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  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党籍(1953.01.23)
  (1953.01.23)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

    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党籍

    【本报讯】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共产党员），压制群众批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检查组，深入进行检查的结果，完全证明了黄逸峰等反党的罪恶（事实经过见今日本报第三版）。本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处分的决定”，予黄逸峰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华东行政委员会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与黄逸峰共同作恶的有关人员，也受到党纪处分。以下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全文：

    一、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的决定

    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该部中共党组书记并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该校学生薛承凤化名所写“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一文后，并未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中真实的合理的部分，用以改进学校工作，相反的，却表示气愤，在该校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上，情绪激动地污蔑投稿者为“破坏分子”，公然声称已去追查投稿人，并指使学校领导干部通过党、政、工、团组织，鼓动一部分师生员工出面要求人民日报更正，以此来抗议并反击党报的批评，随后，又通过该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蒋震虹盗用学校支部名义给人民日报去信，诈称学校支部同意职工及学生的声明，以骗取人民日报的信任。对写稿者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一再不批准开除薛承凤学籍后，仍坚持己见，违抗上级指示，召开思想改造大会，违犯思想改造的方针，擅自组织群众对写稿者控诉斗争，迫令薛写退学申请书，并两次以学校名义写信告薛的家长，诈称薛的“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要其将薛领回，以期达到将薛撵走的目的，表现了对投稿者阴险报复的两面手段。在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检查组前往该校检查及处理此一事件过程中，黄逸峰则表现了瞒上欺下拒抗检查、对党极不忠诚的恶劣品质，初则布置所谓“统一认识”，多方掩盖错误真相，党为了教育黄逸峰曾多次召集会议及对其进行个别谈话，但黄却在会议上公然打击揭发其错误事实的同志，以被检查者身份，狂妄地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污蔑党的检查影响了学校的工作，最后在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仍一再到处强词夺理叫嚣狡辩，推卸责任，毫无悔改之意。以上错误，证明黄逸峰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并非遵照中央指示“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相反地却采取了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恶劣态度，以致在学校中窒息了由下而上的批评，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党检查处理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瞒上欺下、目无组织、对党极不忠实的错误。另经检查证实，黄逸峰这种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反党恶行，已不止一次，如在三反运动中，黄对勇于公开揭发华东交通部三反运动不彻底的李学民、李利民等同志，即曾藉该部中共党组扩大会议予以打击报复，蛮横地叱责李等是破坏他的“名誉”，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非法地撤销李学民同志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共党代表会议代表资格，这些事实，都充分地暴露了黄逸峰的本质极为恶劣，并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并教育全党，特决定给予黄逸峰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二、对其他有关领导人员的处分决定

    （一）蒋震虹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青年团总分支书记，现任华东交通部人事处人事科副科长。学校方面对投稿人薛承凤一系列的错误措施，蒋均亲身参加布置，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此次蒋被黄逸峰指派参加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组为组员，不仅不主动据实反映情况，且阻止其他同志将有关材料交与检查组；并将检查组已得到的黄逸峰在该校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假装阅读，带往另室秘密撕毁，当时虽经检查组发觉向其质问，并有该校其他同志据实指责，竟然态度狂妄，矢口抵赖，直到十多天后核对材料时始勉强承认。以上各点，均严重的违犯了党的纪律与检查工作纪律，经过党的多次教育，直至做了结论，蒋震虹同志仍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虚心进行检讨，并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推卸责任，表现对党极不忠实，但考虑到其所犯错误主要是在黄逸峰的错误领导下产生的，其本人政治认识比较幼稚；为了给予最后考验的机会，特决定从宽给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二）印建强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教导副主任，系该校党员中行政职务最高者，该校对薛承凤事件的一系列错误措施，印不仅未曾坚持正确立场，反而无原则地参与其事，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其错误行为，也是严重的，但在党的屡次启发教育之下，尚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积极反映情况，帮助检查组进行工作，特决定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三）鲁训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人事工作人员（属蒋震虹同志领导），党内为支部书记，亦无原则地参与压制投稿人的行动，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其错误亦是严重的，但他在党的帮助教育之下，尚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特决定从宽给予党内当众劝告的处分。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  撤销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1953.01.23)
  (1953.01.23)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

    撤销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十五日发出关于撤销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以黄逸峰为书记的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在该部所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发生以黄逸峰为首的压制学生批评打击投稿人的事件中，不仅没有坚持党的原则，向黄逸峰展开斗争，纠正其错误，相反地，却支持这种错误。在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理此案过程中，该党组不仅未能积极地，正确地帮助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暴露黄逸峰的犯法行为，却继续在黄逸峰操纵下，欺上压下，互相包庇，混淆是非，与党对抗，严重地违反党的组织纪律。

    另据华东交通部党员李学民、李利民两同志控告，并经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证实：“三反”运动中，该两同志被选为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党代表会议代表，因为他们在会议上敢于揭发交通部领导上在“三反”运动中检讨不彻底的真实情况，该部党组亦曾在黄逸峰的操纵下，召开党组会议，对他们肆行打击，蛮横地叱责他们在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破坏黄逸峰的名誉”，“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撤销了李学民、李利民两同志的党代表资格。

    以上事实证明，该部党组不仅已经完全丧失了“……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的作用，而且在实质上已堕落变质成为黄逸峰个人反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打击报复同志的御用工具。为了保持党的组织的高度纯洁性和战斗性，除由华东局对原该部党组组员分别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必要处分外，特根据党章第十章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将该部党组予以撤销，并另行成立该部临时党组，执行党的任务。







黄逸峰等压制批评、欺骗组织的事实经过(1953.01.23)
解放日报编辑部  (1953.01.23)

   黄逸峰等压制批评、欺骗组织的事实经过

    解放日报编辑部

    中共中央华东局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检查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学生薛承凤控告该校领导人员压制批评的事件。从检查与处理该事件中证明：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对党极不忠诚老实，欺骗组织，目无法纪，以一系列的错误措施，打击、报复批评者。甚至堕落到欺骗群众，鼓动学生联名写信要求人民日报“检讨”登载学生的批评信是错误的，应予“更正”；当华东局对此进行检查时，黄逸峰又坚持错误，多方隐瞒、掩盖真情实况，抗拒党的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严明党纪，坚决反对这类反党的罪恶行为，已决定开除黄逸峰的党籍，并建议华东行政委员会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参与此项压制批评事件的其他有关人员，亦已受到党纪的处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一文，署名为该校“一群学生”，实系该校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所写。该稿批评该校在教学、学制、设备以及建设开支等方面的缺点，并提出若干改进的建议。其中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要求太高之处，并有个别情节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动机是为了改善学校状况，并且大部分内容也是有根据的。

    这封批评信指出了六件事实，大部分都有根据。第一是年制分科混乱，该校干部现在也认为年制复杂，教、学都有困难。在院系调整中该校二年制并入了交通大学就是为了减少混乱。第二是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当时该校的确没有图书馆，只有阅览室，书籍很少；实习工场虽有土木、锻工两个，而翻砂、焊工、机械等都没有工场。第三是铺张浪费现象。在和当时学生的情况比较之下，学校的请客等等是铺张了的。盖大礼堂虽然没有化二十亿，但该校学生会的黑板报上的确是这样公布过的，薛承凤是照黑板报写的。第四是很多教员用英语讲课，学生听不懂。虽然没有全部用英语的，但的确常常用英语解释专门名词，使学生听不懂。第五是学生退学转学没有人过问。据查确有一个学生没有办退学手续，也有些是在离校后才补办手续的。第六是没有订爱国公约。当薛承凤写信的时候，的确没有订爱国公约，后来才订了。

    这一批评是应该受到欢迎和郑重处理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的报告中说过：“有时候人们责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说批评有时候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确。……这是危险的错误。……即令批评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这种批评也应该欢迎，细心地倾听，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但该校领导人黄逸峰等对此项批评，却不是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正确态度，不是虚心地吸取批评中的合理部分，以积极态度来改善学校工作。他们十分痛恨和仇视这一自下而上的批评，强调这一批评不符合事实，并以“对学校起了不良影响”等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行动来打击、报复批评者。在该稿刊出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八日，该校首先召开了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会前该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青年团总分支书记蒋震虹先召开团支部书记会议，宣称“今晚由黄校长（黄逸峰）来校报告关于人民日报登载我校稿件的情况”，并具体布置由班级中团支部派代表表示态度，对这“不正确”的报道进行批判，煽动同学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当晚黄逸峰和公路局局长程飞白（交通部党组组员）都参加了会议。在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上，黄逸峰的报告整个精神是对投稿者表示气愤，如说：“这个学生真的到交大，我们欢迎。”“这是破坏分子。”当有人建议追查时，黄说：“已经去查了”，并号召投稿者坦白检讨。此外事先布置的和因受蒙蔽而讲话的代表，也一致斥责写稿者为“破坏校誉”，“诽谤学校”，“破坏分子”。

    在上述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前，黄逸峰曾布置以师、生、员、工出面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并将此事在学生中展开讨论。在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以后半个多月内，青年团、学生会、工会和各班级学生中，又开了一连串的会议，目的是“批判”该稿的内容，并鼓动一部分学生、职工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在学生会执委中的团员会议上，教导副主任印建强（党支部委员）曾号召学生“自己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是学生自己的事”。会议要求：“团员在班、级中要站稳立场”，“团支部书记要发动团员写稿支援黑板报，对人民日报的稿件进行批判”。学生会并布置追查投稿人，要求将原稿找回来考察追究，在各班级中号召投稿者自动坦白检讨。该校领导人员采取这些恶劣措施，混淆了事实的真象，在干部与群众中，散布了各种错误认识。如说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这一批评是“捏造事实”，“完全错误”，“破坏性污蔑性的”，“破坏校誉”，“诽谤学校”，“这是破坏分子、捣乱分子搞的，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为了弄垮学校而到交大”等等。有些学生并要求人民日报检讨这一

    “荒谬报道”。学生的联名更正信，是经交通部审查后发出的，信中说：“这是个别人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不正派的、不利于我们学校的破坏手段。”在学生会召集的通过更正信的大会上，各班级都有代表斥责写稿者。职工的联名更正信中说：“该函报道内容，与我校真实情况完全不合。”“所举各节有意歪曲事实，希图达到少数自私者的目的。”该校行政和党、团的负责人都以工会会员身份参加签名，交通部和所属机关在学校兼课的干部，包括党员——公路局局长程飞白、副局长桂挹清、交通部秘书处副处长张威、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程健恒等人在内，也有近三十人参加签名。对一部分认为批评尚有符合事实之处的团员，则由蒋震虹召开了所谓“部分落后团员会议”来“训诫”。蒋在会上曾说：“这报道只要我们稍有正义感，我们

    一定会知道这都是完全错误的”，“团员对此报道应有的态度，是与其作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说来是个敌人，我们要敌我分清。”后来人民日报在接到“更正信”后来信征求党支部的意见。蒋震虹就把支部回信送交通部秘书处处长方弈生修改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由蒋震虹交支部书记鲁训看后代盖鲁训私章发出。该信主要是说明学校初办，简陋难免，今后要逐渐改进，表示同意学生会及职工会的“更正信”。所有上述给人民日报的“更正信”和“证明信”中，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而是强调困难，强调成绩，强调批评不符事实，说投稿者动机不纯。

    本来薛承凤对人民日报的投稿和通讯是完全合法的，按照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报社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也是正当的。可是黄逸峰等人却非要追查投书者的姓名不可，为此他们竟敢违反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条关于保护人民通讯自由的规定。去年二月人民日报给写稿者去了信，当即由蒋震虹截去送往交通部。蒋回校后告诉鲁训：限几天内查出是谁写的稿。随后，蒋震虹与鲁训便布置了专人进行侦察，发现该信为薛承凤取去。三月间，薛承凤不得不向教导副主任印建强承认了给人民日报的稿子是他写的。印警告薛说：“你要检讨，不检讨改正就可能开除。”继蒋震虹任青年团总分支书记、行政上为辅导组长的张兴福（党员）也向薛说：“报道学校情况必须经校长批准。”

    此后，黄逸峰等人对薛承凤勇于进行批评，勇于向上级机关反映意见的正确行动，十分痛恨，蓄意报复。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该校召开思想改造大会，事先选择了三类典型，就把薛和另一学生列入

    “恶劣”的一类，企图通过此一会议，鼓动群众检举控诉，说明薛不可改造，以群众要求的方式将他开除。会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曾一再拒绝批准将薛开除，也不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对薛等两人进行斗争。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曾以电话指示蒋震虹，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开会。当印建强、蒋震虹向黄逸峰汇报了教育部不同意开除薛也不同意开这样的会以后，黄起先说：“不开就不开”，后来又说

    “开吧，只要不打起来就没有问题”，擅自决定开会。当时黄并指使对此会“要好好布置一下”。于是蒋震虹就召开小型会议进行具体布置，并拟定了详细提纲和口号，以至什么时候叫口号几分钟，对哪个人叫什么口号，都有规定。对薛的“斗争”，也规定了什么时候大家提条子要求开除他，要斗争到黄逸峰出来“讲情”后才许他下台。当会议上指名薛上台坦白检讨时，薛曾逃出会场，后被找回并被迫检讨了给人民日报写稿问题，说是“主要是对学校不满，自私自利，想到交通大学，破坏学校”等等。这时事先布置的学生就高呼“破坏校誉，诽谤学校”、“开除学籍”等口号，并上台检举控诉。于是黄逸峰出场讲话，虚伪地表示要继续“改造”他。

    这次会后，薛在学生中已陷孤立境地。他曾说：

    “既然要开除我，我退学好了。”于是蒋震虹就要他写申请书自动退学。但薛并不愿离校。在四、五两月份，黄逸峰曾以学校名义签发两次给薛的家长的信，诈称薛“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请来将其领回，或来信委托该校请福建交通厅派人伴送回籍，企图这样来把薛撵走。

    薛承凤在该校受到如此打击后，就写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将薛原信转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后，华东局负责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当即指示由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主持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该校检查。黄逸峰得知此事后，不仅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协助党进行检查，反而决心隐瞒真情实况，采取了欺骗党的卑劣手段。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检查组将去检查前，黄逸峰就连忙打电话找该校秘书长林建略（非党员），因林不在由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鲁训代接，黄告诉鲁训说：“检查组要去，你们认识要取得一致。”随后又派交通部人事处代理处长白长洲（党员）到该校布置。白对林建略、周迈（党员，该校教导处副主任，一九五二年四月才到校工作，七月后任该校党组副书记）等说：“黄部长认为这件事不是小问题，你们不要马虎，不要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于是白、林就要开会布置“统一认识”，只因周迈反对和检查组已到校才作罢。此后，黄逸峰又进行了一系列威胁、欺骗的活动。如印建强曾把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的记录带去向黄请示，黄表示这个记录不必给检查组。因而，在检查开始时，许多干部增加了顾虑，不敢积极反映真实情况。而由黄逸峰指定参加检查组工作的原该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蒋震虹，也借黄逸峰之势，狂妄放肆地抗拒和破坏党的检查，自始至终不向检查组老实交代，也不愿将有关的重要材料如思想改造大会的具体布置提纲和口号等，交给检查组。一个学生有一份记录思想改造大会的笔记本，张兴福要拿给检查组参考，蒋即加以阻止。对青年团积极分子会议的记录，蒋告鲁训说：“没有经过黄部长，不能给他们。”之后检查组通过周迈同志要到了这个记录，蒋又假作阅读，拿到另室卑劣地将黄逸峰报告和蒋本人讲话记录撕掉（共二页）。当时虽经检查组发觉向其质问，并有周迈同志据实指责，蒋还矢口抵赖，直到十多天后核对材料时，始勉强承认材料是她撕的。但在她写的检讨报告中，仍狡辩说：“记录未经讲话人看过”，“怕检查组断章取义”。

    最后，经过党在该校党员、群众中一再地耐心启发教育，经过检查组深入的调查，反复的研究核对，与有关人员的座谈、讨论，又由于该校有些党员能站稳党的立场，认识了黄逸峰错误的严重性质，积极向党反映了很多真实情况，因而经过三个多月，终于弄清了事件真相，证明了黄逸峰等人在对待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学生薛承凤的批评问题上，有严重的罪恶行为。但黄逸峰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仍然态度狂妄，强词夺理，玩弄手段向党对抗，完全暴露了他是一个反党的坏分子。为了执行党的纪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坏分子，反对压制批评的反党思想和反党行为，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黄逸峰的党籍，并建议华东行政委员会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决定给蒋震虹同志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给印建强同志以当众警告的处分；给鲁训同志以当众劝告的处分，并决定公布此一事件的处理经过，以教育全体党员。 







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1953.01.23)
  (1953.01.23)

   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从来是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前进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第五条教导我们：如果党因被成功所薰醉而开始骄傲起来，害怕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党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末，党就是不可被战胜的；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末，党就会不免于灭亡。正因为这样，党必须经常保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发展，并且像马林科夫同志所说的那样，“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和对批评者实行迫害和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也正因为这样，苏联共产党新党章关于党员的义务规定：“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并努力加以消灭，反对表面成绩，反对满足于工作中的成就。压制批评是严重的恶行。凡是窒息批评、以歌功颂德代替批评的人，都不能留在党的队伍里。”“向党的领导机关直至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不管报告牵涉到什么人。党员无权隐瞒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和不过问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不正确行动。凡是妨碍党员履行这项义务的人应作为违背党的意志的人而予以严惩。”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常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在“组织起来”的演说中，毛泽东同志着重地指出：“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与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纯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党员标准中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谁如果是一个有了严重的错误而不能改正、并居功骄傲、自高自大、坚持错误的人，谁就不能作共产党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我们党曾在历年的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三反”运动中，在检查工作和处理人民来信的过程中，在一九五○年四月以来执行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的过程中，努力地揭露和批评了许多党员特别是领导党员的缺点和错误，使这些党员和全党得到了教育，使工作得到了改进，而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和纠正错误，害怕批评和压制批评的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党就当作死敌而进行了严肃无情的斗争。例如在一九五二年，党对于刘青山等贪污蜕化行为的斗争，对于周季方等诬陷纪凯夫的事件所作的斗争，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很明显，党清除了这些坏分子，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党和广大的党员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这样的斗争无疑地是非常剧烈的。然而，这是不是就可以使每个人都得到了教训呢？很可惜，并不是这样。不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导，不但党中央关于开展和保障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决议和指示，在有些老爷们是置若罔闻，甚至就在“三反”和整党的斗争中间，只要党的斗争的锋芒没有直接触及他们本人的时候，他们总是无动于中、依然故我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黄逸峰就是这些老爷中间的一个。

    黄逸峰在他所主持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中，以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实行家长式的管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该校学生薛承凤批评学校教学、学制等方面的混乱现象和学校开支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并提出改进建议的匿名信。黄逸峰完全违反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不但毫不检讨，反而召集一连串的群众会议，煽动学生和职工起来追查和“斗争”写信的人。黄逸峰既然如此疯狂地压制正当批评，他就已经把自己放在党的死敌的地位。但是党的死敌照例是不会走到这一步就停止的。他既然坚决不承认党所规定的原则、秩序和纪律，而他又是一个“领导者”，他就必然贯彻自己的反党的原则、秩序和纪律，他就必然要进一步和党对抗。因此，他就煽动群众去污蔑党报和欺骗党报，剥夺批评者和党报直接通信、秘密通信的自由，他就抗拒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华东教育部阻止开会斗争薛承凤的指示，他就要擅自开除薛承凤，他就抗拒和破坏华东局检查组的检查。在这里，黄逸峰就完全走到反党的路上去了，他已经丧失了当作共产党员的条件。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了他的党籍，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黄逸峰事件暴露了我们党内一部分党员的三个问题。第一，国民党作风还在一部分党员中间有不小的影响。国民党的统治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它的精神影响是不会同时死掉的，它还要遗留很久，继续毒害人心。因此，我们在肃清隐蔽的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必须要用不疲倦的努力来坚决无情地肃清反革命统治的这种精神影响，肃清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第二，在一部分担负领导职务（从村长、民兵小队长起）的党员还有一种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做独立王国而为所欲为、反抗党的领导和分裂党的极端危险的倾向。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他们把由他们领导的党员、团员和群众认为自己的臣民，把由他们管理的国家财产当作自己的私产，他们以为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对他们都不适用。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彻底解散这一切独立王国，保证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第三，这一部分领导干部还有一种荒谬的设想，他们以为党终于要向他们妥协和屈服，和他们成立谅解，不再去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是有地位有历史的党员，不能不另眼相看。确实有过一些党的组织曾经这样对待那些犯错误的人（例如河北省委在对待刘青山、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上就曾经如此），这就更鼓起了他们的勇气。但是党不但必须彻底消灭他们的这种“误解”，而且必须彻底消灭其他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历史和地位并不是这么一种银行存款和保险柜，可以使任何人有为非作歹的自由；相反，一个人如果爱护自己的历史和地位，他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起向党和国家要求这种他所永远不需要的“自由”，而党和国家也永远不会给任何人以这种“自由”。

    但是我们还必须从黄逸峰事件中得到更多的教训。这个事件警告我们：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和群众的民主生活，还必须极大地加强。现在这种民主生活在许多地方还是不正常的，许多混进党里来的恶霸分子还能够假借党的名义，横行霸道，强奸民意。这个事件警告我们：党的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原则，和党的纪律原则，还必须认真贯彻。现在这些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以致那些违反党的原则的坏分子，还能够无法无天，吓唬群众，俘掳群众。这个事件警告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还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还十分薄弱，关于党的基本原理、党章、党的纪律和民主、党的政策和党的决议的教育还十分薄弱。应该教育所有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党必须不是国家机关的附属品，党的组织必须不是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和行政负责人的附属品，它必须对所有党员按党的原则进行教育、监督和管理，保证他们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的纪律和党中央的决议，尊重党报的批评和群众的批评，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为群众服务而不是压制群众。这个事件又教训我们：党对于干部的了解、对下级党的组织生活状况的了解还十分不够，以致像黄逸峰这样的人竟能够身居要职，以致像他这样为非作歹的事件和许多同类事件，竟没有迅速地被发现和受到处理。党还很容易受黄逸峰之流的蒙蔽，只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某些成绩而加以轻易的信任，轻于听信和满足于他们的片面的报告，连本报的编辑部也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由于轻信他们的“证明”而发表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显然是伪造事实的答复。我们只有充分接受教训，才能把我们的工作作得更好；而整个中国共产党，依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的党和非党的积极分子热烈的支持，毫无疑问，是一定可以战胜任何黄逸峰之流的抵抗，而把工作作得更好的。

    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党的报纸、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机关、青年团和学生会的组织，都要因为黄逸峰事件的教训而改进自己的工作。所有正在学习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党组织，正在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进行整党的党组织，都要在学习过程中，联系黄逸峰事件而检查本身的状况，对于改善党内和党外的民主生活，对于改善党内的开展批评的教育和严守纪律的教育，对于改善党的思想工作和干部工作，得出必要的结论。类似黄逸峰的人也要由此吸取教训。他们要知道：党是把压制批评的人当作死敌的，如果他们不坚决改正错误，党是决不会宽容他们的。我们的党对于犯错误的人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是有限度的；对于那些在当前工作中犯有严重罪恶，以及在历史上屡犯错误而屡教不改的不可救药的分子，党一定要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以保持党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全国人民也要由黄逸峰事件中吸取教训：决不要害怕假借党的名义的坏分子的打击和报复，也不要被他们的谎言所欺骗；黑暗的现象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在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的支持之下，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都应该英勇地、无所顾忌地对一切压制批评、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人民民主的中国是毛泽东的时代，是坚持真理正义的人得到胜利的时代。我们应该团结

    一致，积极努力来铲除旧时代一切毒害的遗留，只有这样，我们的伟大的国家才能顺利地前进，我们的伟大的国家建设计划的实现才能得到保证。







黄逸峰一贯反党的严重行为继续被揭发(1953.02.21)
  (1953.02.21)

   黄逸峰一贯反党的严重行为继续被揭发

    编者按：华东交通部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的干部，继续揭发了黄逸峰的反党行为，其中，最严重的是他一贯抗拒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把干部当作“私有财产”，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当做“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又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和一切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向党闹独立性的分散主义的错误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认为，目前在全国各部门、各地区都应该从黄逸峰事件中吸取更多的教训，严肃地检查工作，坚决防止与纠正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的正确决定以后，华东交通部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的干部继续揭发了黄逸峰反党的严重行为，特别是进一步揭露了黄逸峰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而为所欲为，任意滥用干部，反抗党和政府领导的行为。

    几年来，黄逸峰严重地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任意滥用私人，把干部当作自己的私产。他除了号召机关干部介绍私人到华东交通部来工作外，自己介绍到华东交通部工作的私人遍于各单位。这些人大多是他的老朋友、老部下、乡亲、学生等。对其中一些历史复杂、政治面目不清、品质不良的人，黄逸峰也一概重用，甚至越级提拔。凡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或会吹牛拍马、阿谀逢迎的人，黄逸峰都认为是好干部；反之，能坚持原则的则是“坏”干部。黄逸峰对干部有三种手段：“打”、“拉”、“赶”。对批评他的干部加以打击；对他认为可利用的干部则用一切办法拉拢；对受了打击后还不“老实”的干部则想法“赶”出华东交通部去。黄逸峰把干部当作自己的私产，认为自己的“私产”越多，自己“官”就越大。他常常把华东交通部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一两千人的事情引为他个人的光荣，说这是他的“一大成绩”。因此，他认为谁也不能动他的干部。例如一九五二年八月，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要从华东交通部调十名土木工程人员到鞍山钢铁公司去参加基本建设工作，黄逸峰就坚持不调。又如同年秋天，政务院向原华东军政委员会抽调三十名土木工程人员去西南修建公路。华东人事部要交通部考虑抽调。黄逸峰不同意调，还埋怨华东交通部人事处副处长孙良不应该把工程人员统计数字报告中央交通部。他对孙良大发脾气，说：“孙良！你有华东人事部这个爸爸还不行吗？为什么又找中央交通部人事司这个爸爸！”最后，他知道不调不行，又指示山东省交通厅调技术水平较低的人员给中央。黄逸峰为了隐瞒技术人员的数目，免得被抽调，就把华东交通部到学校兼课的工程人员统计到学校教员中去。

    黄逸峰一贯狂妄自大、居功自傲、目无组织、不守纪律，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一九五二年九月，黄逸峰曾来北京参加中央交通部召开的全国公路运输会议。会上，中央交通部首长对于联运工作和汽车运输工作作了新的指示，会议对于公路运输工作也作了新的决议，同去开会的人都认为这些指示和决议非常重要，回去后要求黄逸峰认真传达。但是黄竟狂妄地认为：“联运工作总结部分都是根据华东的报告作的，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关于汽车运输总结部分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擅自决定不开会传达。这样，全国公路运输会议的精神在华东就没有能很好地贯彻下去，各省、区交通部门仍然根据旧的方针进行工作，违背了中央的精神。黄逸峰还多次公开地违抗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例如一九五一年下半年，中央交通部召开统计会议，决定“凡各级交通行政机关及专业企业中尚无专责的交通统计机构者，应即从事建立。”“于各基层单位之内，积极准备普遍建立基层统计单位或统计人员。”黄逸峰竟擅自将决议中的“普遍建立”的原则，改为“重点的建立或健全机构”、“首先应以企业部门为主”。这就完全不符合于中央的要求。黄逸峰甚至连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同志也看不起。如中央交通部曾为组织机构和联运方针等问题来电报征询他的意见。他对中央交通部提出来的意见不满，还污蔑中央交通部的负责同志为“没主见的人”。黄逸峰曾几次到中央交通部谈问题，如遇中央交通部没有立即同意时，他就背后发牢骚。又如上海刚解放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为了保证供应上海市人民对燃煤和粮食的迫切需要，曾作出决定，要求上海铁路管理局保证完成粮、煤的运输任务。但是，当时身为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的黄逸峰却在铁路党委会上公开反对华东局的正确决定，并说：要运煤粮，必须拿钱来。他甚至还用谩骂的口吻对待上级和一些负责同志。他傲慢地在会上拒绝批评，坚持错误，用种种藉口阻碍上海人民迫切需要的煤和粮的运输。“三反”运动后精简机构时，上级规定华东交通部的编制是三百人，实际交通部的人数超过很多。黄逸峰就采取行政单位与交通部所属的企业单位合署办公的办法，要企业单位负担一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的开支。这样就无形中加重了企业单位的负担，减少了国家收入，完全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精简机构的精神。直到现在华东交通部行政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百多人的薪金是在企业单位中开支的。

    黄逸峰经常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他常吹嘘说：

    “我在东北时办了铁路学院，上海铁路局的干部大部是我黄逸峰培养出来的。”甚至就在纪念党成立的三十一周年的大会上，他也卑劣地宣扬自己的所谓“光荣历史”。实际上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就脱离了革命，到抗日战争高潮时才又重新混入党内的。黄逸峰的另一恶劣作风，是沽名钓誉，招摇撞骗。例如上海刚解放时，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通知：上海铁路管理局上海地区的员工每人可借支二千元；但黄逸峰却在局里发的通知中，勾掉“奉华东财委通知”等字，而以个人名义发表，表示他个人对职工生活的照顾，以此来讨好职工。

    黄逸峰压制批评、违反党纪的行为被揭发后，他仍毫不悔悟，坚持错误，硬说“我没有错误”。当华东局决定在党报上公布他压制批评的错误时，他在办公室里还生气地说：“他们（指华东局）想把我在全国搞臭，使我见不得人。”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交通部总支党员大会揭发批判黄逸峰反党罪行时，他看到过去自己的“亲信”也揭穿了他一再对党不忠实的内幕后，才面红耳赤地缩下头去。大会第二天，大会主席接受大家的意见要黄逸峰到台上表示态度，黄逸峰虽然表示了愿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接受教训，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到底；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仍然很不深刻，态度仍然是不够老实的。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通报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1953.03.03)
  (1953.03.03)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通报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

    【新华社二日讯】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华东交通部部长黄逸峰严重压制民主撤销黄逸峰一切行政职务的通报。全文如下：

    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明真象后，已于一月二十三日将其罪恶事实及党内处分刊载在人民日报；同时建议华东行政委员会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根据华东行政委员会的报告，呈请政务院核准同意撤销黄逸峰本兼各职，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以（53）政人孙字第三十九号文批复华东行政委员会令其查照执行在案。

    黄逸峰事件暴露了我们人民政府机关中某些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独裁作风。因此，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的压制，阻碍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我们必须和这些恶劣的反人民的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应当从黄逸峰事件中吸取教训，认真的改进工作作风。







我衷心感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1953.03.19)
薛承凤  (1953.03.19)

   我衷心感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交通大学学生　薛承凤

    一月十五日下午，我参加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大会，听到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宣布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的决定。当时我兴奋极了，从内心里喊出一句话：“党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啊！”

    我原是福建省屏南县一个工人的孩子。解放前我和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人们一样地受着苦难，我的两个姐姐就是被迫卖给人家作童养媳的。解放后，我这个“穷小子”也有了升学的机会。我知道这种幸福都是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的。一九五一年秋，华东各大学在福建统一招生，我去投考，录取后被分配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我是多么高兴呀！进学校后，我发现学校的工作有很多缺点。因为我的家乡是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对党的信任与热爱是有着历史传统的；尤其解放前许多先烈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慷慨就义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更使人民对党无限敬仰。在解放前，我对党已经有了一些认识；解放以后，我亲身受到党的教育，就更信任党和爱戴党，也更关心党的利益。因此，我就写信给人民日报，对学校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我的批评信后，黄逸峰非但不根据群众批评改进工作，相反地却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他用各种卑鄙的办法逼令我作检讨，“发动群众”斗争我，还再三逼我写退学申请书，企图把我赶出学校的大门。他更无耻地扣留我的来往家信，并写信骗我家里，说我害了重病，要我父亲来把我带领回家，害得我全家震惊不安。

    在受到黄逸峰长期的迫害过程中，我也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想法。但是当我想到党对纪凯夫事件和张顺有事件的正确处理时，我又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我曾连续写信向人民日报报告受报复的情况。之后，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来检查组，对我进行了教育和鼓励，最后，并对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作了正确的处理，把反党分子黄逸峰清除出党。这使我深刻地信任党是真正的忠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的；党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决不会因为他的地位高和资格老而迁就姑息。同时我也更进一步地认识党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是坚决的，对来自群众的健康的批评是全力支持的。我一定要更好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为了不辜负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对我的培养，我决心努力学习政治和技术，提高阶级觉悟，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进一步靠拢党，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团，作一个党的助手，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吸取黄逸峰事件的教训  加强党的工作，提高党的战斗力(1953.03.26)
柯庆施  (1953.03.26)

   吸取黄逸峰事件的教训  加强党的工作，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第一书记　柯庆施

    反党分子黄逸峰的被开除出党，是最近华东地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我们江苏省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尤其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是一次最有力、最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英明决定；并决心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加强党的工作，提高党的战斗力。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出发，并随时随地准备根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利益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是，黄逸峰却是以反人民的国民党作风来对待人民群众，他不仅不倾听人民的意见，而且对来自人民的意见，采取压制打击的办法，以窒息批评，扼杀民主。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他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保持他的“独立王国”不受侵犯。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党的死敌的地位，完完全全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了，因而华东局开除了他的党籍，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江苏地区也曾有少数党与非党的干部，发生过对黄逸峰事件的错误看法，如认为“这是小题大作”，“在反官僚主义的风头上，做做典型的”等等。这种错误的看法，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没有认识到，黄逸峰压制民主，利用职权，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给批评者以打击和报复，并为了达到其个人主义的可耻目的，千方百计地欺骗组织以至抗拒上级党组织的检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这不是什么“小题大作”而是恰如其分，罪有应得，当然更不是因为一个什么“小事”了。产生这些错误看法的原因，是由于因为没有从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看问题，而是采取一种极端庸俗的腐朽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问题的缘故。经过对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有关黄逸峰事件的新闻和社论的学习，有以上一些错误看法的同志虽然已经一天天地减少了，但是党的基本原则，党章，党的纪律和民主，党的政策和决议的教育工作，仍然要极大地加强。各级党的组织都必须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而改进自己的工作。

    从江苏各地初步揭发的材料来看，打击批评，压制民主，虚报成绩，掩饰错误等恶劣现象，即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党员干部，也是相当严重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那就更加严重。像苏北治淮指挥部副指挥、苏北治淮分党组书记熊梯云那样的高级干部，他竟对杨学忠向中央水利部反映他违反财政纪律等情况，采取了压制与打击，并胆敢扣押杨学忠向上级党委的控诉书；南京市石油公司经理易顺清，则不仅不虚心接受工人吴常俊的正确批评，反而布置斗争会打击批评者，甚至发展到侵犯人权，关押批评者；至于区乡干部中的命令主义几乎在每一件工作中都发生过，结果，把许多好事办坏了。违法乱纪的罪行，在各地也曾不断地发生过，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危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情况亟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警惕和极大重视。

    我们江苏省的党组织是在战斗中生长起来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已经领导了全江苏的人民争取了自己的解放；全省解放以后，又领导了全江苏的人民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的恢复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党的组织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因而党的工作就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战时环境曾经使党的领导方法不得不具有某些特点，这也就在党机关与党组织的工作中产生了重大的缺点。这种缺点首先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党机构削弱了对党的组织工作与思想工作的注意，因此，在党的许多组织里，这种工作变得无人照顾了。”从我们江苏省党的组织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和绝大部分的党员是在基层组织中，可是我们对基层组织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却注意得最差。领导机关对基层干部既缺乏经常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又缺乏认真的严肃的审查和挑选，而基层组织和干部所负担的工作任务，却又十分繁重，因此，很多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恶行，必然就不断发生了。又如对党的组织工作，在考察和挑选干部方面，也往往采取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往往只是根据干部的履历表和证件来挑选干部，而没有认真的全面的审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许多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缺乏真正的深入了解和审查整理，甚至发生错误以后，无原则地迁就和谅解，采取姑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很多压制批评，窒息民主，欺上压下，掩饰错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等的恶行，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揭发和严肃的处理。还有许多领导干部，满足于任务的布置，不帮助下级解决具体困难，不检查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陶醉于下级组织完成的数字，对于基层干部如何完成这些任务，以及在完成任务中有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则不加过问，甚至对于用强迫命令方式“完成任务”的反加以表扬。对于坏人坏事，不能及时处理，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很少关心。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以致使我们工作中发生不少严重的问题。

    为了要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改进领导作风，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从什么地方入手来加强我们党的工作，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呢？我认为现在就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始做起：

    首先是要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离开事务主义的泥潭。这就必须集中力量、统一思想、方针、政策、统一计划和工作步调，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交代工作任务必须反复地讲明政策、交代工作方法，必须力求切合实际，并要深入地组织检查工作，随时发现问题。主动地、积极地与破坏党的政策、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坏人坏事进行坚决的斗争，严肃党的纪律，这是提高整个党的工作、提高党组织与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关键。

    其次，是要党的领导机关认真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反对各级党组织中轻视思想工作的错误倾向，不能认为思想工作仅仅是宣传部门的事，全党必须时刻牢记马林科夫所说的：“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不重视这种工作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的名言。有系统地对全体党员进行党的基本原则，党章、党的纪律、党的政策和党的作风的教育，务必使所有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知道：党必须通过全体党员的积极努力和党的群众工作，保证各项革命任务或行政任务的完成。全党必须时刻牢记：“党必须不是国家机关的附属品，党的组织必须不是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和行政负责人的附属品，它必须对所有党员按党的原则进行教育、监督和管理，保证他们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的纪律和党中央的决议，尊重党报的批评和群众的批评，联系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为群众服务而不是压制群众。”（人民日报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再次是要在全党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运动。肃清强迫命令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经常的民主生活，改进我们的工作。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应该从检查人民来信入手，结合当前的工作，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分别对待和处理各样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对待那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坏分子和作风十分恶劣，屡教不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干部，应根据党纪和国法严肃处理。至于大多数因为不懂得工作方法犯有强迫命令错误，或者有轻微过失者均须坚决贯彻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既要分清何者确属强迫命令作风，何者不属强迫命令作风的界限；还要分清何者是由于领导上交代政策、交代工作任务、工作方法不明确，缺乏教育而来的错误，还是其他原因等。总之，均应认真地吸收过去教训，进行充分准备后，有领导地去开展这一运动。同时，在工作中要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必须遵照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的指示办事：“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

    （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且要建立起经常的民主生活的制度。全体党员必须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根据群众的正确的批评改进我们的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才能克服事务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才能认真地改善党的思想工作和极大地加强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巩固我们的革命队伍，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巩固，党的战斗力就能得到百倍的提高，成为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