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群众，打击批评  包头市电信局工会批评李世俊局长(1950.10.12)
邱玉良　姜宗夏  (1950.10.12)

　　脱离群众，打击批评

    包头市电信局工会批评李世俊局长编辑同志：

    我们是包头电信局的工会干部。在我局的工作中存在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扬。我所说的问题就是群众对行政领导的不满和行政与工会不团结。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局长李世俊有脱离群众和打击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

    李局长对别人的意见一贯不加重视，他常说：“我是局长，我不答应。”因此群众都感觉到：“和局长商量事情很困难。”而李局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他说：“不满让他们不满去吧，没有关系。”

    举些事实来说吧，譬如发讯台的机务员是三班轮值，夜班是下午六时至次晨八时半；而夜半十二时以后所有发讯机都已关闭，停止工作。因此他们按照惯例，希望在机器关闭后能够睡觉（保护机器的另有保卫队负责）。按实际情况，夜晚十二时以后不需要值机员，只须改设值夜员，或者照顾他们的要求，给以休息。工会就把这意见反映给局长，而李局长却说：“根据八小时工作制原则，不许睡觉。”并说：“工会反映这种意见，就是尾巴主义。”结果，每个机务员都不满意，说：“为什么我们在无工作时也要闲坐一夜呢？”

    李局长好发脾气，常常骂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被他骂过，工务管理员有一次几乎被骂得哭起来。

    李局长在工作中没有计划，常常召开各种毫无准备的临时会议，浪费时间很多。举例说，有一次，为了讨论话务员葛鸿亮请一天病假的问题，他就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工会主席等都找了来，讨论了二次，共费了三、四个小时。

    他在领导方式上，只是在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布置了任务以后，不去组织检查。例如他在宣布了夜班同志不许睡觉的规定以后，说：“他们睡不睡不去管他，反正行政上已规定了不许睡觉。要是他们睡了觉，出了乱子，那就该他们负责，行政上没有责任了。”

    李局长对于别人的批评，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使下级不敢再正面地严肃地提出意见来。他常说别人的批评“不是原则问题”而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有人提错了一点意见，就打击对方。他常说对他有意见的人，是“从私人成见出发”、“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因而常对提意见者打击报复。如工务管理员李雁朝提了一些意见，局长在会场上说：“老实说，你这管理员是不够资格的”。同来的几个干部因对他提的意见比较多，就常在工作人员前面打击他们，说他们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不称职。

    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处分和开除多于教育和改造。职工犯了错误，总是采取开除的办法，说是“不开除几个，工作就不能搞好”。如话务员王世宦接电话迟延了一次，李局长就要“叫他滚蛋”。从本年四月到九月中，因过失而被开除或停职的职工有七人，因过失而调走的职工有三人，受到记大过处分的二人，准备或曾准备开除的有四人，共计十六人，占全体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因之，一般职工都感到害怕。

    以上各种事实，引起了群众对行政领导的不满和对立，并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行政和工会的关系，也很不正常。在工会筹委会时期，群众反映说：“工会是行政的尾巴。”而行政上常把行政意见拿到工会去作一个形式上的通过。有时候，行政上直接把命令传达给工会小组，或对小组长布置工作任务及召集小组长汇报等。工会正式成立以后，这类现象虽已减少，但仍旧存在。有一次，工会委员会开会时，李局长自己掌握了会场，而且大叫大骂，给人以不好的印象。工会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李局长时，他说：“群众有意见，是因为工会领导上的尾巴主义，没有对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局里工作搞不好，问题很多，基本上是因为工会领导有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李局长曾作过这样解释：“我的性情直率，难免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受不了，引起他们的不满。”显然，这种避重就轻的解释，并不能解决问题。李局长也曾这样解释：“我是从军队里来的，搞不惯这一套，我慢慢学着改罢！”但是，李局长在思想上不走群众路线，坚持着官僚主义，不彻底的检讨自己，对于工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因为我们曾经多次向李局长提出意见，李局长最近对我们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我们自己也曾希望过离开包头局。但是我们认为：对领导者有意见不提，以离职了事，乃是对人民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

    包头电信局  工会主席  邱玉良  工会组织委员  姜宗夏







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厂长  李捷作风恶劣已被撤职  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1951.09.05)
  (1951.09.05)

   内蒙古日报社印刷厂厂长

    李捷作风恶劣已被撤职

    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编辑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批评本社印刷厂李捷厂长的信，其中所指出的李捷同志的错误，基本事实都是对的，现将检查及处理结果答复如下：

    李捷是工人出身，但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相当严重：独断独行，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并有自私自利报复打击等恶劣作风。

    李捷过去曾经几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工人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李捷对这些错误，不是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而是隐瞒组织，掩盖自己的错误。对于反映与揭发他的错误行为的人，常常进行打击报复。

    李捷的自私自利行为也很严重，并为此而破坏制度。他曾在照像制版股洗自己和爱人以及他爱人同学的像片，耗费公家财产四十余万元。李捷的爱人不遵守劳动纪律，经常迟到早退，又不做学徒应做的零活。别人汇报后，李捷同志毫不在意并将汇报撕毁。

    今年二月察哈尔省召开劳动模范大会时，李捷为了当劳动模范竟任意捏造模范事迹，如早经别人试验应用的大麻子油代调墨油，李捷说是自己的“发明”，并夸大生产成绩。

    李捷同志的错误，说明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已发展到极严重程度，并已严重地损害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和革命的利益。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并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内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行政上撤消其经理部副部长及工厂厂长的职务。

    李捷错误的发生，也说明了我们报社领导上有严重的缺点。一是政治原则性不够，没有及时开展思想斗争，只看见成绩的一面，而对缺点和错误重视不够，批评也不够严格。二是民主作风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未能很好地开展，因此也就损害了同志们的积极性。

    原批评信有以下几点是与事实有出入的。批评信中说：“学徒吕玉生因不堪厂长威胁，买了一万元的水银欲服毒自杀”。吕玉生因对自己工作（铸字）不满，几次要求调动工作，因他要求不当曾受到批评。被批评后曾经有过这种念头，实际并未买一万元水银准备自杀。此外，批评信中所说铸字股“副股长黄春学欲悬梁自缢”、“王淑芳就因为给李捷厂长介绍了爱人，所以入了党”，及“股长赵景芳强迫张海山加班因而病倒”的说法，都有些夸大。

                                   内蒙古日报社秘书处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  阻碍反贪污浪费运动被撤职查办(1952.01.13)
朱波  (1952.01.13)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

    阻碍反贪污浪费运动被撤职查办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压制民主，对运动采取对抗态度，已被撤职查办。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起，交通部就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当时群众情绪高昂，一致感谢和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定。认为这一次可以很好地把过去机关内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彻底肃清，把交通部的工作彻底整顿一次。但是恰恰相反，张文昂在这样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认真进行检讨，而且想尽办法阻碍运动的进行，并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完全抱着对抗的态度。

    运动开始，张文昂把平时对他的领导作风和铺张浪费行为不满意的同志，有的降职，有的调出去检查工作。财务处处长刘文仑因在一九五○年整风运动中，对张文昂的作风方面曾提出很多意见，即被降为副处长，并被调参加土地改革；而张文昂则私自从航务局调来一个不安心工作的副处长到财务处当处长。又如河运总局代理局长茅程、副局长刘乐三等都是过去被张文昂打击过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也被张文昂调出去检查工作。当时很多同志提出：这些同志对领导方面以及整个交通部的情况了解较多，应该让他们参加这次运动。张文昂却说：“已经决定了，就不能改变了。”许多同志对张这种手段很不满意。刘文仑临走时，很痛心地和同志们说：“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交通部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张文昂对抗这次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企图把运动的锋芒很快地转移到交通部下层工作人员中去。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张文昂在党员大会上进行了动员后，就决定要在三个礼拜内结束交通部内部的运动，把运动迅速推向各局去。张文昂不但把运动的时间限制得很短，并且对运动不作具体的领导。张文昂并且有意地把他所信任的人，和那些平时和他狼狈为奸的干部拉进节约检查委员会。但是，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尽管张文昂阻挠运动，群众仍然积极地对如何开展运动提出了很多意见。张文昂不但把这些意见置于脑后，甚至无理地拒绝同志们的意见。如秘书处正副处长张明如、郭家秀等向张文昂提出意见时，张文昂说：“你们有意见在党的小组会上提。”一句话给碰回来了。郭家秀等第二次又找张文昂提意见时，张一看见他们就说：“你们老是有意见，交通部提意见的人太多了，你们有意见向支部提，谁的意见我也不考虑。”郭家秀很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张主任，你先不用生气，你是党组副书记，我们党员为什么不可以给你提意见呢？”张文昂仍然不加考虑，愤愤而去。在群众的督促下，张文昂虽然也参加了各种会议，但是都是很勉强、很不积极的。

    张文昂平时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侵大公肥小公的错误十分严重。他对自己的错误却一直采取不老实的态度，甚至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张文昂也曾被迫地进行过检查，但是，态度极不老实，很多问题甚至连群众已经揭穿的问题，都没有谈出来。张文昂曾经私自扣留一百八十九桶汽油和二百匹布。总务科长马骥曾亲自找张文昂，要他把这一问题坦白出来，他竟说：“这是小事情，闹上去顶多是个公私不分。你们这些人怕负责任，你们不用管了，我来负责。”张文昂把汽油的问题推给运输局，并说这批汽油是运输局买的。后来经过揭发，才承认了扣留六十桶汽油。他曾把公家的八条俄国毯子据为己有，却说只有三条，而且还说已把这些毯子交给总务处了（实际上在当时没有交给总务处）。群众对这样的检讨极为不满，纷纷议论说：“老虎是有了，就是难打。”群众继续揭露张文昂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事实。当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向张文昂反映这些意见时，张不耐烦地说：

    “反正我就是老虎，要他们整吧！”并想法打击那些批评他检查不深刻的同志。劳动工资处处长纪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对张文昂的检讨提出批评，要求他继续检讨。第二天在节约检查委员会上，张文昂就说：“纪云，我们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你就没有官僚主义？为什么你不检讨自己光批评别人？你办的美国式的托儿所不能不检查。”会议以后，张文昂就叫乔毅（他的爱人）给纪云打电话，要纪云组织检查小组，检查托儿所，并且亲自找纪云，说：

    “你们的托儿所还没有检查，应该很快组织检查。”

    群众对张文昂抗拒运动的错误非常愤慨。但在张文昂的压制下，大家不敢公开揭露，便给墙报写信，给报社写信，揭发张的错误。就这样也还是受到张文昂的压制。私营企业处处长林毅忠就修假山浪费一千多万元的问题，写了一份材料送给本报。本报把这封信送回交通部，请他们检讨。张文昂就要秘书处副处长郭家秀写检讨。郭家秀把浪费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写了一个检讨交张文昂审阅。张文昂竟然责骂郭家秀说：“你瞎眼啦，不去看一看，真是浪费吗？”郭家秀回答说：“报纸批评你接受不接受？”张说：“也接受也不接受！”他又命令郭家秀重新写，并告诉郭说：修假山的浪费最多也不过五分之一。张文昂看到群众在黑板报上给他提的意见，就以“很多意见不合乎事实”，“故意夸大”等为藉口，提出办黑板报要有领导，免得出偏差，并要总支书记杨安平等发出通知，要大家提意见不能捕风捉影，来压制批评。这样黑板报也被他控制起来。张文昂还用威吓的手段来压制群众提意见，他对计划司副司长熊振作曾这样说：“你们是不是要把问题都搞到领导头上？即便问题都搞到领导的头上，上级也不会撤职的。”并公然向交通部的干部说：“交通部把我张文昂搞垮了，就解决问题了吗？”

    在张文昂这种对抗运动压制民主的错误行为影响下，过去和他站在一起的干部，也想法躲避或抗拒运动。经张文昂一手提拔起来的供应处处长王元章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运动开始时，王元章拒绝节约检查委员会检查小组对他进行检查。并且有计划地把供应处很多主要干部分散到外边检查工作

    （领导方面发现后有的未被派出）。节约检查组大部分是和王元章靠近的人员。王元章为了躲避检查，还成立了算账小组，专门结算供应处的账目，以便躲避检查组的检查。王元章对算账小组的干部说：“检查组的人来了，就把新算的账给他们，不能让他们看原始账目和单据。”王元章更错误的是组织秘密小组（公开叫“秘书小组”），专门秘密地调查公路局、托儿所、交通医院、建筑公司等单位的贪污浪费事实，以转移斗争目标。王元章说：“他们来整我，我还整他们哩！”王元章为什么敢这样对抗运动呢？主要原因是张文昂给他撑腰作主。

    张文昂所以要对抗运动、压制民主，主要是他自己的手上太不干净，而且问题十分严重。

    据现在已经检查出来的材料看，问题是很严重的。张文昂从一九四九年起，思想已经起了变化。当时，张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地位，在天津招商局要了一部小汽车，和一套价值七、八百万元的西餐用具占为私有。张文昂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后，经常注意的是个人生活享受问题。北京市所有出名的饭馆，张文昂都吃遍了，戏院子也都看遍了。张文昂经常接受交通部各地机关的贵重礼物，如人参、人参果、鹿茸精、鹿筋、火腿等。在他的影响下，送礼已成为交通部一股风气，派出去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给张文昂送礼。张并用公款三百万元买了一只很好的手表。张文昂铺张浪费的结果，就不得不挪用公款。张有一次要供应处补助机关十亿元，并允许王元章做投机生意。据初步统计，供应处埋伏利润（变大公为小公）已达九百多亿元。一九五一年，张文昂又化大公为小公，动用五十八亿二千多万元。张文昂经常考虑的是如何才够“大气”的问题。张文昂到天津去，很仔细地观察天津市各种样式的楼房，他打算吸收各种样式楼房的优点，来修建一所漂亮的楼房。他的宿舍里原来没有暖气设备，竟浪费公款三千多万元按上暖气和锅炉（张和几个司长住一个宿舍，其他司长都没有按暖气）。张文昂并浪费公款一千六百多万元，重新修理假山、修建凉亭和水沟，水沟里面还安装着红绿色的电灯（后因水池漏水又拆掉）。这一切都说明，张文昂已沾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另外，张文昂还私自决定补助工作人员棉衣费共二亿九千六百多万元，补助工作人员烤火费共一亿六千七百多万元。

    现在张文昂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党委员会分别撤销他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交通部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交通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对张的其他问题，仍继续进行检查中。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宣布开除李剑华恽逸群等人党籍  并予温仰春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2.03.20)
  (1952.03.20)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宣布开除李剑华恽逸群等人党籍

    并予温仰春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东局于三月十日召集华东一级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会上，陈毅同志代表华东局正式宣布：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推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进一步发展，华东局决定：（一）开除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李剑华、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及解放日报社前社长恽逸群、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员会前副书记李国斌、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周力行等四人的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撤消其一切行政职务。（二）给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局党校副校长温仰春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建议有关方面撤消其一切行政职务。

    （三）华东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徐仑、华东纺织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方克强着即停职反省。

    陈毅同志指出：这是我们党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天我们把这些品质极端恶劣、丧失共产党党员条件的坏分子开除出党，给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以严肃的纪律处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不论是那一级的干部，当他们犯了错误，严重地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党是纪律严明绝不姑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向大会报告了七个受处分干部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一）李剑华，一九三四年入党，在“三反”运动中始终抗拒检讨，说劳动部无“老虎”，实际上因为他本身就是“老虎”，他存有黄金一百一十两，另外在私营银行化名存款一千多万元，都是应当缴公的款项。此外，李又敌我不分，与大汉奸邹葆珊的侄女国民党员邹蓓尧姘居达四年之久。李并将邹的弟弟的同学蓝某安置在劳动部工作，并擅自将蓝提拔为副科长。李的父亲是地主，在土地改革中被扣押，他竟企图以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的身份吓唬农民，责备下面“过火”。李的弟弟李宗义是一个有严重血案的反革命分子，他不但不加以检举，竟敢在李宗义被捕后向当地军政机关提出质问。（二）恽逸群，一九三八年恢复党籍，但他与地主资产阶级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亲密联系，在其任职解放日报社社长期内，利用职权，未经任何组织手续，先后擅将读者捐献及报社公款两亿五千万元交给其“结拜兄弟”、同乡、商人吴汉昌开设“光华煤矿”，至今“煤矿”早已停闭，除恽逸群个人得到若干“礼物”外，报社分文未得，款项也收不回来。为掩饰错误，恽又与吴汉昌等在一起买卖房产，从中赚钱，影响极为恶劣。此外，恽的姊姊是地主恶霸，在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时被斗争，恽又向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责备农民斗了“好人”，经区党委派人调查证明他确是包庇地主家庭时，他又多方辩护，抗拒组织决定，不作检讨。此外，据已检查出的材料，恽曾侵吞应交公的房地产税款五百万元，不法地领取兼职薪金六百单位，另有公款六百万元存放家中，直至最近才上缴。恽并不断介绍许多面目不清的人员到各机关。恽的这许多错误，虽经上级一再帮助，他仍然认识不清，检讨极不彻底。（三）李国斌，一贯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政治动摇，在全国解放后，利用职权，盗用公款，勾结奸商，投机牟利，包庇其父砍伐山林，高价出售，不久即获暴利一亿元以上。为了投机牟利，不惜包庇反革命分子贩运木材，走私漏税，供给经济情报，自己则将非法所得，大肆挥霍，以至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四）周力行，出身地主家庭，一贯有流氓意识，私生活极端腐化，经常与面目不清的女人发生关系，并有贪污党员捐献款项的可耻行为，在党内外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在工作中则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有违反党的保密规则的情事。以上四人都已失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五）温仰春，自私自利，追求享受，住在苏州战犯顾祝同住过的漂亮公寓内，还不满意，大兴土木，铺张挥霍。在作风上，极为恶劣，对下家长统治，打击报复，对上妄自尊大，目无组织。在处理许多问题中，丧失立场，未经党的批准，擅自担任同乡会的主任。在“三反”运动中，他对这些错误，检讨极不深刻，并一再掩饰，对抗组织。（六）徐仑，作风一贯恶劣，权威思想极重，目无组织，信口开河。如在宣传部出版的“内部刊物”上，未经请示，擅加按语，说某某文件“很好，望各级党委保证执行”。用宗派主义的观点，歪曲党内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对上当面唯唯诺诺，背后牢骚满腹，对下则极不民主。在他的错误被揭发后，又多方掩饰，污蔑领导。（七）方克强，一贯的存在严重的右倾情绪，将自己所管理的工作全部交给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大贪污犯陆高谊去办，使国家在一项定货中即损失百多亿元。“三反”运动中，他不仅不认真检讨，反把许多贪污分子当作“正人君子”，盲目信任，不积极开展“三反”斗争，经领导上严格指责后，仍无积极行动表现。

    接着，曾山同志报告了华东一级机关“打虎”战斗进展情况。谭震林同志在大会结束时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勇敢地进行这样的斗争，把曹漫之之流的坏分子开除党籍，把黎玉、顾准等人撤职，我们的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这样作了，这不仅不会削弱我们党的战斗力，相反的，它使我们党更加纯洁、健康、强大。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们将毫不松懈地继续努力把党的组织整顿得更适合战斗的要求，以迎接大规模生产建设的光荣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伪造成绩，隐瞒事故，骗取功臣称号  奚能安、李永禄被清除出党(1952.07.19)
  (1952.07.19)

   伪造成绩，隐瞒事故，骗取功臣称号

    奚能安、李永禄被清除出党

    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段长奚能安（共产党员）和铁路工会北京分区委员会副主席李永禄（共产党员）共同伪造成绩，隐瞒事故，蒙蔽组织，骗取“模范机车”和“特等功臣”的称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中共北京铁路分党委为严肃党纪，决定开除奚能安和李永禄出党。这一决定业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

    一九四九年，全国铁路机车旗帜李永所领导的“毛泽东号”机车乘务组来关内推广乘务负责制经验时，奚能安即以卑鄙的态度，钻了上级号召“执行乘务员负责制”的空子，指定以李永禄为首的一九三九号机车包乘组为典型。这个机车包乘组在奚能安的包庇下，三年来假报成绩，隐瞒事故，骗取了功臣的称号。在“三反”运动中，丰台机务段党的组织领导工人群众揭穿了这个骗局，证明李永禄所以成为劳动模范的几个主要条件全部是捏造的。第一，所谓一九三九号机车“安全走行十万公里”及“十九万多安全公里”的纪录，根本没有这回事。据已揭发的材料，从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九月两年中，一九三九号机车共发生责任事故十六次之多。所谓行车“十万安全公里”，其实没有一万公里是安全的。第二，“延长两个半甲检期”的纪录也是捏造的。一九五○年二月，一九三九号机车行走了四万三千公里，就在段长奚能安的指挥下，为该车作了一次“大黑活”，暗地里干了三天两夜甲检修，却假报“无火预备”。在这次“大黑活”里，奚能安等人偷换大批材料，只烟管一项即值八千多万元。另外，奚能安等人还干了好多起偷换大轴瓦等等的“小黑活”，也都没有报账。计算起来，一九三九号机车所化费的材料费，超过了五个甲检的费用。这些费用的绝大部分，都由奚能安等分摊在其他机车身上了。第三，奚能安和李永禄等所吹嘘的“省油百分之二十五”的新纪录也和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他们用行贿、私人拉拢等卑鄙手段，通过油库贪污分子的关系，多领了国家一千七百四十四公斤油脂。他们把这种盗窃行为，算做了“节省油费”的“成绩”。

    奚能安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也是十分恶劣的。他独断专行，一贯忽视民主管理，甚至曾经提出要取消民主管理委员会；以致工人群众的政治热情得不到充分发扬，各种先进经验也不能很好地推广。自一九五○年以后，全段工作日渐下降，曾有好几个月完不成生产指标。

    在干部问题上，奚能安也有严重错误。他提拔和推荐的人有不少是他的亲信，其中有些甚至是有政治问题的。他们结成小集团，吃吃喝喝，吹吹打打，有些人就趁机盗窃机煤、材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奚能安不仅严重地忽视党的工作，长期不过党的生活，而且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行为，早已发展到公开对抗党组织的严重程度。一九五○年，丰台地区党委关于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加强职工政治教育的决定，都遭到了奚能安的抵抗。他硬说“纠察队没有作用”；并威胁总支书记说：“如果一定让我建立纠察队，那末，将来完不成生产任务，我段长不负责任。”而在纠察队成立后，他竟敢一度解散纠察队。

    “三反”运动开始后，党的组织领导工人群众揭发了奚能安、李永禄等人的丑恶行为。奚能安不但不虚心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反而对工人群众采取了打击报复的态度。因为工人徐宝清揭露了奚能安包庇亲信、隐瞒事故的错误，奚能安就对徐宝清大发脾气，甚至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讽刺徐宝清：

    “你要表现你知道的事情多吗？这是积极吗？我看你是损人利己！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说隐瞒事故吗？那是因为工人觉悟不高。”并且威胁徐宝清：

    “这件事情要是登在报上怎么办？出了事你负完全责任！”接着，奚能安就趁上级调机调员的机会，主张立即把徐宝清调走。党的总支委员们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还说：“行政上连这点权力也没有吗？”事实上，奚能安使用这种“权力”的时候太多了。他经常打击和排挤提意见的人，有不少的职工，因为不满意他的领导而被调走。职工反映：“谁敢批评段长，谁就会脑门上贴邮票发郑州。”（有一次，上级要从丰台机务段调一批干部到郑州工作。奚能安即乘机把对他有意见的人调走。）这一次，由于天津铁路管理局党委派遣的工作组正确地领导党的基层组织，支持了工人群众的斗争，奚能安的恶毒手段再也没法施展，而他和李永禄骗取模范称号的黑幕也终于被揭穿了。

    但是，如同过去一样，奚能安对于自己的错误，仍然不肯严格进行检讨，他口头上承认错误，思想上和行动上却完全和党对立。直到党委要给以纪律处分时，他还召集他的亲信和有政治问题的人，秘密会商如何对付党。

    由于奚能安的恶劣行为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丰台机务段的民主改革，而且使党在建设丰台机务段和培养劳动模范的工作上遭受了难以补偿的损失；李永禄伪造成绩、骗取功臣称号的恶劣行为，早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坏的影响，他们早已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中共北京铁路分党委根据丰台机务段党的总支委员会的意见，经请示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决定开除奚能安、李永禄的党籍；并建议行政和工会撤掉奚能安的段长、李永禄的铁路工会北京分区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取消奚能安“一等功臣”和李永禄“特等功臣”的称号。

    奚能安、李永禄所以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品质恶劣；但是，中共北京铁路分党委对于这样严重的事件长期没有发觉，致使奚能安和李永禄的错误得到发展，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丰台地区的党委对奚能安的恶劣行为曾经展开过斗争，并曾不断地向北京铁路分党委反映奚能安的情况；但由于分党委总认为奚能安是个老干部，在工作中有一定成绩，因而对于下面的反映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不重视甚至不相信这些反映。至于对李永禄，则从丰台地区党委到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党组，一直没有发觉他是假模范。自一九五一年以来，天津铁路局党委和北京铁路分局分党委对于奚能安的某些错误，虽然也曾进行过一些批评和教育，但常常因为分党委轻信了奚能安的用两面派手法所作的检讨，没有真正发现其错误的严重性，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奚能安的错误。后来，虽然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又没有完全尽到党委应尽的责任，迅予处理，以致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另外，奚能安和李永禄的错误所以长期得不到纠正，和上级的行政、工会领导方面没有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北京铁路分局、天津铁路管理局、铁道部机务局的某些领导干部，有的对奚能安的错误姑息迁就，一味表扬；有的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有的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像天津铁路管理局机务处，甚至在“照顾典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一九三九号机车包乘组这个假模范采取了包庇的态度。本来，一九五○年九月一九三九号机车包乘组投考模范机车队时，全组平均分数只四十分，并不及格；而天津铁路管理局机务处竟然也特准一九三九号机车为“模范机车队基干队员”。这就给奚能安和李永禄造成了可钻的空子，并因此增加了某些党员和职工们的顾虑，不敢大胆地进行批评、揭露。因之，上述领导机关虽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经常派有工作组在丰台机务段工作，但始终没有发现李永禄的严重错误，而对奚能安的错误也不完全了解。为了记取这一沉痛教训，改善领导作风，中共天津铁路党委会及北京铁路分党委会已对自己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对铁路事业失职的错误作了检讨。中共天津铁路党委会并于七月一日作出决定，要求全路党组织对奚能安、李永禄事件组织学习讨论，严格地进行思想检查，揭发和纠正好大喜功、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以保证一九五二年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







史维兰控告村干部违法行为经过三年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读者来访(1953.01.30)
  (1953.01.30)

   史维兰控告村干部违法行为经过三年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读者来访

    去年十二月三日，读者史维兰（女）访问本报读者来信组，控诉前宛平县第二区火村村干部李有会一贯污辱妇女的恶劣行为，并揭发前宛平县司法科科长谭桂圃等县、区领导干部及京西矿区人民法院院长等处理这个问题时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现将史维兰的谈话摘要发表于后：

    我叫史维兰，今年二十八岁，家住北京市京西矿区火村（原宛平县二区）。我丈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六年了，家里有年老的公婆和两个孩子。我村前任公安员李有会作风恶劣，经常调戏和污辱妇女。一九四九年夏，他多次调戏我，并且还要奸污我。为了控告他这种罪恶行为，我曾数次到前宛平县第二区政府，七次到前宛平县人民政府和京西矿区人民政府，三次到北京市人民法院，经过三年多，因凑路费而卖了无数粮食和一头牛；遇到的却是推诿和威胁，没有一处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我的问题。因此，我要向人民日报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你们协助我，使这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四九年阴历六月，一天我到地里拔菜，李有会拦住我说了很多下流难听的坏话，硬拉住我纠缠了很久。从此以后，他见了我就这样；闹得我再也不敢下地干活了。七月二十八日这天，李有会乘我公婆下地时，闯进我家要强奸我。我拚命挣扎，大声喊叫；我的小孩子也吓得大哭大闹。他这才放松我。当时原宛平县第二区赵区长正在我村工作。我就向赵区长申诉，要求他处理这件事。他什么也没有问，就把我和李有会都带到区政府去。不多会，他们就让我回家听信。可是几天以后，李有会就回村了，照常当干部。我到区里催问，他们仍旧叫我回家等。我公公气得到保定找我丈夫去商量这事。我就到县司法科控诉。谁知道司法科科长谭桂圃和李有会是表兄弟，他不问情由，就要我说出是谁支使来上告的，不然就是特务。我当时吓得回家了；但后来越想越不服气，又去县司法科控告。这次谭桂圃说：“你不是特务，回家吧！”并说李有会“反正该不上枪毙的罪”。八月里，我又到县司法科催问，他们写信叫我到区里去解决。区长见信后说：“材料不够，回去吧！”我找原宛平县安县长，他说：“我们调查了，你在家是好姑娘，结婚后是好媳妇。回家过日子吧！”对于怎样处理李有会一字未提。为了这件事，我丈夫曾回家一次，但也没有用。

    这样，李有会就愈发大胆了。在我这件事发生以后，李有会还跑到李万田家里调戏李万田的媳妇，吓的人家跑出去不敢回家。村里群众对李有会的不法行为都很气愤，但谁也不敢说。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公婆常和我吵嘴闹气。我感到非常委屈和痛苦，在去年十月曾吃红矾自杀；后来被李山云救活了。“张顺有事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今年（一九五二年）九、十月，我又三次到北京市人民法院上告，但他们还是不解决我这个问题。有一次，该院收发室的同志还不让我进。最后又让我到京西矿区人民法院去解决。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到京西矿区人民法院询问，该院院长很不耐烦地说：“为你这件事浪费了多少人力呀！李有会是和你开玩笑。”我去找京西矿区妇联，她们也不管；有一位同志竟还对我说：“不要到处乱跑，别人会拿你当特务！”我真想不到这些干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最近，村里进行整党，查出李有会贪污了优待军属的钱，才决定不让他当村干部了。但李有会一贯污辱妇女的恶劣行为却仍旧没有受到处理。我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机关对这件事不负责任是不对的，希望他们改变这种错误态度，认真处理李有会污辱妇女的问题。

    编者按：史维兰所谈的情况，反映了像宛平县县长这些领导干部对下级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熟视无睹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错误作风，已经大大助长了不法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必须立刻纠正。

    不法分子李有会一贯侮辱妇女，胡作非为，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史维兰所指的原宛平县这几个县区领导干部以及京西矿区人民法院的干部知道了这个情况，却毫不感严重，不予处理。他们对违法干部纵容包庇，有的甚至还把违法乱纪的行为说成是“开玩笑”；对群众的正义控告，却看作是找麻烦，是“浪费人力”，甚至还以“特务”的帽子来威胁。就这样，史维兰的正义控诉长期不能得到人民政府应有的支持，费时三年多，浪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而不法干部李有会仍旧无法无天地在村中侮辱妇女、压迫群众。

    我们建议北京市人民政府应重视史维兰的控诉，督促京西矿区人民政府严正处理这一事件，并责成各有关干部彻底纠正上述官僚主义作风。







蚌埠市工商局前会计员薛祖云  控诉局长张立轩等陷害干部的罪行(1953.02.02)
薛祖云  (1953.02.02)

   蚌埠市工商局前会计员薛祖云

    控诉局长张立轩等陷害干部的罪行

    编者按：去年十二月底，读者杨琪华来信，揭露安徽蚌埠市工商局长张立轩等阴谋陷害革命干部薛祖云的罪行。本报当即写信给安徽日报请他们负责调查，并写信给薛祖云，要她大胆控诉。安徽日报已在一月二十八日将薛祖云控诉信刊出，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查究处理。现在我们把薛祖云的控诉信公布在这里。编辑同志：

    我叫薛祖云，是一个青年团员，被蚌埠市工商局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打击报复，阴谋陷害，并将我逮捕监禁达一年两个月之久。现在我将被陷害的经过向党报揭发，请求主持正义，督促有关方面迅速查明，惩办陷害的主谋人，并教育其他失职人员和官僚主义分子。

    我是霍邱县薛集人，现年二十三岁，地主成分，学生出身。一九四八年春，我在正阳女子师范毕业，当年秋到田家庵中心小学教书，一九四九年六月投考蚌埠市干部学校，十月份被发展为青年团员，十月底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我刚到蚌埠市工商局工作时，领导上对我是信任的，也注意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所有局内印鉴、校对、会计、出纳、资料保管，甚至局长私章和签名章，统交我负责管理。到一九五○年九月，除会计工作移交给他人外，印鉴、校对和档案工作，仍由我负责。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调到工商局工业科做内勤工作。

    一九五○年春，工商局商业科科长龚允佳（原为共产党员，在“三反”中因贪污问题已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徒刑劳动改造。）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被我拒绝。当晚，他又借机对我调戏，被我严词斥责。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领导干部，这种行为实在恶劣。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局的领导同志反映。当时局长为余志新，局的领导同志和党支部都对龚允佳进行了批评，党内并给以处分。因此，龚允佳对我颇为怀恨。

    工业科科长朱抗（党支部书记）的爱人葛仁婉是候补团员，她在一九五○年夏天要求转正。当时我是团的组织委员，我和团内绝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葛思想落后，表现不好，不能马上转正。后经团支委会、团支部大会讨论的结果，都不同意转正，决定给葛延长候补期三个月。朱抗因为要急于和葛结婚，竟以党支部名义强制团支部通过葛仁婉转正，并因此对我极为不满。

    局内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党员、党支部委员），他一贯对我忌恨，而且时常打击我。因为我在局内担任的是监印等工作，我能遵守制度，不给他方便，他就对我大为不满，说我是新干部，没有资格管这些东西，甚至还讽刺我。特别是一九五○年夏天，他有蚊帐也要求发帐子，我按照规定，提出反对，因此他对我更加怀恨，处处和我为难。如他叫摊贩管理所不把计划交给我（该所属工商局领导，我是会计），结果银行不给钱，使我费了许多手续，还影响了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局内股长柳东又向我提出婚姻问题，也被我婉言拒绝。同一月内，局长余志新找我谈话，说我政治上比较开展，思想纯洁，工作积极，是有前途的青年，准备把我介绍给新调来的局长张立轩作爱人，我当即表示反对。余又再三给我打通思想，说张是老同志，组织上应该帮助他解决婚姻问题，并说张“可以多帮助我进步”，“年纪大不要紧”等等。我因张思想品质不好，坚决不同意，因此，张就对我不满。

    当上述情况接连发生后，我的情绪很波动，再三提出要求调动工作，领导同志都未允许。接着，我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报复。如：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局内秘书科科长朱浩找我去谈话，说在一九五○年冬，有一次蚌市停电时，局内赵诚光同志的衣服证章被偷，说那天我不在局内，有嫌疑。这使我气愤极了。因为那天夜里，我是在局内的，而且和同住一处的女同志常一清，都在宿舍内，并未外出。当时我据实报告，并提出证人。事后，我发觉因为婚姻问题，老是得罪人，会发生意外，再不解决不行了。在一九五一年二月间，我请假去宿松（因哥哥死了）路过合肥，经前皖北行署交通处长赵凯等介绍，我和行署杜××同志建立恋爱关系。一九五一年四月八日，杜××同志去北京开会，路过蚌埠看我。这事被工商局领导干部知道后，就引起张立轩等大为不满。商业科科长杨振中，就到财政局把我早经移交、报销过的账册拿回（我是

    一九五○年九月移交的），指派一些人进行清查，并在四月十七日晚，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说有下面几点理由：

    一、在我以前的一个会计，因业务生疏，把付摊贩管理所建筑费现金六十万元，未列入现金账，因此从账面上看：她的移交数比我接受数少六十万元。他们即认为我有贪污嫌疑。我当时曾提出抗议，指明摊贩管理所王志军和交给我的会计王佩芳可证明，但他们不加理睬（这一点，早经王等证明过）。

    二、过去银行已有工商局的存款户头，我不知道也不懂得。当我接受会计工作，并继续向银行存款后，发现过去有存款七十三万元，经请示业务指导人柳东，将这笔款转为移交科目收入。他们认为这一点可疑，我也提出有人可证明。

    三、一九五○年三月，改变记账方法，我对新方法不熟悉，账有些乱，并有错误，但有收支对照表可证实没有贪污行为，而且经过正式移交手续，未发现贪污。他们也抓住这一点，作为陷害借口。

    特别是下面一点，他们更加当做陷害的重要把柄。

    四、工商局所属摊贩管理所会计李永铎，一九五○年一月间，预领经费。至二月查账时，我发现他挪用一百七十五万元未报。我当即向他追问，他向我求情，说工商局如发现了会把他开除，他家中有老母、小孩，生活困难，求我替他瞒住，并答应日内归还。到了归还日期，他又未还清，紧接着实行财经统一，我又怕张等发现后乘机打击，无可奈何，我向同学借金戒子一个垫上。这事在杨振中等查账后，反诬我贪污，我据理申辩，他又说我花言巧语蒙蔽群众。

    在这一斗争会上，经杨振中、龚允佳等少数人发表打击性意见以后，即由工商局局长张立轩宣布将我送法院强制反省。并说：我账上的错乱，都不是主要的（当然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无问题的。因为我账上所有疑问，都有交代，有人和事实可证，并且是经过正式移交、报销手续的），而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是主要的。

    我被送至法院后，法院说我有严重政治问题，我才知他们是以贪污问题为借口，对我达到政治上陷害的目的，我就更加愤慨。

    第二天，蚌埠市法院就给我带上手铐，提去审讯。由法院提讯不到十分钟，市公安局保卫科又来提讯，这样我就被诬陷为严重的政治犯。每次审讯都在下午七时至夜十二时、一时。每次审讯时，我都把被捕前的内幕情况，向他们报告，请求查处。但他们硬说我是特务，并说这是和我哥哥有联系的

    （我哥哥叫薛祖贤，在宿松县陈汉区工作，已病死）。他们还说我做特务活动的情形，已被他们制成卡片，强迫我承认是特务。我再三否认，并等待着党和政府最后弄清事实。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蚌埠市公安局把我解到皖北法院，审判员孟子皿把我提讯。这次我又把被报复陷害的情况，向他报告，并要求迅速处理。我对解来皖北法院处理，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相信上级法院一定会把事情很快弄清。那知道一拖四个月，都未审讯。直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才开始第二次审讯。第二次审讯时，已经不像第一次审讯那样含糊，明确提出我是贪污问题。说：市工商局有材料，证明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要解我回蚌埠。我怕到蚌市后，更遭陷害，请求在皖北处理，并要求将蚌市工商局账册调来。到十二月份，皖北法院将账册调来，并将前会计王佩芳，后会计龚忻、胡雕等三人调来，但是最主要的移交表和有关的各种表格，蚌市工商局拒不交来。因此，是否有贪污问题，仍无法判断。我就催促皖北法院，继续追调有关材料。皖北法院即打长途电话、去公函，要蚌市工商局把有关材料全部交来。但是蚌市工商局张立轩等，仍然不交重要材料，故意把我拖在监狱中。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皖北公安局来提讯。当时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老是在法院、公安局转来转去。那知道这一次皖北公安局侦察科朱科长对我说：“我们准备释放你了，你有意见没有？”我提出意见，他又说：“出去以后不要乱说冤枉。有些人就是这样走向反动方面去的。”六月二日，法院又将我提讯，审判人孟子皿告诉我说：“你的案子判决啦！”于是他就开始宣读判决书，一开口就是“贪污犯薛祖云”。我当即提出抗议，他不理睬，继续宣读判决书，说我包庇李永铎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五万元。我即提出：“既然是他人挪用公款，即使是我包庇的，何能说是我贪污？”他说：“这是审判委员会的用语问题。”于是判我徒刑六个月，以以前关押时间来抵折。我要求重新判决，他就说：“不服可到华东打上诉！”我再提意见，他就宣布说：“我退堂了！”我说：“你到退堂了，我又到那里去呢？”他说：“你到那里去，我可管不着。”无可奈何，我只好带了几件破衣服、棉被等，到皖北民主妇联会去，妇联负责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很重视，就要求有关方面重新调查处理。出狱后，我的团籍和工作都恢复了，法院也撤销了那个错误判决。但是对我进行陷害报复的坏蛋张立轩、朱抗、杨振中等，还逍遥法外，我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我所以提出他们陷害我的理由如下：

    一、既然认为我有政治问题，为何又召开群众大会向我进行斗争，而且以贪污为名，将我逮捕。我的经济账目，几次清查都未发现我有贪污行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查账后还未做结论，就急于将我逮捕，这显然是报复。

    二、既然对我政治上早有怀疑，为什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份，张立轩还通过余志新介绍，向我提出婚姻问题，而且长期间都叫我担负管理印鉴等重要工作。

    三、他们怀疑我政治上有问题，是说我接近的人和我哥哥有问题，既然是他们有问题，为何不先弄清他们的政治情况，而先逮捕我。

    四、张立轩是在合肥开会回去以后，决定逮捕我的。他在合肥开会时，工商处已提出要调我来省，而且告诉他，我已与杜××有恋爱关系。既然是早就怀疑我，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决定逮捕我，这不是有意陷害是什么。

    五、即使怀疑我有政治问题，但是没有任何足够的材料，为什么要逮捕我？就算我是有嫌疑吧，有嫌疑也该先弄清楚，他们在政策上应该是懂得这一点的。

    六、既然说是怀疑我有政治嫌疑，为什么逮捕后，长时间内不继续追查，弄清事实，故意拖延。而且对我的所谓贪污问题更采取恶毒的拖延手段，故意不交重要材料，以致这一问题长期内难做结论，这显然是故意陷害。

    七、我哥哥等人写给我的信，在这些信中有些话，他们为什么断章取义，摘出作为反革命证据，这当然是制造借口，达到个人陷害的目的。

    此外，我在被捕之后，曾向蚌埠市法院、公安局和皖北法院提出申诉，告诉他们陷害的内幕情形，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申诉，迅速调查处理，使我长期关押在狱。我在被捕后也曾给团支部书记柳东写信，要求调查处理，他们又为什么不提请有关方面注意调查。

    我特别要求有关方面，把陷害我的主犯张立轩、杨振中、朱抗等逮捕法办，严厉惩处，以教育广大干部。此致敬礼！

            薛祖云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九日







中国煤建公司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制止运售腐朽木材反而指示下级大力推销等外材(1953.02.22)
  (1953.02.22)

   中国煤建公司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制止运售腐朽木材反
而指示下级大力推销等外材

    据读者辛镇寰来信揭露：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在处理东北大批腐朽木材运到关内销售这件事所采取的官僚主义态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辛镇寰在来信中说：我是中国煤建公司的一个职员，我曾奉命参加最高人民检察署木材检查小组工作。我感到各地煤建公司出售木材时提高等级，在应发给工人的工资中和在工人的生命安全上找“节省经费的窍门”，以及账货不符等等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但由于中国煤建公司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问题或者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没有追究和解决。

    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揭露东北腐朽木材进关问题以前，华北各地煤建公司就不断反映过由于使用东北腐朽木材造成损失的各种事实，但未引起中国煤建公司主办这件事的靳勇杰科长的重视，他只以公司的一纸公文通知东北煤建公司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想出妥善办法检查解决。以致东北腐朽木材仍然源源进关，华北各地反映腐朽木材造成损失的文件也源源而来。靳勇杰科长却毫不负责任地在这些文件上批着“存查”“并案办理”

    “归档”等等。后来他知道最高人民检察署要检查木材问题，才稍微加以注意，但对于东北发生腐朽木材的事仍不去检查，反而三次派人到石家庄去“重点检查原木”，检查了很长时间，结论是“无结果”。他不去制止东北的腐朽木材进关，也不去妥善处理进关的腐朽木材，却指示华北各地煤建公司“大力经营等外材”，“大力推销等外材”。原来中国煤建公司和东北煤建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根本不允许有什么“等外材”。现在中国煤建公司指示下级公司“大力推销等外材”，各地煤建公司就认为进关木材可以有“等外材”，而且还要“大力经营”“大力推销”，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去年十二月八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木材问题时，靳勇杰代表中国煤建公司出席，会中他强调客观困难，把一切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二月十一日，我公司经理召开会议讨论向上级报告腐朽木材问题时，靳勇杰竟然说：“要把我的责任照样报上去恐怕要杀头。”公司经理居然同意了他的意见，连靳勇杰的名也不提。最近，我们公司里开展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经理向全体人员作了一九五二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其中对东北腐朽木材进关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事竟然没有提到。可见他们并不打算真正检讨和丢掉官僚主义这个毛病。

    我非常痛恨我们公司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搞了好几年，仍然毫不知耻地说：“我们对于木材完全是‘外行’”。他们还到处强调不懂木材技术的困难。然而，我这次参加木材检查工作中亲眼看到，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张允文、甄自义两同志，他们对于木材原来的确是“外行”，但他们在三个月的检查过程中就变成了“内行”，他们已基本上学会了关于木材工作的必需知识和技术。两相对照，真叫我啼笑皆非。我们公司的经理李南生、副经理范菊秋对于业务熟视无睹，就盲目信任像靳勇杰这样的干部。我们公司挑选干部不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是把同乡亲友认为“可靠”，把圆滑可亲、随和可喜者封为“积极分子”。对于技术人员则不善于团结和改造，以发挥他们的能力和作用；对敢于说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及敢于批评领导的人，就视为“落后分子”，动不动就给予打击报复。长时期来，我们公司的民主空气十分稀薄，因而领导方面的缺点和工作中的脓包就不能被揭破，这就使得国家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也使得国营煤建公司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

    中国煤建公司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建议中央商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对中国煤建公司的工作应作有效的检查，并与进关腐朽木材案件合并处理。







中共岫岩县委书记孔祥林等蛮横压制批评(1953.03.06)
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  (1953.03.06)

   中共岫岩县委书记孔祥林等蛮横压制批评

    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

    编者按：这是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中共岫岩县县委书记孔祥林等人公开压制批评、对批评者进行蛮横打击报复的错误行为；同时还揭露了辽东省委轻视来自群众的批评的错误态度。按照这一报告所列举的事实来看，对孔祥林等的错误行为，不但应该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以教育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而且对孔祥林等人应该给以党纪处分。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在进行批评时一面依照党委意见处理，一面把不同意见向上级党委和党报反映，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岫岩县部分领导干部在本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处理贪污分子的脏物时，纷纷以贱价购买脏物，县长滕奇就用四万元买去了价值十五万元的一条毛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双福和公安局副局长田承华，还因为抢买一只表而引起了无原则的纠纷。该县县委书记孔祥林和滕奇等还领着他们的家属随便到仓库选购。当时在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的宋景珍（共产党员），曾一再向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金春阳提出意见，反对这种作法，但金春阳却说：“都是领导干部，买点便宜货，有什么办法！在其他东西上多卖点钱就有啦！”随后，宋景珍就向辽东大众报通讯员陈凤儒（县委宣传干事）、殷洪儒（县委秘书处收发员）反映了这一情况，陈、殷二人当时就写稿寄给东北日报、辽东大众报和省委，希望报社公开揭发和处理。

    辽东省委接到陈凤儒等的批评稿以后，就把它转交岫岩县委处理。孔祥林看到这一批评以后，立即大发雷霆，质问殷洪儒说：“你反映的情况实在吗？尽是道听途说。这个事在党的小组会为什么不提出来，为什么偏往上面写？错了你敢负责吗？”又说：“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向报社反映，这不是内外不分吗？报社不是党的组织，省委该相信我还是相信我。”接着又威胁说：“如果省委给我们处分，我们县委也同样给你们做出处分决定。”宣传部长胡国钧拍着桌子说：“小殷、陈凤儒！批评必须正确，要不正确就使人无所措手足！”原任县委秘书处副主任赖恩惠，和现任秘书处副主任侯俊山也都表示：写这样大的批评稿为什么不通过县委会呢？真不得了！通讯干事沙铠也应该负责啊！

    辽东大众报在发表陈凤儒和殷洪儒的批评稿时，还配合写了短评。但是，当把这一消息送交辽东省委审查时，省委王秘书长给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张欣潮作了如下的指示：“建议此稿不登，可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党内通报解决之。”辽东大众报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以后，就答复通讯员陈凤儒说：“省委意图是内部问题，不公开发表，要在内部解决。”这一消息传到岫岩县委以后，孔祥林等就变本加厉地对批评者陈凤儒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他们前后曾召开三次支委扩大会和县委扩大会，以“民主补课”“统一认识”“解决矛盾”为名，公开向陈凤儒等报复，并追逼他们坦白批评的动机，企图给以处分。后因县委机关支部书记王群一再反对，孔祥林等才改变方式，先把陈凤儒调走。王群因为支持批评，也受到了报复。当时，王群曾怨恨地说：“真不像话，县委书记还这样对待批评，我们真没法干。”孔祥林抓住这句话就在全县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对他进行打击，说：“有些人闹小集团，以批评为名反对领导，又想不干工作，不干就给我滚蛋！”接着把曾经向他们提过意见的宋景珍调到区里，并指示区的领导干部说：

    “在思想建设中，对宋景珍要追问，为什么对领导有意见不当面提，是什么思想？……”，并说：“宋景珍有问题，品质恶劣”。县妇联主任高淑英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董连勇，也因支持陈凤儒等的批评而受到了报复，都被借故调走。孔祥林和赖恩惠并让写稿人写检讨，要通讯干事写信给报社声明更正。这样，下面干部纷纷议论：批评区村干部还行，批评县的领导干部可得寻思点！支部书记王群说：“别再向省里讲啦，讲也不解决问题，当不了把原件寄给县委，那更不好办啦！”殷洪儒说：“咱们这回因为批评，成了没有娘的孩子啦！”

    孔祥林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行为是一贯的，他一向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去年区委书记杨殿阁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和东北日报，批评岫岩县政府对牲口进行防疫工作时，注射疫苗不及时，耽误了春耕。当高岗主席派人去检查时，孔祥林就质问杨殿阁：“为什么不向县委反映，偏向上面写？”去年八月间，报社张雪峰到岫岩调查粮食问题时，孔祥林曾向宣传部长胡国钧说：“咱们说话得谨慎点啊！记者那玩艺沾边就赖……”孔祥林向上级报告工作时，总是报喜不报忧，满篇成绩，隐瞒缺点。

    此外，孔祥林还包庇有错误的干部。例如纵容前岫岩县县长兼法院院长满士毅毒打老婆、强迫与老婆离婚的违反婚姻法行为。县妇联主任高淑英为此向孔祥林提出处理意见。但孔祥林不但不作正确处理，还打击高淑英。县委宣传部长胡国钧，作风恶劣，工作消极，在干部中影响很坏，有人对胡国钧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孔却诬蔑批评的人是“进攻领导”。在“三反”运动后，并把胡国钧提拔为县委委员。总之孔祥林的这种抗拒批评，对批评者进行报复的行为，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应该予以严肃处理。







西北汽车制配厂第一厂政治委员  牟岐山是比黄逸峰更加恶劣的坏分子(1953.03.13)
  (1953.03.13)

   西北汽车制配厂第一厂政治委员

    牟岐山是比黄逸峰更加恶劣的坏分子

    西北军区后勤办事处汽车制配厂第一厂政治委员兼该厂党委书记牟岐山，以反动作风对待职工，拉拢坏人，打击好人，扣押群众，压制批评，抗拒检查，群众认为他是比黄逸峰更加恶劣的坏分子。

    牟岐山为了在汽车制配厂第一厂建立个人独裁的统治，以反动的恐怖手段，乱捕乱扣、斗争处罚、停工检讨、撤职扣薪、开除厂籍等等办法，代替工厂的民主管理。该厂三年来（“三反”运动除外），受各种处罚的职工有二百一十二名，三百四十四次，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损失工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个。其中有不少人（特别是职员）是因为对牟岐山领导作风不满而提出批评，牟岐山就以“反领导”、“反组织”等等罪名，予以惩罚。该厂文娱干事潘群，思想有不少毛病，群众对他也有很多意见，但牟岐山却对他非常器重，并亲自介绍潘群入党。可是当潘群对牟岐山玩弄女性的恶行，向其他同志稍露不满时，牟岐山便认为触犯了他的“尊严”，立即将潘群非法管押起来，并宣布开除潘群的党籍，还非法地在党委会议室里给潘上了手铐。潘群被牟岐山陷害后，该厂职工异常不满，牟岐山就污蔑这些人“离心离德”，“纪律松弛”，“内奸行为”，接着又以“清除潘群思想”为名，迫令两个干部停工检讨，并开除了该厂两个学员。该厂通讯员杨庭华午睡时，牟岐山的小孩跑去吵闹，杨不耐烦地打了他一下，牟岐山便写信给该厂保卫科“要保障人权”，并亲自非法地将杨庭华管押起来。该厂医务所调剂员何善亭在小组会上和牟岐山的意见有分歧，牟便认为何是有意伤害“政委身分”，拍桌大骂，并将何管押起来。去年五月间，该厂工会改选时，牟岐山认为该厂组织干事莫萍应为候选人，当时该厂助理工程师赵晟指出莫萍品质不好，群众对他意见很多，不应当列为工会候选人；牟岐山便给赵晟按上了“捣乱工会选举”的罪名，让厂内开会进行斗争，后又将赵禁闭检讨十六天。牟岐山除了以上胡作非为，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外，更严重的是，凡是被他停工检讨处罚的职工，一律不发工资，逼使工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由于牟岐山这种以反动统治者的手段对待工人阶级，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因此汽车制配厂第一厂一九五二年的生产较一九五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生产效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牟岐山“唯我独尊”的统治，表现在对待厂内所有干部，完全采取了“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极其反动的手段。该厂厂长刘少朋过去职位比他低，现在当了厂长，他很不服气，有意布置他的“得力干部”莫萍、杨正喜、宋兆禄、顾家华等，在职工群众中制造对刘的不满情绪。同时，他利用各种机会，煽动群众攻击刘少朋。并在群众会上公然说：“刘少朋是摆菜摊子的，还能办了这样大的工厂！”该厂保卫科长魏韶颖，曾向西北军区后勤办事处反映过他的违法乱纪行为，牟岐山便认为这是“歪风邪气”，“宗派活动”，在支委扩大会议上扬言：“宁放过三百万的贪污分子，不放过魏韶颖的思想。”牟岐山认为工会主席莫萍、支部书记杨正喜，是他“最得力的干部”。事实上莫萍是一个品质极坏的人，“三反”前贪污公款，“三反”中未作交代，在厂内乱搞男女关系；杨正喜是一个兽性淫荡的家伙，他曾在夜间闯入女学员的宿舍，并企图奸污工人家属，群众极为不满。可是牟岐山却强令群众将杨评为“政治教育工作模范”。“三反”运动中，职工检举莫萍有贪污行为，牟岐山一再为其辩护，并在群众大会上说：“莫萍是党委重视培养的干部，你们不要随便批评”。

    牟岐山平时压制批评、对抗上级的行为极为严重。一九五一年，牟岐山以“了解和关心职工思想动态”为名，擅自检查职工私人来信，扣压职工对他的控告书。前年四月，该厂助理工程师赵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学习‘实践论’，改进工厂工作”的专文，对汽车制配厂生产管理进行了批评。当人民日报六月八日三版发表这篇文章后，牟岐山就在全厂广播台上号召全体职工写反击文章，自己并以孙志强的名字写文章，污辱赵晟“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盗窃实践论，另有政治阴谋”。接着，牟岐山又煽动该厂干部对赵晟进行两个星期的斗争会，指令各车间职工向人民日报写稿，硬说人民日报不经调查研究，随便发表了“反动分子”赵晟的文章。另一方面，牟岐山又以该厂党委会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信说赵晟写稿是“歪曲理论，……转移群众视线，哗众取宠，掩盖其反动面目。”最后牟岐山强迫赵晟“承认错误”，保证今后不经领导审阅，再不向党报投稿。该厂橡胶部工人周铭铸（党员），系西北军区后勤甲等劳动模范，一九五一年曾向西北总工会反映了该厂不重视劳动保险条例等项意见，被牟岐山知道后，立即宣布停止周的党籍，迫令停工检讨，并给周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五月署名为“一群工人”的曾向“工人日报”投稿，控告牟岐山七条错误，西北后勤办事处令其检讨与说明，牟不但拒不检讨，反向该处索讨原件，追查控告者，诬说是“反动分子所为”。

    牟岐山凭借职权的恶霸行为，还表现在淫秽的私人生活和蛮横无理地计较供给待遇上。牟岐山原来是结了婚的，他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就和周依萍恋爱，但结婚后，又给一位女职员写恋爱信，说：“如果得到你的允许，就应该是加速你与党的接近，在职务上有相当排级以上的职务。”全厂职工对这种以名利引诱，企图达到个人目的的可耻行为，极为愤恨。去年七月该厂改薪金制时，他为了多争工资，打击厂长刘少朋，在评薪小组会上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说：“刘少朋（厂长）那一方面也不能和我比，我的工资一定要比他高……。”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调和的意见，说厂长和政委一样高低时，牟岐山便说这是“脱离政治倾向。”为此问题，牟岐山不仅在党委会上争执，并且要全厂职工中讨论“政治与技术在工厂那个主要”，直到获取了较高的工资，他才肯罢休。有些无原则的人为了附会他所谓的“政治要领导技术”的要求，还给牟岐山九岁小孩评了四十个单位的“工资”。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牟岐山屡次拒抗上级机关对他的检查。去年五月和七月，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总工会、西北后勤办事处派工作组到该厂检查工作，牟岐山即事前派人偷听，对反映意见的人公开进行威胁。去年十二月初，工作组二次到该厂调查他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他就寻找各种借口，拒不到会，污蔑党委扩大会议是“歪风邪气”；他荒谬地给动力部支部书记写信说：“在工厂坏分子掀起了风浪，大多数党员出卖了党的利益，党的一切秘密被党员自首了”。更恶劣的是，他威胁工会副主席朱成修、人事科陈莲桂说：“你们要考虑你们的党籍”。他认为揭发他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就是“扩大纠纷，陷害‘异己’”，就是“非组织活动，抹杀真理，放弃立场，投机取巧，放弃党的利益”等等。

    牟岐山违法乱纪和他的反党的行为，所以长时间未被揭发，该厂党委会的其他委员该负很大的责任。有一些党委委员，如副厂长、党委委员诸述，党委候补委员杨正喜、宋兆禄等，他们为了取得牟岐山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不惜放弃党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帮助牟岐山违法乱纪。如副厂长诸述，在牟岐山攻击厂长刘少朋时，不去坚持原则，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歪曲事实，和牟岐山一起煽动群众攻击厂长；当牟岐山为了多拿工资分，进行各种活动时，他又积极赞同给牟岐山九岁小孩评四十个单位的“工资”。该厂党委会的其他委员，如厂长刘少朋、保卫科科长魏韶颖、前任党委委员总务科长杨生财等，他们曾以口头、书面向上级反映过去牟岐山的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在部分问题上，也曾在党委会上向牟岐山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对牟岐山的斗争表现得十分软弱，有些问题竟然最后同意了牟岐山违法乱纪的主张。如潘群被开除党籍，并被非法逮捕等等，都是党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另外，有不少问题，如牟岐山非法斗争赵晟向人民日报写稿等，该厂党委会委员虽然知道这是无理取闹，但是他们缺乏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性和斗争精神，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而很少考虑党的事业。由于党委委员之间，基本上抱着这样两种错误态度，牟岐山就可以把厂党委会变成他违法乱纪的合法工具而为所欲为。

    牟岐山违法乱纪和他的反党行为长时间未被揭发，是与西北后勤办事处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分不开的。一九五一年间，该处对汽车制配厂基本上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一九五二年九月间，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曾提出将牟撤职，进行彻底清查；可是西北军区后勤部没有立即执行这一指示，致使牟岐山在他的“独立王国”里继续为非作歹，破坏生产。

    去年十二月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直属政治部、西北军区后勤部、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总工会等机关联合组成工作组检查了牟岐山违法乱纪的行为，由该厂党委会宣布给牟岐山以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和行政撤职的处分。这就引起了该厂职工普遍不满，有些职工看到黄逸峰压制批评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都认为对牟岐山的处理太宽容了。像这样品质极端恶劣的坏分子，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依法惩办。因此，希望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西北后勤部党委严肃认真地处理反党分子牟岐山的违法乱纪事件。







渭南专署专员张俊贤等压制批评陷害干部左嘉善(1953.03.15)
  (1953.03.15)

   渭南专署专员张俊贤等压制批评陷害干部左嘉善

    卫忠堂来信：陕西渭南专署干部左嘉善因为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领导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等错误行为，受到了严重的报复和迫害。

    一九四九年，渭南专署动用公款三亿多元做生意，赚了钱也不作交代。一九五○年清理仓库时，专署又买了大批布匹存在私商处（结果布匹一部分霉坏了；一部分被私商卖掉，钱也拿不回来）。三反运动时，专署干部左嘉善在专署全体人员大会上对上述问题提出批评。专署政务秘书吴荣秋（直接做生意的人，和存布的私商是亲戚）当场大发雷霆，把左嘉善和其它提意见的同志痛骂了一顿。专员张俊贤又威胁说：“谁要再提意见，就要法办！”会后，专署机关党支部书记高再明又让在会上提意见的同志作检讨。

    这样，同志们谁也不敢再讲话了。但报复却并没有停止。高再明又以“恢复党籍”的条件，利诱因贪污被判徒刑和停止党籍的坏分子孙德昌来陷害左嘉善。接着，专署领导同志以“反革命”做帽子把左嘉善逮捕了。但上级人民政府查明左嘉善不是反革命分子。左嘉善被平白扣了几个月后放出来了，但却又被换上一顶“反对领导、破坏三反”的帽子，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没受行政处分）。

    同志们怕遭到左嘉善一样的命运，一年来，对这件事谁也不敢言语。党对黄逸峰事件的处理鼓舞了我。我现在把这件事揭发出来。

      编者按：渭南专署专员张俊贤等在去年“三反”运动中竟然压制群众批评，陷害、打击提意见的干部，问题是严重的。建议陕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严肃处理这一压制批评的严重事件，并彻底检查渭南专署的工作。







反党分子周刚、焦光亮  打击陷害批评者王兆钧的事实经过(1954.09.11)
  (1954.09.11)

   反党分子周刚、焦光亮

    打击陷害批评者王兆钧的事实经过

    中共河南省委严肃地处理了前郾城县委书记周刚、焦光亮等人陷害前郾城县委宣传部长王兆钧事件。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运动开始时，前中共郾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兆钧，向中共河南省委、许昌地委检举了郾城县委机关铺张浪费，以及周刚等人利用职权贱买没收公共物资等错误。许昌地委对这一揭发未能认真负责予以坚决保护和严肃处理，却将王兆钧的检举信交回了前郾城县委会，让他们进行检讨。县委书记周刚、副书记焦光亮见到王兆钧的检举信以后，不但不检讨，反而认为王兆钧“想钻空子，挑拨离间，有意搞垮自己”。周刚当天晚上即召开县委会议，追问王兆钧的检举动机，并侮蔑王说：“王兆钧是‘三反’对象，在党内挑拨离间，打击积极分子，耍流氓手段。”其他县委委员对周刚这种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劣行为，不但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予以批判和制止，相反地竟违背党的原则，共同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强迫王兆钧收回自己的意见。后来许昌地委接到了河南省委转来的王兆钧的检举材料才派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员张思学到前郾城县委会查对材料。这时，周刚、焦光亮仍不虚心检讨自己，并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当时，张思学向他们提出了批评，回机关后，又将王兆钧检举属实的材料及周刚、焦光亮打击报复王兆钧的情况，向地委作了报告。但是张思学的报告并没有引起许昌地委的注意。问题拖延了下去。这就使周刚、焦光亮获得了进一步打击王兆钧的机会。

    王兆钧对周刚、焦光亮的错误和打击报复行为，始终坚持斗争。周刚、焦光亮看到对王兆钧施用恫吓已不能得逞，便不惜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对王兆钧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陷害活动。他们到处搜集王兆钧在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宣传王兆钧历史上的个别错误；两次派干部下乡动员农民向报社、县委控告王兆钧。在这样做还不能达到陷害王兆钧的目的时，周刚、焦光亮又于同年二月派县委会组织部干事任学恕到王兆钧的原籍山东省郯城县去搜集王兆钧的历史材料。任学恕为了迎合周刚、焦光亮的个人不良意图，有意识地扩大与捏造材料，把王兆钧过去在家参加农业劳动，是中农成分，说成是“不劳动”、“地主成分”；把王兆钧在抗日战争时期，作过地下工作，说成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焦光亮得这些材料后，便叫任学恕向地委报告。这时王兆钧又三次到地委申诉，要求地委迅速派人制止周刚等违法乱纪行为。地委推说到“三反”中解决。同年四月间，周刚、焦光亮又指使牛培法、任学恕到山东王兆钧家乡进一步搜集王兆钧的历史材料。牛培法、任学恕在周刚等指使之下，完全丧失了党的原则、立场，改名换姓，冒充郯城县委干部，威胁村干部斗争王兆钧的母亲和弟弟，并打击恐吓暴露真情的农民。就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王兆钧凭空捏造了“投敌自首，敲诈群众，杀害农民，打击村干部，隐瞒地主成分”等五大罪状。周刚、焦光亮就以此作“根据”，一面布置任学恕召集会议，说“王兆钧有血债，大家要提高警惕”，并搜查了王兆钧的住室，对王兆钧实行轮流看守，一面打电话给地委说：“王兆钧问题严重”。同年五月九日，周、焦又派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希旺带领牛培法、任学恕等人，向许昌地委副书记赵天锡作假报告，一再强调“王兆钧问题严重”，要求地委赶快处理。许昌地委为他们的假报告所蒙蔽，错误地决定王兆钧停职反省，同年五月十日晚，周刚又打电话督促许昌地委赶快处理。地委即建议将王兆钧予以扣押。这就更加纵容了周刚、焦光亮违法乱纪行为。当时周刚曾兴高采烈地说：“王兆钧说我们有宗派，我看幸亏我们抱的紧，不然整不了这小子。”

    王兆钧遭到这种意外打击报复之后，曾屡次向许昌地委提出申诉，要求派人调查处理。这时，许昌地委即派人到王兆钧的原籍进行调查，但由于调查人员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结果都与周刚、焦光亮的假报告大体相同，无法作结论。同年九月三十日，地委将王兆钧释放。地委为了弄清问题，又派张树森等人去山东调查王兆钧历史情况。由于张树森等仍未深入群众，调查的材料又与以前的大致相同；张树森等向郯城县委作了汇报，郯城县委即以县委名义写来书面证明。地委根据两次调查的材料及郯城县委的书面证明，便给王兆钧作了“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将王兆钧开除出党。王兆钧不同意这样处理。许昌地委又建议将王兆钧扣押起来。王兆钧在扣押期间，仍给许昌地委写信十余封，进行申诉，也没有引起许昌地委注意。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李祥林到许昌地委检查工作时，听了王兆钧的申诉，即向许昌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释放王兆钧并分配其工作，历史问题暂作悬案。但许昌地委并没有这样处理。后来，许昌地委在河南省委的一再督促之下，虽然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将王兆钧释放，并分配了工作，但对整个案件仍然迟迟不作处理。直到张思学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报告了周刚、焦光亮等人的全部罪恶活动，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用电报指示河南省委转告许昌地委进行检查时，许昌地委才积极派人到前郾城县委会进行检查，但因周刚、焦光亮坚持错误，狡猾抵赖，致使两次检查都未获得结果。一九五三年四月，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及许昌地委负责人共同前往郾城进行检查，这时，周刚、焦光亮的违法乱纪活动，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检查组到达郾城以前，周刚（已调离工作）先得消息，即和焦光亮等几次商讨应付检查的办法。并互相约定“坚决不承认有报复行为，坚决斗争到底”。从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周刚就给焦光亮打了四次电话，让他“沉住气”，“要好好准备”。检查组在进行检查期间，焦光亮表面应付，背后却接连三次召开县委会议，和有关人员分头进行个别谈话，层层布置封锁，处处阻挠检查。并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检查组蛮横厉害”。更恶劣的事，是焦光亮竟烧毁证据，并对暴露真情的干部实行威胁利诱，为他保守秘密。最后，当事实真象被全部揭露之后，焦光亮又畏罪潜逃（后又返回），周刚则仍坚持错误，不作检讨。至此，他们便公开地背叛了党和人民，走上了绝路。

    根据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检查报告来看，前郾城县委会已完全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腐蚀，丧失了党组织的作用。为严肃党纪，河南省委已决定撤销该县委会机关，重新组织新的县委会；并将周刚、焦光亮、任学恕、牛培法等人开除出党，对其他有关人员也已根据其错误轻重，分别给以撤销工作、警告、劝告等处分。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副书记赵天锡、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坪，均受到当众警告处分。王兆钧因检举违法乱纪分子遭到打击陷害是冤枉的，许昌地委已恢复他的党籍。 







中共太原市委处理一个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  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受到党纪处分，共产党员张宝桐等受到表扬(1955.03.04)
  (1955.03.04)

   中共太原市委处理一个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

    太原钢铁厂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受到党纪处分，共产党员张宝桐等受到表扬

    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最近处理了太原钢铁厂（以下简称太钢）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人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检举人张宝桐的事件。

    太钢炼焦部一九五二年在全体职工群众的努力下生产有一定成绩，但该部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虚报成绩的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如第一季度硫酸氩任务的完成，十二月份焦油任务的完成，消灭黑头焦，降低洗煤灰粉，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锥形曲线调火法”均有夸大虚构之处。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山西日报、太原日报连续登出关于曲炳瑞模范事迹的不真实报道以后，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一九五三年一月评选劳动模范时，又由于该部领导干部不民主，不采纳工人依据事实评选劳动模范的意见，不少工人公开向领导上提出意见，该部保卫股长、共产党员张宝桐也向党支部和行政领导干部作了反映。该部党政领导干部不但不虚心倾听工人的意见，纠正错误，反而召开会议，斥责提意见的工人是“把蒸馍当成狗屎”、“邪气压倒正气”，并用  “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的话来威吓群众；批评张宝桐反映群众意见是“跟着落后群众跑”、“动机不纯”等。劳动模范名单批准公布后，工人群众更加不满，特别是对被评选为省特等劳动模范的曲炳瑞和厂模范小组代表调火班长刘天金有意见。张宝桐又相继向太钢党委会、中共太原市委会、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了炼焦部评选劳动模范中存在的问题。炼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人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对张宝桐采取了压制手段，召开党支部委员会斗争他。因此，张宝桐又向毛主席、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人民日报社、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控诉。

    接着，省、市委组成检查组进行了检查，当时正在太钢协助中心工作的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工作组接到局内转来的张宝桐向毛主席写的控诉书以后，也遵照局里的指示，分出几个人组成检查组进行了检查。钢铁局检查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工作，认真地作了调查研究，先后和六十多个职工谈话、座谈，并且注意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因而迅速弄清了事实真相，认为张宝桐等同志的控告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在检查过程中，以王自生为首的炼焦部的党政领导干部怕暴露虚假现象，失掉所谓“荣誉”，对上级的检查消极对抗。王自生等人特别对钢铁局检查组表示不满，说他们和张宝桐一起“质问劳模，造成混乱，影响生产”。省、市委检查组负责人、太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景生和太钢党委会组织部副部长胡凯，偏信了炼焦部领导干部的歪曲事实的反映，也对钢铁局检查组抱有不满情绪。在太钢党委负责同志主持的两个检查组的汇报会议上，胡凯竟粗暴地批评钢铁局检查组，如说他们是“专找岔子”、“检查目的值得怀疑”等。之后，王景生和省、市委检查组另一负责人、山西省委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李绍勋（他在报纸上对炼焦部劳动模范事迹作过夸大不实的报道），即以省、市委检查组名义向省、市委写了检查报告，报告未在组内讨论，也未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组内有些同志曾提出过正确的意见，未被他们采纳，也没有向上反映。由于王景生等人没有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不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而是偏听偏信王自生等人，因而这个报告只说炼焦部在评选劳动模范中有缺点，报纸所载曲炳瑞等人的模范事迹确有夸大不实之处，炼焦部的党政领导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作风不民主等，同时，这个报告除了重复了对钢铁局检查组粗暴的错误的批评，对张宝桐更作了完全错误的结论，把他的正确控告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会思想，对党不满”，“煽动工人闹福利”，“企图推翻领导”等。

    太原市委偏信了王景生等人的歪曲事实的反映，批准了这个检查报告，并且根据这个报告向山西省委作了专题报告。市委的报告虽然指出了炼焦部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令王自生等人检讨，但对张宝桐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并且建议给他以适当的党纪处分；同时市委也对钢铁局检查组作了错误的指责。山西省委对于钢铁局检查组和省、市委检查组关于炼焦部问题的原则性的分歧意见是知道的，但是省委没有很好地听取钢铁局检查组的意见，反而轻信了省、市委检查组和市委报告中对他们的不符事实的错误的批评，批准了太原市委的专题报告。这个时候，王景生已调到太钢党委会任副书记，由他亲自领导贯彻经省委批准的市委的报告。在贯彻过程中，王自生等人不但没有认真检查党支部领导上的错误，反而把报告作为进一步打击张宝桐的武器，曾经几次召集会议斗争他，并且要他们认为和张宝桐有“勾结”的工人马金喜、宋廷、张来文和徐治才等“坦白错误”，揭发张宝桐“非组织活动的事实”，并且威胁张宝桐“如再进行非组织活动，要以党纪国法处理”。王景生也威胁张宝桐说：“你好告状给你个地方！”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宝桐于一九五三年十月绕道大同亲来北京向前中共中央华北局等有关党政机关控诉。张宝桐走后，王自生当即请示太钢党委副书记阎家德，阎当即坚决支持他，对他说：“不能搁住，该处分就处分！该开除就开除！不要顾虑打官司，打官司在所难免。”王自生随即召开了党支委扩大会议，通过了  “开除张宝桐党籍”，“建议行政撤职”，“在党内外肃清张宝桐一类思想”的决议。并即召开党员大会，通过了开除张宝桐的党籍。王自生等人吸收了部分群众参加党员大会，其中包括平时对张宝桐有意见的几个政治品质恶劣的分子，并且让他们中的一个当小组长，领导讨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问题。同时他们还指派党支部宣传委员程占海积极收集张宝桐的材料，作为开除他党籍决定的根据。程占海为了讨好领导，不惜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收集了许多歪曲事实的、甚至凭空捏造的所谓张宝桐  “反党反领导和非组织活动”的材料，王景生又将这些材料加以夸大，当作张宝桐的罪状，供给太钢党委会作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根据。例如这些材料说：张宝桐“背转支部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非组织活动”；张宝桐“假借有病，请假休息，但经常白天在现场煽动，晚间在宿舍开会，专门制造反领导空气”；张宝桐“煽动职工，违反操作规程，破坏劳动纪律”；张宝桐“无中生有的硬说支部门口挂过‘闲人免进’的牌子”；等等。总之，罪状有好多条，经过以后调查对证，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是太钢党委会也跟在炼焦部支部的后面，错误地作出了开除张宝桐党籍的决定。张宝桐对处分不服，省委、市委和太钢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炼焦部进行订正时，王景生竟狂妄地以他的“党性”保证开除张宝桐的“事实根据绝无差错”，表示对张宝桐的处分决不动摇。王自生则借口“怕波动了工人的情绪，影响了生产”，进行抵抗。当订正结果否定了原处分根据中的八条“事实”，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竟粗暴蛮横、目无组织地在订正材料上批上“完全片面曲解，不符事实”，表示坚决抵抗。

    在张宝桐亲来北京控诉以后，华北局专门成立了“张宝桐案处理委员会”，先后将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有关同志调来北京，调查对证事实。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订正，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证明张宝桐所检举的太钢炼焦部的问题，除个别非本质问题的情节稍有出入外，基本属实；同时证明太钢党委会开除张宝桐党籍的处理根据均非事实，而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捕风捉影，强拉硬凑成的。

    事实弄清以后，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都作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处理这个案件中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经过上级党委的批准，太原市委作出决定，否定了太钢党委会开除张宝桐党籍的决定，并且决定给予下列犯错误的党员不同的党纪处分：

    王自生，炼焦部党支部书记，对本案的发生和形成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他所犯的错误决不是工作上的一般性的错误，而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为了骗取个人荣誉，不惜虚报成绩，制造假模范，以及为了维护个人的“荣誉”，已经由骄傲自满情绪发展到抵抗检查、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极其恶劣的行为，这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尤其是直到查对结束时，他还是狡猾抵赖。这就证明他已经丧失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

    程占海，炼焦部党支部宣传委员，他的错误是投机买好，播弄是非，甚至捏造“事实”，对本案的形成起了助长作用。他的品质是恶劣的，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史励，炼焦部主任，是本案的直接责任者之一。他和王自生等人同流合污，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张宝桐等检举人，他的投机思想和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在检查中还能承认错误，但认识很不深刻。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

    王景生，太钢党委会副书记，对本案的形成负有领导上的责任。他的显露自己的个人主义骄傲情绪很严重，不论是在参加检查工作或领导贯彻省委的报告中、都充分表现了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的不良作风。但鉴于他所犯错误的性质同王自生、程占海等有所不同，并且在检查中能够承认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阎家德，太钢党委会副书记，分工到炼焦部帮助工作时，为了显露自己，对该部工作上的某些成绩吹嘘夸大；对反映炼焦部弄虚作假的人，采取压制、打击、拉拢的恶劣手段；在开除张宝桐党籍的问题上，他给王自生撑腰，并且说“打官司也在所难免”。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严重的，直接支持和助长了王自生等人压制民主和对检举人的打击报复。检查中基本上还能承认错误，但很不深刻，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处分。

    处理决定还指出：太钢现任厂长、当时党委书记兼厂长曹普，对张宝桐的检举从未认真过问，在他主持的讨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党委会上未能发扬民主，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太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凯，对钢铁局检查组作了粗暴的错误的批评，以后还为程占海的某些错误辩护；省委工业部办公室主任、省、市委检查组负责人之一的李绍勋，对炼焦部模范事迹作过夸大不实的报道，对钢铁局检查组持有不满情绪，向市委作过关于张宝桐问题的不真实报告，他们三人都应向党作书面检讨，并在一定干部会上作公开检讨。在这个弄虚作假、压制民主的事件中，炼焦部党支部所有委员，除张宝桐一人外，其他支委无一人坚持真理，有的随声附和，有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应向党作书面检讨。太钢党委会对炼焦部党支部和该支部主要干部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错误，不但不能及时发现，认真地检查纠正，反而偏听偏信，作出开除张宝桐党籍的错误决定，党委会应作深刻检讨。　　处理决定还指出：根据此次查对结果，证明炼焦部工程师曲炳瑞的模范事迹，大部系夸大虚构，基本上不够劳动模范的条件，决定建议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撤销其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因揭露炼焦部虚报成绩而遭到打击报复的张宝桐同志，除应给他恢复名誉外，对他坚持真理、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作不调和斗争的精神，应当加以表扬。对支持与协助张宝桐进行反不良倾向斗争的马金喜、宋廷、张来文、徐治才等同志遭到的打击报复，即受到的不合理的处分和调动等问题，应由太钢党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处理和纠正，恢复他们的名誉，并给予适当的安慰和鼓励。







宋国明压制工人批评(1955.03.13)
孙翰才　彭恩起  (1955.03.13)

   宋国明压制工人批评
编辑同志：

    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厂的工人给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刘仁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们工厂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响应了党的号召，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我们工厂所有的机器经过魏永言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努力和研究，都变成自动化了，一年可以给国家增产十五亿元之多（旧币），同时，工人们也再不受烟熏火烤和费大力气的痛苦了。所以在这次评选厂劳动模范时，我们都选了魏永言厂长，在发奖时，我们还写了贺信，祝他成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人在这里边变了戏法，把魏永言厂长的成绩变成别人的了，我们认为领导上要把这件事弄个清楚……”

    不久，中共北京市委员会把这封匿名信转到了中共丰台区委员会，丰台区委员会又把信转到了我厂党支部副书记宋国明的手里。照理，宋国明在接到这封信以后，应该根据这封信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改进工作缺点。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很多工人的笔记和墙报稿子都搜集起来，一个一个地查对笔迹，企图从中发现写信人，进行打击和报复。在查对笔迹无效后，就用威胁的手段对工人进行追问。他首先威胁组长姜志霞说：“信是你车间工人写的，你必须负责查出来。”接着并亲自拿着信对工人赵庆祥说：“你给谁写了信没有，是谁叫你写的？”赵庆祥被吓得目瞪口呆，痛哭流涕。宋国明为了追查那封信的写信人，先后向彭恩起追问了三次，他用威胁的口吻对彭恩起说：“今天是你表白的机会，不谈出来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你的笔记和入党志愿书已送到法院去了，从笔迹上看，那封信就是你写的，赶快说出来。”宋国明接连威吓和追逼了好几个工人。

    我们认为宋国明上述举动是压制民主，是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严重违法行为，有关领导方面应该对这件事进行检查和严肃的处理。







给打击报复、欺骗党报的人以处分(1955.03.20)
胡维伦  (1955.03.20)

   给打击报复、欺骗党报的人以处分

    胡维伦的来信编辑同志：

    我要向你们控诉江苏省南汇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科长郁能富对我进行诬陷和迫害，并捏造事实，欺骗党报的行为。

    我原是南汇县大团镇私营大新轧花工厂的记账员。一九四九年参加了青年团，担任本厂团支部书记，后又当选为县人民代表。一九五一年秋天，这个工厂租给南汇县供销合作社经营，改为县合作社的第二棉花加工厂。我被县合作社指定为新厂的负责人。

    一九五四年四月，上级人民法院查明大新厂原是属于汉奸的产业，指令南汇县人民政府予以没收。正当全厂职工热烈庆祝政府接收的时候，突然，县长下令把我们的工厂改作一个地方国营纱厂的职工宿舍，工厂停工，职工“自找出路”。这个命令在一百多名职工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我曾多次出面向南汇县人民政府建议：不要把这个设备完整、机器优良的工厂拆散；利用厂房改建一般宿舍将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这个工厂就当时生产任务来说，也是需要的（现在证明，拆了这个厂又扩建了其他的轧花厂）。如果政府一定要停办这个工厂，也应该负责安置全部职工。可是直接负责接管工作的县财粮科科长郁能富，不但不接受职工意见，反而认为我们是同政府“捣麻烦”，有“反革命分子活动”。

    当时，我除了劝说职工很好地帮助政府做好接收工作外，并将这一情况向当地党报和人民日报反映。党报将我的信件转达有关部门处理，但是这封信并未引起南汇县人民政府负责人的重视。相反地，郁能富对我更加怀恨，指示科员沈国璋捏造我的罪名，不惜用欺骗党报的恶劣手段，给我加上了资方代理人、反动党团成员的帽子；并说我挑拨工人同政府的关系，对抗政府接收工厂。就在这些罪名下，我被“清洗”出去了。

    我被“清洗”以后，立即感到失业的痛苦和生活的威胁，这时我的堂兄要我暂时到内蒙去（我的堂兄在内蒙古日报工作）。并要我把这事向南京新华日报申诉。我想，也只有依靠党报才能把这件冤事搞清楚，所以亲自来北京向你们提出控诉。在党报的支持下，江苏省松江专署人民监察处曾派人进行调查，证明郁能富给我加上的罪状全非事实；并通知我立即回县重新分配工作。可是违法分子郁能富却还是逍遥法外。

    我要求江苏省松江专署给郁能富以应得的处分。  　胡维伦

    本报读者来信部的调查

    南汇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科长郁能富（共产党员）对胡维伦的打击报复，和他捏造事实、欺骗党报的行为，是极为恶劣的。

    本报接到胡维伦同志书面控诉时，曾写信给南汇县人民政府，请予调查处理。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南汇县人民政府给本报来了一个答复。说：“胡维伦，系三青团员，资方代理人，他很早就企图独吞该厂。据现有材料，他已挪用棉花一百八十砠（每砠七十三市斤）。他一贯拉拢落后工人，从中挑拨政府同工人间的关系，以致部分工人受他的影响，而对政府接收这个工厂的处理表示不满……”经过我们的调查，这封信的内容全部是假的。第一，胡维伦是县合作社租用私营大新轧花工厂以后由合作社指定的工厂负责人，并不是什么资方代理人；第二，挪用棉花一百八十砠的问题，在“三反”运动中已经查清，并非事实；第三，说胡维伦  “企图独吞该厂”、“挑拨政府同工人间的关系”，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至于“三青团员”问题更是凭空捏造的。原来这封假信是在郁能富授意下，由沈国璋（财粮科科员）写的。

    郁能富一方面给本报发出了捏造事实的信件，一方面又散播胡维伦对抗政府接收工厂、组织暴动等谣言，致使南汇县人民法院感到问题严重，准备逮捕胡维伦法办。后经法院院长陈昌达亲自调查，证明郁能富所说的情况全非事实。法院院长曾将调查结果在县府会议上作了报告，捏造材料的主使人郁能富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但是郁能富并不就此罢休，他为了堵塞胡维伦的堂兄干预这件事情，又指示沈国璋利用那些捏造的材料，写信给内蒙古日报社社长，诬蔑胡维伦在对抗政府接收工厂时，曾挑拨工人说  “人多成王”、“事情搞得越大越好”。同时，还无中生有地说胡维伦曾索取资本家的钱捣卖黄金等等，要求内蒙古日报对胡维伦的堂兄加以教育，要他不干预这件事情。

    郁能富为什么要对胡维伦进行打击报复呢？据了解：胡维伦对南汇县人民政府停办大新轧花工厂的决定，曾多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在郁能富看来是有损政府“威信”的；胡维伦在被“清洗”时，又曾和郁能富争论过，因此郁能富就怀恨在心，下决心要“整”胡维伦一下。于是，郁能富就恶毒地捏造事实，硬把胡维伦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到处欺骗组织，欺骗党报，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南汇县人民政府领导人在处理报社委托办理的信件上，也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首先他们不负责地把读者批评的信件转到被批评人的手里，又轻信被批评人的意见，给报社寄来一个混淆是非的答复信，助长了郁能富的犯法行为。南汇县人民政府领导人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不使党同群众的联系受到损害。我们认为，中共南汇县委员会应该严肃检查这一事件，并给违法分子以必要的惩处。







批评建议的反应(1955.08.03)
  (1955.08.03)

   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江苏南汇县委会来信：三月二十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给打击报复欺骗党报的人以处分”一稿中所述事实完全属实。我们已决定给郁能富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县委书记吴新民、县长刘善昌也作了检讨。

    皇姑屯车站站长来信：七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所登“一车枕木的错误旅行”一稿是符合事实的。我们已给失职人员以警告处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错误。

    天镇县百货公司来信：七月十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不懂业务的业务员”一稿是正确的，有关人员已经受到处分。

    中共合江地委会来信：七月三日“读者来信专页”对“合江专区机关吃空名额胡乱花钱”的严正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我们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检查，并将库存多余物品，开列清单送交上级机关处理。

    中共浙江新昌县委会来信：四月十七日“读者来信专页”对我县不重视药材（主要是白术）生产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我们一定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六月份已向药材产区供应饼肥。

    公私合营启新水泥公司来信：六月二十六日“读者来信专页”上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我们水泥厂有几台回转窑设计不好，管理不善，再加上近年来产品数量增加，因此从烟囱里飞掉的生料粉也增多了。现在我们决定指定专人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以利于改进环境卫生，并且减少不应有的损失。

    蛟河矿务局来信接受六月六日“读者来信专页”所刊“不经勘探就建筑竖井造成巨大浪费”的批评。他们除已向上级领导机关请求处分外，并对过去违反建设程序的错误作了检讨，决心在今后努力学习，做好工作。

    开滦煤矿林西矿洗煤厂厂长李正卿、党总支书记王文来信接受七月三日“读者来信专页”的批评（原批评信题为“难道这样的浪费就不用反对吗？”），保证今后要克服贪图个人享受和缺乏群众观点的错误思想。

    商业部办公厅来信：读者朱金汤、杨贯荫关于改进棉布包装法减少零布损失的建议，已由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组织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和商业部等有关单位研究。为了避免因改变包装而可能引起的混乱，决定六月一日开始先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等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南湾水库指挥部来信接受六月二十六日报上发表的“南湾工地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的批评。南湾工地上积压浪费的情况，在四、五月份经指挥部检查发现后，就开始注意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工地上的积压浪费已基本克服，施工管理工作也有了改进。

    六月十一日，解放军某部汽车修理厂工人苏世荣来访本报，反映这个工厂积压一批木料，并且因为不注意保管而有一部分开始腐朽。经本报把读者意见转告这个工厂，这个工厂已把现存的木料用席子和篷布盖好，并且加强同用料部门联系，争取及早调拨使用。 







骗取荣誉的结果是身败名裂——记前中共鞍钢小型轧钢厂总支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创造的经过(1955.04.08)
常工  (1955.04.08)

   骗取荣誉的结果是身败名裂

    ——记前中共鞍钢小型轧钢厂总支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创造的经过  　本报记者　常工

    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是以开展群众性的改进旧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运动而闻名全国的一个工厂。一九五二年九月，在这个工厂里，工人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后，职工们又把许多落后的设备改变成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我国原有厂矿改造落后设备树立了榜样。

    但是，两年多以来，当机械化自动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热烈开展的时候，这个运动策源地的小型轧钢厂却一直是无声无息，许多设备需要改进，没有人去创造了；有些职工有了创造，也把它锁在箱子里，不愿意拿出来；或者是拿到别的工厂去制作，有一个时期，小型轧钢厂甚至连生产计划也完不成。

    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前中共小型轧钢厂总支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三年七月任总支书记）康兆文卑鄙地窃取了工人创造的南部翻钢机建议，并对主要创造者韩长信施行打击和陷害。这样就大大挫折和压制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

    一九五二年九月，鞍山市人民政府奖给张明山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鞍山市委号召大家走机械化自动化的道路，努力创造发明，改进现有设备。在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小型厂的职工群众提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改进旧设备的建议。这些职工都及时地受到了表扬和奖励。看到许多人都有了创造得到了荣誉，康兆文的眼红了。当时，康兆文是小型厂总支委员会的副书记。作为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他的责任应该是领导好这个集体，使这个集体能够对党和国家有更多更大的贡献。集体的荣誉也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荣誉。康兆文却不是这样想，他一心追求个人的荣誉。如果康兆文自己真正能够有所创造，党当然也是欢迎的。但是，他只当过七个月的轧钢工人，既不懂技术，平常又不钻研业务，自然很难在技术上有什么重大的创造。于是康兆文就像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一样，采用不劳而获的办法去骗取荣誉。

    韩长信是一个氧焊工人。他看到毛轧机上的工人，每天在一千二百度的高温下进行着笨重危险的劳动，他就决心要创造自动翻钢机。一九五一年七月，他提出了创造南部翻钢机的建议。他把这个建议和工程师周任源先后谈过四、五十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周任源根本不重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所以对韩长信的建议一直是置之不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以后，韩长信又把这个建议详细地同康兆文讲过，还给康兆文画过图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康兆文也没有帮助他实现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就这样搁浅了。以后，韩长信又提出了创造北部翻钢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该厂厂长兼总支书记燕鸣的支持，开始试作。韩长信看北部翻钢机已被批准，认为南部翻钢机也没有问题，也就为南部翻钢机作了试制的部件。就在这个时候，康兆文看到北部翻钢机有制成的可能，想着韩长信南部翻钢机的建议也有成功的可能，这时他便伸出了卑污的手，公然把韩长信的建议据为己有。

    有一天，康兆文和周任源坐汽车回家，就把韩长信的建议，作为自己的建议向周任源讲了一遍。周任源明明知道是韩长信的建议，可是，为了讨好上级，周任源就公然地替康兆文说谎，帮助康兆文骗取荣誉。当南部翻钢机试制快要成功时，康兆文就有意地问周任源：“南部翻钢机是按照我提的那样做的吗？”周任源回答说：“是按照你的建议制作的。”南部翻钢机试制成功后，工会找到他们两个来询问创造者是谁以便给予奖励时，康兆文说：“是周工程师做的”；周任源赶忙说：“是康书记的建议。”

    从此，康兆文就成为南部翻钢机的主要创造者，于是带花、照像，名字上了光荣榜。康兆文、周任源还成了小型厂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中劳动和技术“结合”的典型之一，而真正付出了无数心血的主要创造者韩长信却被丢在一边了。

      二

    韩长信当然不能同意康兆文这样无耻的盗窃行为。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鞍钢举行的奖励小型厂机械化自动化大会上，韩长信作了报告，对他在创造翻钢机中受到各种阻碍进行了批评。但是，康兆文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窃夺行为的卑鄙可耻，相反地，下定决心不惜一切地来保持这骗取来的荣誉，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会后，许多工厂感到韩长信斗争精神很强，对职工有教育意义，就纷纷地请韩长信去作报告。康兆文害怕把他的卑鄙行为揭露，就不让韩长信去讲话，并且质问韩长信：“你在大会上讲的话都是事实吗？”威胁他：“不管你对谁有意见，反正你的好事我们知道，你的坏事我们也知道。”韩长信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倒，告诉他：“反正我没作亏心事，我什么也不怕。”威胁不行，康兆文又想软化拉拢。他请韩长信到家里吃饭，向他表示“你什么都好，就是爱乱讲，应该好好改正”。韩长信又把他的话顶了回去。

    康兆文竟然卑鄙到假借党的名义和滥用党交给他的职权去为非作歹。他指使总支委员张泽国到韩长信家去，公然向韩长信提出这样的要求，说什么“康书记是代表党的，是代表毛主席的，你发明创造既是为了党，那末把你的创造算给康书记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韩长信拒绝了这个无耻的要求。康兆文就进一步对韩长信施行打击和陷害。他把韩长信对他的不满说成是对党的不满；他派人调查韩长信的历史，想从中找出一些供他进行陷害的材料；他要韩长信的组长、班长、党的支部书记监视韩长信；并到处说韩长信的坏话，使群众对韩印象不好，不敢和他接近。

    康兆文还一心想把韩长信赶出小型厂，以便除去后患。一九五三年三月，韩长信在业余疗养所和防空指挥部的一个干部有了些小争执。康兆文乘机就把韩长信大训一顿，说他品质恶劣，一贯犯错误，配不上当个工人。气得韩长信痛哭流涕。一九五三年六月间，有一次韩长信发现氧气表里有类似油的东西，恐怕发生危险，就向厂部作了报告。康兆文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进一步陷害韩长信，一口咬定油是韩长信放的，追问他是“什么企图”，声言要把他“送到法院里扣押起来”。又逼得韩长信想上吊自杀，幸亏一个老工人对韩长信进行了劝慰，告诉他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韩长信这才又决心和康兆文继续斗争。

    以后，康兆文指使车间行政干部不给韩长信工作，指使工会不让韩长信继续参加合理化建议小组，而且，对韩长信继续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根本不采纳。最后，当厂长燕鸣等调出小型厂后，连已经初步试制成功的北部翻钢机，康兆文也不让作了，韩长信终于被迫离开了小型厂，转到基本建设特殊工程公司去了。三

    人们要问，小型厂难道没有党组织吗？党组织难道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吗？小型厂的总支委员会是在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的。但是，总支委员会被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腐蚀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事实上长期地掩护了康兆文的反党行为。

    总支组织委员张泽国是康兆文一手提拔的，而且康兆文在这个期间一连给他增加了四级工资，于是，他就一直自甘受康兆文驱使，去向韩长信几次提出那样无耻的要求；当上级领导机关来调查这个事件时，他颠倒是非隐瞒真相欺骗党的领导机关；当燕鸣向康兆文进行斗争时，他帮助康兆文打击燕鸣。张泽国已经完全成为康兆文进行反党活动的得力帮手了。

    总支委员兼工会主席刘廷峰也是康兆文坚持提拔起来的干部，在大会以前，韩长信就找刘廷峰提了意见，以后又继续向刘廷峰提过。但是刘廷峰却总盲目地认为康兆文不会干这样的事。加上韩长信在大会上批评过工会干部，他对韩长信不满意，因此，他就和康兆文一样说韩长信是争功、有“历史问题”、“品质不好”。后来，这件事已经吵嚷得很厉害，总支书记燕鸣让他调查，刘廷峰只是简单地找了几个人谈谈，其中有几个是已经被康兆文拉了过去的，有的是不了解情况的，没有认真的进行调查，他就仍然一口肯定说康兆文没有错误。同时，因为刘廷峰对燕鸣有意见，这时就毫无根据地向上级工会写报告，说燕鸣“骄傲自大，不把党和群众组织放在眼里，闹党政关系，想整掉康兆文”等，竟然把这场严肃的原则斗争扯到无原则纠纷上去。当燕鸣在总支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刘廷峰一直为康兆文辩护。后来刘廷峰知道了事情的真象。但是康兆文对他进行威胁，刘廷峰就抱着“不出小型厂不说”的恶劣态度，继续地隐瞒事情的真相。直到一九五四年五月他去学习时，才把这事讲出来。刘廷峰虽然不像张泽国那样直接帮助康兆文进行反党活动。但是，他的宗派情绪和个人顾虑，事实上对于康兆文的反党活动却是一个有力支持。

    当时的总支书记兼厂长燕鸣对康兆文的这种卑鄙行为是进行了斗争的。他也曾一再地同康兆文进行过谈话，也曾指定专人进行调查，并在总支委员会上提出讨论。但是这些斗争却遇到了宗派情绪的阻挠。后来，他又把康兆文和鞍山市委工矿部派在小型厂帮助工作的轧钢处处长王珍找到一起，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康兆文不肯承认。王珍用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燕鸣和康兆文两个人之间的“扯皮”事情，因而根本不予理会。同时，燕鸣本身也确实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康兆文更趁机对燕鸣进行打击报复。斗争遇到了困难，燕鸣就动摇起来，害怕事情搞不清楚，自己反弄一身不是。于是，他就不再维护党的利益，对这件事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既不继续进行斗争，也不直接向市委反映，事实上也就纵容了康兆文的反党活动。四

    康兆文所以敢如此胡作非为，小型厂党总支所以如此丧失战斗力，这是与中共鞍山市委会长期地放弃对小型厂的领导分不开的。

    鞍山市委和有关的领导机关在奖励康兆文时，只凭下面汇报的材料，自己根本没有作过任何调查核对工作。而且在错误地奖励了康兆文以后，小型厂的职工议论纷纷，有的说：“康兆文根本没提过意见，不过应个名而已”，有的说：“别提那事，太脏！”鞍山市委也没有设法倾听一下群众的意见。相反地，当小型厂在全国出名以后，他们不但没有设法加强对小型厂的领导，使小型厂各方面的工作能够作得更好，反而很少过问小型厂的情况。两年多以来，小型厂的机械化自动化运动无声无息了，鞍山市委竟然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始终没有作过一次切实深入的检查。市委的一些负责干部曾经亲自解决过燕鸣和康兆文的不团结问题。实际上，燕鸣对康兆文的窃夺行为进行斗争正是他们两个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市委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如果能够稍稍注意发扬民主，使燕鸣能够畅所欲言，康兆文的窃夺行为当时也就可以被揭发出来。从一九五三年三月起，韩长信就开始向鞍山市许多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进行控告，二十个月中，不下一百多次，但是，没有一个机关没有一个人认真负责地弄清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间，由于韩长信催的很紧，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到鞍山的检查组过问了这一案件，鞍山市委才责成工矿部领导小型厂总支委员会弄清了这个问题。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中共鞍山市委已经把康兆文这个反党分子开除出党，并对有关的人进行了处分和批评。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教训：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骗取荣誉的人，不但不能得到荣誉，只能得到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党的领导机关如果只满足于自己所属的单位出现了“旗帜”、“模范”，而不再监督和考察模范单位的工作状况，不但已经有的“模范”、“旗帜”不能巩固和持久，而且会给那些骗取荣誉的假模范大开方便之门。







关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错误事实的检查材料(1955.10.23)
  (1955.10.23)

   关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错误事实的检查材料

    读者荀洪文同志反映的情况，经中共辽宁省委纪委会和财贸部、中共沈阳市委财贸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辽宁省分行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了七十五天的检查，证明是确实的。几年来，由于沈阳分行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员滋长了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只顾业务，忽视政治，因而在工作中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压制民主，打击批评者

    荀洪文的批评稿在原东北日报发表以后，分行系统的职工写了四十多封信给报社支持这个批评。但是沈阳分行领导方面却大为不满，第一副行长杜湛曾布置保卫科检查写稿人（因公安局不同意才没有作），并在行务会议上提出要写小品文进行反批评。第三副行长程远夫也认为写稿人是“给领导找麻烦”。后来，杜湛和第二副行长武薇、党总支书记侯景铭曾在人事科长刘殿忠的提议下，屡次研究要调动荀洪文的工作，以致发生了刘殿忠对荀洪文施行打击、报复的事件。又如，辽宁省分行工作人员于绍公（原在沈阳分行工作）曾写稿批评沈阳分行的工作，杜湛知道后竟到省分行去要求“很好地教育于绍公”。

    平常这些领导人员对待下级工作人员提出的批评也是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的。如张学智工作比较积极，只是因为说过“杜行长不懂业务”，杜湛就一直对他另眼相看，并且企图把他调到办事处去。又如，有一次杜湛到计划科去帮助解决工作任务不明确的问题，事后杨成立反映“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杜湛知道后马上到计划科提出质问。第三副行长程远夫听人说科员王文盛曾批评他工作不行，就心怀不满。以后在讨论王文盛转党的小组会上，他就有意夸大王文盛的缺点，为了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又假装同意王文盛转党；但是在支部会上讨论表决的时候，他又耍弄手腕，使王文盛不能转正。

    由于沈阳分行领导人员这样压制批评，仅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向上级党、政府和报社控告分行领导的信件，就有二十八件之多。

    领导人员互相猜疑，闹不团结

    沈阳分行三个副行长和党总支书记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杜湛一贯自以为是，不能虚心考虑别人意见，好自己决定问题；他毫无根据地怀疑武薇、侯景铭两人商量到市委去汇报他的缺点，而对程远夫却采取不能展开原则批评的自由主义态度。程远夫则认为杜湛、武薇、侯景铭三人是从延安来的，搞成一伙来整他；他对侯景铭一直是瞧不起，在研究党组成员时曾公开说“有侯景铭参加我就不参加”。武薇、侯景铭两人对杜湛、程远夫两人，则是有意见正面不提，只是在背后说说风凉话了事。

    不尊重上级领导，欺骗组织

    原东北区行曾通报批评沈阳分行的储蓄宣传和经费开支浪费等问题，杜湛就大发牢骚，要区行把通报“收回去”。一九五四年为了给行长修宿舍，程远夫决定要将一处职工宿舍拆掉，并准备扩建。城市建设委员会没有批准，程远夫就责骂经办人员不该“到外面去嚷嚷”，并指示仍然按照他的原计划办；他打算先把事情干了，如果建委会来检查，就假装这是下面搞的，自己不知道，以便不了了之。更加严重的是，有一次他怀疑总务科会计单九鹏有偷窃行为，就违法私立公堂来审问单九鹏。后来查清偷款的是另一个人，他对诬屈单九鹏的问题还不作检讨。

    违反干部政策，任人唯亲

    沈阳分行的干部后备名单制度很不健全，对干部平时不培养，到工作需要的时候就现找；而考虑提拔的标准却是干部来历和同领导同志的关系等。如一九五三年提拔出纳科副科长时，杜湛听到有人提出张建业，又问清了是从原东北区行调来的，就说“张建业在区行就准备提拔”，结果就让他当了副科长。后来发现区行准备提拔的是另一个人，名叫“张继业”，因此群众说是“张建业捡了一个科长当”。程远夫的做法更恶劣。他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信和势力，竟任意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如他把历史上有问题、作风恶劣，但是会阿谀奉承的张德广提拔为副科长，并曾介绍他入党（未通过）。群众反映是“拍马溜须张德广，阿谀奉承当科长”。他又把不够条件的保卫科科员汪世樾、朱伟厚等人派到各办事处去当股长；并对科员王国才、李桂兰许下当“官”的愿。

    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上

    沈阳分行几个主要领导人员，特别是杜湛，对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很不重视，把党组织放在行政从属的地位。如一九五四年杜湛在扩大行务会议上公开批评“党总支思想工作搞的不好，干部思想混乱”。一九五四年十月份，分行党总支在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后，将检查出来的思想问题向市委作报告，这个材料已在总支委员会上通过了，但是因为其中涉及杜湛的问题，杜湛就自行修改后再让开会通过一次。有一次，第二支部党员大会上批评了杜湛所主管的货币流通科的党员科长，杜湛大为不满，因之企图修改第二支部党员大会的决议。

    以上问题，联合检查组已经查清，有关人员也已作了初步检讨，沈阳市委监察委员会正在进行处理。







为什么吊打烈属？又为什么不处理？(1956.08.29)
所云平  (1956.08.29)

   为什么吊打烈属？又为什么不处理？

    所云平

    有这样一位烈士家属：她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照顾、尊敬，反而遭到当地区长、乡长和乡的党支部书记等的凌辱和吊打。这一位被迫害的烈士家属就是山东沂源县悦庄区中营村的郑志美。

    郑志美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命运呢？是不是她有了什么罪过呢？完全不是，只是因为她揭发了干部的错误，触犯了这些干部们的尊严，所以遭到了这些干部们的打击报复。

    1947年反贪污斗争会上，郑志美曾揭发了村代表主任杜春杰在敌人进攻山东的时候，给敌人做过一些事情，并批评杜春杰两面逢迎，立场不稳。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杜春杰理应根据这些事实检查自己，可是，杜春杰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利用职权，取消了对郑志美的代耕。后来郑志美又同乡文书吕成德的姘妇吵了一架，吕成德也因此怀恨在心，蓄意报复。

    1949年麦收后，郑志美家应缴公粮三十斤，但是因为田里收上来的三百斤小麦已吃光，一时又无其他收入，就要求乡政府准允她到秋后一并缴纳。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吕成德却乘机歪曲事实，对区长张成印说：“郑志美收了七、八百斤小麦，不缴公粮。”张成印既不调查，也不研究，就把郑志美扣押到区里，并且不准任何人给她饭吃和水喝。郑志美质问区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张成印不但没有认错，反而蛮横地骂郑志美的丈夫刘成功是“汉奸”。郑志美是个性情刚强的妇女，不能容忍张成印污辱她为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丈夫，就顶撞了区长几句。这一来，张成印就更加大发雷霆，将郑志美吊起来，亲手打得她口鼻流血。郑志美因为受刑过重，当夜就昏迷过去。据说：张成印在吊打郑志美的时候，并不知道郑志美是烈属，但是，不管他知道不知道，身为国家干部打人吊人总是严重的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何况当别人告诉他郑志美是烈属的时候，他也没有采取措施，检查纠正。这次，郑志美被扣押了两天两夜，回家后就得病，并且神经有些失常。郑志美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土地就荒芜起来。这时，吕成德又向区干部刘庆礼反映：郑志美和政府对抗，不种地。刘庆礼不仅不帮助解决郑志美的代耕问题，反而到郑志美家辱骂她“不要脸”、“地主架子”。郑志美被迫无法，就到临朐一带讨饭度日。这时，新调来的区长张照伦知道后，不但不表同情，反而污蔑郑志美是“故意捣蛋”，叫人携枪带绳将郑志美捆回家来。后来，郑志美去给区干部吴景美当保姆，可是张照伦又批评吴景美“不接近好人”，结果，郑又被撵了出来。

    1953年，郑志美还是无力耕地，要求政府派人代耕。可是，村代表主任杜春杰又把她辱骂一顿，村支部书记彦希义并把她摔倒地上，扯着腿一直拖到乡政府，拖得郑志美背脊上皮开肉裂，鲜血直流。乡长杜本太还亲手把郑志美捆在树上，然后捏造事实，写了一封“控告”信，叫人送到区里。区长张照伦不仅不问清是非，而且嫌“材料不充分”，要乡里“再补充一下，以便送公安局”。于是，由乡文书又给郑志美捏造了造谣、破坏等九大罪状。区长张照伦亲自审讯，又把郑志美扣押了三天三夜，不给他吃一粒米，喝一滴水。后来，郑志美的侄儿到区苦苦哀求，区长才准许取保交乡管制，保释的条件是：不准出门，不准破坏，不准赶集上店，走亲戚要报告。从此，一个光荣的烈士家属，就像反革命分子一样，被管制起来。

    只要你是一个热爱革命事业的人，你看到这里就会激愤。可是，问题还不仅仅这样，这个案件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

    1952年当郑志美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曾经带病到沂源县人民法院去控告，县人民法院在这之前曾接到区里对郑志美的污蔑报告。按理说，沂源人民法院既然接到两种情况完全相反的报告，就应该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真相，让含冤的人伸冤，让违法的人受到法律制裁。可是沂源县人民法院没有这样做，他们偏听偏信了区里的报告，根本不受理郑志美的控告，法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把郑志美训斥了一顿。这种官僚主义，怎能不使被害者含冤莫白？

    沂源县民政科为此案件也曾经在1955年4月派人去进行调查，科长吴善德曾数次催促县人民检察院处理此案，可是当时检察院检察长李秀江却说：“你光来找我有什么用？这一案件涉及到县委委员（张成印已提拔为中共沂源县委委员），咱们搬弄不动人家，你还是去找县长吧！”本来，宪法赋予了人民检察机关检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遵守法律的庄严责任，可是在这位检察长看来，检察只是对小干部而言，对大干部却是“搬弄不动”，无能为力。

    沂源人民法院和检察长如此，县长又怎样呢？据民政科吴科长谈：当他找到了县长，提出这一案件的时候，县长董钦祥不仅没有严肃处理这一事件，竟然暗示民政科不要过问此事，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县长董钦祥是不是同情、包庇或支持张成印，因而故意置若罔闻？

    最后，还应该指出中共沂源县委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也是不够严肃的。当中共沂源县监察委员会在1955年年底调查清楚这一案件的真相以后，对于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已提出了处理意见，主犯之一的乡文书吕成德已被逮捕法办，但是县委会对这一案件的主犯之一，前悦庄区区长张成印却拖延了很长时期，没有予以严肃认真的处理。

    烈属郑志美受到干部多次凌辱而又长期不得平反的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这一事件的直接犯罪分子们固然负有极大责任，同时，负有处理这一事件责任的沂源县人民法院、沂源县人民检察院、沂源县人民委员会以至中共沂源县委会也有极大责任。处理这一事件的有关的人员为什么要如此偏听偏信呢？为什么要如此害怕主张正义和不敢坚持真理呢？为什么对犯罪分子会如此姑息呢？这一事件的犯罪分子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仅仅惩罚犯罪分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深入检查一下这一事件长期不得平反的原因何在？必须对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以及顾虑个人得失不敢坚持斗争的人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严肃的处理。这样，才能达到批判错误，接受教训，教育干部，改进工作的目的。







谁在打击报复？(1957.11.26)
  (1957.11.26)

   谁在打击报复？

    地质部全国储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共产党员赵基辅，在这次鸣放中，不仅不像一个领导干部所应该作的那样——欢迎和鼓励群众对自己开展批评，反而当群众在大字报上向他提出善意的批评意见时，写大字报向群众反击，说群众对他的批评是“有意攻击”，是“政治品质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更加恶劣的是当领导同志在大会上指名批评他不应压制批评、阻碍鸣放的时候，他竟说领导上对他“打击报复”。

    究竟压制批评是打击报复？还是对压制批评进行批评是打击报复？问题十分明白，赵基辅为什么要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