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村干部作风不民主  群众受欺压翻身没翻透(1948.02.12)
王裴璋  张智勇  于志  (1948.02.12)

   很多村干部作风不民主

    群众受欺压翻身没翻透

    我们以最大的篇幅，欢迎边区各地参加平分土地工作的同志们交流工作情况，交换工作意见，研究工作问题，集中多方面意见然后加以共同解决。系统的也好，片断的也好，材料也好，心得也好；用写文章的形式也好，写信的形式也好，写通讯记日记的形式也好，不拘什么形式都好，把要说的话写出来就可以；千万不要党八股客里空。别的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写信来讨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这里发表的通讯不一定对每个地方都适用，但可供大家参考。

              编辑同志：

    我们于一月二十四日到武安七区前柏林及土岭村检查冬季贫雇生产贷款，于二月一日返回。在这十天当中，经深入贫雇调查及宣传土地法大纲，听到一些群众反映，不论在贷款上及村中土改、干部情况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除有关贷款问题另外整理稿子寄交党报外，我们认为这些群众反映，对土地法实行上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贫雇要说的话，因此寄给党报。  前柏林村的材料

    （一）在一九四六年冬及四七年春斗争果实分配上，群众有如下的几点反映：

    村干为了扩大合作社股金，将斗争果实浮财中的主要物资（内计粮食一万零五百七十二斤，现款十三万元，棉花一千四百一十三斤，羊折价五万五千元，树折价八万元，银器折价四万五千元）折价一百零七万一千七百九十元，以农会名义入股合作社，一年来未批红也未把股金票分配给群众。（这个数目是从合作社中了解的。）贫雇对合作社也不满意，说贫雇不能赊欠，干部能赊欠，贫雇有困难也不借给钱，合作社干部还说：合作社还不够用哩。

    四七年春分配斗争果实的房子时，政治主任刘恩功、村长朱世昌都有房子，但换了好宅子，群众不满意。村中流传着“干部住的砖圪顶，群众住的坯圪洞”。这是贫雇共同的反映。而贫雇却分不上好房子，如刘维堂原来分到的房子较好，分配房子时叫他搬到较破的一所宅子去。

    斗争果实中有十个牲口（计骡三、牛三、驴四），村中规定先尽抗属买，并按作价七折（抗属买后不代耕），其次才是贫雇；因此九个就被抗属买去，只有一个小驴，抗属没人要了，才叫贫农买了。村中并将牲口卖价六十余万元及果实中的银元四百一十六元，作为民兵武装建设费（实际是民兵生产用），未分给群众；（这是村中在帐的）。即连房、地、浮财分配上，头等二等都是抗属，次为贫雇。例如贫雇刘维堂说：“好地、近地、好东西、好宅子都分给了抗属，咱分不上，我只分了六间破房，一个破柜、一对花瓶、一个破铁锅（三块，不能用）。”贫农的地多是远地碎块地，如刘日升有六亩地，一去六里远的三亩多，一去三里远的二亩多，这六亩多地就有数十块。

    （二）某些区村干部权利大，欺压群众，贫雇不敢说话：

    去年前柏林组织妇女工厂时，二唐子媳妇（公安员刘国珍的相好的）去动员贫农李聚富邻家的妇女参加纺织，李聚富老婆向邻家妇女（名字记不清了）说：“咱们一组，她是破鞋，不参加她那组”。被二唐子媳妇听到，她就和公安员刘国珍说：“她骂我，你要给我出气，得扣起她来！”刘国珍就以公安员权力说李聚富老婆破坏工厂，就把李妻扣起来，扣了几天，也不让小孩见她娘，经李聚富托人说情找保才放出来。

    贫雇荣退军人郭廷子反映，政治主任刘恩功和破鞋妇女“小开通”多年有关系（原来村长朱世昌和她相好，村长、政治主任因她而不团结，经常斗气）。只郭廷子捉奸就捉住九次。去年夏天群众开会坦白了，并说今后保证改掉。后来种麦子时，在地里又被郭廷子捉住，当时刘恩功很害怕，磕了很多头，并允许郭廷子四个条件：一、叫你当干部；二、给你换好宅子好地；三、给你买一匹好骡子；四、大小困难都解决。因此事刘恩功记恨在心，在斗争一家地主女人时，硬打她，叫她招认和郭廷子有关系。

    贫雇刘福河的小猪跑到村长姥姥家（抗属），刘福河的小孩去找，正值他家的小孩向外打猪，两个小孩争吵了几句，村长就不行了，说刘福河老婆欺压抗属，打抗属了，就把刘福河扣起来，（正在收秋种麦的时候）吓的刘福河老婆到处托人说情，才暂时放出六天来，其中三天给抗属作活，三天急急忙忙收了秋又扣起来，麦子当时也未种上。同时刘福河老婆正值产后坐月子，经过这样一闹，小孩也死了。（刘福河谈）

    我们这次去检查贷款，村干一开始给我们做了面条（我们并未说吃饭），拿上了纸烟，我们拒绝了，叫他派到贫雇家去吃饭。因为他未把款贷出，村干（主要是政治主任和合作社长两人）假造贷款名单，并召开各闾会，强叫贫雇说把款贷到手中；我们开始调查时，贫雇都说贷了；后来弄清，问贫雇为什么说假话，贫雇说怕干部打击报复，怕坐禁闭，怕戴帽子。（我们访问贫雇时，村干后面跟着。）

    原来在阳邑当区长的郭本贤是前柏林人，群众说先前他是地主（现在群众说他在辉县或新乡当区长，我们机关柏林村的干部说他在汤阴），群众要向他清算，去年叫回来，召集了村中的群众，台上放一棹子，他坐在椅子上，棹上放了记录本，手中拿着钢笔，和群众说：有意见提吧！贫农××（名字记不清了）说，我从前给你放羊，你压迫我，打过我。他随之歪曲事实说：“我未打你，你父亲打了我，象你这样说，如不是贫雇的话，我非炮了你不可。”（意思是枪毙）。这样一来，群众都一哄而散了。同时，村干反映他的家属很难惹。（李聚富、刘日常、刘恩功谈）

    （三）前柏林村有村干掌握的“贫雇组织”：

    我们到柏林时，村干说：去年冬季生产时划了贫雇，有贫雇组织，是村干部找了十个血统贫雇（多辈受苦的人）以错误的“查三代”的方式来找贫雇，他们从村中原有的一百五十二户贫雇农当中找了六十四户贫雇，分成八个贫雇小组，都选出了小组长，并指定农会主任刘日林（贫农）代理贫雇主任，村干说是区上叫划的，但未开过会。当我们检查贷款时，贫雇反映：政治主任刘恩功，从前是地主破落下来的，现在时光是富裕中农。村长朱世昌，抗战前当长工，种租子地，减租后翻了身，现在喂着骡子，雇着长工种二十三亩好地，去年分配土地时，还拿出了三亩地。这都不是贫雇，但他们还在六十四户“贫雇”当中。群众反映，这六十四户中九户不是贫雇（其中已知者有四户是干部），并又提出不在六十四户之内的贫雇十三户。  土岭村的材料

    （一）村干部包庇地主：村长梁中庆（音）（封建地主，抗战那一年分家化形）公安员张宏书（音）（老中农）包庇地主张天祥的儿子张林书等弟兄二人；去年群众要求弄回斗争，他俩说：“这两人的下落我们负责；如弄回来上吊死了（自杀）你们负责，干部不负责（因为曾有一个特务弄回来上吊死了），群众就不敢吭了；郭天亮、张年泰等还说这家老财的浮财银子还未斗出来。

    （二）村干部多占果实，还有些区干部拿走群众果实：去年春斗争时，果实是由保管组收集的，当时就登记分数，收集到一个大庙里。村干部说：“你们去生产砍柴吧！”并说：“不是干部的都走吧！”当时保管果实的李凤林和抗属（贫雇郭广吉）都在场，听到这话就走了；到分果实时，好东西没有了，共差一百分，每分作价一万元。（李凤林、郭广吉、郭天亮谈）

    区上妇女干部孟改廷（西井村人）去年在土岭村作工作，和地主张元龙的儿媳田玲廷拜干姊妹，整天住在他家，吃好的；群众反映是“吃面条肉卤羊肉饺子”。在群众分配果实时，她要了很多东西，计有：小孩银锁子一把，银手镯三只，羊二只，鞋底子三双，竹篮一个，驼毛好围巾一条，花布六尺，小孩红缎子大衣一件，织布梭一个。区干部李有存拿走被子面一件，褥子面一件，区武委会主任李金南拿走了大玻璃一块（给了五百元），羊二只。他兄弟也是区干部，路过土岭也要走一只羊（贫雇会上反映的）。

    村政治主任张安福听了土地法以后向我们说，他家还有果实中的两床被子是未经过农会拿去的，另有一万元买的小庙一座（还未付款）都愿给了群众。

    （三）村干不民主，公安员操纵农会，群众不敢吭。

    贫雇张年泰不断给干部提意见，干部不满意他。一次他抬担架到前方，见一贫雇民兵子弹都不能用，而割尾巴户民兵子弹好；他说：“干部真成问题”，干部听到后说他是“破坏”，送到区里禁闭。区里说年泰是老实农民，但为了转转村干的“面子”，叫年泰在区上作零活，住了十八天，然后又介绍回村处理，村干又罚他八天苦工，给抗属锄了八天谷子。当我们向他谈土地法平分土地贫雇当家时，他说：“干部光说漂亮话，我上当上怕了；从前干部叫咱提意见，我们提了，你们走了村干又打击咱。经我们向他解释“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以后，他气愤的说：你说这话我心中直动，人家是石板压着，我是泰山，听到这话我只想圪动！

    梁二年说：他过去租种过村长的地，在去年干部洗脸擦黑时他给村长提意见说“你过去压迫过我”，村长记在心，趁梁二年老婆跳井自杀时，说梁二年逼死老婆，斗争了他二亩地、四间房、一处闲院。

    郭天亮是农会积极分子，去年给干部洗脸时，他和一个农民商量着给干部提意见，干部说他是“开小组会”，送到区上扣了十来天。（郭天亮谈）

    公安员权利大操纵农会；他看着谁不好就开除农会，他这样说：“谁不好就下了他的农会，这好比老子赶出儿子去，叫你受受再回来！”有一次下了三十多人的农会。郭广吉（原为贫农，现为新中农）好说干部的短处，就下过四次农会，老汉谈起来说：“我参加农会已‘四进四出’了。”张其善因公安员包庇地主张天祥的九只羊，提了意见，就给下了农会。张年泰、郭天亮都被下过农会。（郭广吉、张年泰、郭天亮等谈）——我们开始和群众谈时都不吭，问来问去，群众说：“怕上梁！”（吊起来）。

    （四）区村干部一气：来个干部一吃上村干部的拉面、羊肉圪塔就不吭了；区干部没有到贫雇家吃过饭（群众反映）。

    （五）政治主任歪曲土地法：二十九日晚上，村干由区上开会回来，召开农会全体会读土地法，他把贫农团念作“人民团”，并说“什么是贫雇呢，咱们到会的都是贫雇”。郭玉章同志（我们冀南银行武安支行检查贷款的干部）当天就向群众解释了不是“人民团”，是“贫农团”，并解释了啥叫贫雇。

    以上这些材料是我们在这十天贷款工作中听到的反映，多是和贫雇谈话中听到的。因任务是检查贷款，时间有所限制，并未作详细的调查对照。本想整理稿子寄去，又怕简单了弄不清，为此将这些原始材料寄上，如需登出，请摘录整理，否则转有关部门。想对工作定有一些帮助吧？

    象这样的材料如何整理才适合？报社的要求望有暇见告，以便以后照办。  

        此致敬礼

              王裴璋、张智勇、于志

              裴璋、智勇、于志同志：

    你们这个材料写的很好；调查到什么材料，照事实写下来寄给我们就可以，不必拘泥什么形式。

    另外，前柏林村材料最后一段所说只用“比历史、比时光”的方式查阶级成份，是不妥当的，所以删去了。

               ——编者







平顺二区加强生产领导　解散假贫农团开展春耕(1948.04.10)
科则　振国  (1948.04.10)

　　平顺二区加强生产领导
  　解散假贫农团开展春耕

    【平顺消息】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平顺二区一部分蜕化坏干部及一些荣退军人故意捣乱，组织假贫农团，威吓中农，打击报复其他干部。特别是佛堂岭、申家坪、韩家村，闹得更不象话。佛堂岭的一个坏干部路有才，强拉群众上民校，手提着麻绳准备打干部。韩家村韩景文和荣退军人韩候安等组织在一块，在村乱骂干部，闹得干部不能进行工作，他们计划把干部全换了，还提出要打死韩芝琴。申家坪假贫农团组织了三十余人，把中农女人用抓纸弹办法做了计划，准备分配。假贫农团成立四十来天，开会就拆烘了两间公楼房的木料。不准中农卖粮食，引起中农恐慌，降低了生产情绪。西湾成立假贫农团后，被地主刘双狗钻进去，闹得群众不满意，干部都发愁躺倒，工作都不干了。区干部力量大部放在进行抽补村庄，全区二十七个村只留下三个区干部搞生产，照顾不过来，结果全区生产工作垮了台。三月十九日县府召开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工作，使区干部对生产工作有了正确认识。二区为了推动生产，特在三月二十五日召开扩干会议，解决了村干部躺倒不干的思想，动员大家接受群众意见好好领导生产，就能减轻错误，打通了干部思想，布置了春耕生产工作，成立生产委员会，解决互助中的遗留问题推动生产。为去掉生产障碍，首先动手解决申家坪、韩家村的假贫农团。区干部到申家坪后，首先从老实农民中了解假贫农团的活动事实，然后召开了中贫农解疙＠大会，会上并揭发了假贫农团的过错，大家对他们提了许多意见，叫他们检讨。考则说：“我组织贫农团，不是为领导穷人翻身，而是想打击干部”。检讨后村长说：“我今天真高兴，可把问题弄明白了，今后大家好好闹生产，干部有什么问题，咱到抽补中解决。”最后领导上正式宣布了不经过工作队组织的贫农团一律解散；并正确地向群众解释了贫农团的重要和土地法的性质。韩家村也采取了同样方式解散了假贫农团，群众情绪安定。这两村的假贫农团共组织了六十余人，但只有六个人在内操纵，其余都是被欺骗的老实农民。经揭发后，老实农民都说了心里话，大家都认识了是上了坏人的当，跟上坏人吃了亏。如韩家村老实农民郭三则说：“前几天开会我就不赞成，只是不敢说吧，咱和干部有意见，给他提出纠正就对了，咱这不是帮助是报复，不讲道理。”大家思想弄通后，第二天就选举春耕委员会，进行整顿互助，现在全区生产情绪已大大提高，粪已大部送出，正准备打柴驮煤，同时展开植树开荒运动。如韩家南赛池等五村统计，三天植树六千五百棵，沙地栈已开荒四十亩，现全区互助组正组织八个铁匠炉，修理农具家具。







赵庄建立民主生活的点滴经验(1948.05.06)
  (1948.05.06)

　　赵庄建立民主生活的点滴经验

    【本报消息】武安九区赵庄经过两个半月的民主整党填补运动，逐步建立了乡村民主生活。民主整党一开始，就明确宣布党员干部没有任何特权，说明党员干部应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不许打击报复，领导上坚决保障群众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在运动中，订正了过去错斗户的成份，摘掉特务帽，正式恢复了这一部分人的公民权。工作组并强调声明，今后任何人不能随便给人戴特务帽子，真正有确凿证据的也得送交上级政府审讯处理，不能随便采取扣押吊打等封建统治办法。并由干部党员在群众中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责任应由上级负的，则由工作组代作检讨，分清责任，弄清是非，使群众体会到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任何人都不会受屈，而敢于起来当家主事。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注意建立正常的会议生活与组织生活，打破过去长时期的形式主义的民主。强调以后各人有意见各人发表，不怕打击报复，也用不着少数人代替别人讲。同时在行动中（特别是在划阶级、选举干部中），有意识地维护少数孤立的意见，说明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但少数人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使群众敢于大胆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见，避免盲目地附和大家。

    各种组织均由群众自己讨论运用

    每当成立一个组织时，这个组织的机构、职责，与别的组织关系等问题，也都交由群众讨论决定。他们自己先认识清楚以后，就能正确地运用。例如成立农代会时，让群众讨论为啥要有这个组织，结果大家认为村干部好比合作社掌柜，农代会好比合作社的股东代表，因为村大，股东开会不容易，股东代表就代表大家经常给掌柜布置工作，检查帐目，好了奖励他，错了批评他，甚至撤换他。各个组织中的成员对自己的身份和任务，也都经过研究，弄得很清楚。例如贫农团有了决议，由团员们分别到农代会小组与农会小组里宣传解释，行不通就开会检查，看毛病在哪里。必要时，贫农团开会也吸收正派中农参加。选村政府委员时，有些小组提候选人看重了能说会道、能写会算，而把长年劳动大公无私等基本条件忘掉了，贫农团即邀请正派中农一块开会研究，慎重考虑，由大家根据条件，自愿另提别人，保证了选举的完满。

    在后来的填补中，赵庄主要依靠农代会发扬民主、代表民意。丈地、评产量，以至评议决定抽补等计划，都经农代会讨论决议，三榜定案公布后，交农委会、贫委会及村政府分别领导执行。各种行政工作，如支差、交负担、做军鞋，则由村政委员会研究后，分别交各该负责委员提出方针原则和计划，经农代会通过而后执行。既通过了群众，又保证了很快完成任务。村干部们也觉得有了农代会就有人当家，工作也好办了。

    缺点是农代会代替了农委会工作

    但在这次抽补中，农代会的运用还不够明确熟练。农代会经常集会，形成了代表集体办公，农委会的工作反而减轻，没有充分发挥农代会的代表性。一小部分代表产生了官僚化，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农会没有小组，把代表的居民组与农会小组统一起来的结果。这样，农会小组的工作也放在代表肩上，不但加重了代表的负担，而且对代表也缺乏监督。代表不召集居民小组会，农会会员便不能充分运用民主。在抽补过程中，起初代表有些遗漏了个别贫雇要求，没全带到农代会上去，有的群众不满，越级上诉，或背后瞒怨，有组织的民主生活还不够健全，就是基源于此。其次，象赵庄这样大村，农委会的人数应该加多，十三个委员是不能很好集中与研究群众意见，不能很好实现常驻机关的作用的，虽然采取了农委会、贫委会联合办公的形式，但对农代会的运用不够明确熟练，仍没有很快的纠正这一缺点。经过民主检查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后，少数农会负责同志才较前明确多了。







中共河北省委严正处理“郭金升事件”(1952.11.22)
  (1952.11.22)

   中共河北省委严正处理“郭金升事件”

    中共河北省委严正地处理郭金升控诉区村干部逼死人命的事件，并号召全省各级机关结合着当前工作，根据不同部门不同情况，有重点地继续深入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郭金升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任邱县大苟各庄的两个赶大车的投宿在武强县南豆村郭俊卿店里。晚上，卸在店门外的大车，被人偷走了一付小套和一个搭腰。车主和店主便报告村公安员白义臣，白义臣又转报村联社主任孔德云（中共区委委员）。白、孔二人向车主店主了解情况时，听说出事的那天傍晚，郭玉中（郭金升的父亲，中农成分，在村里任民兵中队副）曾到店里去过一次，就怀疑小套是郭玉中偷的。第二天，他们就召开片会，用所谓“察颜观色”的办法，寻找偷套的人。正巧郭玉中有病，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白、孔二人就肯定套是郭玉中偷的，并向区里作了报告。区里就派武装部干事李松峰、李双春来村调查。这两个人到村只找孔德云、白义臣和店主郭俊卿问了问，就肯定白孔二人报告的情况是真实的。一月九日区里就把郭玉中和店主郭俊卿传来，前后审讯三次。第三次审讯人是区武装部长刘铁掌。审问时，刘要郭玉中承认偷套的事情。郭不承认，刘就威胁说：“你不承认，扒了你的衣裳，放到外边去冻你。”    （当时正是旧历腊月天气）郭仍不承认，刘就真去扒郭的衣裳。这时，恰巧区长王泮池来了，王泮池并不制止刘的这种逼供行为，反向郭玉中说：“不坦白，白找罪受！”郭玉中被迫承认了，刘铁掌就追问赃物的下落。郭玉中说：“我真没有偷，叫我到哪里去弄套呀？”刘铁掌火了，又要给郭玉中扒衣裳。王泮池又软硬兼施，一定要郭玉中承认。郭玉中再次被迫承认，并说套放在草棚子草底下。第二天李松峰去郭玉中家搜赃物，走时对郭玉中说：“到你家去要是找不出套来，就把你一家子弄来，够你小子呛！”李走后，郭玉中感到走头无路，就投井自杀了。李松峰没搜出赃物，果然把郭玉中的妻子带来。郭玉中妻子知道丈夫已死，就要求看尸首，区干部不允许。后来区里又叫郭玉中的妻子领尸。因郭玉中死得不明不白，郭玉中妻子拒绝领尸。

    郭玉中妻子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向武强县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县人民法院不受理这件案子，郭玉中妻子就把儿子郭金升（残废军人）从沈阳叫回来。郭金升到二区人民政府要求处理这件案子，王泮池说：“事情已经这样，区里解决不了，你到县人民法院去解决吧！”郭金升到了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法院干部张光汉说：“这里整天价开会，没时间解决你的问题，你回去等着吧！”郭金升要求把车主传来，以求迅速解决。县人民法院干部郭平说：“现在正搞镇压反革命，哪有时间管你这事呀，要去你自己去。”郭金升就拿着武强县人民法院的公函，亲自到任邱县去把车主传来。但县人民法院干部张光汉、郭平还是用“开会”、“工作忙”等借口来应付，不作处理。郭金升在四月里到保定请求河北省荣军管理局帮助解决，河北省荣军管理局不管。郭金升又到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控诉，民政厅就介绍郭金升到河北省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干部王震说：“你回去吧！我们这里一定负责给你解决。”郭金升回家等了几天仍旧没有信息，就回沈阳了。半年以后，郭金升的母亲又上诉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一边又把郭金升叫回来。郭金升又到武强县人民法院去催问，郭平说：“这件事可不能马马虎虎，得弄清情况再说。”仍让郭金升回家等信。郭金升在九月十日又到保定河北省人民法院去问，法院问事处干部刘啸天说：“这里离你处很远，弄不清情况，还得叫县里给你解决。”郭金升要求见院长，刘啸天说：“院长忙开会，没有时间，由这里给县里写封信就行。”其实刘啸天并没催办，把这事搁起来了。郭金升因无结果，随即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控诉。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部告诉郭金升已把案子转到河北省人民法院处理，让郭回河北省解决。第二天郭金升从北京回保定。河北省人民法院干部还是让他“等两天”。郭金升一听又是拖，就转车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部答应写封信催河北省人民法院赶快解决。郭金升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又回到保定。省人民法院干部刘啸天又说：“这回解决就快了，你等两天吧！”郭金升等了两天，再去催问，刘又说：“这回最多也不过一星期，你还是回村等着吧！”实际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隔了一个月，才催促河北省人民法院衡水专区分院

    （下简称衡水专区分院）办理郭金升的控诉案。郭金升回家等了一个多月没见到省人民法院来信，再次到河北省人民法院。有一个干部告诉他：“这回让衡水专区分院代表一审，就一下把问题解决了。”但事实上并没指示衡水专区分院。十月二十五日，郭金升到衡水专区分院请求处理这件案子。衡水专区分院法警见郭没有武强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不让他进去见干部。这时恰巧碰上院长李晓含，李说：“因此案涉及干部问题，还需要有关部门研究后，才能处理。”劝郭回工作岗位等信。

    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强县人民法院对郭金升的控告作了判决，判决书中说：“原告郭金升所告其父受刑不过被逼致死予以驳回。”又说：“但二区在审讯中，确有威胁逼供的现象，应负一定责任。”郭金升不服判决，呈请衡水专区分院另判。衡水专区分院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也作了判决，对郭金升提出的理由，以“无稽之谈”、“其不足采”、“无待烦言”等一套错误的旧法名词加以批驳。而对省人民法院的“对区私立公堂进行威胁审讯，使郭玉中自杀，应查明责任，予以处分”的指示，却推到武强县人民法院去办理。

    郭金升不服一、二审判决，曾到衡水专署人民监察处去过三次。专署人民监察处也只是给县人民政府去信和给武强县人民监察委员会打电话催办。这些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波折，并未使郭金升屈服，他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公正地解决人民的问题，他第四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去控告。最高人民法院指示衡水专区分院查处具复。衡水专区分院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把卷宗及上诉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华北分院判决：“撤销一、二两审判决”，并指示衡水专区分院要把这案子重新作为一审，协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严正处理。衡水专区分院虽作了调查，但仍没有严正处理。郭金升为了控诉区村干部逼死他父亲，从去年二月到今年七月，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往返武强县与衡水专区共八十多次，又四次到保定，四次上北京，前后到过八个机关，走了两万二千多里路，但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郭金升找到了河北日报驻衡水专区的记者组，要求他们赶快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河北日报记者组当即和中共武强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调查之后才把郭金升事件揭发出来。

    中共河北省委对“郭金升事件”很重视。他们一知道这件事后，即于八月十五日召集了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法院和省工会、青年团、妇联等部门负责党员干部开会，研究处理意见。会上决议立即组织一个检查组到武强作进一步的调查。然后把有关人员一齐调省，进行彻底检查，并作严正处理。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的机关、干部必须作公开检讨，以挽回这一事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同时决议通过这一典型事件的严正处理，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并继续在全省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会上还决议对荣誉军人郭金升的生活，由政府给以适当补助。会后，各部门临时组织的郭金升事件检查组，当晚即出发。

    经过检查组调查之后，中共河北省委于十月六日至九日，召开了有关“郭金升事件”的村、区、县、专区、省级各部门的党员干部和各地、市、矿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署的党组织的负责人会议，对“郭金升事件”作最后处理。郭金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君宣布了对犯错误人员的处分决定：

    （一）武强县二区武装部长刘铁掌，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与违法乱纪的恶劣行为，私立公堂，亲自威胁逼供，对郭玉中的自杀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决定党内给以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并建议政府撤职依法处理。（二）前武强县二区区长王泮池

    （现任武强县人民政府人事科长），无原则地批准区干部非法拘传郭玉中，对区干部扣人、打人、私立公堂、逼供等非法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参与诱供，甚至事后不检讨错误，还威胁死者家属。错误实属严重。决定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政府撤职依法处理。（三）武强县二区武装部干事李松峰，不深入调查研究，偏听偏信，以致错捕错扣郭玉中。在去郭玉中家找赃物时，对郭玉中施以威胁；未找到赃物，又非法拘传郭玉中的妻子。对郭玉中的自杀应负一定责任。决定党内给以撤销工作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撤职处分。（四）武强县二区公安员王义民，不仅存有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且身为公安人员不能掌握国家法纪，非法拘人扣人，对逼郭玉中口供的事情不但不制止，还亲自参加。因此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记大过处分。（五）武强县人民法院，对此重大的人命案件漠不关心，判决时只将郭金升所诉驳回，但对逼死人命的有关人员，却纵容不管。故决定给院长常永波以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记大过处分。（六）武强县人民政府前任县长孙树峰，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就知道郭玉中是被区干部威胁逼供致死的，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县人民法院向其提出对干部处理的意见时，他仍不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以至使问题久悬不结，造成极坏的影响和结果。决定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以记过处分。（七）省人民法院衡水专区分院，已接到省人民法院指示，责成该院查明责任予以处理。但总不负责任，强调手续，推到县人民法院去处理。对原告提出的理由和交出的证明不加考虑，又不深入调查研究，就草率判决。建议政府责令衡水专区分院院长李晓含作深刻检讨，并给以严格批评。（八）省人民法院对待群众的问题说了不作，拖延不处理，建议政府除责令该院领导干部作检讨外，对负责办理该案的人员应给予严格批评，并让其作深刻检讨。（九）郭金升为了控诉，往返奔波，致将家产卖掉，建议当地政府予以适当解决。郭玉中尸首由郭金升领回进行安葬。（十）就地召开群众会和干部会议，宣布对有关干部的处理，并由有关干部作检讨，承认错误。会上所有有关人员，都作了检讨，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也亲自到大会上讲话。他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重视而且必须重视人民的利益，说明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错误。最后他说明，河北省经过“三反”运动及对张顺有事件有关文件的学习和检查，官僚主义有所克服；但是在全省进行的极不平衡，因此必须结合当前工作，依据不同部门的不同情况，有重点地继续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对发生的问题务必认真检查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案案有交代。同时还要注意发现范例、及时进行表扬，切实做到有惩有奖，使人人受到教育。

    编者按：河北省人民法院干部刘啸天在处理郭金升事件中，犯有较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亦应给以适当处分或严加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