近四百件，平均每月三十九件，十二月份一个月内就收到同类性质的来信一百零四件，激增近两倍。中共唐山地委据五千六百一十九件来信的分类统计，其中检举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违犯政策、立场不稳、压制民主等问题的，有一千二百九十三件，占百分之二十三；检举反革命分子、地主反攻及其他坏分子的不法行为的有一千一百七十五件，约占百分之二十一；对各项工作的批评建议，有七百零一件，占百分之十二强。以上三类，即占来信的半数以上。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来信，揭发了许多惊人事件，如河北省易县台底村村干部牛洛连欺压群众的事件、原平原省南乐县唐瑞林含冤十年的受辱事件、河北献县对沈东城村群众刘尔岚三次错捕、两次错判的事件，以及天津的杨月辉、河北的郭金升、山西的张三元、米圪斗等多年未得解决的案件，都在群众来信中被揭发出来，并一一获得了适当处理，使各级领导机关得以及早处理坏人坏事。

    群众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者，也敢于再三再四地写信催问，进行批评，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是和过去大不相同的地方。如河北军粮城机米制造厂工人朱万顺、刘茂隆等四人因“三反”中的问题，不断给华北局来信和打电话催促解决，一次来信写道：“华北局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给我们很大感动，只有努力生产来报答党，希望你们督促河北省委快一点给我们解决。”又一次来信说：“又给你们去一快信，让你们督促有关部门派干部来调查处理，迅速解决。”又说：“再等一个星期看，如果得不到解决，就无论如何要找你们给我们解决。”大同侯玉亭给华北局来信，要“一定派党员干部下来我才放心，希望早点解决”。山海关××工厂一干部王景芳同志来信说：为了“迎接一九五三年的经济建设，请急速派人来解决，千万别往下拖，并给我个回答。”类似这种信件还很多。这些来信一方面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特别是对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表现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和建议。所有这些，都表明群众主人翁的自觉在不断提高。

    华北各地在去年下半年以后，对群众来信一般能作到迅速及时的处理，积压现象大为减少。在去年所有群众来信的总数中，已处理结案的，华北全区地委以上的党委机关，平均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共河北邯郸地委为百分之七十六，绥远省公安厅为百分之七十。山西省把处理群众来信作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内容之一，成效甚好。中共山西运城地委，去年十月组织了近百名干部进行了全区性大检查，两个月内处理了五百八十八件群众来信，每件都作了妥善处理。河北省有四个地委都根据人民群众来信所揭发的材料举行过一百至二百名干部的检查大会，并分别进行了处理。认真处理群众来信，不仅解除了群众的疾苦，提高了人民的主人感，教育了群众；同时，对所有干部都是极生动、极切实和极深刻的教育，并因此改进了工作，密切了党、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华北区的领导机关是把处理人民来信和来访工作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和战斗力量来看待的。华北全区在去年十月以后开展的反官僚主义斗争，都是抓住群众所揭发的典型事件为开端，然后进入普遍的或重点的检查的。这一项工作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是由于华北的领导机关不断地听到毛主席对此项工作是极端重视的，又不断看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华北局办公厅现存档案中即有毛主席亲自批给华北局处理的群众来信二十四件。毛主席的每一批示，对处理群众来信的干部都具有无限鼓舞的力量。其次，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同志，也十分关切此项工作，每天阅读很多群众的重要来信。群众来信揭发出来的几个极重要的案件，都是他亲自给省委、地委负责同志写信嘱办的。他还经常对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精神，指示处理的原则、方法，并检查处理情况。他常说：“这是群众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帮助，群众通过来信的方法，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教育我们，也鼓舞我们。我们通过这个工作支持人民，鼓舞人民，领导人民勇敢前进。”

    但是，从华北全区说，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还有严重缺点。有很多县甚至更高的领导机关对这一项工作采取错误态度，正如人民日报一月十九日的社论所指出的，有些领导机关不重视群众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不感到本地区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不严肃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不和坏人坏事展开坚决的斗争。他们拖拖拉拉，敷衍塞责；或偏听偏信，隐恶扬善；或马马虎虎，失掉原则立场，不与坏人坏事分家。从最近检查的情况看，如包头市铁路工人李春海的母亲，向华北局申诉其子被误为贪污分子一事，华北局于去年八月即责成包头市委查处，但包头市委却又转给绥远省法院处理，迄今尚无结果。河北通县地委尚有华北局一九五一年转去的六件人民来信，搁置未办，其中一件原信，已被地委机关丢失了。更有甚于此者：如河北省清苑县烈属安凤鸣给华北局来信说，曾为房产纠纷，从村到县往返一百一十八回，未得到解决。河北省交河县委会，根本不知道收到和处理过多少群众来信。河北省东光县设的意见箱，三个多月不开，待开箱取信时，已积压群众来信三十余件，这些来信经雨淋都粘在一起，模糊不清了。

    为进一步作好处理群众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工作，华北局于一月十六日召开“处理群众来信，接见人民来访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华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华北局办公厅、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及有关人员。会议由刘澜涛同志主持。刘澜涛同志对这项工作的性质，作了极详细的阐述：人民来信、来访所揭发的材料，极为可贵，很多是从正式报告中看不到的问题，对我们领导机关启示极大，对继续深入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是一条有力的战线，是党与政府机关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的党和政府，只有认真处理的义务，没有搁置不理或马虎应付的权利。因为对人民群众负责是我们的天职。因此，对人民来信、来访要采取竭诚欢迎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继续处理下去，不能丝毫马虎。至于少数坏分子敢于利用我们为人民办事的热诚（不过这是极个别的），钻空子，拨弄是非，陷害好人的话，也不要害怕，只要我们注意，是可以弄清楚的。当谈到今后如何具体加强此项工作时，刘澜涛同志除严厉批判有些领导机关不重视此项工作的错误，详细讲述了工作方法、制度等问题外，并着重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要解决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问题。今后对所有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党委要负责组织、检查，重大事件作典型处理。但日常的函件要尽量转交有关业务部门复办，俾各部门都能通过此项工作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使所有部门的干部，都能了解自己的工作在群众方面引起的反应，并从中受到教育，改进工作。这样做也能适应群众来信、来访日有增加的情况。第二、加强处理群众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下层机关，特别是县级机关。但不少县的领导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实际情况直到目前仍是令人不能满意的。群众反映“上级好解决问题”，“北京有真理”，正是对我们某些机关、某些干部的严正批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从思想上和具体办法上帮助他们学会处理人民来信和来访的工作。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处理人民来信办公室）







“华北人民”杂志社来信  揭发华北许多机关漠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1953.02.11)
  (1953.02.11)

   “华北人民”杂志社来信

    揭发华北许多机关漠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编者按：“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来信揭发的材料说明：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机关对报纸、刊物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采取了不能容忍的错误态度。我们认为：被“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指责的各机关应该深刻检讨不重视人民来信的错误，并认真负责地答复“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它们的上级领导机关也应该检查下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并采取有效办法纠正这些机关对待人民来信的错误态度。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学习了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等文章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并把我们的读者来信工作做了初步检查。“华北人民”在中共各级党委及人民政府协助下，据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不完全统计，就帮助读者解决了三千六百二十一个案件和问题，密切了刊物和读者的联系。但是，由于某些同志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工作中也发生过缺点和错误，如：去年七、八月间，组织机构变动，把处理读者来信工作分到各组去做，没有专人负责，使这个时期的一部分来信及转请有关机关处理的信无从查考，甚至有丢失来信和存根的事情。这些缺点，由于党的屡次指示，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事件”以后，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对于每一封来信，我们都能认真地研究处理，读者因此更加相信了“华北人民”。现在编辑部每天平均收到五、六件批评和揭发官僚主义、违法乱纪案件的信。

    在处理读者来信工作中，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便是：有的机关直到今天仍不重视或不认真处理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去年七月至十二月，我们把一百八十九封（不完全数字）反映出较重大问题的来信转请有关机关调查处理。在处理中，山西省闻喜、襄陵及河北省滦县等县人民政府，处理得比较及时和彻底。闻喜、襄陵两县不但处理了读者揭发的案件，还同时检查了干部作风；滦县根据读者建议，纠正了四区商家林等三个村乱伐栗树的现象，还检查了全四区的护林工作，保护了果林。类似这样处理了的有五十三件来信，这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种是采取拖延、支应的态度，借口工作太忙，不积极调查、处理。河北省成安县温村农民王择玉先后写了十七封信，检举他村农会主任张新和党支部书记刘盘池贪污公粮、强奸妇女、包庇坏分子等违法行为。我们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转请中共成安县委会调查、处理，但是他们老是借词推托，至今还没处理。采取这样态度的有十九个机关。最令人气愤的，是有的机关和部门，对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不闻不理。我们转请有关部门处理的一百八十九封信中，还有八十五封信至今没有音讯。如：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十二月九日，我们先后收到山西省赵城县东董村烈属李泮藻的两封信，信中说他家原是中农，土地改革时被错斗，把房子错分给共产党员何泉海，县司法科虽已把房子重新判归李泮藻，但何泉海不照判决办，李泮藻全家二年多没房住，也不敢惹他。我们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月把两封原信都转请中共赵城县委会迅速处理，并去了三封信催询，至今没见一字回答。又如：河北省饶阳县小堤村读者李志来信检举暗藏在村中的一个反动还乡人员（政府曾下令通缉），我们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把这信转请饶阳县人民政府调查处理，至今也没回音。像这样情形的，还有山西省平顺、高平、河津、平遥、交城、解县、垣曲、沁县、寿阳、芮城二、三区等县、区人民政府，太原某部军政干部学校，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河北省通县专署，深县、平山、玉田、武邑、任邱、安国、迁安、文安、栾城、肃宁、沧县、永清、武强等县人民政府，迁安六区人民政府，迁安六区、丰润一区妇联会，中共衡水县委会、中共栾城县委会等一共三十三个机关和部门（还有一部分原属平原省现已不属华北区的机关和外区机关）。以上这些机关，我们转请他们调查处理的案件较大，并都去过两次至四次催询信，日期最多的七、八个月，最少的也一个多月，到今天，既未见他们的处理结果，也不见来信告诉情况。我们认为：直到今天，以上机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在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人民来信，“张顺有事件”也未使他们警醒，他们没有认真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现中共中央华北局已责成各地党的组织回答“华北人民”转去的信件。我们除继续去信催询外，并建议以上机关的上级机关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帮助他们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检查他们处理人民来信（包括报纸、刊物编辑部转请处理的）工作。此外，我们要求以上机关、部门，在半个月内把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的结果或情况告诉我们。希望党报和读者支持我们的建议和要求。

                                “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







各省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开始重视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1953.02.20)
  (1953.02.20)

   各省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开始重视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和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检查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的通知”发出后，全国有三十七个省、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组织了学习，并分别结合实际情况在思想上和具体工作上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批判了不重视接见人民工作和在处理人民控告的事件中拖延、积压、马虎、潦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研究了今后改进工作的办法，因而多数省市以上监委会工作上有了新的改进。以前未建立接待室的马上建立了接待室；干部不够的配备了干部。截至去年年底止，全国省、市以上监委会已建立了七十八个接待室，据二十四个接待室的统计，有干部七十八人。各省、市监委会大都规定和改进了一些制度，如收发登记，专人办理，转办催办，检查总结，结案答复等等。辽东省还规定了首长定期接见群众，河北、湖南等省监委会规定重大复杂案件由首长亲自接见处理。由于改进了工作，各地监委会近几月来收到的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数目普遍增加了。如哈尔滨市一九五一年平均每月收到人民来信四件，现在每月平均收到二十八件。各地监委会对于收到的人民来信和人民控告的事项大都作到了认真和及时的处理。如旅大市监委会接待室在去年十、十一、十二的三个月中收到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共二百四十一件，已及时处理了二百零五件，其余三十六件也正在处理。湖北省监委会改善了接待室的工作后，处理人民来信已较前迅速及时，一般来信的处理都不超过三天。人民来信和来访所反映的材料，除了对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或建议外，以揭发县、区、乡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以及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较多。各省、市监委会都抓紧了一些情节重大的典型事件，如辽西郑怀恩检举村干贪污违法遭到报复事件，天津杨月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到报复事件，上海梅芳庭遭受官僚主义者打击的冤狱事件，重庆江北病人郭海云遭官僚主义者无故扣押，遗误医治以致病死事件，绥远武策劳被陷害事件等，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处理，引起了干部对处理人民来信、人民控告的重视，同时也更加鼓励了群众监督政府机关及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各省、市监委会还开始清理过去积压的人民来信。华东监委会为此曾召集华东各省、市监委会负责干部开座谈会，研究处理群众控告和清理积案的工作，并订出具体办法，分别先后按期清理。南京市监委会还特别抽出专门干部组织了清理积案小组，将全部人民来信按照部门分别轻重缓急作了排队，分派专门干部深入各单位进行具体帮助，逐案清理解决。这一项工作从去年十一月上旬开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为止，已将所有积案五百零五件中的四百五十七件清理完毕。热河省、辽西省结合农村整党工作清理积案已初步获得成绩，如辽西省义县第一批整党的九个区共有积案四十三件，已结合着农村整党处理了二十八件，其他的也可在整党结束前争取结案。其他省、市监委会也正在进行或已经作了这一项工作。

    有的省、市监委会除了自己重视人民来信和人民控告之外，还对政府各部门的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哈尔滨市监委会于去年十月初旬对于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各区区政府和公安系统各单位的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进行了一次普遍检查，发现了各单位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很严重，仅民政局和九个区政府从一九五二年一月到十月共收到人民来信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四件，而积压的就达三千零四十九件。在检查中批判了层层照转、推出了事的官僚主义作风，对错误严重的单位和干部作了处理，督促各部门对积案进行了清理，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有力地推动了该市各单位处理人民来信和人民控告的工作。绥远省监委会对省、市十九个单位的处理人民来信和人民控告的工作，也作了同样的检查。西安市监委会曾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集该市各单位的有关干部开会，汇报研究此项工作，规定一九五二年底各单位将积案清完。

    但是，至今仍有少数省、市监委会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不够重视，长期积压人民来信，不认真处理。还有些省、市监委会的接待室干部太少，如河北、松江、云南等省的接待室只有一个专职干部，势难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必须立即补充干部。尤其是省、市以下的政府机关和监察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干部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还没有普遍地重视起来，有不少的专区和县级的政府机关和监察机关还没有建立接待室，仍然没有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例如陕西省的绥德专署和所属各县都没有建立接待室。各地长期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据辽西省二十三个县、市的统计，目前积压的人民来信达二千二百六十七件，又如陕西省宝鸡专署民政科从去年一月十七日起共收转群众来信二十八件，拖到去年年底一件也没有处理。由于专、县级机关和干部不重视人民来信，也影响到上级政府和上级监委会对于案件的处理。因为人民的意见或人民的控告在专、县、区得不到适当的解决，不得不层层上告，致使上级政府和监委会直接受理的案件和接待的群众增多，而上级政府和监委会不可能逐件派人直接处理，多数案件仍须转下去解决，公文往返拖长了时间，也耽误了群众的生产。至于打击、报复检举人的事件，在县、区干部中也时有发生。因此专、县干部对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重视与否，将是能否作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因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除继续健全省、市人民检举接待室外，应该迅速普遍建立专区和县的人民检举接待室，配备干部，建立和健全工作制度，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同时应该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加强对下层干部的教育，继续向忽视人民来信、人民来访的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由于目前各地积压人民来信的情况很严重，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监委会应该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清理一次积案，集中一些力量分头调查处理，迅速解决，并通过此次清理工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指导今后工作。各级监委会并应像哈尔滨市监委会一样，监督各单位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经常有重点地进行检查，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介绍经验，促使各机关作好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的工作。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通讯组）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来信提出在处理人民来信中感到的困难(1953.03.13)
  (1953.03.1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来信

    提出在处理人民来信中感到的困难

    编者按：本报在一月十九日发表“认真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之后，曾经向各省市人民政府发信，要求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告诉我们，以便交流情况与经验。现在我们已收到许多省、市的回信。山西省人民政府来信中所提到的人少事繁等问题，具有普遍性。希望各地领导机关特别是专责机关都能继续作切实的研究，并将具体的问题和研究的结果来信告知，以便交流。下面是山西省人民政府的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月二十五日接到你们一月二十二日来函，让我厅将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未解决的问题告知你们。现简述如下：

      （一）各级人民问事处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目前处于人少事繁，业务生疏的状态。全省各市、专、县、镇共一百零九个单位，据临汾、运城、榆次、忻县、雁北五个专区九十一个单位的不完全材料统计，虽然已有七十三个单位建立了人民问事处，但有不少单位还未配备专职干部。据临汾、榆次、忻县三个专区不完全统计，有专职干部的只有三十七个单位，约占三个专区的三分之二，其余单位的干部仍是兼职。有些专区甚至绝大部分干部是兼职，如雁北专区都是由民政科、人民监察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兼办；运城专区有些县是秘书干事、收音员、收发员兼办；临汾专区有些县是文化馆兼办。特别是有些县对人民问事处的干部调动频繁，如定襄县配备了专职干部不久又调走，阳曲县把配备的专职干部抽往司法改革委员会帮助工作。以上情形经检查帮助，虽有所纠正，但终因各级人民问事处无专门编制，又加有些领导干部对这

    一工作未予足够重视，致现在仍未彻底解决，影响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开展与提高。

    （二）一年来，人民来信、来访逐渐增多，各地处理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如拟稿、转发案件、写信催办等，改进为转办者用卡片，催办时用催办通知书，并与省级各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使人民来信均有专人及时处理。登记工作也简化了手续。这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据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统计，一九五二年人民来信、来访提出的问题，已处理百分之八十以上，未处理的一百零三件（计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四十八件，公安厅十二件，省人民检察署七件，民政厅十三件，省人民法院十八件，问事处五件），据了解，各主办单位均已分别及时转到各专、县，并催办几次，但终因问题较复杂，多数需要专门调查研究，而各专、县缺乏干部，省级又不可能全部派人下去检查帮助，所以长时期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三）在接见人民来访中，各地经常遇到些必要的开支而无法解决，如需要补助来访者路费，或需给来访者吃顿饭等。这笔经费的开支，除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在“张顺有事件”后有所解决外，各市、专、县迄未解决，致遇到一些特殊开支便无办法。如宁武县孙宪章发明了收割机，要求县人民政府帮助路费到太原找省人民政府工业厅研究试制，该县虽给了他三万六千五百元，但无法开支，最后还是请示省人民政府解决。

    以上第一、二两问题已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最近省委召开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出各级应迅速健全机构，抽出专职干部进行此项工作。较长时期未得处理结果的问题，在经常检查催办及与各部门交流经验中，当可逐渐减少。第三个问题，现正准备编造群众来信事业费预算，请示批准，以解决困难。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东省处理了十万件积压的人民来信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推动了生产(1953.04.19)
  (1953.04.19)

   山东省处理了十万件积压的人民来信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推
动了生产

    山东省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是在中央、华东局的指示下逐步重视和加强起来的。去年十月，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出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指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均根据指示精神，检查了过去的工作，作出了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计划，抽调干部进行了重点检查，并抓住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处理。今年一月中央指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以来，各地进一步重视了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并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积极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对过去积压的信件，经过案件排队，分清主次缓急，有计划地采用各种方法，分别进行了处理。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继续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些典型案件，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并派出十一个检查组，分赴十一个专区进行检查督促，并协助查办重大案件，进一步推动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推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开展。截至今年二月底止，全省过去各级机关积压的约有十万件左右的人民来信，已大部作了处理。

    在各地人民来信中，直接反映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及各级干部不良作风的信件，一般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如胶州专区三千一百二十一件来信中，属于揭发干部的不良作风及违法乱纪的信件占百分之五十；文登专区四千七百零二件来信中，控告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占百分之三十一。这些信件揭发出许多骇人听闻的违法事件，同时也揭露出领导机关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群众疾苦以及某些领导干部对坏人坏事姑息、纵容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各级领导干部感到问题严重，坚定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斗争的决心。

    通过处理人民来信，反对了坏人坏事，纯洁了党政组织，教育了干部，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如五莲县于里沟乡乡长苑克茂吊打群众，奸淫妇女，敲诈勒索，挟嫌报复逼死农民苑德祥夫妇，罪行昭彰，全乡农民十分痛恨。该县在处理此案时，首先结合推动当前生产工作进行调查，讲明了政策，弄清了案情，然后召开了千余人的群众大会，法办了苑克茂，撤换了三个胁从的坏干部；县委、县人民政府深刻检讨了不了解下情、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部门也自动作了检讨并决心转变作风。经过这样处理后，该乡群众莫不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称为“二次解放”，生产互助组由三个发展到七个，民主选举了乡干部，发展了青年团员，扩大了民兵，各种工作都活跃起来，全乡面貌一新。章邱县三区在乡村干部会议上处理了张元善、柏其顺等五个违法乱纪的坏干部，当即有十几个乡村干部检讨了自己的命令主义错误和某些违法乱纪行为；会后大部分乡村干部均自动检讨，群众很受感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黄县处理三甲于家乡违法乱纪分子于谦；滨县处理王翰林村坏分子赵英贤；利津县处理尚泉庄坏分子尚新民等许多典型事例，都收到了同样的效果。这样，一方面，发动了群众，教育改造了许多犯有一般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干部；另一方面，发现与清除了混在党政组织中的少数的坏分子

    （如混入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的分子等），使革命组织更加纯洁。

    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人民来信来访也随着大大增加。山东分局去年每月收到人民来信四、五十件；今年一、二月增至一百二十多件，三月份第一周即收到七十多件；诸城县去年每月收到人民来信几百件，今年每月增至一千一百多件；阳信县在处理了大石阳村坏分子杨立人后，当即收到控告信五十多件；五莲县在县人民代表会上处理了苑克茂违法乱纪事件后，代表又提出有关干部作风问题的提案三百多件。同时，人民来信中所揭发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了。博兴县刘耿村一向被该区认为是“头等村”，但从处理人民来信中查出该村支部书记却是一个横行霸道、奸污了十一个妇女的恶霸；广饶四区发救济粮不公平，群众立即提出意见，干部不接受，群众又再三提出意见，终于使问题得到了正确解决。

    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所以取得上述成绩，是由于山东省各级领导机关，掌握了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一）全面清查，案件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处理。其中重大案件，由负责干部亲身掌握，组织力量，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专案查办；一般问题则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各业务部门及结合整党、民主建政、生产等各种工作进行处理。如诸城县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中旬共收到人民来信五千二百五十六件（过去积压的千余件在内），已处理结案者四千五百四十四件，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强。其中专案查办的重大案件五十九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处理的一千六百五十件，经下级组织及各业务部门处理的一千五百五十一件，结合整党处理的二十六件，政府调解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件，其他一百三十三件。这样，该县人民来信虽然大量增加，但一般作到了及时与妥善的处理。

    （二）选择重要案件，重点检查处理，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以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山东分局与省人民政府先后处理了前阳村事件、韩升事件、苍山拔棉事件、赵王堂村事件等重大案件，在济南大众日报上连续报道，并发表了有关领导干部的检讨，对推动与指导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各专区、市、县都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也起了一定推动与指导的作用。

    （三）结合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处理人民来信，使其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各地对违法乱纪典型案件的处理，一般是通过推动当前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进行处理。处理中正确体现政策，对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给予应得惩处，对犯有一般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干部，则责令进行检讨，转变作风。这样就使干部对政策有进一步的体会，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酌情整顿组织，健全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地贯彻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凡是这样处理的案件，效果均极良好，不仅案件处理稳妥、透彻，而且发动了群众，教育提高了干部，带动了各项工作，使许多工作落后的村子，变为工作活跃的村子。五莲县处理于里沟乡违法乱纪分子苑克茂、莱西县处理下柳连庄反革命分子于显功、于显经等重大案件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点。

    人民来信中属于一般批评与建议的信件为数最多，珍惜群众的意见，紧密结合各项工作，认真加以处理，对于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改进工作，同样有巨大的作用。如青岛市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来信检查纠正了“国棉印染厂那凤岐案”等数次错判案件；工商局接到的人民来信中有百分之九十帮助了工作的改进；邮电局接到的人民来信有百分之五十是批评工作中的差错，使之得以及时纠正。

    山东省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虽已取得上述成绩，但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解决。主要是：

    （一）某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县的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抓的不紧，因而工作进展迟缓无力。过去积压的人民来信尚有不少未作处理，甚至有的干部仍对坏人坏事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必须进一步深入检查纠正。

    （二）对干部教育仍不够深入，区、乡干部不重视人民来信及认为处理人民来信“太麻烦”、“影响中心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存在，因而区级机关至今积压的人民来信仍多。根据惠民地委今年一月份的检查，全区区级党政机关仍积压人民来信达二千件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乡村干部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现象。

    （三）不少地区尚未充分发挥各级各种组织的力量，紧密结合中心任务和各种工作，采用各种方法处理人民来信，因而处理迟缓，或者盲目行事，偏听偏信，造成错误。此外，有些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制度尚不够健全，各部门间工作上缺乏必要的联系与配合，也使工作陷于忙乱被动，影响工作效率的提高。

    为了克服以上这些缺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继续加强领导，很好地运用过去的经验，紧密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和各种工作，把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不容许把群众来信“照抄照转”(1953.05.12)
  (1953.05.12)



    读者罗乃文来信：中南工农速成中学田旭照同志在去年冬天写信给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检举中南地质局所属职工学校领导人官僚主义、压制批评的错误。但是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处理这封信的工作人员连被检举者是谁都没有看清，就“来文照转”出去，结果转错了地方，以致这封信绕了几个圈子，经过四十七天之久，才转到中南地质局。又由于中南地质局不重视人民来信，一直拖延，又压了三个月还没有彻底处理。

    田旭照原是中南地质局职工学校的工作人员，并担任人民监察通讯员的职务。去冬调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到了工农速成中学以后，他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中南地质局职工学校秘书黄陶等人压制民主的一些问题，向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本来在田旭照所写的材料和附信中都明白写着“职工学校”的字样，从材料内容也可以看出被检举者并非工农中学。但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首先处理这份材料的同志只根据来信寄件处是“工农中学”，就在来文处理笺填上“反映工农中学领导压制民主，采取打击报复，群众对黄秘书有意见不敢提。”处长也就照例批示：“打电话询明该校直属上级机关后再转其查处。”于是承办人就打电话问湖北和中南工农速成中学。但都找不到有黄秘书其人。乃又在笺上写“无法找”三字。经过十天之久，才问出中南工农速成中学有一个田旭照，就把来信转到领导该校的中南教育部查处。但是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在抄转这封信的时候，隐去了田旭照的名字，缮写人在后面写上“张泽菱抄”四字。中南教育部即认为是“工农中学学员张泽菱检举工农中学秘书黄陶”，遂把信函送领导该校的华中高等师范建校委员会查处。

    华中高等师范建校委员会交中南工农中学查了一下，发现工农中学既无秘书一职，又无黄陶其人，学员也没有叫张泽菱的，故将原件“奉还”（原函用语）中南教育部。中南教育部虽然仍旧表现了“重视”人民来信，强调是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交办的，必须查清，但他们却始终没有好好研究信件内容。因为所检举的事实，如“对干部使用不合理，下半年不培养工厂财务会计干部，而作其它工作”等，一望而知指的不是工农速成中学。而且检举人“张泽菱”虽可能是化名，但被检举人“黄陶”则绝不致是化名，何况工农速成中学就没有秘书一职。可见中南教育部也是照抄照转，连信上写的“职工学校”也没有看出。

    中南教育部在收到华中高等师范建校委员会“查无此人”的报告后，曾写信告诉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但这封信却被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一位监察专员批上“存查”两字，后面拖了一个尾巴“再在电话上查对一下”。但这并没有引起承办人的重视，就没有再去查对。

    中南教育部令华中高等师范建校委员会彻底查清；该建校委员会又令工农中学再查。工农中学在研究了原件所检举的对象，并与武汉市有关学校联系，才查出中南地质局职工学校有一个黄秘书。这时才弄清被控告者是中南地质局职工学校的干部。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遂把原件转交中南地质局处理。这样转来转出，经过了四十七天，才算找到了头绪。

    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后又收到田旭照和中南地质局职工学校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反映材料，都是有关该校压制民主和教学上混乱的情况，曾先后三次转去地质局一并处理，又经常打电话和派人催办，但又过三个月了，仍没有个结果。中南地质局始则拖延不理，继则派人到该校了解了一下，又以黄陶请了产假为借口，暂不处理。其实问题并不在黄陶一人身上，前一个多月黄陶并没有请假，何况黄陶并非职工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中南地质局不抓紧处理，作个交代呢！

    这件事暴露了我们某些国家机关一系列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作风，对于人民来信没有做到认真负责的处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彻底检查纠正。







太原市各机关改进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1953.06.16)
孙彪  (1953.06.16)

   太原市各机关改进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太原市各机关认真检查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群众来信日益增多。仅一、二、三月份太原市市级机关所属十一个单位，即收到群众来信一千五百七十五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揭发官僚主义与坏人坏事的。这些来信对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许多单位是不重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工作的，其主要原因是有些干部认为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小事情”，“麻烦”。太原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秘书蔺明安曾给门岗布置，拒绝来访群众进门；第一区妇联主席张田对一来访的群众破口大骂“滚出去”；市公安局将三百多件群众来信搁了二年多不加处理。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顺有事件后，中共太原市委即强调指出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干部重视，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关于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会议的精神，自上而下地学习了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所发表的文件，对过去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行了检查。市委书记王大任同志参加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会议，亲自处理联名控告、工人集体要求、志愿军来信、下面多次解决不了的问题等较大问题，并接见来信者本人。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对全市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也起了推动作用。有的部门能抓住群众提出的迫切要求，及时解决，效果很好。如有人写信反映私商压低价格收买郊区农民的蔬菜，又高价盘剥市民，影响蔬菜销路，造成供销脱节现象。太原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来信及时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设立了两个蔬菜组，部分地调整了供销关系，解决了销路与价格的问题，群众都很欢迎。为了保证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迅速正确的处理，各单位都对群众来信建立了登记、检查、转办、回复、存档、定期总结等制度，并以市委为中心，一月开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检查对来信的处理情况，较大单位都配备了能掌握一般政策的专职干部。现在市级各单位共配备了专职干部十二人，兼职干部三十五人。处理来信已较过去迅速认真。例如第一季度十一个单位共接人民来信一千五百七十五件，已处理的一千五百二十一件，占来信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强。

    由于领导上重视，处理来信的同志加强了责任心，因而大大改变了人民群众来信的情况。第一、以往人民来信来访多半集中在市级领导机关，现在区级机关来信逐渐增多了，市级机关的来信相对地减少了。第二区去年人民来信只有五十件，今年一季度就接到一百零六件，较去年全年增加一倍强。第二、过去匿名信平均每月有三件，今年第一季度只有一件。群众顾虑减少了，揭发坏人坏事的勇气也鼓起来了。

    太原市各机关在处理来信来访工作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还是很多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严重的遗失、积压人民来信长期不作处理的现象，在某些单位中仍然存在。市人民政府财政局由于制度不健全，今年第一季度内就遗失了人民来信五件；民政局在去年“八一”建军节收到的军属来信，至今年还存二十五件未作处理；公安局积压的来信，有长达两年未作处理的。这几个单位在第二季度虽有所改进，如指定了办理此项工作的干部，建立了必要的制度，但仍是不够重视的。如公安局领导上只喊这项工作“重要”，但对处理这一工作的干部却不进行具体帮助，甚至有时对请示的问题，也推诿不管。

    第二、某些单位处理人民来信不负责，照抄照转，“公事公办”。第一区区长骆奎英，对人民来信不但不批办，而且连一封也没有看过，更不去检查处理的情况。今年二月份太原钢铁厂二百多工人联名写信给民政局要求该厂设立回民食堂，民政局将此信照转钢铁厂，至今钢铁厂未作答复，民政局也没催办。上海劳动报转来一件信，转了七个机关都无人负责处理。有的单位对来信所提问题不深入调查研究，不问明是非，草率处理。有的认为只要对来信人多作解释工作，就能解决问题；有的解释也不耐心，不倾听群众意见，推出了事。有些部门对群众合理化建议不作认真处理，口头答应“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准备处理”，实际上不理。以上种种问题还有待于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继续加以批判，以求得进一步的解决。 







关于县、区人民政府在处理人民来访中的几点经验(1953.09.03)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厅  (1953.09.03)

   关于县、区人民政府在处理人民来访中的几点经验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厅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工作的决定”以后，引起了各地各级党及政府机关的重视。尤其在华北、中南各地，抓住了张顺有、纪凯夫等典型事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严重打击了部分机关和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全国范围内，对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案件都曾进行检查和清理，已经很少有人敢于再把人民来信、来访所提出的问题当作

    “小事情”，可以不闻不问，任意推拖，或以“一压了之”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工作。然而从总的情况来说，我们却还未能把这一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还远赶不上客观情况迅速发展的需要。各级人民政府机关特别是地方人民政府机关积压人民来信、来访案件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注意加强对县、区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以使各地县、区人民政府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建立起更高的威信，使群众完全相信县、区人民政府可以解决问题。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各级政府机关忙于照抄照转，以致形成案件积压的现象；群众也不必再因远道控告而耗费钱财，影响生产。

    由于最近一个期间的努力，全国各地县、区人民政府对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已有了普遍的开展和改进。有些县、区，由于在工作中摸到了一些新的经验，创造了一些新的方法，因而成绩较大。如辽东省海龙县原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转交一些单位检查处理的七十八起案件，在过去五个月中，处理的还不到二十件；经过重点检查后，不到一个月，便处理了四十一件，并且都处理的很好，群众非常满意。辽西省锦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在本年春季由于得到了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曾联合有关部门，结合中心工作，检查处理了九件情节比较严重的重大案件，为全县树立了榜样，因而推动了各区对人民来信、来访案件的处理工作。该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半年来受理人民来信、来访案件一百五十六件，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得到及时解决。河北省昌黎县由于以往积案大部及时处理，县、区人民政府的威信因之提高，人民来信、来访不但迅速增加，而且多是群众签署姓名直接投递的，由上级转交或匿名投递的已日渐减少。从四月到六月三个月内，新收案件一百零七件，除有少数正在转交有关部门外，大部都已作了处理，案件积压现象基本上已消除了。

    上述三县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首先，领导重视是开展工作的主要关键。海龙县在今年上半年为了研究如何做好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工作，曾由领导干部召开全县有关部门会议四次，专门进行讨论，总结经验，具体交代工作方法。在六月份，并由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召集县属十四个单位的负责干部开会，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同时，并抽调一些主要干部，配合中心工作，分赴重点区乡，进行调查，处理了很多长久不能解决的积案。中共锦县县委在本年三月曾指示各区必须指定区委委员一人兼办对于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工作，每次总结工作，必须作为汇报的主要项目之一；以后并在县党代表会议和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上，不断地布置、检查这一工作；县委也定期进行专门讨论，重要案件由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核批。昌黎县在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开始后，便由县委指定副书记一人专门领导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工作，并规定每月召集县级几个重要部门有关人员开一次会，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该县县长更经常亲自批阅重要来信和接见来访群众，并及时派人处理群众所提出的问题。

    其次，采取“组织起来”的方法，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样不但由于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把工作固定下来并使之经常化，而且避免了分散现象，克服了“单干”的弱点。辽西省锦县各区大都成立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小组”，由中共区委书记亲自领导，区委的组织、宣传委员，区人民政府的民政、公安助理等主要干部参加，分别负责掌握情况，调查材料；每一重要案件都经过研究讨论，然后根据案情，结合中心工作慎重地进行处理。河北省昌黎县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共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等几个主要部门，共同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专门巡回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案件的“联合工作组”，经常携卷下乡，进行巡回处理；同时根据案件大小或简单复杂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集中研究，联合处理”或“集中研究，分头处理”的办法。由于各单位人民来信来访案件日益增多，常有一个案件牵涉到几个部门，或几个不同性质的案件发生在同一地区的情况，如果各部门采取“单干”的方法，往往在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时，思想上不易统一，更有时由于所派干部能力差，水平低，了解情况不全面，遇事拿不定主意，因而往返多次调查，拖延了问题的解决。采取“组织起来”的办法，就基本上克服了这些缺点。例如该县五区崖上村干部贪污问题严重，群众控告三年，经县、区派人多次处理，都由于偏听偏信迄未解决；这次经过“联合工作组”集中研究后，很快地便处理了这件积案。

    再次，实行案件排队，分别轻重缓急，按照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去的混乱现象，纠正了过去那种“先来的先办”“上边交下来的先办”等办法，基本上改变了长期处于应付、被动的状态。海龙县在一定时期将所有受理案件统一排队，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加以处理。重要复杂的案件，都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直接掌握；凡涉及几个部门的便责成有关单位组织联合检查；比较简单的交由主管单位单独办理。昌黎县在“案件排队”中，更分成“大排”“小排”两种。“小排”由各机关五天至七天自行排列一次，简单的案件边排边作处理，并为“大排”打下基础。“大排”是由县属几个主要部门十五天至二十天联合进行一次，将案件分成三类：比较容易处理的即转有关单位处理；关系几个部门的，便责成有关单位组成“临时联合小组”处理；内容复杂较大的案件，统由各部门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直接掌握处理。对其中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案件，“联合工作组”便集中力量，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以收突破重点，推动一般，教育干部，改进工作的效果。

    此外，由于各县都注意了在处理案件中具体交代工作方法，这样，也就解除了过去干部“遇事没主意”或“怕处理错了负责任”的困难或顾虑。在处理案件中，各县力求结合中心工作在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去进行，因而也就受到群众的拥护。宣布处理结果时，应由区宣布的便由区宣布，县的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注意树立区级机关的威信，使群众信赖区的领导。 







社论：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1953.11.02)
  (1953.11.02)

   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今年年初，党中央指示各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这引起各地进一步重视这项工作。目前大部分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配备了专职干部，建立了处理制度，不少领导干部亲自批阅较重大的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许多干部并开始体会到处理人民来信的政治意义，懂得了人民来信是人民群众监督干部工作的好办法，是测量党和人民政府贯彻政策的标尺，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人民来信。许多高级领导机关（各中央局、分局、不少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召开过几次专门会议来进行布置、检查和总结，对这项工作更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受到了重视，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各地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日渐增加。在这一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地区，人民来信的情况还产生了以下的变化：过去人民来信几乎只对区乡人民政府和党的基层组织提出批评建议，现在人民来信对于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也提出批评建议；过去群众对下级党政机关有意见不愿意直接提出，常常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现在群众直接向县、区来信已较前大为增加，从中央、大行政区各部门转下去的来信已相对减少；过去人民来信单纯提出批评的多，建设性的建议少，现在的批评信件同时提出积极建议的大为增加；过去由于怕打击报复因而匿名信较多，现在真名信件大为增加。

    这些新的情况表明人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日渐增长。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说：“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我们这里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真理。经过认真处理人民来信，一方面教育了干部，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另一方面也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政治觉悟与监督干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责任感。这就有效地推动了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开展，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发扬了人民群众中潜在的智慧，为集思广益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畅通了言路。

    但是这种成绩还是初步的，而且各地发展的情况还很不平衡，因而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处理人民来信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一种重要方法，不是临时的突击任务。虽然有的地区已摸索出一些经验，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逐渐经常化，但是还有不少地区有冷热现象，在一度重视以后又冷淡下来。有不少地区虽然重视，但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坚持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有的地区仍然有层层照转，互相推诿等不负责任的严重现象，以致造成当地大批人民来信的积压和处理上的拖延潦草。因此，必须对现有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把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普遍向前推进一步，使各级党政机关把重视处理人民来信都当成一项十分重要的经常工作。

    能否经常注意处理人民来信，决定于是否具有经常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心。因为只有具有经常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心，才会经常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才会感到经常得到人民来信的可贵，才会体会到必须用群众意见来经常打扫灰尘、推动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在“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一文中所指出的：“应当更加顽强地唤起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群众来进行从下而上的批评，来实行从下而上的监督，以作为对付官僚主义的主要消毒剂。”只要有了这种决心，就会由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来重视研究改进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就会组织必要的力量和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工作中的困难。目前还有不少地区只是叫喊人民来信太多、问题太复杂、干部太少等困难，以致使这一工作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应该把处理人民来信提高到这样的原则上来考虑：你是否有经常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心？这就是决定我们是否能把处理人民来信当成一项十分重要的经常工作的关键。

    目前人民来信已日渐增多，问题也很复杂，而处理的干部又少，这个困难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办法。很多地区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主要的办法就是走群众路线；就是注意培养和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和人民代表一齐动手处理人民来信。有的省和专区领导机关不注意提高和培养下级干部对人民群众来信的认识和处理来信的能力；一收到来信就层层照转下去，只交任务、定期限，不交代作法，也从未进行过检查、帮助，以致某些县区对人民来信处理得潦草，甚至大批积压起来。也有的地区只依靠少数专职干部处理人民来信，结果来信大批集中上来，应接不暇。但是在不少地区在党委负责同志的统一领导下，把人民来信分配到有关各机关处理，并有重点地帮助各机关从认真处理来信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特别是注意帮助区乡干部作好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使广大群众信任他们。这样发动各级党政机关都来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就会转变人民来信集中于高级领导机关而且集中于党委机关的现象。不少地区还注意了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来处理人民来信，更是值得推广的群众路线的办法。

    经验证明，通过乡人民代表会议结合中心工作讨论处理，是区乡组织处理人民来信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因为人民代表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最熟悉情况，他们能够代表群众意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人民来信是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  一种方法，和人民代表会议结合起来，既能够充实人民代表会议的内容，了解和解决当前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又能及时地正确地大批地处理人民来信。这就会大大推动各项工作，并能提高区乡干部和人民代表辨别是非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树立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

    用各种方法处理人民来信，都必须注意尽可能利用人民来信来帮助解决生产和其他当前工作中的问题。人民来信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小事情”、是“个人利益”，但如果认真研究起来，就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与生产有关、与政策有关，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而处理人民来信与生产和当前工作相结合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莱阳专区合作社接到一件要求安装水车的来信后，就以“举一反三”的精神，普遍检查了该社贷放水车的工作，主动地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安装水车，并附带解决了添零件、改进水筒等很多问题。这就把处理人民来信和全盘工作结合起来，并从全盘工作出发考虑处理人民来信，从而推动全盘工作。每个机关接到一件人民来信后，只要具有这种“举一反三”的精神，联系起生产和全盘工作考虑处理，就会主动开展工作，主动解决群众还未提出来的很多问题。

    要使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经常化还必须重视接见人民群众的来访。不少地区已经注意这一工作，而且出现县长定期接见群众等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办法。但是领导干部（如县长、专员）接见群众不等于只是一人一天去接见所有来访的人，处理所有的问题。领导干部定期专门接见人民群众，一方面自然是为了直接给群众解决一些问题，而更主要的方面还在于以身作则，带动全体负责干部养成直接接见群众的优良作风，教育广大干部随时随地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为群众解决问题。

    目前，从全国人民来信情况来看，工人群众的来信比重还小，有关工业建设方面的意见更少，这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开始的当前形势不相称。我们的一切事业都是群众性的事业，经济建设也不例外。只有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给以深切的关怀，认真地进行监督，并不断提出改进的意见，经济建设才能顺利开展。因此，企业中的党组织要注意发动工人群众提意见，重视工人来信，党委负责人还应抽时间经常到工厂矿山去接见工人群众，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监察部门应在工厂矿山开展处理工人来信的工作。在处理工人来信时，不仅要锐敏地发现工作中的缺点，而且要用各种方法鼓励和启发工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要特别重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有的厂矿工人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引起工人很大不满，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种现象必须纠正。必须用认真采纳工人群众合理化建议的事实，来鼓励工人群众提出大量的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向不负责处理来信的现象作斗争(1954.11.21)
  (1954.11.21)

   向不负责处理来信的现象作斗争

    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本报转给中共安徽阜阳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地委会）一封读者来信（揭发阜阳专区煤建公司秘书股长官僚主义、打击报复的问题），请地委会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和结果答复本报。这封信经过八次催办，没有得到地委会的任何答复。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忽然阜阳专署人民监察处就上述问题寄来一个这样的复信：

      “人民日报社：你社于一九五三年转给阜阳地委会关于杨在银检举煤建公司秘书股长官僚主义及打击报复一案，现已经专署工商科了解处理。

    该案延迟到现在的主要原因，是被检举人及有关人员已调工作，其中打击报复的问题难作结论，因此到现在才结案。关于该公司秘书股长冯彬远在工作中官僚主义及其恋爱问题，因冯已作书面检讨，领导上认为检讨较深刻，不予行政处分。”  拖延了十四个月，经过屡次催办和批评，才寄来一封如此草率的答复信，实在是难以令人满意。中共阜阳地委会和阜阳专署的有关人员，在处理这封人民来信的工作上显然是不负责、不严肃的。为此，我们写信给地委会书记，批评了上述事实，要求他负责检查并答复本报关于这封信件的全部处理经过。中共阜阳地委会书记任松筠同志接到本报的批评后，召集了负责处理人民来信的几位同志，和在机关的几位地委委员、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署人民监察处等部门的同志举行了四次会议，全面地检查了最近一年来地委一级机关收到人民来信大量减少的事实。

    为了接受教训，中共阜阳地委会在检查和检讨报告中表示，今后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要坚决做到如下几点：

    一、要用上述信件的处理为教训，自上而下地展开讨论，并结合温习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和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充分认识到关心和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重要，并明确这是每个人民勤务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坚决纠正对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漠不关心、拖拉、马虎、敷衍塞责的错误态度。

    二、严格规定各级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定期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工作制度，并规定把现有的积案在十一月底以前妥善地处理完毕。

    三、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经常化，各单位确定专人处理人民来信，担任这项工作的人，应有坚强的群众观点，一定的政策水平，并能坚持真理，同时，要建立有效的登记、处理、转办、检查、催办和定期总结的制度。

    四、地委会规定专人分管此项工作，并定期研究检查这项工作，暂定每月小结一次，每季检查讨论总结一次，并要求各县县委会也按此执行。

    中共阜阳地委会这种针对工作缺点改进工作的精神是好的，地委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也是正确的。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将会保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的密切。

              ×　×　×

    应该指出，拖延、草率、形式主义、不解决问题的答复信，甚至对读者信件和报社再三再四催办的批评信件长期置之不理，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在我们手头就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本报转给前中共辽东复县委员会一件读者来信，反映该县煤建公司副经理压制批评的问题。这封信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十次催办，始终没有寄来任何答复。用不着批评这个机关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处理人民来信的起码的责任。否则，为什么没有只字片语的答复呢？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本报转给中共河南信阳地方委员会一封读者来信（检举正阳县副县长违法乱纪事），经过一年来的六次催办，虽然收到了相应的答复信，但他们是怎样答复的呢？不是“尚未查明”，就是“正在调查”或“尚待研究”的一些“应付公事”的套语。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报转给中共新疆分局办公厅一封信（控告新疆省商业厅副厅长高燕先官僚主义、压制批评），经过一年又三个月的五次催办，最近才算寄来一封答复信，复信是这样的：

      “读者反映事实的情节轻重有些出入，但为了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新疆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

      由高燕先在商业厅所属各公司股长级干部会议上作检讨。

      此案亦作了处理。”

    到底读者所反映事实有哪些出入呢？被批评者怎样检讨的？又作了怎样的处理？这些都是在处理读者信件时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但，这封盖着机关公章的复信，却没有交代清楚。

    我们要求上述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群众工作，同时，希望一切群众工作薄弱的地方，迅速作出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措施。







我们还等着答复(1956.07.28)
  (1956.07.28)

   我们还等着答复

    四月间，本报曾经把读者王鸿文控告河北省宁河县新元庄乡总支书记翟玉田对他实行打击报复的信，转给中共宁河县委会，希望他们调查真相并且答复本报。六月底，中共宁河县委会的答复信寄来了，打开一看，使人觉得有些古怪，写答复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控告的总支书记翟玉田自己，另外还有军粮城区委会同意翟玉田答复信的几句话，至于宁河县委会，除过加了一个信封，什么都没有。大概在县委会看来，既然被控告的人写了答复，既然区委会同意了这个答复，这就是最权威的定案，除过照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古怪的不是被控告人一味指责控告人如何罪大恶极，这是极容易理解的；古怪的是宁河县委会处理这封控告信的态度，这就有点不容易理解了。

    作为一个县委会，为什么在接到这封控告信的时候，竟然把控告信转给被控告者呢？为什么对党报要求调查处理的问题采取了“来函照转”的极不负责极不郑重的态度呢？为了对控告者负责，我们还期待着一个不是古怪的而是正常的答复。







对批评的反应(1956.10.20)
  (1956.10.20)

   对批评的反应

    7月24日人民日报四版“我们还等着答复”一文，对我们处理王鸿文的控告信的情况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把控告信转给了被控告的人，在收到被控告人的答复后，又不加分析地把原文照转给报社，是不负责和不严肃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准备在全县范围内，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建立必要的制度。对王鸿文的问题，我们也重新组织力量，到当地群众中去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王鸿文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等原因被延长过预备期。延长预备期后，他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不执行党的决议、歪曲党的政策等错误，因此经支部大会决议，区委批准取消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乡支部书记翟玉田对他并没有打击报复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原来的处理是对的。

    但是，乡支部书记翟玉田也确实有过侵占土地改革胜利果实、严重的骄傲自满的错误。

        中共宁河县委员会







结合整风运动，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1957.06.03)
  (1957.06.03)

   结合整风运动，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

    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召开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了。在此以前，还召开了一次北京中央各机关接见群众来访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对目前的整风运动很有意义。

    1951年毛主席就指示我们，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漫不经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这个指示，在当时和以后，对于推动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认真检查起来，这项工作真正做得好的机关，还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机关做得不好，一部分机关做得很不好，问题很多，缺点、错误很多。

    为什么很多机关不能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做好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许多机关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革命胜利以后，领导机关进了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变了，干部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变化。有很多人，包括某些老干部在内，和群众疏远了，群众观点薄弱了，不大关心群众的疾苦，不愿意深入做群众工作。有些机关领导人，把群众来信、来访当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愿意过问；不处理，或者不认真处理，甚至把控告的信件，转到被控告人手里，造成打击报复事件。许多业务部门把群众来信、来访看成是“额外负担”，认为做多了，影响自己的业务。一些做这项工作的同志，也认为这项工作不是专业专行，“没有钻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显然，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应当是党和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各项工作中占到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正在蓬勃地增长，各机关的来信、来访数量大量增加，内容愈加丰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更应当成为领导机关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各级党政领导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人民群众通过来信和面谈，向领导机关提出各种要求，表示各种愿望，对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对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批评，都是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一种民主权利。一切领导机关都应当保护人民这种权利，并保证人民能够方便地行使这种权利。经验证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虽然其中也有很多是片面的意见，不切实际的想法，很琐碎的事务。但是群众能够向我们提出来，本质上是信任党和政府的表现。我们对此决不能有丝毫厌倦情绪，决不能采取任何马虎态度。如果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能够听到群众更多的意见，更多的批评，我们的各项工作还会进步得更快，做得更好。因此，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当把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当成自己的一项政治职责。

    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领导机关联系群众和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现在各级党、政机关收到的群众来信和接见的群众来访，一年有几百万件，恰当地处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同几百万群众建立联系，经过这种联系，就可以了解很多情况。有许多机关，经常派很多干部下去调查材料，这自然是必需的，但是他们忽视了人民来信、来访的这种送上门的材料，应当说是一个缺点。江西省长邵式平规定每星期四上午接见来访群众，几年来一直坚持下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几个省长，组织起来轮流接见群众，也已形成制度，在群众中反应很好，对机关工作有了很多帮助。因此一切领导干部都应当阅看人民来信、接见来访群众，像参加体力劳动一样，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和风气，坚持下去。

    经过人民来信、来访，可以帮助了解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自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后，许多地方已经注意通过人民来信、来访，主动地解决一些问题，既改进了工作，又获得了群众拥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

    经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可以宣传政策、考查政策的执行情况。群众提出的各种要求，不可能都是既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即使群众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不能解决的要求，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政策，把实际情况和困难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彻，使群众体谅国家的困难、改变自己的想法。群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的问题，自然是一些局部的个别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善于综合研究，就能够由此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在来信、来访中表示对某些措施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使领导机关得到启发，从正面和反面吸取经验教训，帮助改进工作。

    由此可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大事，不是小事；是党和政府机关一项经常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务工作。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领导。这次会议上决定：建议中央各部门要有一位部长管理这项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有一位书记，人民委员会要有一位省长（主席、市长）管理这项工作。这是加强这项工作最有效的措施。当然，分工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不能形式主义地去管理，要真正管起来。他们应该做到：看一些重要来信；接见一些来访的人；经常对这项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提到领导机关会议上讨论解决。

    当然，这次会议只是加强此项工作的开端，要使此项工作从不被重视到被重视，从办的不好到办好，还需要一个努力过程。我们希望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结合当前的整风运动认真研究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和经验，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切实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且经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推动机关整风运动前进。







作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有重大意义  克服官僚主义　调节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开会讨论(1957.06.03)
  (1957.06.03)

   作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有重大意义

    克服官僚主义　调节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开会讨论

    本报讯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从5月28日开始，经过四天的讨论，于31日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秘书长，人民委员会的省长、副省（市）长或秘书长，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的负责人等共三百多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会议开幕、闭幕的时候，分别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的是对来信、来访工作的认识问题和领导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些工作方法问题。

    会议首先强调说明了当前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的重要意义。会议认为，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要求，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党和政府机关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可以扩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可以向人民群众解释、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了解和调节人民内部矛盾。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所受理的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因此，作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来信、来访工作，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各级人民委员会和所有的机关、团体，都必须重视和做好这一工作。

    会上，据各地、各机关的代表反映，过去，凡是对此项工作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领导人又比较重视此项工作的机关，工作就作得比较有成绩。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四年来，风雨无阻地于每星期四亲自接见来访的群众，河南省的几个省长，也都轮流接见来访群众。他们亲自解决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给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促使当地许多机关更加重视来信、来访工作。

    但是，各地、各机关的代表也反映了另一方面的情况：更多的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还是认识不足的。所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缺点，尤为严重。有些地方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平时极少亲自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有的地方积压了大批来信，不及时处理，有的甚至把大批信件丢失。山东省莒南县的一个区，上级机关转给他们十一件信，据检查有十件既未处理，也不知下落。有的地方，表面上看来，这项工作作得还不错，实际上却是“照抄照转，出门不管”。因此，在最近中央和各地召开的一些座谈会上，也有人对这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首要原因在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生活环境的变化，在一些党政机关干部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变化。许多人的群众观点渐渐地减弱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特别是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比从前滋长了。再一个原因是：一些中央机关（包括全国性的一些报纸）对下面帮助不够，对他们的困难估计不足，而对于下交的任务，却规定得过急、过死。有的经常要求下边在几天以内报告某一件信的处理结果，但是，下面收到这件信时，已经过了限期。有的地方，有时同时收到几件上级机关要他们“立即派人下去调查”的信件，使他们的日常工作陷于被动。

    根据客观形势对来信、来访工作的要求，以及当前来信、来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来信、来访工作，今后要按照党政系统分别由一位省（市）委书记和省（市）长或副省（市）长亲自掌管；中央各部由一位部长亲自掌管。名单要在6月份内按照党政系统分别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机构；直接处理一部分重要的来信、来访；把人民来信、来访中反映的重要问题，提交领导机关研究、解决。今后，中央机关收到的信件，凡是应该直接处理的，不要下转。应该由地方处理的，少数可以直接转交到县，一般的要转至省（市、自治区），以便省（市、自治区）级机关了解情况，加强对这些信件处理的检查监督。转办手续，一般要在收到信件后的三天到七天内办理完毕。关于控告干部的来信、来访，今后凡是那一级机关管理的干部，就由那一级机关负责处理。但是，控告县级以下基层干部的信件，过去转到基层组织处理时，发生的打击报复事件较多，今后一律由县级机关直接处理。控告党员干部的交党的县监察委员会，控告党外干部的交县人民委员会。对于积压的信件，和来信来访中没有处理的问题要立即普遍进行一次清理，必要时也可以临时抽调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凡是要求合理，而又有条件及时处理的，一定要加以处理。为了作好这些工作，会议还决定，要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机构，从质量和数量上加强干部配备，健全各项制度。并且要对作此项工作的专职干部，加强群众观点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成为积极、热情、耐心、细致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会议还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应该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召开地方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切实检查来信来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领导、改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