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地报纸给新闻总署工作报告的综合介绍(1950.08.02)
新闻总署研究室  (1950.08.02)

　　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各地报纸给新闻总署工作报告的综合介绍

    新闻总署研究室

    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五、六月份各报给新闻总署工作报告的中心问题之一。

    新湖南报说，在五月份的“十七天当中，有六次带有批评性的报道，是在一版或二版头条的地位刊出的；二十三篇社论、短评与编者的话当中，有九篇是针对各项工作的缺点或错误所作的带批评性的评论；在一版所刊载的十件读者来信当中，有四件是对工作的批评。”黑龙江日报六月份发表的批评性稿件“计一七七篇，占来稿发表总数（指各地通讯员来稿，电讯稿及文艺专刊除外）九○七篇之百分之十九强。”过去较少刊载批评性稿件的私营报纸，也逐步展开批评，并有了较好的成绩，上海大公报五月份“在考虑上海实际情况下，谨慎地进行批评的工作，反映大体是良好的。”上海新闻日报也有了较好的成绩。

    批评展开了，这就帮助了政府检查工作和纠正错误。新湖南报在报告中说：“批评加强以后，对工作已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报纸发表南县忽视春耕领导的批评后，常德专署和地委立即通知该县检查工作，分别纠正了生产救灾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中农的偏向。”这样的具体效果在其他地区也有显著的表现。

    由于报纸大力贯彻了中央的决定，群众的顾虑开始打消了。辽西日报说：“从读者来信看，开始时读者思想还有顾虑，如五月来批评信三十一件（另有七人来报社申诉），六月增至一二三件（另有七人来报社申诉）；五月来信多系以第三者自居，提的问题也不具体，六月就敢大胆出面说真心话了。……说明群众开始敢于批评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了。……从农民来信也可以看出，他们是看了‘群众园地’登的读者来信受到启发以后写来的。”新湖南报说：中央的决定“对群众印象很深，许多读者都是看到这个决定以后，才大胆给报纸写信，对工作提出批评。”浙江日报说：“由于初步开展批评的结果，报纸与群众的关系稍有改善，社会服务组五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收到信稿一六六八件，其中有关批评建议的从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十五·八。某些群众开始信赖报纸。”由于群众的顾虑开始打消，积极性初步发扬起来了，因此，如河北日报所说，报纸上“开始增加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如文安一个农民叫王玉琨的，请小学教师代笔批评该县粮库，文安县立即根据报纸的意见，帮助该粮库进行检查，证明批评完全属实后，该库负责人即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对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甚至压制报复等不正确态度的事件，已开始减少。河北日报说：中央的决定发表了之后，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上已获得空前的进步，基本上已消灭了对批评置之不理或打击报复的不正确的倾向。一般地在报纸批评之后，均及时进行了检讨处理，回答报纸。”大众日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济南市委曾公开在报纸上发出支持工人批评的文件，在工人群众中有较好的反响。至于被批评者，过去一般的不理睬态度也有转变，过去批评后三五个月没有表示态度的，也纷纷来函表示态度。”这些又为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了条件。

    取得了这样一些成绩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政府和中共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中央决定发表之后，各省市大多发表了贯彻中央决定的指示，下级党委也多数能加以注意，河北日报在发表了文安县农民王玉琨对粮库的批评之后，“该县县委号召全县通讯员向农民王玉琨学习，努力引导群众批评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官僚主义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全县干部倾听群众的批评。”私营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特别感到了党政领导上的大力支持的巨大作用，大公报在报告中说：“一个多月的批评工作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开始，而地方党政领袖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与倡导，也是促成这一相当良好开始的极大动力。”

    其次，报纸对于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沈阳劳动日报“以沈阳为重点，召开通讯员代表会议，讨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困难，如何贯彻中央决定，通讯员应如何掌握与写批评稿件，……组织了通讯员写拥护中央决定、联系自己思想检讨的稿件，作为思想酝酿，并突出地刊载了工人通讯员的批评稿件。”这样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发扬工农通讯员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与抗拒和压制批评的恶劣倾向作必要的斗争，对推动工作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苏南日报在批评了周福赓压制批评事件（编者按：本刊第十二期报纸述评曾有介绍。）之后，“一方面是合理地解决了这一事件，推动了该厂工会的改进，另一方面提高了读者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鼓舞了群众开展批评的信心和勇气。事后有些工人敢写批评稿件，来电话要求编辑记者去帮助他们写。而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良好的教育，说明不应该对压制批评采取自由主义，而应该进行严肃的斗争。”

    由于这些原因，“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努力已开始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报纸工作人员在展开批评的过程中，也初步取得了一些经验。

    主要的经验之一是报纸编辑部必须慎重处理批评稿件，以“区别正确的批评和错误的批评”。沈阳日报在报告中说，他们在批评上已收到了一些效果，“这主要是由于掌握了真实情况，尽可能避免了被批评者借口‘有出入’，‘不符合’而拒绝批评。同时，我们不是批评他的零碎末节，不关痛痒的事，而是尽量抓住中心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这是建筑在报社负责同志对该部门工作的熟悉了解，对中心工作的钻研，对党的政策的体会上的。”黑龙江日报在这方面有了这样的认识：处理批评稿件“一定要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不能凭一时的意气或主观的愿望，轻率的决定取舍。首先要分析和判断稿件的真实性，其次要判断批评是不是建设性的，再次要分析批评的内容，那些部分是夹杂私人意气的，那些部分是属于片面局部观点的，那些批评是分寸不恰当的，那些关键是含糊不清的，根据情况负责予以删除、修改或加按语。如果我们不能判断稿件真伪的话，应当向有关方面查询，听取有关机关意见，直到基本上弄清楚为止。”为了保证批评的正确性，这样做是必要的。

    自然，所谓要慎重处理，决不是积压拖延，或者束手束脚的意思。黑龙江日报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强调‘慎重’，强调发表批评的同时要‘有结果’（即有有关机关或当事人的答复或检讨），这不但注定了我们的批评稿件不能及时发表，而且，经验证明：经过这样处理的批评稿件，很多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关机关或当事人对于我们‘从下面递过去的’读者批评，并不在意，只把报纸看作是群众意见的收发处，而读者群众也认为是把他们的意见经过报社这个‘机关’再转送有关机关，而不是直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应该在慎重的条件下同时注意“在能判断来稿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有发表的价值，就可以立即发表。”而这又是与报纸的独立负责精神分不开的。河北日报编辑部在“中央决定公布后，对批评和自我批评报道的处理较为大胆了，明确了应该独立负责。”黑龙江日报对这一点的体会是：“所谓独立负责，除了指对有关机关（常常是被批评者的上级机关）不要存在依赖心理以外，特别是当有关机关以这个或那个理由不同意这篇批评在报上发表的时候，我们在充分考虑了有关机关的意见以后，认为稿件的真实性没有问题，批评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稿件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发表出来对于工作有好处，就仍应当负责予以发表，不能和有关机关那种不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愿意‘私下了事’的消极的不正确的态度相妥协。”黑龙江日报这样做了，并且在批评洮儿河镇赉段修堤反工的事件中，起了好的作用，使原来曾不同意发表的省水利局认为有好处，并将报纸上的有关材料“指示所属进行学习”。

    黑龙江日报并取得了“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经验。他们在报告中说：“所谓由小到大，是指的把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批评，做‘面的扩展’，在牵连的范围上，扩大批评的影响，也就是所谓‘一牵连一串子’。群众揭发的问题，一般地都是由较小的问题上开始，只要我们认真地及时地发表，就能逐渐启发群众进一步揭发更严重的工作中的毛病。在实际的规律中，严重的工作毛病的揭发，也往往是由揭发一部分进而达到揭发全部。比如我们发表了读者批评几个县立医院的来信，就同时发表评论号召各公立医院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给省卫生处去信，请他们对这事发表意见，采取办法。后来就接到了一连串的读者批评其他医院的来信和医院的检讨，省人民政府也发出了‘树立医务工作者新作风’的指示，令各医院普遍检查工作，这就在涉及范围上扩大了批评的影响。这主要靠组织工作。所谓由浅入深，是说要把批评的‘是非’提到政策原则上来认识，直探问题的本质。这主要靠报纸上的评论工作。具体的说，即当批评发表以后，一方面要帮助被批评者进行深刻的检讨，一方面又应当争取党政领导机关对事件作出处理的决定，发出指示，根据‘事件’的教训普遍检查工作，检查思想，进行学习；再由报社发表言论，作出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从个别的评述，进到比较深刻的批评，进到概括批评的结果，表明由于批评的结果，我们在建设方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的口号庸俗化》）”

    以上这些成绩和经验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这说明自从中央决定发表之后，两三个月中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初步展开了，这是可贵的收获。但是还不能说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完全走上坦途了，正相反，在我们面前还是有问题和困难的。从各地报纸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虽然压制批评或对批评拖延不理的现象已经开始减少了，但是仍旧大量存在着。这是尚待大力清除的障碍。据苏北日报统计，他们在“五月份读者服务栏刊登批评稿件十三篇，有答复的仅有八篇；转有关机关调查答复的批评信，三十四封中仅有二封有答复和检讨。”新湖南报在报告中反映，各级、各部门有许多“都普遍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对于批评稿件，往往一经过审查就被扣留了。有些县下面写的稿件，由区里审查一次以后，送到县里再审查一次。各县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区审查的稿件，连一篇批评区领导的也没有，由县审查过的，也就没有批评县领导的稿件。不经过区审查的，则间或发现少数批评区领导的稿件。浏阳三区在减租时，干部有一次把二十四个地主放在台上跪着，对群众说：‘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有一个同志因此写了一篇批评稿件，此稿寄到县以后，县委虽然根据这个材料发了通报，但把稿子却压下来了，不给报社寄来。可见审稿制度虽然有其一定的优点，但是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却是一大阻碍。”个别的干部或部门，甚至有“很重的抵抗情绪”。这种情形就需要我们一方面继续进行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报纸编辑部加强注意，订立一些制度以保证批评的贯彻。苏南日报在报告中检讨说：“……我们自己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仍存在着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去关心批评的效果，大多数的情况是：把批评的新闻和信件发表以后，就好像结束了似的，不去查询，不去组织有关批评的结果的报道。因此，我们除了要大家认识这一问题以外，还规定了凡是报纸上已发表的批评信件或新闻，编辑部的同志必须立即去查询，以至采用实地调查及其他办法，达到有结果，有效果。总编办公室应按时对此进行检查。对于以前所发表的重要批评事件，如无答复的即进行清理，继续追询，取得答复。”辽西日报等也都规定和实行了对批评事件的追查制度。

    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展开，报纸编辑部工作人员中认识还没有完全明确，因此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和态度。苏南日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展开之后，已发现有个别记者存在着一种‘权威’与‘打抱不平’的错误思想，采访时不是谦逊谨慎，与人为善，认真负责的态度，而是气愤、抱不平，随便替人下结论。”新湖南报发现“个别记者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作祟，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在采访与写作中，给人家的印象是‘钦差大臣满天飞’，‘下来检查工作’，引起对方不满，有的机关已正式来信，对此种作风提出批评。”甘肃日报也说：“在批评问题上，编采人员中已露出以揭露为快事的情绪，须加紧教育，防止单纯揭露，不从团结与改进工作出发，以及在零碎琐事上打圈子等偏向。”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是应该立即加以纠正的。

    另外，有的编辑人员在处理稿件中发现了粗枝大叶，夸大事实的偏向，例如沈阳劳动日报检查出“有一个稿件，工人通讯员原稿只是说胶鞋裂了口，提请鞋厂注意改进，我们却加上两句‘两个礼拜就坏了，谁也不爱穿。’”又如浙江日报检查出“个别信件中无批判地发表‘某县百分之九十以上村干部贪污’等错误意见，对广大下层干部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是一个打击。”类似性质的现象是如辽西日报所说：“在加‘编报人意见’的时候，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往往重复读者来信中的话，或者命令惩办口气太重，如‘严重错误’，‘必须惩办’等，这也可能助长下面的惩办作风。”这些现象都是应当注意的。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虽然报纸开始有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但一般地说，在比重上依然很不够。如苏南日报所说：“目前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特别是来自劳动人民自己所写的批评为数极少。……如果没有广泛的自下而上，来自群众，特别是来自工人农民的批评，要坚持和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是不可能的。”有的地方的情形如苏南日报，“农民及基层农会干部来信比工人稍为多些，但所占比例也很少。”有的地方如济南大众日报，则感觉到“农民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接受力远不及工人，他们又分散，不便于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领导机关对他们多作启发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方面做的还不够，所以报纸上反映农民的批评还显得十分少而无力。”无论是那一种情形，总的特点是还没有做到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在报纸上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他们成为监督政府和党的工作的巨大的政治力量。而这和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是密切联系着的，报纸应当用更大的努力来发展他们的工农通讯员。







共产党员刘尚文等压制群众批评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全省党的组织以此教育全体党员(1951.10.16)
  (1951.10.16)

   共产党员刘尚文等压制群众批评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全省党的组织以此教育全体党员

    山西省某些地区某些干部压制批评，对批评者采取打击、报复态度的不良现象仍严重地存在着。最近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中共盂县县委组织部长刘尚文、长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共产党员李维垣，压制民主、对批评者施行报复的错误行为，通报全省党的组织，以教育全体党员。

    通报说，盂县七区西梁村共产党员王承荣，因不服当地党委给他的留党察看的处分，给毛主席写信，提出控诉。同时他揭发了某些党员违法乱纪、贪污失职、支部闹宗派与某些县区干部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片面观点，以及因此造成敌我界线不分，反动的地主和富农以及敌伪还乡人员乃趁机向农民反攻的事情。王承荣所揭发的事实，经省委、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大部属实。但盂县县委组织部长刘尚文却认为：“王承荣的控诉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首先在西梁村支部大会上，完全否定了王承荣所控告的事实，他说：“没有一条是真的，完全是诬告。”又以“王承荣不承认错误，反而诬告别人”等为藉口，在支部大会上通过开除王承荣党籍的决议（刘尚文并代表县委会批准）。同时建议政府应给王承荣以法律制裁。接着，刘尚文召开群众大会，鼓动群众“斗争”王承荣。“斗争”后，村干部把王承荣送到区政府扣押起来，用刑要王承荣供出“是谁叫你上告的”。并且两天不给他饭吃。以后，又把王承荣押送到县政府。县司法科仍以逼供方式，追逼王承荣的所谓“诬告”目的及其主谋人。王承荣在县政府被扣押期间，县政府竟将其与反革命罪犯监禁在一室，外出带上手铐。县政府、县委会对于西梁村反动的地主和富农向农民的反攻，却熟视无睹。这时，农民王连寿到山西日报控诉了西梁村反动的地主和富农向农民反攻的事情，并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告发了上述事件。可是，王连寿返回后，也被扣押起来。盂县县委以及刘尚文见到山西日报的批评文字后，对群众批评仍继续压制，对西梁村地主反攻的事情继续放任不管。直到省委、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这是一种敌我不分的表现以后，盂县县委会才主张把王连寿释放出来，并发动群众向反动的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同时表示要把王承荣释放出来。过了一个月，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次派人到盂县检查时，王承荣仍被扣押着。县委书记戎详德还说：“这是群众的要求。”（？）致使王承荣前后被扣押了三个月之久。

    盂县县委组织部长刘尚文（不止刘尚文一人，县委书记戎详德等均应包括在内——编者）压制批评的事件，已在群众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群众说：“王承荣是因为上告被扣的。”并有人错误地劝告王承荣说：“你可再不敢这样啦，省上不能常守着你，省上办事多会儿也离不了县、区。”

    通报继叙述了长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共产党员李维垣压制批评的错误行为。该局党员干部樊银安，因见该局有违反国家财政制度、报领空额等违法行为，即向中共长治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揭发。长治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实地检查，证明所控告的是事实，即决定予以处理。

    长治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维垣接到中共长治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令他进行检查的通知后，却说：“这粮是队员们吃啦，又不是我个人贪污了！”拒绝检查。经长治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再三督促，李维垣一面以多报少，把十个月的空额改为三个月，企图减轻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积极地搜集樊银安的缺点与错误事实，捕风捉影加以夸大，以达到报复的目的。同时又要求长治专署公安处调动樊银安的工作，并对上级威胁说：“如不处理樊银安的问题，他就和股长们集体辞职不干。”长治专署公安处对此不加分析，就停止了樊银安的工作，并调樊银安回公安处进行反省。后因李维垣调省行政干部学校学习，致使这一问题拖延了四个多月之久未作解决。后经长治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才作了最后处理。

    通报指出：王承荣、樊银安的控告，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完全是合法的正当的行为。但刘尚文、李维垣等，却以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并对控告人采取了蛮横的打击报复手段，这是完全违反了党的民主原则和自我批评作风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李维垣的错误，长治地委除在党内给予当众警告的处分外，并建议长治专署对长治县公安局吃空额粮问题，作认真处理。刘尚文和盂县县委会的错误，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令他们进行严格的检讨，并拟给予适当的处分。







广西军区后勤部柳州办事处及汽车训练队负责干部压制民主事件已经得到合理处理(1952.11.20)
  (1952.11.20)

   广西军区后勤部柳州办事处及汽车训练队

    负责干部压制民主事件已经得到合理处理

    编辑同志：于海深、刘玉声等同志揭发广西军区后勤部柳州办事处汽车训练队政治协理员赵德明等铺张浪费以及军区后勤部柳州办事处及汽车训练队领导干部压制民主的问题（这一事件的经过刊七月二十三日“读者来信专页”），我们曾在七月把初步处理结果告诉你们。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又专门召开了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吸收了于海深、刘玉声两同志参加，并邀请广西日报社派同志出席，对这件事作进一步处理。会上，被批评者后勤部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柳州办事处政治委员陆华同志、后勤部副部长于博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总结；到会人员及于海深、刘玉声等同志对此总结一致表示同意。

    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是有缺点的。我们在今年三月中旬就接到于海深等控告材料，但拖延了三个月之久才作初步处理。而在初步处理时，我们没有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教育被批评者对控告中正确的部分作公开检讨，对批评失实部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申明；我们也没有对柳州办事处及汽车训练队领导干部压制批评的错误作出明确肯定的结论。事后，也没有很好地向于海深等同志进行解释和征求意见；而认为双方都作了检讨，材料上报后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说明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是不够严肃负责的。

    军区后勤部党委对待这个问题也有同样的缺点。他们接到上级党委转去的材料，没有切实进行调查、分析研究案件的性质，提出具体妥善的解决办法，却把材料转给被控告单位柳州办事处党委了。这种做法是不严肃、不负责的。

    柳州办事处党委及汽车训练队领导干部，却对于海深等同志控告领导干部的事件，采取了压制批评的错误手段。柳州办事处汽车训练队政治协理员赵德明同志，虽没有大的贪污行为，但也有开支不当、占公家小便宜等不正当的行为。他平日缺乏民主作风，工作不深入，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了原则性差。于海深等同志的控告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当然也有夸大失实的地方。柳州办事处党委和汽车训练队领导方面在处理这个事件中，片面地强调了于海深等控告中与事实不符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要用对照笔迹的方法来追查匿名控告者的姓名，并召开会议用群众压力来逼迫于海深等作反省检讨，还把于海深调离工作；他们对控告中的正确部分，却并不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因为他们对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学习不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正确认识，错误地认为：“于海深等向党报反映情况未经领导同志和组织审查，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于海深等向人民日报反映的情况有歪曲事实的地方，报社不该支持他们的控告。”这样，他们就对党报的批评抱着消极不理的态度，以致这个事件拖到现在才解决。

    应该肯定：于海深、刘玉声等同志向人民日报反映意见、提出控告的行动是正当的，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他们所反映的意见和提到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合乎事实的。对于这种性质的批评，我们应该像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应该“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至于批评者控告中有失实的地方，领导者应该耐心地进行解释，启发他们自觉地进行检讨和更正；任何急躁情绪和粗暴态度都是不对的。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对于海深等所控告的问题，历次责成我们进行处理，并对我们处理不当之处提出批评。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学习党报和上级党委重视群众意见、密切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精神和做法。

    对于这个事件，我们作了如下处理：（一）责成此案件有关人员于博、陆华、赵德明等同志，对个人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压制批评的错误作公开检讨。（二）对于海深等的历史组织结论，如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责成军区后勤党委作正确的修正。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军区后勤部及柳州办事处党委在领导作风上还有着官僚主义作风；个别干部还缺乏民主作风，甚至对来自下面的批评采取打击报复的错误手段。这些对部队工作的开展和部队的团结都是很不好的。今后，军区后勤部党委应加强党章和党的政策学习，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任何对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甚至压制报复的错误态度，都必须立即纠正。

    广西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1953.02.27)
向明  (1953.02.27)

   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　向明

    山东地区党的组织和全体人民，三年多以来，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和改造时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医治了日寇和蒋匪所造成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争取实现了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稳定了并初步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继续深入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斗争，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造，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扩大了爱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从而创造了迎接国家大规模建设任务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方面。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党的队伍中还存在着某些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党的队伍中这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恰恰也就是我们工作中产生许多缺点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在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就在党的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应当头脑清醒地牢记住毛主席的告诫。向后看，三年多来，我们虽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向前看呢？国家工业化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

    在我们国家经济恢复和改造时期，山东地区党的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不断地进行了整顿党的队伍的工作。在一九五○年秋季，我们曾经在各级组织中进行以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重点的干部整风运动。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我们曾经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中，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我们紧接着进行了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在这一时期，农村整党工作，经过了第一批的典型试验和第二批的逐步展开，已经完成了和正在进行着二五六九个乡支部，一二九四个村支部。鉴于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稳进的方针继续进行，争取在今年至明年上半年内，胜利地完成农村整党的任务。

    山东地区党的组织的状况，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着优秀的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大量的党员，这些党员继承着并且坚持和发扬着我们党的优良的传统。但是，在我们党内也还存在着以下一些党员：在这些党员中，一部分是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或有较严重的毛病、或者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人。这些人，是必须加以改造和提高才能作一个党员的。另一部分是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党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人。他们是一些消极分子。如果不加以教育和改造，他们是不能作一个党员的。再有是少数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这些坏分子是应该立即清除出党的。”“在我们党的组织上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除开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而外，是还有客观的历史原因的。这就是说，我们党过去是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中，并且是依靠老区广大的农民群众战胜了反动派，老区党的组织和大多数党员，在战争中是尽了他们的努力并起了他们的作用的。又由于紧张的战争的环境，我们党也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组织上的整理。由于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再加上我们在建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就使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还遗留着或存在着以上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地、谨慎地来加以处理。我们必须遵照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认真地、谨慎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去整顿党的队伍，克服党内现存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克服党内各种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同时，我们还必须遵照中共中央一月五日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十九日发出的指示，并遵照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安子文同志的指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我省区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区以下基层组织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部分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一九五○年秋季干部整风后，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发动，在一九五一年内，虽然一度有所转变，但并未根本克服；且在一九五二年内又有新的发展。

    虽然自一九五二年县以上机关进行“三反”运动以来，机关内部的民主生活确已有所增进，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确已有所改善，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觉悟性确已有所提高，贪污浪费现象确已有所克服，但由于没有深入检查工作，官僚主义现象却更有新的滋长。这一时期从省级到县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以下几种突出的表现：

    （一）在布置工作时，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下情，不适应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程度，不顾及客观的可能性，而盲目地从主观愿望和单纯任务观点出发，偏重于交代任务，限定时间，追求数字，不偏重于交代政策，交代方法，交代作风。更坏的是不论什么工作，一律采用摊派任务数字的方法，逐级往下摊派。如打井、抗旱、推广斯字棉、植树造林、贷水车、贷肥料、存实预购、有奖储蓄、牲畜保险、推销书报等，有很多都是从省级有关业务部门盲目地层层往下摊派数字的。

    （二）在布置工作后组织执行时，不去进行深入具体的指导，不去掌握典型示范，不去深入下层检查工作，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偏差。

    （三）在一项工作终结时，不去总结工作、教育干部，或者即使总结，也只是偏重于任务数字而不顾实效和后果的总结，没有着重进行关于政策作风的经验总结。

    （四）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省级领导机关习惯于坐在机关里签署文件，发表格。去年一年省府每一个厅或局的单位，往下行文平均在三千件以上。如农林厅以厅的名义发了三千三百四十八件，以属下的局、处的名义发了七千七百四十二件。又如邮电局全年上下行文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三件，仅济南市局为修换电灯线问题，就和省局往返行文八次之多。省级各部门滥发表格，甚至也有统计鸡毛的表格。据下面反映对付这些表格的办法是：“上面要，下面造”；“低头想，抬头数”。高密县五区西庄乡，每次统计都是由文书估计填写的。该乡干部夸奖这个文书说：“俺乡有个好文书，一闭眼，就出来数字了。”

    （五）省和以下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太多。有许多会议是不必要的，可以不开的，有许多会议虽然是必要的，但由于事前缺乏充分的准备，拖延浪费了时间。特别是省府各部门的会议，由于缺乏统一控制，有随便乱召开会议的现象。由于上面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太多太乱，下层组织也同样有这种现象。如一个村干部反映：“俺村有一天四帮人去乡开会：爱国卫生会、查田评产会、合作社扩大社员会、妇女工作会。回村开个一揽子会，六个人讲了四件事，咱讲咱的，群众困他的。”又如有的群众反映开会有五多：“讲话的人多，说的事多，开会的时间多，听会的人困的多，会上的事听不懂的多。”

    （六）从省以下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省府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统一领导，各部门存在着政出多门的分散主义现象。有的部门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再加以各个业务部门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缺乏整体观念，存在着单纯业务观点，因此，各业务部门的工作，便产生了脱离中心任务的孤立主义倾向。下面的同志反映：“乱箭齐发”，“多头多脑”，“乱杆子捕头”，“中心不中心”，“上面是科学分工，区里是一起往下拥，乡里是乱呼隆”。这些话正是批评上级领导上的 “政出多门”的现象的。

    （七）省以下各级领导机关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不够，了解、培养、挑选、使用干部上存在着很多缺点。特别是农村经过多次大批上调干部之后，没有及时提拔补充干部，而区级组织由于抽调整党干部离开本区参加整党工作队后，更形成组织极不健全和事繁人少的严重现象。

    （八）各级领导机关不研究下面的工作情况，不关心下级工作中的困难，不及时答复和解决下级所提出来的问题；不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和疾苦；对坏人坏事熟视无睹，不加以惩治和处理；对好人好事不加以支持和表扬；对处理人民来信极不重视，采取“转、压、推、拖”的态度。全省去年上半年统计积压人民来信十万件左右，经一再督促检查处理，但还有许多机关迄今仍未注意这项工作。

    以上是我们全省各级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主要表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官僚主义是产生命令主义和滋长违法乱纪现象的温床。我省的实际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要克服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必须强调首先从反对官僚主义入手。

    正由于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存在着这种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再加以去年上半年县以上机关因忙于“三反”“五反”运动，未能深入下层指导和检查工作，机关“三反”结束后，去年下半年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任务一起“往下拥”形成“乱箭齐发”之势，任务繁多，下层某些干部错误地采取“三反打虎”方式进行工作，对基层干部教育不够，因袭过去战时工作方式，以及部分基层组织不纯等原因，所以在去年一年中，农村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作风便有日益滋长的趋势。去年我们虽然曾经多次发出通报纠正，并一再督促处理人民来信，但因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批判不严，特别由于没有强调首先从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做起，更未进行深入检查，采取有效措施，故到目前为止，这种严重的命令主义现象，并没有基本的转变。

    这种命令主义作风，不仅仅反映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中，而且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各方面的工作中。例如邮电局和书店推销书报，银行推广有奖储蓄，合作社贷肥、贷水车、存实预购，农林部门提倡打井、推广斯字棉等项工作，都是从省级开始就采用层层往下摊派任务数字的方式。这和基层组织的命令主义作风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不是直接往群众身上摊派。我们的领导干部，往往不分工作性质，不顾及时间条件，不顾及群众觉悟程度，不顾及客观可能性，不讲明政策和方法，片面地强调

    “这是上级的任务，非限期完成不可。”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命令主义作风。苍山县前县长张作臣动员干部强迫棉农拔小棉，提出了“晚强迫不如早强迫”的口号，这和苍山县委在多次干部会上片面地强调“不完成任务要以法律论处”的口号，实际上是相同的。所以反对命令主义作风，不仅应当首先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入手，而且应当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同时，去克服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命令主义作风。

    为了有效地克服这种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除了首先应克服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加强领导责任，改进领导方法，转变领导作风，并对这种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切实加以批判和纠正以外，特别应当从积极方面反复地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加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他们懂得说服教育群众的方法，学会善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从具体检查总结工作中，要用好坏两种典型实例，即群众路线和命令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去教育干部。我们基层组织中，存在着大量优秀的党员和优秀的干部，他们对人民的事业是抱有无限的忠诚，他们认真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真不愧为人民的勤务员。如费县大安乡乡长李瑞兰同志，广饶县五寨乡支部书记张连成同志那样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事事走群众路线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是应当大大加以表扬，做为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榜样的。

    对于部分品质恶劣的少数干部，特别是对某些成份不纯的基层干部和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坏分子，要分别几种类型，加以严肃的处理。

    第一种坏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一贯假借职权，压迫群众，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强奸妇女，为非作歹，无所不为。这种坏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新式恶霸。例如，济宁县八区康庙乡及该乡赵王堂村坏干部王书坤、王书申、孙士温，民兵王来均等都已经成了人民切齿痛恨的敌人。（该案处理经过见二月八日山东大众日报）

    第二种坏分子是打入我基层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篡窃领导，维护地主利益，破坏政策法令，主持或掩护反革命活动。例如，莱阳县下柳连庄反革命分子于显理、于显阳等篡夺操纵该村政权和人民武装，残酷压榨群众、乱罚粮款，持枪强奸妇女甚至强奸幼女，拷打、辱骂、关押、管制和残害军属、工属，被打骂、关押和管制的达十七户，被迫自杀的两人，被打致病而死的四人。（该案正在处理中）

    第三种坏分子是严重的反党反人民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利用职权，破坏人民民主制度，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例如，即墨县阴岛区前区委书记刘本德，受了该区前阳村前乡支部书记高会岭、前阳村农会主任王文满等的利用，在民主建政运动中，群众在酝酿选举自己的代表、撤换坏干部时，他竟纵容高会岭等向群众进行报复，纠集民兵、盐警武装，殴打群众两天两夜，被殴打的有一百三十八户，计一百六十多人。

    （该案处理经过载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山东大众日报）

    第四种坏分子是严重的反党反人民的命令主义分子。他们在工作中，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不顾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一贯严重地强迫群众，违犯政策，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例如，苍山县前县长张作臣，一意孤行，在“清理棉田”中，不择手段，下令强迫群众拔除小棉，使七个区，十八个乡，七十五个村，一千三百六十户农民，四百九十余亩棉田被毁坏。（该案处理经过，载一月二十日山东大众日报）

    第五种坏分子是具有严重自私自利和剥削阶级意识而未经彻底改造或严重丧失革命立场的分子。他们假公济私，侵占土地改革斗争果实，强借白使不还，高利盘剥，无报偿地使用群众劳力，或恂情舞弊，丧失立场、包庇地主、放走反革命分子。例如新泰县南峪村代表区主任董玉彬在土地改革中霸占斗争果实地二亩，并以孬地远地换军属的好地近地，以押契地换群众的死契地。仅去年一年他就要群众为他代耕二百六十个工。又如，齐东十里乡支部书记张子敬窝藏一个反革命分子达三年之久，群众用匿名信告他说：“张子敬天天喊抓特务，他自己家里就藏着特务，为啥不抓呢？”

    对待这些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应当和对待犯有一般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错误的人有严格的区别。犯有一般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错误的人多属于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应当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他们所犯错误；当然对其中屡教不改而仍坚持错误的，必须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但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则不单是思想作风不纯，而且是严重地反党反人民，严重地违犯国法党纪，因此，对于他们，必须按照国法党纪严予惩处。当然，对前述五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的具体处理还应有所不同。对前第一、二两种坏分子，必须逮捕法办，按他们所犯罪行，予以刑事处分，从判处徒刑起一直到判处死刑，如系共产党员则应开除党籍；对第三、四两种坏分子中情节严重者，也应予以应得的刑事处分，如系共产党员也应开除党籍；对第三、四两种坏分子中情节较轻者，也必须予以应得的党内外处分；对第五种坏分子的处分，

    一般说应较前四种坏分子为轻，但侵占群众的土地财产必须勒令其退还，剥削群众的劳动代价必须予以偿还，如有刑事罪行，也应予以刑事判处，如系共产党员也应清除出党。

    我们过去在维护国法党纪方面是不够严肃的。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对待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存有姑息纵容的错误思想。如在处理违法乱纪的坏干部时，常常借口“过去有功劳”“工作积极”而拖延不处理，或处理而宽大无边。我们应当认识我们的党是没有两种纪律的，对待普通党员应该从严处理，对待领导干部怎么可以从宽处理呢！同样，我们的国法也没有两种，对待普通人民应该从严处理，对待干部怎么可以从宽处理呢！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中，还有另外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害怕严厉惩处违法乱纪的坏分子，会重复一九四八年春季对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搬石头”、“一脚蹬”的错误。这显然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那时候“搬石头”、“一脚蹬”的教训是在于：没有把基层干部中的命令主义分子与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分别对待，而一起“蹬下台”，因而对前者未采取改造教育的方针，失之过严；对后者未予应得的法律惩处，失之过宽。今天只要将前者与后者区别对待，就决不会重复过去“搬石头”、“一脚蹬”的错误。对待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的宽大纵容，便是破坏国法党纪的严肃性，便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转变错误观念，严肃党纪国法，严厉惩处违法乱纪的坏分子。

    目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危害着我们人民事业，障碍着我们各项工作的推行，压抑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绞杀着各种革命组织的主动性，破坏着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无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无论违法乱纪的恶劣罪行，都是和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不相容的，都是和我们党的思想作风和光荣传统不相容的，都是和人民事业的利益不相容的。就其社会根源来说，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国民党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反映。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分子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开展这一斗争，我们必须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华东局的指示，认真讨论已经公布的突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结合着对自己地区自己单位所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现象的揭发，提高干部思想认识。首先要克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程度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的偏向，这是当前在干部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但在克服了这种主要危险倾向后，又必须防止可能产生的一概否定、“一杆子赶”、不加分析区别、慌手慌脚、急躁情绪等。开展这一斗争必须掌握坚定不移、有的放矢、打中要害、逐步深入的方针。

    二、这个斗争必须结合各项工作来进行，绝不可脱离各项工作。开展这一斗争既不能抄袭去年“三反”的方式做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不可以

    “浮皮擦痒”和敷衍了事的态度去进行。要懂得执行工作任务和采用正确的政策、正确的作风、正确的方法本来是不能分开的，因此，在服从当前工作、抓紧当前工作、结合当前工作，并通过当前工作去进行这个斗争是最适当的。我们要在进行当前各项工作中结合进行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善于去预防和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产生。在每一项工作的布置中，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觉悟水平，充分估计到现实的可能性，并在交代工作任务的同时，强调地交代政策、作风、方法，绝不要单纯地追求任务、追求数字、追求时间。在每一项任务布置之后，要掌握典型示范的方法，深入检查，及时介绍先进的经验，及时纠正偏差。在每一项工作完成，总结时，要强调从完成任务的政策、作风、方法以及实效和后果方面去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这就是说，开展这一斗争所采取的领导方针，应该是：一边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一边要防止发生新的偏向，一边要加紧建设正确的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巩固斗争的成果。当然开展这一斗争，还必须进行一些专门的工作，如检查党委制的实行，有重点、有目的地检查和总结过去的工作，召开动员会，检查和处理人民来信，检查和处理违法乱纪案件等。但在进行这些专门的工作时，一方面必须在不打乱当前各项工作的条件下进行，一方面又要通过这些工作更好地去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进行。

    三、要开展这一斗争，必须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必须善于使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展这一斗争，首先要有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层层带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首先检讨和纠正官僚主义作风，以推动下级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觉地检讨官僚主义作风，以推动区乡下层组织和干部自觉地检讨和纠正命令主义作风，然后转入有领导地发动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要通过处理人民来信，通过处理典型案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反人民分子，应予以及时的惩处。在这里引用马林科夫同志的话是完全恰当的：“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必须使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人员与我们的一切领导者领导这个运动，并树立正直地和诚恳地对待批评的榜样。”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时候，特别要抓住正确地运用党报和正确地处理人民来信这两个环子。要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这一斗争的大门，而运用党报和处理人民来信则是打开这一大门的钥匙。

    四、在开展这一斗争中，必须抓住重点，抓住典型，并通过重点和典型去推动一般。每一级领导上都应当抓住重点单位，每一单位都应当抓住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物，以求通过这种重点去推动一般单位，教育一般干部。在抓典型方面，运动的前期，应着重抓住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坏人坏事，大力进行揭发和批判；运动后期，应着重抓住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好人好事，大力进行宣传推广。在这一方面，省级机关派出的检查组，应紧紧掌握重点办案、发动群众、推动一般的方针，报纸应认真组织报道，通过重点和典型进行宣传。

    五、通过整党建党工作结合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惩处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是更为重要的关键。根据已有的经验，农村支部整党，可以做到基本上纠正命令主义作风和消灭违法乱纪现象。在今后农村工作中，更应以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与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任务，结合进行整党，而整党又以解决富农剥削思想倾向、纠正命令主义作风、克服违法乱纪现象为主要目的。今后在城市工矿以及农村晚解放区进行建党工作，也应紧密结合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惩处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

    六、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今后将要进行的普选运动及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结合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惩处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另一重要的关键。首先要通过乡代表会或乡代表大会、城市区代表会或代表大会，讨论处理一部分人民来信，凡乡或城市区代表会或代表大会不能处理或不应处理者，应提交有关机关或上一级代表会或代表大会处理。目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惩处违法乱纪的斗争，也就是今年进行普选运动的准备工作。

    七、在开展这一斗争中，必须特别注意积极的思想建设的工作。要认识这是新旧两种事物的斗争，一方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另一方面“新的不来，旧的不死”。要消灭旧的，必须建立新的去代替它，旧的固然不会自然死亡，新的嫩芽也不会不经灌溉培植而自然茁长壮大。在这一斗争中，必须明确地提出反对什么和提倡什么。要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作风，就必须同时提倡革命阶级的、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要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就必须同时贯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必须看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惩处违法乱纪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在任何时候也绝不可自满麻痹起来。我们今后必须不断地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经常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今后必须更加加强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依靠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为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队伍，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国家任务，把人民革命事业引向新的历史性的胜利而奋斗！







中共天津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  动员各厂反对虚假隐瞒和官僚主义现象(1953.03.03)
  (1953.03.03)

   中共天津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

    动员各厂反对虚假隐瞒和官僚主义现象

    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三日召开该局所属各厂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负责干部大会，动员各厂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反虚假隐瞒、反骄傲自满、反官僚主义斗争，以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工作，为制订定额和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李中垣同志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指出地方国营工业局在工作中存在非常严重的病态现象，这就是：（一）有些单位隐瞒企业中的真实情况，夸大成绩，缩小缺点，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他说：“这是一种最危险最恶劣的违反党纪和国法的行为；有了这种情况存在，就不可能制订出先进的计划和平均先进定额。”（二）相当多的单位领导干部骄傲自满，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次讨论修订计划中，有些工厂的领导干部对于工作中的缺点，认为是领导不好和群众落后，不肯进行自我批评。有些同志口头上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而当他的缺点被揭发后，就多方掩饰；或者伤感备至，抱怨领导“不全面”、“忘记了他的工作成绩”，甚至要求调动工作。对群众的批评不是以虚心的态度接受，并改进工作，而是抓住事实上有一点小的出入就否认全盘；最恶劣的甚至对批评者怀恨在心，打击报复。李中垣同志指出：对于这种害怕批评、抗拒批评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它会使领导失去群众的监督，使我们整个工作陷入危险境地。

    李中垣同志指出：局的领导干部思想工作薄弱，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深入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盲目自满，是上述不良倾向得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他分析在工作中发生虚假、隐瞒、报喜不报忧现象的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幼稚无知，对虚假现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二）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三）是个人主义作祟，有意识地弄虚作假。

    他宣布自即日起各工厂都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检查一切虚假、隐瞒、报喜不报忧等等不忠诚老实的行为，并找出改进办法，以便做好生产计划和生产定额，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







中共胶州地委具体领导处理苑克茂违法乱纪案件  创结合中心工作处理坏人坏事的范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据此指出处理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事件的区别(1953.03.19)
  (1953.03.19)

   中共胶州地委具体领导处理苑克茂违法乱纪案件

    创结合中心工作处理坏人坏事的范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据此指出处理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事件的区别

    【本报讯】山东五莲县于里沟乡乡长苑克茂，违法乱纪，陷害农民苑芳义，并逼死苑芳义的父母一案，经苑芳义的伯父向胶州专员公署控告，冤狱得申，群情大快。下面是中共胶州地委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这一事件处理经过的报告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在山东分局的指示中，给山东党组织正确地指出了处理一般的强迫命令事件和处理违法乱纪事件的区别。在胶州地委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结合中心工作、发动群众处理坏人坏事的范例。

    中共胶州地委的报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兹将胶州专区所属五莲县十一区于里沟乡乡长苑克茂违法乱纪，陷害农民苑芳义，逼死苑芳义父母，县、区领导干部犯官僚主义错误，两次错捕错判的严重事件，和我们对这个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的经验报告如下：

      （一）五莲县十一区于里沟乡张庄村农民苑芳义，中农成份。其父苑德祥，母刘氏，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解放前（一九四四年）由于封建迷信思想，全家三人曾由亲戚引进“圣贤道”，但他们并不是办道人员，历史上也没有罪恶。一九四七年苑芳义曾参加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回家务农。

    该乡乡长苑克茂是个坏分子，曾干过伪顽匪军，随匪军打骂群众，敲诈勒索，绑架抢劫，作恶多端。解放后投机混入党内，攫取了乡村领导权，一贯地欺上压下，绑打群众，奸污妇女，贪污斗争果实，贪污军属生产收入的粮草，违法乱纪至极。

      一九四八年苑芳义之母刘氏因反映苑克茂乱搞妇女，被苑克茂找到妇女会上斗争，并被他毒打得不能行动。苑芳义之父苑德祥，又曾拒绝替苑克茂存放赃物。一九四九年苑克茂诬告苑芳义的客人，也受到区的批评。由于这些事，苑克茂就存心向苑芳义进行打击报复。

    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和取缔道会门中，苑克茂就假借群众名义向区委诬告，说苑芳义是圣贤道师，勾结反革命分子进行道会门活动。区委偏听偏信，向上级呈报，而五莲县领导干部也没有调查就错误地批准了逮捕苑芳义，并错判苑芳义一年徒刑，缓期执行。苑芳义被捕后，苑克茂更加嚣张，接连召开两次村民会，诬蔑苑芳义是反革命分子，说他这次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无回路，并宣布苑德祥家庭是反革命家庭，应受管制，谁要到他家去就与反革命分子一律同罪；他家人若到别家，就开他的“扒棍子会”（用棍打的意思）。开第二次会时，刘氏因病请假，苑克茂逼令她参加，并骂刘氏不老实，说：“早晚要砸死她。”苑德祥夫妇吃屈受逼，又加想念儿子，抱头痛哭，一夜未睡。第二天刘氏将儿媳、丈夫骗出，上吊自杀。苑德祥回家见其妻已死，也用刘氏上吊的绳子一端吊死。全村群众闻讯，无不伤心落泪。

    同年七月，苑芳义被判缓刑回家，苑克茂仍不死心，继续设法进行陷害，企图斩草除根。一九五二年二月，即借本村民兵邢玉来、贾文祥持枪走火事件，以打骂和持枪恫吓手段，逼迫该二民兵诬赖是受苑芳义拉拢，企图打死乡干部。并私造状词，逼迫该二民兵按上指印（二民兵被威逼后，邢得病十余日，并想自杀；贾自杀未遂）。布局已成，苑克茂就到县公安局工作点进行诬告。工作点干部单世昌调查中不走群众路线，又偏信苑克茂之母、妹（均是妇女干部）等的假话，将苑芳义扣押报区处理，区又照样呈报县府。县长董奏吉（现已调走）采取官僚主义办法，批示于四月十六日二次逮捕苑芳义。在县公安局副局长吴廷善等人的引供逼供下，苑芳义被迫招供，又被错判三年徒刑，立即执行。在这期间，民兵贾文祥父母曾到区据实控告，但区委书记刘荣廷只转交给驻该乡的区干部办理，虽然也曾将此事提到区委员会上研究过，也没有查究处理。

    直到去年十二月苑芳义的伯父苑德贞亲来胶州专署控告，地委、专署派人前往调查后，这一事件的真相才完全明了。案情查清后，我们就指示五莲县委：开除苑克茂的党籍，由五莲县府撤销他的行政职务，加以逮捕法办；释放错押的苑芳义，并对这

    一案件进行大张旗鼓的处理；同时对此案中官僚主义失职人员，也分别情节，给以党纪和行政处分。

      （二）从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个典型案件中，我们有如下的经验和体会：

      （1）通过中心工作，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确切地了解案情。这次检察署干部下乡调查时，即从帮助中心工作入手，推动干部群众开展冬季生产互助工作，特别是了解群众迫切要求，领导当地群众修好水井，解决了全村吃水的困难，从而与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了群众因长时期受坏干部统治不敢接近我们，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的困难，并暂时稳定了坏干部的情绪，以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调查首先从遭受苑克茂迫害严重的户作起，再到周围群众，从本村又到外村。运用个别访问和小型会相结合的方法，作了深入全面的调查。前后经过十二天时间，调查了两个乡，七个村，八十户，共一百四十人。其中包括干部和各阶层群众。该庄六十二户就调查了五十六户。为了彻底弄清案情，曾到百余里以外找有关人员查对材料。调查中通过正确宣传党的政策，表明政府的态度——坚决支持群众反对坏人坏事——解除了群众顾虑，启发了群众觉悟，这时群众才揭发出苑克茂的种种罪行，并表示坚决和他斗争。经验证明：了解案情的过程，也就是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

      （2）大张旗鼓地处理典型案件，充分地发动群众。案情查清后，五莲县委立即开除苑克茂的党籍，县府撤销其行政职务并逮捕法办。释放了错押的苑芳义，并先后召开附近三个乡、十个村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和八个村的代表会，进行大张旗鼓的处理。五莲县县长刘荣廷及有关人员对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向群众进行了沉痛的检讨。这样，就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挽回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同时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伸张了正义。群众反映良好。在逮捕苑克茂、释放苑芳义后，张庄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反映：“苑克茂可做到头了。”“政府给我们除了一害。”邢于氏大娘拉着苑芳义的手，摸着苑芳义的头说：“孩子你可回来啦！你可别忘了人民政府救了你和全村老少的命。要是让苑克茂再干两年乡长，被逼死的人还不知有多少。”苑芳义之妻说：“若不是人民政府给咱出苦，一辈子也不能翻身。”苑德贞大爷连饭也顾不得吃，跑到十里以外给苑芳义的岳父报喜信。有的群众欢喜得连饭也忘了吃，有的妇女原打算走娘家也不走了。八十三岁双目失明的孙诚记大爷，也欢喜得抱着检察署马同志连连接吻。当晚许多户像过年节一样，炒花生吃，半夜未睡。群众大会宣布对苑克茂的处理后，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群众说检察署是青天大老爷，说自己是“二次解放”。有的农民写贺信给检察署同志，有的杀鸡做饭准备请检察署同志吃。检察署同志临行时，该庄群众列队欢送，有的群众直送出村十余里，经再三谢阻才回去。

        （3）处理人民来信，大张旗鼓地办理典型案件，是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最实际有效的方式。通过“苑芳义事件”的处理，鼓舞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警告了违法乱纪的分子，有力地支持了群众反对坏人坏事的正义斗争。好干部更加积极起来。有些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干部，也自动找领导干部检讨错误。广大群众更大胆地揭发违法乱纪分子的行为。只在处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当地群众用口头、书面向检察署同志控告的就有十一起之多（这些案件正分别进行处理）。

      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对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了深刻有力的揭发。五莲县委、县政府从

    “苑芳义事件”中充分认识到：由于本身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和不关心群众疾苦，偏听坏分子的诬告，对苑芳义两次错捕错判，放纵和支持了违法乱纪的坏分子，使张庄群众长时期遭受坏分子迫害，致造成苑芳义父母自杀的严重事件。他们在县区乡干部大会上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作了沉痛的检讨，听取了干部和代表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的揭发和批评。这就提高了领导，教育了干部。

      （4）通过“苑芳义事件”的处理，更加证明了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保证。经验证明：结合中心工作来开展这一斗争，不但与中心工作没有矛盾，而且在惩治了违法乱纪的坏分子，解除了群众的痛苦，密切了党与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之后，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政治情绪，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例如处理了坏分子苑克茂后，张庄群众的生产情绪就空前高涨，都下地踩麦子，互助组也由三个组发展到七个组，并研究实行记工算账。群众再不是“混日子”而是打长谱生产了。

      （5）结合生产，整理了村的各种组织。在处理苑克茂过程中，发现和培养了积极分子；经过民主讨论撤换了三个坏干部，新选举了四个干部；六个青年积极分子报名参加民兵；两个青年积极分子申请参加青年团；恢复了被苑克茂开除的两个青年团员的团籍；开除一个坏团员；取消了苑克茂为了打击王梅芳而加给该户的“管制”。因此，各种组织都活跃了起来，全村呈现一片新的气象。

    在组织处理这一案件中主要的缺点是：对于通过该区区级组织，教育提高区的干部这一项工作作得不够。在调查处理中有些问题没有同区委研究，处理后也没有帮助他们总结教训，致使该区有的干部怀疑上级对他们是否有点不相信。区委感觉处理的很好，收获很大，但对这一事件的教训还没有自觉地接受。今后必须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胶州地委三月三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胶州地委、各地委、市委、县委：

    胶州地委关于大张旗鼓处理“苑芳义事件”的情况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生动地说明了：只要抓住像五莲县于里沟乡乡长苑克茂陷害农民苑芳义这种既有罪行又有民愤的典型的坏人坏事，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就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情绪，提高了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勇气，民主空气大为增高，党与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在群众中涌现出许多新的积极分子，改善了各种组织，推动了当前各项工作，使这类乡村的面貌为之一新。前些时黄县县委抓紧处理三甲于家违法乱纪分子于谦（曾任党的支部书记和乡长）事件，惠民地委抓紧处理了滨县王汉林村坏分子聂顺德（村支部书记、外号三王爷）事件，都得到了同样的效果，也都是有力的证明。

    在选择这类典型事件时，要准确，要得当，要密切注意划清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界限，不能把因执行工作打骂群众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的干部与那种敲诈勒索、强奸妇女、陷害群众、无恶不作的违法乱纪分子混为一谈。对前者主要是教育改造，当然因强迫命令作风以致逼死人命者也应当严肃惩处，但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则是后者，是罪行累累民愤很大的违法乱纪分子。抓住这类突出的典型事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必然会收到良好效果，而不会发生任何副作用。

    各地各县都应当选择出工作人员中好坏两种典型。要先抓住比较突出的典型的坏人坏事加以处理，以打击邪气，伸张正义，振奋人心，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斗争开辟路道。而后要选择比较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以发扬正气，树立榜样。在选择好人好事时，不要求其过于完备，即便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区或一个县的领导干部在一件事、一种工作上做的为群众满意，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应当加以表扬。例如莒南县在领导生产工作中进行总结评比，历城县坚持开好县、乡人代会，诸城县在去年下半年布置工作时注意交代政策、交代做法，这些都是好的，都得到了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效果。毛主席指示我们：全省每一县都要选择一个典型的足以令人警戒的坏人坏事和一个典型的足以令人仿效的好人好事登载报纸。希望各地县委和报社切实遵照执行。

    我省大约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村，这有三种原因：

      （1）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反革命分子打入我基层组织，盗窃职权，欺压群众。例如莱西县的下柳连庄，村政权和武装都被反革命分子于显功、于显阳等所操纵；

      （2）乡村组织被蜕化变质的新恶霸分子所掌握，他们压迫群众，为非作恶。例如济宁县的赵王堂村，被坏干部王书坤、王书申等所把持；

      （3）领导一贯薄弱或工作上多次出过偏差，没有得到纠正，致使群众不满，工作落后。

    以上三种落后村的问题都不宜于采取粗糙的突击的办法去解决。应当深入了解群众情况，结合当前工作，对症下药。对于第一种落后村要通过镇压反革命工作，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扫除障碍；对于第二种落后村要通过反对违法乱纪斗争搬掉“石头”；对于第三种落后村要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加强领导，深入地贯彻政策，联系群众。对这些落后村的问题要在一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使这些村的工作跟上一般水平，以争取农村工作的水平普遍提高。

    以上意见，望各地委、市委、县委研究执行。

                            山东分局三月十一日







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  华北区已取得成绩和经验  今后将结合日常工作更深入全面地进行(1953.03.24)
  (1953.03.24)

   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

    华北区已取得成绩和经验

    今后将结合日常工作更深入全面地进行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华北全区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已取得成绩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将结合日常工作，更深入、全面地进行。全区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以处理“张顺有事件”为开端。在此期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特点是：由上而下采用了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的方法，并结合各个时期、各部门的中心工作进行。斗争锋芒主要是向着不倾听或不负责任地对待群众的反映，有意无意地压制民主以及马马虎虎、麻痹自满等官僚主义现象。在财经工矿系统，集中地向盲目经营、不依靠职工群众、漠视安全卫生以致大量浪费国家人力财力等现象作斗争。各地在开展这一斗争中，都取得了相当成绩，暴露了和解决了很多问题，清除了一部分坏人坏事。仅据天津财经部门统计，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检查出较重大的问题达九百件。河北省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揭发了若干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对国家资财极度不负责的所谓“四不知”（不知干部情况、不知资金数目、不知赔赚盈亏、不知库存多少）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供给制思想，推动了清产核资和改善经营管理的工作。

    由于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在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就大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去年八月，山西省临汾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于紧密地结合了反官僚主义斗争，收到提案二千四百九十二件，其中属于揭发官僚主义错误的即有三百三十七件。定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把有无官僚主义习气和行为，作为鉴别干部和选举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之一。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在省委书记林铁亲自主持下，正确地处理了易县“台底村事件”后，人民群众极为振奋，纷纷起来揭发坏人坏事，因而河北省的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显得生气勃勃，特别有力。

    华北区半年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要使这一斗争获得预期的效果，领导方面必须抓紧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切实清除某些党政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不关心群众疾苦、对工作盲目自满以及对所领导的干部的宗派主义态度。扫除这种现象的有效办法之一，即是上级机关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入手，发现问题，予以彻查处理，同时以一定的会议、通报等方式，唤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对那些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分子，必须加以议处。第二，运用典型处理的方法作为示范。如中共中央华北局大张旗鼓地处理“张顺有事件”后，华北各省、市大都采用了典型处理的方法，使反官僚主义斗争得以大规模地展开。第三，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把由上而下的检查督促与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结合起来。经验证明：保护广大群众控诉、揭发的权利和严惩施行报复陷害的分子，是反官僚主义斗争能否健全开展起来的关键。

    目前，华北地区反官僚主义虽已有一定规模的开展，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许多党政基层组织中存在着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揭发和处理都还做得很不够。若干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对此类严重现象，有的还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三月初曾向各地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人员和领导机关的全体人员，首先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有关文件，然后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出检查和执行的计划。在检查中，应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确定不同的重点。如在未进行整党的农村，应结合春耕生产、普选及其他工作，进行宣传教育，联系批判当地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以改进当前工作；在没有负责干部领导时，只准宣传，不准动手处理。在进行整党的农村，则应将反对命令主义特别是反对违法乱纪，作为整党的最主要最突出的内容。在工矿企业系统中，要着重检查漠视职工合理化建议，不关心工人的安全福利以及由于不负责任给国家财产造成的损失等错误行为。在县和县以上的一切领导机关，则应以是否了解下情、了解群众疾苦，是否重视人民来信，有无文牍主义以及对坏人坏事包庇纵容的宗派主义等作为检查重点。指示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必须领导和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任何敢于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和封锁上级、抗拒检查的坏分子，必须予以严厉处分；但对于认识不够或认识错误的人员，应与上述坏分子区别开来，着重批评教育，不可简单从事。在已经有效地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和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地区和单位，应做好建立经常健全的民主生活，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和对工作勤加检查等三项工作。







山东诸城等五县在检查和布置当前工作中  创造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1953.04.10)
  (1953.04.10)

   山东诸城等五县在检查和布置当前工作中

    创造反官僚主义的好办法

    编者按：山东诸城等五县，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正确地解决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问题。这种作法是好的。他们不是专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反官僚主义等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开展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大家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工作。这样做，就团结教育了觉悟起来的广大干部。各地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做得愈有领导、有准备就愈好。

    【本报讯】山东胶州地区的诸城、五莲、藏马、胶南、胶河五县县委，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分别召开了一次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结合总结冬季工作布置春季工作，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贯彻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会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县，到会区、乡及县级干部多的有一千四百人，少的有七百七十六人。会议开始，首先是由各县县委通过冬季工作总结，联系具体事实，深刻检讨了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检讨了由于领导上官僚主义而造成的部分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批判了个别区、乡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并从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出发分析了它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同时各县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的部门负责干部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县委所检讨揭发的问题，使到会干部认识到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危害，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在小组、大会讨论中尖锐地批评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县委没有认识到的许多问题和原来认为不关重要的问题都被提出来了。如胶南县有的区、乡干部批评县委说：“布置打井时，因为我区是山区，我们提出不能打井，但领导上不采纳这个意见，单纯追求数字，说打在沟里也行。结果在沟里打井，不能发挥作用，劳民伤财。”这反映了县委领导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胶南县十二区干部并从算打井劳民伤财的账中，分析批判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追求数字给予工作和给予群众的危害。这些批判深刻地教育了领导干部，教育了干部。

    另一方面，县委诚恳的自我批评和虚心听取下面的批评，启发教育了到会的干部，许多区、乡干部自动地检讨了自己的强迫命令，并大胆地大量地批评揭发了区、乡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和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胶南县委检查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后，下面干部反映：“我们才知道上面的官僚主义是造成下边命令主义的总根。县委检讨了，我们也得好好检讨。”“上级布置的任务都是对群众有利的，但由于我们在工作中强迫命令，把许多好事都办坏了。今后必须好好转变作风，下决心克服强迫命令。”诸城县织沟区委会组织委员王仁玉说：“我再不检讨就对不起党了。”他检讨了自己阻止婚姻自由和支持民兵打人的错误。藏马县有的乡干部说：“这次县委真下决心了，检讨中连根都拔出来了，咱也得好好检讨。对于区干部的问题也要大胆揭发，他们若给‘小鞋’穿，咱就上告县，县不行一直告到中央。”胶河县四区下坡乡乡长朱业本听了县委检讨后，沉痛地检讨自己打骂群众的错误，说：“这回我体会到上级党对干部不是一脚踢。只要大胆检讨，群众是会原谅的，我回去一定到乡代表会作彻底检讨。”该县四区草桥乡乡长吕茂青在大会上发言时说：“我几年来没敢说的话，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具体揭发了该乡支部书记丁明文和区公安员陈焕斋奸污妇女、打骂群众等违法乱纪的事实（过去吕茂青曾因给他们提意见受到严重的打击报复）并尖锐地批评了县委、区委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检讨了自己假报工作成绩骗取区委表扬等错误，表示决心改正。各县并选择作风恶劣的干部，组织大会检讨，有的县并结合处理了坏人坏事，更加深入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

    各县会议上所揭发出来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例如藏马县揭露了乱打人的：一九五一年有一百四十名，一九五二年有九十一名，其中乡干部二百零八人，区干部二十三人；同时揭发出比较突出的案件二十五起。检查揭发出这些严重情况后，进一步教育了领导干部，惊醒了到会干部，使大家深刻地体会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展开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大家说：“再不反就有亡头的危险。”从而清除了个人主义的各种顾虑，树立了正确态度。大家表示：坚决转变作风，并积极领导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

    在批判了强迫命令非群众路线的作风之后，因为正确的作风标准尚未树立，就有许多干部反映：

    “强迫命令不对，群众路线还不会，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都迫切要求领导上教给办法。各县根据这一情况，都适时地选择了一批具有民主作风的、善于走群众路线的干部，让他们在大会上作典型介绍，进行教育。胶南县即在会上介绍了十九个典型。如六区河西乡支部书记唐进颜同志经常领导乡政府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发扬民主，有事就和群众商量，因此各种工作任务都完成得很好。胶河县区武装干事介绍了他如何采用耐心说服的方法，做好了普训民兵并建立基干团的工作。藏马县也介绍了李论长走群众路线，巩固和提高了互助组的典型事例。通过典型介绍，树立了正确作风的标准，教育了到会干部，同时也清除了少数干部认为“干工作就犯强迫命令，不干工作，就不会犯强迫命令”“对上负责就不能对群众负责”的错误认识。大家体会到：“只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什么工作也能作好。”

    这些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在提高思想、整顿作风的基础上，布置了春季生产工作。在布置时，即注意了以下两个问题：一、布置工作从实际出发，交代任务，交代政策，交代工作方法，交代作风。任务数字、限期只作大体交代不作硬性规定，主要是强调思想教育，强调掌握政策，强调走群众路线。领导方面又注意从各方面考虑解决下面进行工作中的困难。工作计划让大家民主讨论，提出意见，提出困难，使计划切合实际。如诸城县春季生产计划中，打井一项，原确定以五、十三、十六三个区为重点，经过大家讨论后，十三区的干部提出他们那里只有两个乡有打井条件，五区则有流沙，不能作为打井重点区，如不纠正，势必造成下面强迫命令。有的区则提出：他们那里有打井条件，工作有基础，可作为打井重点区。县委即根据大家意见作了修正，计划就更加切合实际，就能使下面有办法完成。二、具体帮助区、乡干部研究改进工作方法。先由领导干部作报告树立正确的标准，然后领导大家结合当地典型进行座谈、讨论。有的县并组织干部专门学习了模范乡长李瑞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样，从思想上作风上武装了干部。

    通过以上做法，一方面反对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基层组织中的命令主义；一方面从正面进行了教育，树立了正确的标准，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作风。通过这些会议，既检查改进了领导，又教育提高了干部，并顺利地贯彻了工作。各县到会干部都感到这次会议对自己教育帮助很大。有的说：“我当干部以来头一次开这样的会。”“过去认为有点小毛病算不了什么，这次来开会等于无病先预防。”大家普遍反映：“这次工作布置的具体了，也有了办法，决不能再犯强迫命令了！”“以前不知道怎样才算走群众路线，这次开过会之后摸上门路了；早知道应该这么办好，谁还去犯强迫命令呢？”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严正处理林杰、张立轩等违法乱纪分子(1953.04.20)
  (1953.04.20)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严正处理林杰、张立轩等违法乱纪
分子

    本报自二月一日、二月二日和二月八日，连续揭发了安徽中共芜湖地委宣传部长林杰严重抗拒批评辱骂党报、安徽寿县农民贾新奎因检举违法分子，遭官僚主义者层层阻碍而被迫自杀和蚌埠市工商局长张立轩非法逼婚陷害干部薛祖云三个案件以后，曾先后接到各地读者和志愿军战士的来信四十多件，这些来信一致表示，要求给予林杰、张立轩等违法乱纪分子以严格处分。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府司法监察机关，对此三案，曾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对证，现在案情已全部弄清，并对有关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失职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处理情况摘要如下：

    一、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作出关于开除反党分子林杰的党籍的决定，决定中指出，林杰曾犯了一系列的极严重的错误。一九五○年七月，前皖北日报曾揭发和批评林杰玩弄女性、打骂妻子的错误，当时林杰身为六安县委第二书记，不仅对这个批评拒不检讨，反而因此仇视党报，一再辱骂党报。说：“皖北日报是国民党报纸。”林杰认为党报对他的批评是“打击”他的“威信”，因此他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非但不遵照中央指示“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相反地却采取了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态度。去年在“三反”期间，林杰与无为县人民武装部长张云同志在会议上争吵，会后，当别的同志建议他请地委派人来处理时，林杰竟骂地委说：“不管地委派那个王八蛋来处理，都得依我的意见，不然就不行。”林杰在任职无为县委书记时，常破口大骂干部。有一次林杰喊何济舟同志（县委会秘书室干事），何没有听见，林即破口大骂，骂得何济舟同志大哭。一九五一年八月，林杰和其他同志们去地委开会，船上很挤，专署粮食局有一加工科科长在上船时碰了他一下，他就大发脾气，并令其警卫员把这个科长非法看管起来。一九五二年林杰在无为县领导“三反”运动时，因为青年团员刘澜波同志曾对他随便在县卫生院拿贵重补品提出批评，他怀恨在心，后来竟然借口刘与某女同志谈恋爱令其在团小组会上检讨，并擅自停止刘三个月团籍。

    上述事实证明：林杰的品质与作风极为恶劣，错误非常严重，已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林杰的党籍。

    二、陷害薛祖云的违法乱纪分子张立轩、杨振中、朱抗三人已被开除党籍。蚌埠市人民政府前工商局局长张立轩、商业科科长（支部保卫委员）杨振中、工业科科长（支部书记）朱抗等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陷害该局会计薛祖云（青年团员）一案（详见二月二日本报），经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个多月调查，已完全证实。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人，为了可耻的个人目的，竟然利用职权，欺上压下，借端报复，于一九五一年四月间，以“政治问题”陷害薛祖云，并将其逮捕，关押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此案被揭发后，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派人进行调查，在检查期间，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仍然避重就轻，抗拒检查，推卸责任。并利用行政、支部、和保卫工作的职权，向薛祖云进行报复陷害。这种侵犯人权、违法乱纪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是十分严重，十分恶劣的。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体党员，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决定予张立轩、杨振中、朱抗三人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对与本案有关的前蚌埠市工商局党支部书记唐颐谿，团支部书记柳东二失职人员，分别给予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

    三、关于寿县农民贾新奎因检举坏人坏事，遭受官僚主义者重重阻碍被迫自杀一案的处理情况。安徽寿县三和区姚皋乡大郢村翻身农民贾新奎，因为检举村干部沈宏杰、姚如学的违法乱纪行为，先后跑了十五个机关，往返七千余里，历时一年，但因受到层层官僚主义者的阻挠，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最后在被检举人的讽刺、打击和威胁下，终于被逼自杀（详见二月八日本报）。这一事件证明安徽寿县人民法院等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漠视人民控告，漠视人民生命，对干部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证明了这些机关存在着对上级的指示极不重视，执行不力或根本不执行的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现在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府司法监察机关，已对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如下的处理：

    （一）大郢村民兵班长沈宏杰贪污违法，经检举后，竟敢打击报复检举人，威胁逼死贾新奎，对这一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已决定逮捕法办。

    （二）大郢村行政组长姚如学，包庇地主，丧失立场，打击报复检举人，决定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三）姚皋乡支部书记沈颂江，不执行上级指示，认真处理贾的控告，偏听被检举人片面意见，不理睬贾的控告，造成严重后果，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四）三和区民政管理员刘孟平，压制民主，无理指责检举人。负责到姚皋乡处理贾的控告时，不深入调查，竟随便发传票，使沈宏杰得以假借传票威胁贾新奎。对贾自杀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已决定撤职法办。

    （五）寿县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叶梦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贯工作不负责任，当贾新奎第一次控告到该院时，该院竟以“没有区乡政府介绍信”为“理由”，拒不受理。当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交县人民法院办理时，贾又来该院，叶只顾打康乐球，仍置之不理。这种恶劣作风，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已决定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报纸工作述评：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953.06.12)
  (1953.06.12)

   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的报纸工作是思想工作。它应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不调和性在报纸上进行思想斗争。而进行思想斗争的最好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必须正确地掌握这样一个方针，即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什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为什么要采取积极而稳步的方针？所谓积极而稳步的标准又是什么？远在中共中央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决定）中，即已有深刻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中央决定中指出，为了揭露和消除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了完成新中国建设的任务，吸引人民群众公开地及时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而中央决定中特别规定要采取积极而稳步的方针，其标准就是，一方面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这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必须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近数月来各地报纸的实践证明：凡能切实依据这一方针，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的批评就开展得比较稳当和经常。在这方面，东北日报是作得比较好的。

    说东北日报作得比较好，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如三月四日的东北日报，在“鞍钢全面检查基本建设准备工作”的报道中，就提出了反官僚主义斗争要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但并没有以此为起点对基本建设准备工作中的好坏典型事例，积极地连续地展开宣传和批判，以加速完成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又如三月四日批评鞍山市不重视贯彻婚姻法运动和三月二十日批评鞍山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不深入。据鞍山读者反映这两个批评是不够恰当的，该报把这两个运动办公室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都说成为是由于市的领导方面不重视的结果。而鞍山市春季爱国运动规定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而该报在三月二十日即批评该市领导方面没有整顿基层卫生组织，没有把全市群众动员起来。

    虽然，东北日报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的批评还是比较经常和比较稳重的。

    东北日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开展得比较经常，就是因为比较注意结合了国家各项建设任务。东北日报对国家各项工作的报道所以比较有力，也正是因为它比较注意掌握了积极而稳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从去年十二月三日以

    “绒衣积压事件”为起点而展开的对国营商业部门供给制思想残余和缺乏经济核算观点的批判。这个批判一直继续到最近对商业部门的清产核资工作、经营管理工作、讨论计划和完成国家商品流转计划与财务计划的报道中。在这些报道中，该报一方面批评了商业系统中清产核资工作不平衡不彻底、光清库不进货，以及未完成四月份计划等等缺点，并指明商业系统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必须切实发动群众把清产核资工作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对各省市商业厅、局积极领导，争取完成第二季度任务，和凤城百货公司结合反官僚主义和反供给制思想残余，充分发动职工讨论计划等等范例，也进行了适当表扬。其次，在结合基本建设报道上，从四月十日到五月底，曾连续发表四次短评，提出必须反对等待、依赖、无人负责、浪费及忽视工程质量的现象。从五月十五日起，该报更辟了“大力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建立和健全责任制”的专栏，指明要逐渐克服各种无人负责现象，就必须全体职工树立责任制观念，并建立必要的责任制度。其他如在发动群众讨论生产计划加强计划管理方面，以及在推广肇源丰产经验方面，都通过好坏典型事例，进行了对比宣传和思想批判。正因为这是以积极而稳步地改善我们国家建设为目的的批评，而不是破坏性的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的批评，所以，东北日报的批评就开展得较为经常。

    东北日报不但自己注意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比较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还在四月四日和五月十二日两次以“报纸述评”的形式，提醒该区各省市报纸：要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系统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组织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道。

    东北日报在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所以能获得一定的成效，主要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在今年二月再次强调提出开展报纸批评之初，有些报纸编辑部并没有很好注意检查自己工作，端正工作人员对批评的认识，因而在展开批评之后，不是依旧软弱无力，就是急躁从事，或者很不经常。东北日报编辑部首先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在四月十九日发表了他们自己“关于处理读者来信工作的检查和检讨”，在检讨中更具体地指出，由于对中央决定的深刻意义认识不足，“长久以来，我们对读者来信对于我们党的政府的经济机关的工作缺点的批评，采取了过分依赖这些被批评者的上级领导机关处理的态度。”因而把“许多重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性的批评或揭发信件被漏掉或沉没在无限期的‘调查’中”。“这种作法实质上是怀疑群众批评的真实性，有时是和那种藉口批评和事实的某些出入而拒绝批评的正确部分，希望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愿意‘私下了事’的不正确态度相妥协。这显然是不符合党中央决定的精神的。”“实际经验也告诉我们：经过我们这样‘从下面’转送有关机关查复的群众批评信件，常常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有的群众批评信件辗转落于被批评者之手，造成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情不在少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应该发表的批评，及时地公开发表出去，使被批评的现象置于一切有关机关和广大群众的共同监督之下，求得问题的迅速彻底解决。”在三月十四日该报的社论中，除分析批判了过去公开的群众性的批评所以没有经常地很好地开展，主要是由于编辑部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原因外，更提出：“同时，在公开批评日益开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教育全体编辑、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学会与善于区别正确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是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是要用同志的语调、人民群众的声音来讲话，是为了更加巩固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而反对与此相反的批评，即中央决定中指出的：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六月曾经指出苏联当时出现过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把自我批评变为中伤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手段，变为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丧失威信的手段。’今天在我们报刊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应当注意防止。”正因为东北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批判，端正了对批评的认识，重视了群众批评；所以近一个时期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就作得比较经常比较适当。

    第二、在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中，有些报纸只注意运用典型事件教育干部群众，而很少注意解决干部在开展批评上的思想障碍。东北日报更注意从思想上、原则上批判对待报纸批评的各种不正确认识，为开展经常性的公开批评清扫道路。如三月十四日和四月十九日发表的“经常在报刊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是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和“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祖国经济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等社论，就曾反复地阐述了开展群众性批评对国家建设之重要性。在前一篇社论中，对于拒绝批评的各种藉口，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例如，在批判“内部解决比公开批评好”的藉口时指出，支持这个不正确论点的理由是：“公开批评会使领导处于被动”、“会损伤干部的情绪”等等。社论指出：“所有这些理由，都来自同一的思想根源：即把有原则性、有建设性、与人为善的公开批评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抹杀其巨大的积极意义。”“过去很多的事实说明：一些重大的带有原则性的缺点与错误，仅有‘内部解决’而没有群众性的公开批评，往往‘解决’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还助长了缺点与错误的发展，更谈不上教育广大干部与发挥广大群众对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了。反之，当人民群众揭发、批评了领导的缺点与错误，常能促使领导主动地采取有效办法来改正这些缺点与错误，为什么反而会使领导处于被动呢？如果一个领导者受到人民群众的公开批评，而不去改正缺点与错误，那末，他们‘处于被动’又有什么可怕呢？一个干部经过群众的公开批评，真诚地改正了缺点，使自己更健康起来，应当情绪很好，为什么反而会‘损伤情绪’呢？如果这个干部不肯改正缺点和错误，并因而闹了‘情绪’，那末，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又有什么宝贵的呢？”社论在以深刻的事实说明目前在我们某些党的领导机关中，流行着对领导干部的缺点与错误采取“内部解决”的一种风气后，又同时指出：“自然其中有一些是可以内部解决的，我们也并不需要把任何一件家常事务都拿到报刊上来批评讨论，但今天‘内部解决’已成了某些人杜绝公开批评的藉口，这就成为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了。”再如社论在批判“自下而上的批评往往不容易正确，因此要特别慎重，要严格审查”的藉口时指出：“从表面上看，这些同志并不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仅仅是为了‘慎重’而已。”“但是有些同志‘慎重’的主要意图并不在此，他们思想的深处，还隐藏着对今天广大工农群众的觉悟与智慧不信任，认为他们眼光狭小，不能分辨是非，容易胡说乱道，或者怕自己在群众面前作公开检讨会丢面子，因而在实质上，他们并不赞成群众性的公开批评，这是异常错误的。”东北日报在社论中对于上述各种藉口的分析批判，初步扫除了批评中的思想障碍，这就为报纸批评创造了比较顺利条件。

    第三、报纸批评能否正确展开和经常化，还往往决定于一些被批评的负责干部如何对待党报的批评。一个负责干部受到了批评，如果他对这一批评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很正确地公开检讨，这就是对群众批评的很大鼓舞，并为其他被批评的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报纸批评能够继续顺利地开展下去。反之，如果他大发雷霆，或者抓着批评中个别有出入的事实而否认整个批评的精神，或者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总之只要不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群众的批评就会受到挫折，报纸批评就会中断或消沉下去。东北日报所批评的几个负责干部对报纸的批评是采取了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的。东北日报对这些负责干部立即加以表扬，把他们的公开检讨刊登在重要地位；并且专门为他们的检讨写了社论，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语，使读者从这些负责干部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中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如何在东北地区正确地贯彻着，因而大大鼓舞了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如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和原东北贸易部部长王兴让同志等，在受到报纸批评后，即以主动、诚恳的革命态度，迅速作了公开检讨（见三月十四日、二十四日东北日报）。他们的检讨，既不是就事论事敷衍了事，也不是只怕抹煞成绩突出缺点，更不是斤斤计较枝节事实出入，而是联系思想，深刻揭发，分析原因，提出改正办法。因此，东北日报在发表他们的检讨同时，即在社论和编者按语中，分别对于他们这种勇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予了鼓励。如该报在刊登韩天石同志的检讨时所发表的社论特别指出：“鞍山市委的领导同志，在对待报纸批评中曾经犯过原则性的错误，现在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负责态度检讨了这个错误，取得了教训，找出了改正错误的门路，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人民日报对鞍山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了正确的公开批评，市委的同志亦做了公开检讨，这样会不会减弱鞍山市委的威信和力量呢？这是绝不会的，经过这次批评与检讨，我们认为鞍山市委的领导同志定会把自己的政治水平提高一步，经常注意吸收来自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及时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只能是加强鞍山市委的威信和力量，只能是促使鞍山市委在领导全国注目的鞍钢的大规模建设中，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在发表王兴让同志的检讨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

    “这个检讨不是仅仅在本报所批评的那一件具体事情上检讨了事，而是从这件事情发掘出造成错误的思想根源，进而检讨了这种思想根源所造成的其他错误，并且分析了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东北日报把这些对待报纸批评采取正确的革命态度的同志，作为突出的范例，这就大大鼓舞了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在报纸上能继续展开。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报纸批评能否正确展开和经常化，几乎完全决定于党委对待报纸批评和对待群众批评的态度。有些报纸的批评所以不能正确展开和经常化，就是因为所属党委没有积极地领导和支持报纸批评，没有及时教育和纠正报纸工作人员在批评中的某些偏差，没有鼓励报纸工作人员顽强地坚持正确的批评，就是说没有充分贯彻对待报纸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东北日报所以能经常结合工作，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则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积极地领导和支持了报纸的批评。东北局一向是重视运用报纸进行工作指导的。过去三年来曾召开过三次省市报纸工作会议，每次会上都教育报纸工作人员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今年展开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后，东北局又在二月底特为检查读者来信工作、开展报纸批评召开了省市报纸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作了详尽的指示。在报纸工作座谈会后，东北局又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并讨论了开展报纸批评的问题。根据会议上对报纸批评的反映，东北局指示东北日报编辑部写了“经常在报刊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是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的社论。此外，如在严肃处理鞍山“工人生活”报批评受阻碍等等问题上，也都表明东北局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持报纸批评的作法，对加强东北日报的思想工作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报刊的力量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着它、指导着它的全部活动。报刊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之进一步提高，直接取决于各级党机关对报刊的领导水平。”（伊里切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经常结合国家各项建设任务，积极而稳步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的报纸说来还是一个开端。同时，前进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就需要各地党委以及各地报纸吸取东北局和东北日报正确领导批评和结合工作开展批评的经验，积极而又稳步地耐心改善批评工作，逐步加强报纸的思想斗争水平，以推动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春季工作总结表明  反官僚主义斗争成效显著(1953.07.26)
  (1953.07.26)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春季工作总结表明

    反官僚主义斗争成效显著

    【本报讯】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在山东地区已获得比较显著的成效。六月初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所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总结春季工作时，也总结了这一斗争的经验。山东地区反官僚主义斗争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密切结合当前工作逐步深入，在春季生产的各项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克服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在若干地区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已使春季生产工作和与生产密切结合进行的其他工作得到较大的成绩。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干部一致认为这种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转变虽然还是初步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但确实是比较显著的转变。对这一显著的转变，基层干部的结论是：“到底是群众路线好，一行就通，办事顺当，干部满意，群众欢喜。”群众的结论是：“今年有五好：耕种适时好，技术研究好，小麦长的好，会议开得好，干部态度好。”

    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春季工作中这种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主要的成绩和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级党委都注意掌握了以春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初步克服了严重的分散现象，从而减少了基层组织中突出的

    “五多”现象。

    自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以后，从省到各县市委都深度不同地检查了党委的领导；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了分散主义，从而开始健全党委制，初步地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在健全党委制的基础上，进而进行统一全党的思想的工作，向干部反复讲明以春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道理，和中心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并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季节、按阶段，分别轻重缓急，统一安排，严格控制。对有关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严格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对于上级某些业务部门的工作部署，如违背中央和上级党委的统一计划，妨害中心工作的贯彻，或者不符合实际情况，以致损害群众利益的，就及时反映情况，请求推迟或停止进行，实行下级的监督。这样，若干地区党委的统一领导加强了，以春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工作方针贯彻了，基层组织中的“五多”现象减少了。下面干部反映：“今年中心明确了，工作顺劲了。”群众反映：“日子好过了，生产好搞了，上级不闹蹩扭了。”不仅春耕生产中心明确了，而且其他各项结合工作也被带动起来了。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层，加强了具体领导，初步克服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减少了一般的命令主义作风。

    在加强具体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方面，主要是掌握了以下三个环节：第一，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强调要分析研究下情，具体交代任务、政策、做法等。今年春季，从省到县，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共组织了一万四千余名干部下乡帮助和检查工作；总结执行政策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注意纠正过去那种只从完成任务数字的表面现象来评定优劣的错误做法。县委则采取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的办法，总结工作，开展批评，贯彻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在这些会议上，首先由领导方面检讨官僚主义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引导下面干部检讨命令主义作风与揭发违法乱纪现象；再进一步表扬好人好事，介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二，层层掌握基点，创造经验，指导各种工作。这是克服一般化领导作风、实现具体指导的重要关键。目前，全省仅地委、县委两级，已设置基点五百八十七个，参加基点工作的专职干部已有二千九百三十二名。许多区委和乡支部也设立了基点。例如莒南县，各区、乡一般都掌握了基点工作。许多区、乡、村干部都学会了运用典型指导工作的方法。各级党委在进行各项工作时，也大都使基点工作先行一步，作出样子，推动其他。许多先进经验也都先在基点内试验成功之后，再行推广。这样，在若干地区不仅避免了“大呼隆”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而且使各种工作能够迅速而稳步地开展起来。第三，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推动工作。现在许多区、乡在进行各项工作时都注意了首先搞好典型，作出样子，再层层带动、具体示范、干部带头、逐步推广。郓城六区区委在指导群众使用“看井”（指去年强迫命令打下的井）浇地时，采用了典型示范的方法，使全区二百二十九眼“看井”中有一百二十三眼被运用起来了。有的地区已开始注意根据小农经济特点和工作发展的不平衡等特点，有意识地培养各种不同种类的典型，用以指导不同地区的工作。有的县委已开始作到了召开会议先总结典型，开展工作先作出样子。因此，干部说：有了样子就有了办法，再不用强迫命令了。群众说：过去干部是先说后作，现在是先作后说。

    第三，掌握了农业的增产关键，贯彻了技术指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

    今年春季，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已经注意到以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为目的，并努力按照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作物，找出不同的增产关键。例如，莒南县根据山岭地区的条件，找出

    “整地保苗”的增产关键。广饶县根据碱地的条件，找出了“抗碱、防旱、保苗”的增产关键。在农业技术指导上，若干地区都采取了技术指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方法，使政治工作干部、经济工作干部、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四者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并抓住开好各级农业技术座谈会这一环节，来传授和推广技术。这种会议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样，干部学会了几种必需的技术之后，就带了技术下乡，实行夜间开小会传授，白天到现场指导，同时号召群众随时来问，当即解决各种技术问题，这就使各种技术经验得到迅速推广。

    第四，贯彻了物资供应和信贷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

    今年各地的物资供应和信贷工作，在为生产服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若干地区在坚决贯彻物资供应和信贷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下，组织了大批的银行干部、供销社干部下乡，参加春耕生产。这些干部在深入农村生产过程中，通过生产活动了解群众的生产需要，然后根据这种需要，切合实际地组织物资供应。这样，许多供销社干部在服务于春耕生产的前提下初步地扭转了单纯营利观点，学会了使用步犁、水车、化学肥料、农药等几项简单的技术，从而加强了物资供应中的技术指导，扩大了供销业务。由此证明物资供应最好与技术指导相结合，最好帮助供销社干部学习几项简单的技术，带技术下乡，那么，推销新式农具和农药、化学肥料时就有了办法。所以有的干部说：“今年不用强迫命令了，和群众说话有本钱了，业务工作也好搞了。”如文登专区供销社由于采用了物资供应与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使过去的“睡车”（水车）、“挂犁”（步犁）都活动起来了，而且全区今春又推销了水车一百三十五部，步犁一千八百零二张，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四。

    第五，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强了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有力地纠正着盲目冒进偏向。

    今年春季，从分局起，各级党委都层层建立了基点，掌握了典型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基点经验，对于贯彻“稳步前进”的方针，纠正盲目冒进的偏向和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正常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自中央发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等三个文件以后，分局即连续发出了指示和通知，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提高觉悟水平，以便深入地批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进一步认识盲目冒进的危害性。有的地区在制订爱国增产计划时，注意了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找增产关键，因而今年许多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增产计划比去年切实可行。有的地区在整理互助合作组织时，开始注意了从有利于生产和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出发，根据组内、社内的具体条件，逐步地改进经营管理的方法。因此，农民说：“咱们路是走对了，就是走的太急了，跌倒了爬起来慢慢走就是了。”这句话反映了不少群众已摸索到纠正盲目冒进偏向的正确看法和做法。

    此外，各类互助组和合作社已开始注意从各方面团结单干农民。例如，广饶县在互助合作组织内介绍增产经验时，邀请单干农民参加，使他们有机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对生产有困难的单干农民，互助组和合作社就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第六，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救灾备荒，并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

    由于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重视和加强了对灾区的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采取了各项有效措施，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因而，初步地战胜了灾荒，稳定了群众情绪，基本上保证了灾民吃上饭种上地。在领导群众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中，若干地区成绩更为显著。前滕县专区曾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的小麦遭受各种不同程度的灾害，但经过抢救，全区小麦每亩的平均产量仍达到九十八斤，超过全省总平均产量每亩八十三斤的水平。这个成绩的获得，是由于那些地区的各级党委在灾区坚决贯彻了“以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和深入发动群众实行生产自救的方针，并派遣干部深入灾区，召开积极分子会、老农座谈会和灾民会等，切实掌握灾情，正确宣传党的借贷政策，研究渡荒办法，进行“亲邻互助”、“团结渡荒”的教育，开展了自由借贷和社会互助。

    上述这些成绩和经验是在全省春季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总结中指出这个转变只是良好的开端，有些工作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某些部门同志对加强党委统一领导还抱着各种不同的错误思想和态度，如说：“现在好了，统一领导了，什么事都拥给它（指党委）吧！”有的说：“春耕生产期间你压倒了我，到春耕过去，我就再压过来（意即孤立地搞业务）。”少数乡村干部在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之后，工作上还抱着消极态度。供销社在物资调拨上还存在盲目性，在小农具的供应上还注意不够，致使小农具十分缺乏。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点工作方面还有形式主义的毛病。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只是在全省范围内初步深入，而且这一斗争的发展还极不平衡。分局总结还指出：进展迟缓的地区、部门，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思想觉悟不高，存有思想障碍，有的是自满麻痹、警惕不够，有的是害怕副作用，有的是害怕自我批评，有的是认为与工作有矛盾，有的是对犯错误的纵容姑息，甚至有的干部对批评者打击报复。这些是来自右面的阻力。另方面，在少数干部中，则有来自“左”面的偏向，如要求过高过急，打击面过广，处分过重、过多。因此，必须扫除这两方面的思想障碍，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继续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中，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实行自我批评，进一步地转变干部的作风。

    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和华东局的指示，根据山东的实际工作情况，根据春季工作中的经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会议总结中决定了在秋收前山东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继续贯彻以领导农业生产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善于适应农时农情，因时因地制宜，掌握增产关键，贯彻群众路线的农业技术指导，加强对互助合作组织的领导，继续改善供销、信贷工作，使之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并特别注意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在有灾地区贯彻以领导群众生产自救为主加以政府积极扶持的方针，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工作。总之，要为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克服灾荒，争取秋季丰收而竭尽一切努力。同时确定了秋收以后的工作方针。并在这一方针下，具体地安排了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以及整党、普选等项工作。

    这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与去年十二月的分局扩大会议，对于山东地区的党组织与山东地区的工作，都具有基本建设的意义，具有严重的历史意义。由于这次会议有全省县委书记参加，因而会议的精神就比较容易直接贯彻到县。这将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在山东地区更好地实现。







中共南阳地委接受读者意见严肃处理违法干部张云松(1953.08.21)
  (1953.08.21)

   中共南阳地委接受读者意见严肃处理违法干部张云松

    读者段复财等六人来信：中共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区委书记张云松丧失立场、包庇地主，并纵容他的爱人符青霞挥霍浪费，在政治上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

    符青霞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她的父亲是伪区长，现受群众管制）。她在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后，曾一度伪装积极，混入团内。后来她调到南河店区工作，就与张云松结婚。此后，她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工作消极，生活奢侈，享乐思想十分严重；她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怀孕后，便干脆不做工作了。去年六月，符青霞产后得病，病情并不严重，故意不下床，一切叫女工侍奉。她在区里专设一个小灶，曾经有一日一夜做过十八顿饭，有的做了不吃就倒在水缸里。组织上为了减轻张云松的麻烦，曾批准她到南阳医院治疗。但符青霞怕入院后要受院规“约束”，而且检查清楚病情后不能任意享受，就坚持不去。张云松先后请了二十余名医生为她“治病”，经常住机关的医生就有两三人。这些医生中，有许多是反动会道门分子、地主、伪保长等坏分子，根本不能治病。他们随便在药方中开些参茸等贵重补剂药品，张云松就马上去买；但很多药品没有煎透符青霞就倒掉不吃了。

    张云松还包庇符青霞的地主家庭。符青霞的哥哥符保祥于一九五一年八月送来许多衣服首饰等物品，张云松就代为隐藏起来，并介绍符保祥到贺庄乡去当教员。整风时不少区干部提出要张云松对以上事实作检查，张云松竟找藉口拒绝了。此外，地主分子曾宪漠，过去当过伪保长，但他却以为符青霞“治病”为名，经常在区委会与张云松同住一间屋子。农民们对这件事也很不满意。

    张云松平时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也很严重。如一九五一年五月本区山根乡有人向上级政府写信检举乡长张文庆包庇地主恶霸。县里追问这事时，张云松不但不进行调查和处理，反而认为是坏人捣乱、诬告干部，要追查检举人。这时正好有该乡农民曹克明对查田定产工作有意见，到区里去申诉，并且对乡长提出意见。张云松就说曹克明故意捣乱，将他扣起来并迫令写反省书。同年七月，该乡贫农曹长任请文教委员赵书堂代笔向区、县检举张文庆贪污等违法事实，张云松看到这份检举材料和过去的一份内容相仿，就将代笔人赵书堂和曹长任的父亲曹金铎扣押了好几个月。

    张云松的错误事实还多着呢！因为南河店区的领导机关缺乏民主作风，下面干部不敢对上级提意见，而有些区级领导同志抱着自由主义态度，对张云松的错误行为不进行批评，因此问题长期没有被揭发。我们希望你们督促上级党委彻底检查张云松的错误，并严肃地加以处理。







太原市的“市长接待日”制度受到群众欢迎(1955.05.09)
杨国珍　马正焕　张卓然  (1955.05.09)

　　太原市的“市长接待日”制度受到群众欢迎
编辑同志：

    太原市执行“市长接待日”的制度以来，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下面就是最近两次的情况。

    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在今年二月十八日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和人民代表联系的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市长在每月十五日要接待人民代表。

    三月十五日是第一次“市长接待日”，这一天有二十五位市人民代表与岳维藩市长见过面，他们反映了一百多条情况和问题，提议改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的占问题总数的四分之一。四月十五日又有二十七位市人民代表向市长反映了各方面的意见和问题一百三十条。目前这些意见有半数已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在“市长接待日”的前几天，代表们为了详实地向市长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曾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将调查来的材料详尽地记在笔记本上。如北城区市人民代表王庚文，为了搞清太原钢铁厂二十八宿舍户籍员张补成住房子不经房主同意并对房主打击报复的问题时，就曾亲自去十几里外的尖草坪作了多方面的调查。青年学生代表薛丽，除经常和学生联系，听取反映外，并不断和区代表街道干部联系搜集群众意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的人民代表为了反映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和居民及烈军属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郊区农村的人民代表，有的从五、六十里路以外赶来向市长反映农民急待解决的问题。

    市人民委员会对市长接待日反映出来的意见和要求，完全做到负责的处理；办公厅责成专人对所有问题按性质分别整理；并定期召集各部门的秘书会议，会上由市长对某些问题作具体指示，还规定处理限期。各单位对代表反映的意见，一般均经过领导批阅或研究。许多具体问题在处理过程中都派人实地调查或者和原反映代表取得联系。如公用事业管理局对代表建议把散放在大街上的自来水站移到背巷以整市容和便利交通的问题，经过普遍调查，发现市区有十多处水站需要迁移，当即根据供水人口多少和马路上的行人流量，决定将水站先后迁入背巷。

    通过这些意见的处理，对政府工作是起了推动作用。如在市区规划问题上，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门牌号码杂乱（如同一号码有甲、乙、丙、丁四个），给各方面带来了不便。市公安局在认真考虑了这一意见后，决定着手筹划整顿。又如太原市劳力调配处工作秩序混乱，办事拖拉，对群众态度恶劣，向该处要求职业的群众反映：见省长都没有见这里一个干部困难。职工中的人民代表杨之科、杜锦麟向市长反映了这一情况后，该处即依照局务会议的决定，召集了全处干部会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整顿，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了批评。目前这个处的工作已有很大的改进。

      “市长接待日”的制度执行以后，不仅解决了群众中的不少困难，而且还发现了不少的重要问题。这个制度受到了太原市人民代表的普遍欢迎。代表们反映“市长接待日”的制度真是一项好制度，今后我们要加倍努力，把人民群众中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市长，做好一个人民代表应做的工作。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杨国珍　马正焕　张卓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关于一九五五年监察工作的任务和具体工作的报告(1955.06.13)
  (1955.06.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关于一九五五年监察工作的任务和具体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钱瑛部长在第四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根据国家的宪法，今后各级监察机关的基本任务必须是监督各级行政机关、国营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国务院决议命令，坚决地贯彻国家政策法令，切实地完成国家计划，认真地爱护国家财产，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巩固国家纪律，保证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彻底实现，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完成。

    一九五五年各级监察机关的中心任务应是根据上述基本任务和机关、企业当前已经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监督和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度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并检查各级行政机关、事业机关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情况，及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企业工作人员遵守宪法规定的国家纪律。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各种严重浪费损失现象；反对贪污盗窃、腐化堕落以及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反对官僚主义。具体的是：

    一、监督和检查各级行政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忠实执行第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着重地检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基本建设，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中较为严重和突出的问题，为此：

    1、在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着重检查是否完成国家规定的产品种类、产品和工程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指标。也就是要检查那些由于只追求产值而不根据需要及出产废品次品、大量积压物资、盲目施工、设计中追求豪华美观以及劳动力组织不合理、窝工赶工等而造成的严重浪费损失现象。必须坚决地与那些不忠实地完成任务，反而谎报成绩，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奖金的行为进行斗争；

    2、在农业方面，检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正确执行发展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和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着重检查农村工作干部在执行各项任务中所发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

    3、在交通运输方面，检查不切实完成运输计划，着重检查运输质量低、组织混乱和不注意安全的现象；

    4、在商业、对外贸易和粮食方面，着重检查执行商品流转计划中所发生的积压、脱销和仓储保管不善，商品调拨和经营管理混乱的现象。

    二、检查各级行政机关、事业机关是否切实执行国务院关于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决定。为了切实完成第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就必须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力量，促进机关工作的改进，更好地领导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各级监察机关必须协助各级行政机关、事业机关贯彻国务院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精神，从上而下的检查现有机构和编制的情况。检查时，不只是要深入地揭发问题，还要认真地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不仅要作到精简机构，合理使用人材，还要达到改善领导，改进工作，建立和健全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各级监察机关必须经常地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企业工作人员遵守宪法规定的国家纪律。为了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忠实地执行国家计划，就必须维护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监督作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反对破坏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通过检查处理各种案件，采取各种方法不断地对广大干部进行纪律教育。

    各级监察机关和一切监察人员在执行上述任务时，必须尊重当地党的组织和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请示报告。同时，应与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密切结合进行工作，并认真地依靠各种群众组织，经常检举和揭发机关和工作人员的错误行为。

    为了进一步地发挥监察机关的力量，在工作作法上必须采取有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集中地监督与检查的方针。目前，为了有效地制止各种严重的浪费损失现象，保护国家资财，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完成产品的质量指标和成本指标，应在一个部门的几个单位或几个部门的若干单位中，选择一、两个项目，集中一定力量，进行专题检查。检查前，必须作好了解情况，挑选干部，组织力量等准备工作；检查后，必须将发现的问题全面加以分析，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帮助有关部门改进工作。对一些破坏国家计划严重损害国家资财的人员应认真处理。在农村进行检查工作时，必须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围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和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以及生产救灾、征集兵员等各项工作，有重点地选择一、两个县、区，检查干部在执行任务时所发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盗窃行为，集中地向党、政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请予及时有效的纠正。并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追究责任，根据错误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分别对待，对一般的强迫命令，着重进行教育，对违法乱纪和贪污盗窃分子，应予严肃处理。

    为使各级监察机关明确自己的主要任务加强工作重点，应有具体分工：监察部和设在国务院各财经部门的国家监察机关以监督国营企业为主；直辖市、设区的市监察局以监督地方国营企业为主；省监察厅（个别省除外）和专署监察处以监督省、专以下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国务院、省人民委员会有关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的各项决议、命令及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政策为主。省监察厅必须加强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派驻监察机构和专署监察处的领导，同时，还必须领导所属市监察机关和省属某些财经部门派驻监察机构的工作，在必要时，并协助监察部和设在国务院所属部门的国家监察机关对国营企业进行检查。

    为了切实完成以上任务，必须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地学习和正确地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为了提高监察工作水平，更有效地发挥监察工作作用，一九五五年，在财经部门和国营企业中的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应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的基本精神，对其具体作法，必须正确推行。凡已经推行的，如铁道、纺织等部门监察机关，应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纠正缺点，发扬优点，批判不正确的认识，提高工作质量。尚未推行的，可有重点地逐步地推行。

    但在学习和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时，应根据各部门具体情况，防止机械搬用，贪多贪快，追求形式。凡实行事先监督的监察机关，应根据需要，选择主要项目，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后执行。同时，必须指出，学习和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制止和克服目前国营企业中已经存在的许多严重现象和不断发生的事故，因此，决不应因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而放松对这些现象和重大事故的检查。

    2、适当地调整监察机关的组织和逐步改变领导关系：随着加强对经济建设的监督的中心任务及采取集中地监督和检查的工作方针，监察机关在组织设置上也必须适当调整，即应改变过分分散的情况，加强重点，加强领导骨干。省监察机关应在撤销县和不设区的市监察机关以后，适当地加强省、设区的市和专署监察机关，并选择重点县派驻监察人员。财经部门应收缩那些过分分散的、小型的、不重要的企业监察机关，加强大型的、重要的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监察机关，但应防止无准备地盲目地草率调动干部收缩机构的现象。在设置和调整组织时，必须根据国家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精神及当前干部缺乏的情况，力求精干。

    随着监察工作的发展，必须明确划分国家监察机关和业务部门的内部监察机关的职责，改变领导关系，以便上级国家监察机关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力量。监察部对设在国务院所属部门的国家监察机关采取两种领导关系，即：一、选择一、两个机构比较健全、工作比较有基础的监察局（室）试行垂直领导；二、绝大多数监察局（室）仍保持双重领导。某些部门现有监察机关改为业务部门的内部监察或检查机关，由各该部门领导，监察部只与其保持联系或予以监察业务上的指导。设在各部门的国家监察机关可以对其所属监察机关及企业中派驻的监察人员实行垂直领导。凡中央国营工矿企业不受地方政府领导的，与地方国家监察机关保持联系，必要时，在工作上取得配合。在省、市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厅、局中，由省、市国家监察机关派驻监察人员，受省、市国家监察机关的领导，并与设在国务院各部门的国家监察机关保持指导关系。

    3、大力培养训练干部：监察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不懈地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事监察工作的干部，必须努力地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主观片面和形式主义，虚心地学习经济建设的必要知识并熟悉监察工作的业务，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因此，大力培养训练干部就成为提高我国监察工作的决定条件之一，也是监察机关迫不及待的任务。各级监察机关必须迅速地采取有效方法来培养训练干部，监察部准备在今年继续举办短期训练班三期，训练四百五十名左右的干部，并协助设在国务院各部门监察局举办短期训练班，轮训一千五百名左右。各省、市监察机关也应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通过训练，不仅要提高学员的业务水平，而且应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并达到了解干部、检查工作的目的。同时还应经常地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耐心地领导他们钻研业务，研究问题，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端正思想作风，并可采取召开小型专业会议的方法，具体帮助干部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加强惩戒工作和公民控告申诉处理工作：必须认识，严肃慎重地处理违反国家纪律的案件，认真负责地作好公民控告申诉的处理工作是各级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责，也是维护国家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几年各级监察机关在这个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今后，监察部和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监察机关仍应管理惩戒工作，并对国务院和省、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委员会任命的工作人员违犯纪律的案件负责审议。在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直辖市、设区的市各厅、局的监察机关对自己所检查的案件及不服处分的申诉案件应当提出处理意见，经主管部门或省、市人民委员会或经上级监察机关审议报上级行政机关批准后执行。如果与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委员会意见不同，而监察机关认为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可报请上级监察机关解决。

    关于公民控告申诉处理工作，目前还有某些监察机关及少数干部不够重视，他们错误地认为处理公民的控告申诉是无关紧要的“应付门市”的工作，依靠公民控告申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此，使许多案件拖延积压，长期得不到结果。也有某些财经部门的监察机关，只注意对生产财务方面的监督和检查，而忽视了公民控告申诉处理工作。这种情况必须加以克服。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各级监察机关都必须做好公民控告申诉处理工作，必须积极地直接调查处理若干重大案件，对其中的典型案件，可大张旗鼓的处理以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同时，还应经常督促下级机关及时处理公民控告申诉工作，并有重点地帮助下级机关研究较重大的案件，进行检查处理，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某些困难和障碍。各级监察机关在遇到困难和障碍无法进行检查和处理时，应即逐级上报，上级机关应予以有力的支持。

    为了不断地提高监察工作，各级监察机关，必须对干部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认真地研究党和政府每个时期的任务、方针、政策，及时地布置自己的工作，明确地向干部和下级监察机关交代任务、交代政策，具体地指导他们贯彻执行。在每一工作完成后，或在一定时间内应进行深入的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传播成功的经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指出改正的办法。领导干部还必须亲自深入重点，培养典型、创造经验，指导全面工作。必须经常注意调查研究，掌握各方面情况，将所发现的问题加以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报告党政领导，取得指示和支持。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教育一切监察工作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因工作中获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也不应因为工作中有了缺点或遇到困难就失掉信心，教育他们要谦虚谨慎，勤勤垦垦地忠于自己的职责，勇敢地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为此，各级监察机关就应严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地加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听取下级监察机关和干部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困难，及时予以解决，以提高干部，提高领导，改进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关于一九五四年人民监察工作的报告(1955.06.13)
  (1955.06.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关于一九五四年人民监察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刘景范副部长在第四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批准）

    一九五四年各级人民监察机关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学习了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总结了一九五三年的监察工作，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提出了以监督检查国家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和国家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建设计划的执行为中心任务；并提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地学习苏联监察工作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的经验；强调运用集中力量重点检查的方法，进一步地和国家行政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中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斗争。一年来各级监察机关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使监察工作向前发展和提高了一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有重点地进行了监督与检查。一年来，各级监察机关在农村方面协同有关业务部门，对统购统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防汛排涝、生产救灾等项工作，进行了多次重点检查。揭发了一些干部工作不负责任或在执行任务强迫命令以及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问题，经过检查与处理，并建议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帮助他们进行了纠正，这对贯彻农业增产政策，教育干部，改进农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对财经企业部门特别是工业、建筑等部门的五百多个企业单位的物资供应工作，两万三千多个粮食仓库和许多商业部门的仓储保管工作，以及银行等部门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了重点检查，并发现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在检查物资供应工作中，揭发了一些企业部门由于只注意完成任务不注意节约国家资财，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供应计划不切合实际，宽打窄用，盲目采购，错购重购等所造成的严重积压现象。据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央工业、建筑等八个部门中的三百多个监察机关的初步统计，共揭发出积压的原材料三亿五千余万元（以新人民币计，下同）。据各省市监察机关报告，地方国营企业部门的物资积压现象也很严重。仅据辽宁、湖南、天津三个省市监委报告，商业部门积压商品八千一百余万元。由于物资积压、保管不善和使用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浪费。例如：建筑、燃料工业、第一机械工业等部门所属九十四个企业单位监察室的初步统计，浪费损失达一千余万元。重工业、纺织工业等部门所属二十五个企业监察室统计，共揭发账外材料和黑仓库物资价值二百八十六万元。

    在检查粮食和商品仓储保管工作中，也揭发了由于保管不善，制度混乱，忽视仓库安全造成的粮食、商品损失的严重现象。据山西、河南、浙江、上海等二十七个省市监委一九五四年检查报告不完全的统计，共发现粮食生虫、发芽、霉烂、烧毁、贪污、被盗、鸟鼠损耗四亿六千六百多万斤。据商业部监察室根据十个省、市检查材料统计，商品霉坏损失七百多万元。

    在检查财务管理工作中，揭发了不重视财务管理，现金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制度不严，造成积压、浪费和贪污盗窃国家资金的严重现象。据人民银行监察室对三十五个省、市分行及一百六十个所属单位的检查，发现非营业占款中虚假不合理现象，积压了大量资金。上海等十三个分行和辽宁省分行所属五个支行，由于少收利息、赔偿、罚款、出纳短款等差错事故，共损失一百二十七万元。人民银行不完全材料统计，共发生贪污盗窃案件二千零五十起，贪污被盗金额四十万五千元。

    上述问题，经过检查揭发，引起了被检查单位的警惕，重视了物资供应、仓储保管、财务管理工作，推动主管部门处理了许多积压的资财和将要损坏的粮食，挽救了损失，加强了管理工作，建立与健全了一些制度。据纺织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重工业等部门所属四十四个单位统计，经监察室审核财务、材料、供应计划，建议削减了计划中不切合实际的部分达一千零九十八万元，增加了必要的部分十三万九千余元。建筑工程部东北建筑工程局七个监察室推动业务部门处理了积压物资二百九十万元。据河北、福建、河南、上海等二十七个省、市监察机关的报告统计，共挽救了危险粮三十六亿九千多万斤。

    （二）推行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一九五四年已在铁道部各管理局普遍推广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并在重工业、第一机械工业、第二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燃料工业、建筑、交通、商业、粮食等系统的二十四个企业单位内试行。这些推广和试行的单位，在上级监察机关和主管部门的积极协助下，多半是经过首先深入企业了解情况，边做边学积累经验并制定规章，训练干部，充实组织，广泛宣传这一经验的优越性等准备工作后，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先后开始的。

    这些推广和试行的单位，都采取“先易后难，边做边学”的办法，从检查财务工作入手，有重点地对现金的开支、合同的签订、耗损报废的注销以及对某些单位的生产财务计划的制定，进行了事先审核；同时，有重点地对生产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现金、商品、材料等的保管、统计、使用，进行了事后检查；个别单位已作到了对生产财务决算报告的分析。推广和试行较早的单位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成效。

    铁道部监察局所属单位自推广这一经验以来，通过事先审核与事后检查，共揭发损失、浪费、不合理开支及少收、漏收七百三十万元，无计划超计划支出八十三万元。揭发账外材料、物资浮多及黑金库二百零八万六千元。经过审核与处理，防止和挽回了损失二百五十三万元，防止超计划、无计划开支五十一万元。其中通过事先审核各项单据文件（包括合同），停止支付的单据有一万四千八百件，金额为二百六十四万元。通过事后检查还发出一千五百余件建议信，企业管理机关根据这些建议，采取了措施，发出有关纠正缺点改进工作的命令和指示四百九十余件。例如：吉林铁路总监察对该铁路管理局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财务计划进行了事先审核，削减了不合理的支出九十余万元。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根据建议信，建立了不满轴列车统计分析制度，第三季度发出不满轴列车比第二季度减少了三分之一。

    其他试办单位，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天津第二棉纺厂一九五五年财务收支、技术措施、大修理与基本建设计划，经监察人员审核后，削减了流动资金和取消不合理工程项目等，共节省了资金四十七万元。牡丹江百货商店对物品耗损注销实行事先审核以后，建立了责任制，工作人员责任心普遍加强，耗损率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

    实行这一经验的结果证明：就发挥监察工作的作用方面来说，有很大的优点。由于它对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进行监督与检查，这就抓住了企业的关键问题；由于它在监察方法上是进行事先与事后的监督与检查，这就使监察工作更加严密有力；由于它实行垂直领导，这就避免了业务单位的影响和限制，能够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就对加强企业管理工作方面来说，也有很大优点。主要的表现在：能够有力地监督企业部门贯彻国家政策法令，正确地执行国家计划，合理使用国家资财，防止损失浪费，加强企业计划的准确性，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纪律观念。

    （三）处理人民检举控告和惩戒工作。一年来，监察机关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上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改进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各级人民监察机关自行查处和交有关部门查处结案的各种案件三十一万六千余件。对错误较小的给以批评教育，予以纠正；对错误严重的，根据错误情节给予适当的处分。对已改正了错误的受处分人员经审理撤销处分。这对维护国家纪律，教育干部，提高责任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培养训练干部。监察部和一些企业部门监察室，为了推广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举办了专门训练班，训练了一些干部。还有不少的监察机关，遵照中监委所发的加强在职干部业务学习的指示，制定了学习计划，开展了在职干部业务学习，并自己举办或委托别的机关代办了短期训练班或业务讲座，这对于监察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与中长铁路监察经验的推广上，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中，各级监察机关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一）在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作风还没有认真克服。对下级监察机关的工作，检查的少，情况了解不够，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双重领导的分工不明确，给下级监察机关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对监察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不够。对被监督部门的情况很少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能及时地发现和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一些人民检举控告案件不认真负责的检查处理，层层照转，拖延积压；对工作中许多新的经验不能有系统地总结；对所发现的问题不及时向上级反映；不善于利用检查揭发的材料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二）有些监察人员对监察工作的目的认识不够，不了解监察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被监督部门纠正缺点，避免错误，以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正确执行，保证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主观片面和形式主义偏向。有的只注意形式上的监督检查，不注意实际效果。检查工作的次数和发现的问题不少，但不重视提高检查质量，有些问题检查的不深不透不好处理或处理的不彻底不及时，甚至拖延积压，时过境迁不能处理；有的只注意揭发问题，不注意处理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作了检查与处理，但不注意复查改进情况，甚至有的对业务部门的缺点和错误，不积极地揭发和诚恳地帮助其改正，而是听任其发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推广和试办中长铁路监察工作经验中，有的不认识这一经验的完整性，而片面地认为这一经验主要是检查财务，堵塞财务上的漏洞，不注意去了解和检查生产上的问题；还有的以为事先审核是这一经验的主要形式，而孤立地审核单据，放松了事后检查。在事先审核中，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影响监督检查主要问题。

    （三）有些监察人员对不良倾向缺乏警惕，熟视无睹。有些监察人员思想不健康，计较个人得失。有的对负责人员的缺点错误的揭发处理，顾虑多端，怕打击报复，不敢揭发，不敢处理。有的错误地认为监察工作是得罪人的工作，揭发批评不尖锐，处理问题不严肃，得过且过，一团和气。另外，有个别监察人员对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揭发、不处理，姑息迁就，甚至于包庇。

    此外，还必须指出，监察工作面宽，业务复杂，机构设置的很多，每一单位人员很少，力量分散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加之干部缺乏生产财务知识，也增加了我们工作中不少的困难，这些缺点和困难今后必须设法加以纠正和克服。







加强工矿交通运输部门党的监察工作(1956.05.05)
  (1956.05.05)

　　加强工矿交通运输部门党的监察工作

    随着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工业建设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工矿、交通运输部门都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在为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为了充分发挥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组织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注意消除一切不利于发挥党组织作用的因素。因此，加强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的监察工作，严肃党的纪律，反对和制止某些党组织和党员在工业建设中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生产的现象，就有着十分迫切的意义。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所有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党组织都注意了党的监察工作。有些工矿、交通运输部门，至今还没有建立党的监察机构；有些工矿、交通运输部门虽然建立了党的监察机构，但是没有配备专职干部；有些虽然配备了干部，但是所配备的干部的质量太低，或者有不少干部还要兼作其他工作，不能专用。结果，有些党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因此，许多严重违反党纪、危害生产的问题，不能及时地受到检查和处理，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

    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的监察工作不能普遍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些单位的党委对党的监察工作的重要作用还缺乏深刻了解，他们认为“这项工作简单”；还有人认为国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既是社会主义企业，阶级斗争反映不到企业中来，更反映不到企业党组织中来，党的监察工作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因此，他们不把党的监察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对开展监察工作、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也不给以积极的支持和指导。他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忽视党的纪律、削弱党的监察工作的观点。他们忘记了：第一、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种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也还是要继续存在的；第二、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并不随阶级的消灭而迅速消灭，在目前，由于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他们的思想影响更加不能忽视；第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国内少数反动分子也正在千方百计地对革命事业进行各种破坏，而工矿、交通运输部门和这些部门中的党组织正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反革命分子正用各种办法勾引党员做坏事，或者假装进步分子混入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能说党的监察工作可有可无吗？不错，在工业建设中，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都是积极努力领导职工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但是，绝不能忽视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中，也发生了不少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危害生产的事件，出现了一些坏人坏事。有的党员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奖金，不惜假报生产成绩，隐瞒错误，欺骗党和国家。有的党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漠视工人的疾苦和安全，致使生产事故不断发生，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拒绝党的监督，甚至将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当做个人的“独立王国”，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有的党员右倾麻痹，引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甚至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被群众检举以后，还包庇他们。此外，腐化堕落、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时常在某些党员中发生。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正腐蚀着一些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的机体和战斗力，障碍着国家计划的顺利实现。这种严重情况说明，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一定要建立党的监察工作，而且一定要加强。

    党的监察工作人员的右倾思想，是一些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的监察工作不能普遍开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右倾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些监察工作人员不敢向违反党的纪律、危害生产的坏人坏事进行斗争。这些工作人员有很多顾虑，很多“怕”。怕什么呢？有人怕开展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会影响生产”。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任何坏人坏事都是危害生产的，越不反对，就越危害生产；只有向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才能扫除正常进行生产的障碍。有人怕向坏人坏事作了斗争“会受到打击报复”。是的，向坏人坏事作斗争，可能会受到坏人的打击报复。但是，如果党的监察工作人员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而放弃斗争，这不但是一种失职的表现，而且正为坏人所欢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党和广大群众一定会给以支持。有了党和群众的支持，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呢？党的监察工作人员要有足够的勇气来制止任何打击报复行为，战胜任何打击报复行为。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中，党的监察工作人员必须抛弃一切个人的打算。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保障工业建设顺利进行。

    开展和加强工矿、交通运输部门党的监察工作的关键，首先在于党委重视这一工作。这就是说，党委不但要迅速地把党的监察机构建立、健全起来，按照规定的期限配齐专职干部，而且要经常听取监察委员会的汇报，研究分析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党组织、党员在各个时期的违反党纪的错误倾向，具体指导监察工作人员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工矿、交通运输部门中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在党委统一规划下，制定自己的工作规划，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它们特别要选择那些严重违反党纪、危害生产的典型案件，在党委具体领导下，大张旗鼓地予以处理。只有这样，工矿、交通运输部门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才能很快地开展。

    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时候，党的监察委员会还必须紧密地依靠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发挥广大党员和职工群众反对坏人坏事的积极性。这样，党的监察委员会就能够从群众中取得无限力量，并且能够展开群众性的监察工作。党的监察工作人员还必须经常深入车间，了解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案件，既不要在坏人坏事的面前退让，也不要冤枉好人；对犯错误的人的处分要严肃认真、恰如其分。一切党的监察工作人员，都应当正确地坚定地向一切妨碍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争取提早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