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同志给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同志的信(1952.05.30)
刘澜涛  (1952.05.30)

   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同志给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同志的信
若愚同志：

    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归绥市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往返察、绥、晋三省二十七个机关，为时几达半载，行程一万五千余里，终于逮捕了该反革命分子。此种仇恨反革命分子和坚持正义的精神值得表扬。但在他这一英勇行动中，曾遭受到许多机关官僚主义者和破坏分子的阻碍，我们已决定逐一加以检查。经此间有关人员和张本人数次谈话及与归绥市公安局、市法院、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四次电话联系，并和归绥市公安局来人交换意见的结果，证明张顺有所述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暴露了绥远、察哈尔、山西等地许多机关，官僚主义作风已达到不可容忍的严重程度。为彻底查清此事，我们已决定派人前往有关省市各部门查对清楚后，即调所有与此案有关的各机关负责的党员来华北局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张顺有口述材料予以公开发表，加以批判，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张顺有往返所花路费二百四十万元，暂由华北局垫支，并已介绍张顺有带款回家生产。张回家后来信对如此解决甚为满意。特告。

    刘澜涛　  四月九日







政法工作简评：政法工作简评(1952.05.30)
  (1952.05.30)

   政法工作简评

    必须肃清官僚主义

    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在绥远、山西、察哈尔三省间往返奔跑了二十七个机关，费时近半年，行程一万五千余里，遭遇了重重阻难，最后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去控诉才得解决。这件事发生在我国人民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和伟大的“三反”运动期间，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这件事说明：在我们的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确有一批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恶劣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开假路条、改名换姓、进行罪恶活动熟视无睹；对于检举者则藉口“没有介绍信”或“没有材料”而置之不理，大摆其官僚架子说：

    “我们这里不管”，“管不了”，“不能管”；甚至于戏弄检举者，要他和被检举的反革命分子先“起个纠纷”，检举者依照他们的命令做了，他们仍然说“管不了”。当检举者反复奔走取得了介绍信和证明材料之后，他们还是不管。甚至于把介绍信也给扣下了。我们要问问这一班官僚主义者从那里得来这种权力呢？试问他们还有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心意吗？对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如不加以彻底铲除，我们就等于放弃了革命，这是万万不能的！

    这件事又说明：我们的许多政权机关和人民团体，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的检举和控诉等案件是缺乏制度的，或有制度而十分混乱。归绥市人民法院竟然由一个实习工作员去处理人民群众的检举案件，由他任意代表人民法院发言和表示态度！这个实习工作员胆敢荒谬绝伦地说“反革命不反革命我不管”，而在检举人要求他把材料交给法院院长的时候，他又用恫吓的语气说：“你对这些材料得负完全责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员在人民法院里，为什么竟然没有人管他，而任他把检举者吓走了呢？同样，山西省人民政府究竟能不能管崞县公安局呢？为什么省人民政府两次把张顺有介绍到县公安局去解决

    “这点小事”，而县公安局竟拒不解决，仍推给省人民政府呢？这难道是上下级机关间可以容许的关系吗？如果说这是下级干部干错的，那么他们的上级领导者为什么不检查他们的工作，而一任他们胡乱处理呢？归绥市公安局第四科在最后押送宋郁德时，连检举者也给上了手铐；阳高县公安局也一并把检举者扣押了两个钟头。这又有什么根据呢？是谁命令他们这样做的呢？由此可见这些机关的无组织、无制度的情况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了，这是非彻底纠正不可的了。

    这件事还说明：我们的若干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对下级工作人员是没有进行政策教育的。有许多工作人员不仅把自己担负的工作看做简单的事务，不了解这些工作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不了解自己对人民群众负有多么沉重而又是光荣的责任，他们甚至连伟大的“三反”运动究竟是要反对什么都不完全了解。因而在“三反”运动期间继续用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甚至把“三反”本身也当成了拒绝为人民群众办事的盾牌。他们之中居然有人说“现正值开展三反运动，我们没办法解决”，这是何等荒谬的话！这些机关的领导干部曾经对工作人员进行过“三反”教育没有？怎么进行的？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这些都必须加以认真的检查。

    中共中央华北局为了使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深刻接受这个教训，清除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接受张顺有控告之后，立即用电话查对了基本事实，又派人前往有关省、市各部门进行实地查对，并将调集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到华北局进行检查，借以对所有领导干部进行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现在正值“三反”运动转入建设时期，各地领导机关正将进行民主补课，调整机构和人事，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建立合理的制度。在这样的时候，认真地彻底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检查和扫除一切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严重的典型的官僚主义分子进行必要的果断的处理，这对于巩固“三反”运动成果和推进各方面的建设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察哈尔山西绥远平原等省通过张顺有事件  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1952.06.17)
  (1952.06.17)

   察哈尔山西绥远平原等省通过张顺有事件

    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本报讯】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遇官僚主义分子重重阻难的事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追查与批评后，已引起察哈尔、山西、绥远、平原等省领导机关的注意，各省开始通过这个典型事例，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中共察哈尔省委于六月四日发出了关于深入检查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决定中指出：这一事件对于察哈尔省全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省人民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类似的事件，在察哈尔省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决定中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围绕这一事件，认真检查各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并在六月底以前完成。察哈尔日报编辑部也发表公开信，号召读者检举官僚主义分子。六月十日，中共察哈尔省委又向各地委、市委、县委发出紧急通知，责令迅速汇报检查官僚主义的情况。同日，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也发出“关于深入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指示”，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六月底以前结合民主补课，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检查中凡发现对群众来信、人民代表提案等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应即责成专人迅速认真处理；并根据检查结果，把一切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中共察哈尔省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在六月十、十一两日又分别召集直属单位负责干部，汇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的情况，并作了进一步的布置。察哈尔省协商委员会、察哈尔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察哈尔省委员会也分别号召各系统普遍检查群众工作。目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已经在察哈尔各地初步展开，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检举官僚主义分子的号召。察南专署各直属机关初步揭发了卫生防疫机关及土产公司等部门中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土产公司领导干部由于漠视工人的合理建议，损坏了知母（药材）八千余斤。蔚县的孙尽诚揭发了蔚县生产办公室浪费群众人力、物力的官僚主义现象；下花园矿务局常世谦揭发了该局职工医院代理院长吴子瑞的极端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也已对张顺有事件中的失职人员作了处分的决定。

    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六月九日举行行政会议，讨论张顺有事件。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马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张顺有事件的详细经过的报告。省人民政府主席裴丽生号召全省所有工作人员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联系实际，认真检查，深入讨论，并作了四点指示：一、张顺有事件有关人员立即进行反省，并把书面检讨送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听候处理。二、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应根据事实经过及当事人所犯错误的程度，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三、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应根据张顺有事件的教训，作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决定。四、各机关工作人员应根据六月六日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在省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合张顺有事件，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在全省范围内展开讨论，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并订出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山西省广大工作人员响应裴丽生主席的号召，已开始检查官僚主义作风。神池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中负责处理各界人民代表和群众来信的工作人员王沛藻，联系张顺有事件，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有些单位并已订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山西日报正组织读者对张顺有事件进行讨论，该报在张顺有事件中犯了错误的人员也作了检讨。

    中共绥远省委已召集与张顺有事件有关的单位进行了检查，指示这些单位写出书面检讨，并对犯错误的党员提出初步处理的意见。中共绥远省委并准备在党内通报这一事件，在较大规模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以结合民主补课，推动各单位进一步地全面地检查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加强群众观点。归绥市公安局在事件被揭发后，举行了两次局务会议进行讨论，有关人员和负责党员干部都分别进行了检讨。归绥市人民政府内的党组织也已召开会议，布置了对有关文件的学习，要求每人都联系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错误，并准备全面展开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

    平原日报在六月二日转载了本报发表的有关张顺有事件的材料和评论。同日，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党委和各级党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三反”运动末期进行民主补课、检查和揭发官僚主义错误的时候，结合张顺有事件，认真地组织学习。







关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受阻难事件的自我检讨(1952.06.17)
卫逢祺  (1952.06.17)

   关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受阻难事件的自我检讨

    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卫逢祺

    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奔跑了三个省份、二十七个机关，费去半年时间，到处遭受到官僚主义者的重重阻难。有关人员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和恶劣程度，已经十分惊人。我是造成张顺有事件的有关人员之一。张顺有两次来山西省人民政府要求解决路费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因此我的官僚主义错误及由此给党和政府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现在，就事件经过和我的错误事实检查如下：

    今年一月十八日，张顺有拿着崞县人民检察署给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及忻州专署给山西省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各一件，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他先到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找到助理员吴告成。吴告成觉得路费问题无法解决，就让张顺有到省人民政府解决。张顺有离开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找到人民检察署。检察署派人和省人民政府秘书处赵清泉秘书协商后，由省检察署写信，让崞县检察署处理；另外又给察哈尔省阳高县去信，询问处理反革命犯宋郁德的情况和给张顺有带手铐等问题。张顺有拿着检察署的信，又到省人民政府秘书处，由赵子玉秘书接见。接谈后又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给崞县人民政府写了封信，让查明情况报告省人民政府处理。张顺有到崞县后，崞县人民政府补助张顺有小米五十斤和人民币四万元。因为路费还不够，张顺有又给山西省人民政府来信请求解决这一问题。此信到省人民政府后，行文科当作一般的群众来信批到人民问事处办理。人民问事处因不了解情况，就给张顺有去信问这一问题原来是什么单位承办的。同时崞县人民政府也在二月九日来函请示路费开支问题，行文科又以检举反革命摘由送省人民法院办理。省人民法院又函询崞县人民政府。直到三月二十一日这封信才转到省人民检察署。在这以前，张顺有三月十二日二次来省人民政府，先到秘书处，由秘书干事郭景宏接见。除又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二次给崞县人民政府写信，让崞县认真办理外，并介绍张顺有去省人民检察署接谈。张顺有拿着信先到人民问事处（因问事处曾给他写过信）。问事处以为问题已有承办单位，而且秘书处已给崞县写了信，便不再过问。张顺有又到了省人民检察署，该署王修珍和张顺有接谈后即来找我。我当时并没有请王修珍详细谈谈全盘情况，即潦草简单地提出政府并无奖励金规定，且无此项开支，让王修珍回去动员张顺有：“他这种行为很好，现在反革命分子已经抓住，应回家好好生产。”至于结果如何，我再未过问。

    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

    第一，我不顾人民群众的切身疾苦，单纯地从政府没有这笔开支规定出发，拒绝了张顺有的解决路费问题的正当要求。作为一个革命的工作人员，这是完全脱离政治的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错误。由于我缺乏政治原则性和应有的群众观点，因而就不认识张顺有的行动表现了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号召的极其宝贵的革命热情。对此，人民政府完全应该采取爱护的态度，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至于政府的法令和规定，乃是完全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人民群众则是完全同意和拥护政府的法令和规定的，而自己又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在这里，政府的法令规定、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自己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而我却把它对立起来，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以为政府没有这个具体规定（实际上中央早已有明确的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规定）就可以漠视群众疾苦，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从而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割裂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和党的联系群众的根本路线是完全违背的，也是完全违背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的。

    第二，我的错误的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对待群众问题缺乏严肃的负责精神。省人民检察署王修珍既来找我，一定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应当处理而自己又处理不了的。我应当以严肃的态度了解一下问题的全部情况，或者亲自接见张顺有，对问题加以周密调查和慎重考虑，给以正确处理。王修珍当时向我反映的情况虽不十分具体，但对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奔跑了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事实是向我谈过的。对此我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特别是对各地机关拖延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表示正义的激愤，认为反革命分子既已被逮捕，就算完事了；而且又抓住张顺有不听政府多次劝说，自行奔跑于察哈尔、绥远之间，和政府没有这项奖金的规定等等，就简单潦草地提出了个人的错误的处理意见，把事情推诿过去。这说明我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十分不严肃、不负责的。诚然，王修珍当时反映的情况，也多少有点差错，比如说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打死了张顺有的姐丈，现在证明是省人民检察署贾书林第一次接见张顺有时听错了的；但即使如此，也丝毫不能减弱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热情的可贵和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因为他的个人仇恨和全体人民的仇恨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每一个具体人民的仇恨，就没有全体人民的仇恨；而全体人民的觉悟程度，正是透过每一个人对反革命的仇恨而体现出来的。对此我没有深刻认识，因而觉得张顺有既然是个人仇恨，仇已报了，就算完事；政府没有奖金开支规定，只好动员他回家好好生产，根本不考虑其他。从这里看出自己的群众观点是如何的薄弱，政治水平是如何的低下。

    第三，从省人民政府的几个有关单位来看，尤其是在我领导下的秘书处、人民问事处来看，也是存在着严重缺点的。张顺有的路费问题，秘书处自己无力解决，应当请示上级。但随便向下边推；而且对崞县随便把张顺有介绍到省人民政府、使张顺有跑来跑去、徒劳往返的错误没有提出正确批评。结果使下级政府感到上级政府不解决问题。秘书处行文科接到崞县人民政府请示公文（是请示张顺有的路费，应由何项款下开支），只看摘由是有关检举反革命问题的，根本不问一下原来是什么单位承办的，就送到法院去办理，这种敷衍塞责的态度，造成了公文旅行的恶果。而省人民法院接到请示公文后，明明知道原来不是自己承办的，却又不肯就近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或省人民检察署等有关机关查询，即直接写信去问崞县人民政府，往返途次，使原请示公文，在法院积压了二十八天，才转到省人民检察署。直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派人来检查这一事件时才发现这件请示公文。人民问事处在接到张顺有的第一次由省回县、因为没有解决了路费问题又请求省人民政府解决的来信之后，也由于不了解这件事情原来是由那一单位承办的，连近在咫尺的秘书处也不去问，就直接给远在数百里以外的张顺有去信询问。张顺有二次来省人民政府，先到秘书处，秘书处又写信给崞县，推了下去。但人民问事处是看了秘书处的信件的，明知道那封信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积极提出意见。这也是缺乏对人民群众负责精神的表现，降低了人民问事处的作用。特别是对这样一件重大事情，几个有关部门都没有经过本部门负责首长，一直在下边推来推去。这些制度上的混乱，确实已经严重到极点。我是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负有省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的责任，对这种混乱的制度，平时既不注意积极改进，又很少系统地进行过检查。秘书处又是我直接领导的部门，其所犯错误是和我的领导完全分不开的。因此所有上述各部门由于制度上的混乱所发生的问题，我应负重要责任。

    第四，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发生在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当中。官僚主义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在运动中亲眼看见了的。我自己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其痛恨的。但对察哈尔、绥远两省某些机关在张顺有问题上所采取的那样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却没有引起自己应有的义愤和警惕。对山西省各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同样错误，既未能及时发现，又没有尖锐地认识到。恰恰我自己就存在着这样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不自觉，这说明我对“三反”运动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在运动中我只注意到检查和反对了造成贪污浪费方面的官僚主义，而对因对群众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却熟视无睹。因此我所反对的官僚主义是片面的；我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检查，是极不全面、极不深刻的。

    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主要是多少年来在政府工作中，满足于自己处理日常具体问题的零碎经验，不注意政治上的继续提高，因而政治上不够坚强敏锐，考虑问题常常是从政府的具体规定、制度出发，忽视了政治原则和群众要求。这种严重的保守主义思想，使自己在政治上成为短视的庸夫，终年忙碌，成绩微小，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就必然要犯严重错误，这在张顺有事件中暴露得极其明显，给予我的教训也极其深刻。

    我是党培养了十五年的一个党员，党和人民又让我站在这样的一个领导岗位上，我应当兢兢业业，力求进步，作好党和人民的事业，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而现在所发生的这种错误，在像我这样一个比较负责的党员来讲，确是不能容忍的。以后将决心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使自己以后不再犯这种原则错误。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以张顺有事件为起点，向一切恶劣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冲击的英明措施。我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刻检查自己，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并作一个反官僚主义的前哨战士，向一切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最后我诚恳地向党提出，为了教育我本人和全党同志，使党的事业今后不再遭受官僚主义的损害，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纪律处分。







检讨我们在张顺有事件中所犯的错误(1952.06.19)
山西日报编辑部  (1952.06.19)

   检讨我们在张顺有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山西日报编辑部

    张顺有事件暴露了我们山西日报编辑部领导方面是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暴露了我们的某些工作制度是不健全的，某些干部的群众观念和职责观念是薄弱的。我们在建立“读者来信组”之初，曾强调提出“读者来信”是联系群众的最好形式之一；而读者来访工作则是读者来信组的首要任务，并把这一精神规定在读者来信组的工作方针之内。但是，这一精神却没有坚持和贯彻下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轻重倒置的现象，忽视了读者来访工作。三月十三日赶车工人张顺有来报社谈话时，正值“三反”运动紧张进行。本社虽集中力量报道“三反”，但竟未考虑到在“三反”运动中如何加强读者来信工作的问题；相反地倒抽调了读者来信组的干部，减弱了读者来信组的力量。因而当张顺有来谈话时，我们没有主要干部接谈，竟让一个临时从资料室调来帮助工作的练习资料员吴振东接谈。吴振东是个新干部，业务不熟习，群众观念不强，职责观念不明。他不但没有热情招待张顺有，谈话进行中也没有向小组领导同志汇报。张顺有走后，吴振东虽向小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但由于小组领导方面有严重的事务主义，重来信、轻来访，缺乏群众观念，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对群众的疾苦，不够关切。因之，对张顺有的问题，不但未予认真处理，也没有向上级汇报。这就是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报纸是联系群众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表现在对于像读者来信和来访这样的重要问题，缺乏独立见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常常有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是这样：凡是下级政府机关处理的问题而群众提出意见的，我们多半把群众的意见转给高一级领导机关去处理；至于经过省级政府机关处理的问题而群众又提出意见的，即因有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多持冷淡态度，甚至想：省政府还办不了，报纸怎能办得了。我们怕因群众的个别问题，损伤了高级政府机关的威信。有时，甚至对来访的读者抱着一种厌恶情绪，认为这个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故意和政府调皮”。因之，像张顺有之类的问题，就轻轻地放过去了。这是把相信政府和对群众负责的观点对立起来，忽视了报纸的监督作用。这是问题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由于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强，和忽视读者来访工作，因之，对读者来访工作的制度和方法，长期忽视研究、改进，而对已有的制度，也长期忽视检查。如：

    （一）“读者来信”工作建立之初，曾规定：凡读者来信、来访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有始有终地作认真负责的处理；来访工作是读者来信组最重要的工作。但在执行中，先紧后松，编辑以及小组负责同志，有时把和来访读者谈话当成附带任务，重编稿、复信，轻视和来访读者谈话。（二）原来制度规定，凡读者经报社转出的信件，均请有关机关于两个月内答复，否则，即向人民监察机关提起公诉（曾这样做过，效果良好）；但这一制度没有坚持下来。（三）读者来访的登记、编号工作，也是热了一个时期就冷了下来。（四）中共山西省委曾指示，读者来信来访工作的情况，每月必需向省委做汇报，重要的问题须随时汇报；但这一制度始终没有很好执行。编辑部日常所注意检查、督促的也只是读者来信组在报上刊登的来信编得怎么样，如何提高来信的思想性，而从来没有认真地检查一下读者来访工作做得怎么样，有些什么问题。（五）另外，在处理读者来访的问题当中，常苦于人手少，无法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因为报纸不同于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对人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派专人进行调查；但报纸没有这样的机动力量，对读者所提出的而又值得怀疑的问题，往往采取转给有关机关和高一级的监察机关处理的办法。转出去的问题，有时是转到当事人手里。结果，不是不理，就是来一个“与事实不符”；有时转到高一级监察机关也被搁置起来。我们也没有积极督促处理，以致使读者来信组成为“收转”机关。

    总之，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不可容忍的。

    张顺有事件发生后，编辑部和读者来信组及有关人员即进行了检讨，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有关人员并做了书面检讨。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现在读者来信、来访工作已重新初步确定了一些制度，工作上并已有了改进。如：五月份读者来信一千零二十一件，有百分之六十五做了处理（其余的或是地址不明或是无法处理），基本上做到了“有信必复”。五月份来访的读者五十一人，他们提出了四十四个问题。其中三十二件已作了彻底处理；十二件做了初步处理；凡报社无法处理的问题，已报告了省委。对读者来访所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编号、登记。重大问题，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出来。这样，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六月上旬，来报社谈话的已有四十六个人，提出了二十六个问题。

    目前，我们除在报纸上组织了张顺有事件的讨论外，并决定在全编辑部进行关于张顺有事件的讨论，以期更深地揭发已往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并结合改进各种工作制度，杜绝官僚主义。







我们为什么会用错误态度对待张顺有(1952.06.19)
李蔚芝  霍成勋  (1952.06.19)

   我们为什么会用错误态度对待张顺有

    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组长  李蔚芝  编辑  霍成勋

    我们两人在处理崞县二区赶车工人张顺有的来访问题时，犯了不能令人容忍的官僚主义错误。现检讨如下：

    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事实经过见山西日报编辑部的检讨）。其所以严重，主要在于：赶车工人张顺有这次到报馆来谈话是已经走过三个省许多个机关，到处都受到了官僚主义者的阻难之后。我们的报纸是联系群众的桥梁，读者来信和来访工作又是报纸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我们两人则是直接处理读者来信和来访的主要工作人员。我们对赶车工人张顺有的来访竟置之不理，直接打击了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工作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报纸的威信，影响了报纸及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这一错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许多官僚主义错误中比较突出的一件罢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这是一个党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尚缺乏工人阶级的感情，对劳动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对工人、农民的具体问题不够关心。特别是进城以后，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联系更加疏远。因此，对于张顺有来访，吴振东虽向编辑霍成勋（当时组长李蔚芝也在场）作了汇报，并说：“这个人对党和政府都不相信，一定要到北京找毛主席”，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并怀疑：“是不是几十个机关都有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再不去考虑它了。我们的群众观念是何等薄弱呀！

    二、对报纸以及报纸的读者来信工作缺乏深刻认识。报纸应代表舆论对各种工作实行监督，而读者来信和来访，大量揭发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正是具体实现这种群众性的监督的方法之一。但我们对这点认识不足。我们对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重视不够，因此，对读者提出的问题，不能经过调查研究大胆地处理，而多是采取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态度，推到党和政府部门去调查处理。对张顺有问题的处理，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曾认为张顺有的路费和工资问题，省人民政府还解决不了，我们怎能处理；这事情是好几省的问题，山西日报刊登也不顶事。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便根本没有对这问题加以重视。

    新闻工作即是群众工作，而读者来信部门更是直接和群众发生联系的部门，因此警惕官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意识上是不明确的，始终没有向官僚主义思想作过严肃斗争。因此官僚主义便滋长起来，以致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仍然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张顺有的来访，其错误更不可饶恕。

    三、我们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我们平素对读者提出的重要问题研究不够，向总编室请示、汇报也不够。中共山西省委很早以前即指示我们：要经常及时地汇报读者来信情况和提出的问题，但我们始终没有执行这一指示。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今后我们要进一步锻炼我们的党性，加强群众观点，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坚决争取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新闻工作者。我们愿意接受党给我们的纪律处分。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彻底处理赶车工人张顺有事件  将继续在全区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2.06.20)
  (1952.06.20)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彻底处理赶车工人张顺有事件

    将继续在全区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本报讯】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遇重重阻难的事件，暴露了在许多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存在的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彻底处理这一事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使大家深刻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六月十四日召集所有和这一事件有关的党员干部及各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绥远、察哈尔、山西三省二十七个机关的党员干部三十四人，以及华北各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华北局各直属机关和华北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等共一百八十多人。张顺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张顺有事件被揭露以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即责成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查对事实。根据这一指示，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经和归绥市公安局、市法院，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山西省忻县专署公安处数次用电话联系，和归绥市公安局来人交换意见，并派人到有关省、市、县各部门实地查对情况。查对结果，证明了张顺有的口述材料合于事实，并发现了不少新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有关省、市、县各机关团体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张顺有所揭发的更为严重。因此，华北局决定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彻底处理张顺有事件。

    会议首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从吾同志作报告（报告摘要见今日本报第三版）。他详细地分析了各有关机关和团体在处理张顺有的问题中的各种不同表现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得到的教训，并提出了今后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和对犯错误的人员的处理意见。继由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归绥市劳动局局长马正科、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归绥市法院院长黎旭辉、绥远省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孙寒光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检讨说：“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经两次到我们公安机关。我局工作人员都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为藉口，采取了一推了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解送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时，又错误地给张顺有带上了手铐。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人民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不但没有表扬和支持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张顺有，反而给他的正确行动以阻挠，甚至给他以打击，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就没有像华北局一样抓住这一事件教育干部。这就说明我们领导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一错误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使这样密切关系着人民利益的重大事件长期未得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平日缺乏对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是像这样的官僚主义事件，在归绥市公安局中绝不只一件。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在全局工作人员中间彻底检查和清除一切官僚主义作风。”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说：“我局工作人员错误地扣押张顺有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认为已经向他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便未继续追问。我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是因为我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这就说明了我的阶级立场不够明确；同时也暴露了我成天在口头上喊为人民服务，但是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作到。我决心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全局人员积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一切旧警察作风的斗争，使大家明确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其他在会上检讨的同志，也一致认为华北局重视并认真处理张顺有事件是完全正确的，自己和所属工作人员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打击了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大家都表示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纠正错误，并结合“三反”运动后期的民主补课运动，督促所属人员认真检查并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作风，改进和健全工作制度，使之更便利于人民群众。

    张顺有也在大会上发言，衷心感谢华北局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十分钦佩华北局这种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说：“这个大会使我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了解，看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我有勇气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因为我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处，我痛恨国民党和反革命分子。我上次到全国总工会和华北局来谈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我心里非常痛快。像我这样一个人，过去在旧社会连个县长也不能见，那能说得上到北京来告状！过去我父亲对我坚持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和官僚主义分子积极斗争的行动非常不满，他对我说：‘你还敢和人家那些大干部闹？’但是现在我父亲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他很高兴，开始积极地参加村里召集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民兵和互助组。我回家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劳动，带头搞好生产。”

    会议最后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同志讲话（讲话摘要见今日本报第三版）。他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重视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必须认真负责地考虑和解决人民的一切问题，并且告诫大家为了真正作到这一点：第一必须注意人民的“小事情”；第二要认识对人民负责和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第三要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干涉；第四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坚持真理。

    会议经过两天的报告和发言已圆满结束。与会人员都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特别是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讲话给自己的教育很大，回去以后一定要向本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传达，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正准备根据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指示草拟具体办法，以便继续全面地深入地在全区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扣押张顺有(1952.06.20)
察哈尔省阳高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1952.06.20)

   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扣押张顺有

    察哈尔省阳高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由于我们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发生了把赶车工人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宋郁德一同押入监所的错误。对宋犯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也没有给予认真的解决。事实经过是：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拿着我县四区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到法院控诉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法院院长郑广把介绍信批到公安局。张顺有到公安局执行股口诉了宋犯的罪恶，要求开介绍信到绥远去逮捕宋犯。当时执行股股员王廷仕答复张顺有说：你不用去了，我们可以给你往归绥写信扣捕宋犯。但张顺有走后，我们根本没有给归绥去过信。

    十一月十日，归绥市公安局派人把宋犯和张顺有一并送回阳高县公安局。当时看守所干事武祥不问青红皂白，就叫看守员把工人张顺有和宋犯一同送到法院看守所押了两个钟头，后来发觉扣押张顺有是错误的，才把他放出来。

    我们非法扣押张顺有，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严重的失职行为。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张顺有第一次来公安局控诉时，领导方面根本不知道；张顺有被看守所干事武祥扣押时，领导方面仍不知道；后来局长发觉了这件事，但仍未认真处理。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不能容忍。第二，平时对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政策教育很差，干部中有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扣押张顺有时，干事武祥并没有和股长研究。宋犯结案后，股长也没有向局长报告，而局长也没有检查。当山西省来信追问扣押张顺有的情形时，才发现问题是严重了。但局长仍没有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汇报。这也是这次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三，工作制度不严密，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这也助长了干部中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受到阻难的事件，对我们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今后，第一，我们除在报纸上作公开检讨外，并要在公安局全体人员中展开讨论，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保证今后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第二，建立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并严格遵守。股员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和股长研究；股长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向局长或秘书汇报。秘书要把每日情况向局长汇报。同时，要加强各股间的工作联系。

    第三，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要使每一个干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另外，对宋犯郁德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我们已派调查股长张志英协同法院院长王尚志到归绥市调查，保证追还；对张顺有检举宋犯所花去的路费，我们一定负责补偿。最后，我们向工人张顺有道歉，并诚恳地接受上级给我们的处分。







刘澜涛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2.06.20)
  (1952.06.20)

   刘澜涛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的党对人民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十分关心的。我们的党不论进行任何工作，只有一个出发点，一个目的，就是人民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这一件事情以外，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再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之所以伟大和永远不可被战胜的唯一的原因。我们的党现在成了当政的党，很多党员参加了国家的领导工作，有了更负责的地位和更高的威信。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我们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比其他民主党派和普通人民更加重大。我们的党所领导的是一个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绝不是仅仅靠共产党员就能管理好的；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但必须团结和依靠全国人民共同来管理国家，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坏，所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决定着人民的苦乐、祸福，甚至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小心谨慎，紧密团结人民，并且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把工作做好，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要迅速加以批判和纠正。

    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这一事件中，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学习到些什么主要的教训呢？

    第一、要注意人民的“小事情”。人民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并不大，譬如张顺有只是为了捉一个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捉一千个、一万个。我们为了张顺有的这件事召开这个会议是不是小题大作呢？决不是的。人民的最细小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大事情的基础。国家大事就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小事情集中起来的。人民群众有镇压反革命的要求，有抗美援朝的要求，有土地改革的要求，有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等项要求。我们把千百万人民的要求集中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就规定出我们的政策和具体任务。所以，我们绝不允许也绝不能漠视人民的细小的事情。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应该考虑的是国家的施政方针、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这些问题的考虑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就因此而轻视人民群众的具体事情。张顺有要捉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国家的要求、党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反对那些不支持甚至阻难他的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我想这样做是应该的，公道的。在旧社会里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是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来管的；在人民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必须认真、严肃、负责地来管这件事情，决不能采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二、要懂得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有些同志这样想：国家的任务、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党中央、华北局的决定等应该重视；但是，人民的事情，一些无名英雄、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的事情，似乎就可以负责也可以不负责。他们觉得：对上级不负责，上级要批评我，检查我，甚至于要撤职（懂得这一条自然是需要的）；但对人民不负责则是不要紧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把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分裂开来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他们不了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同志应该明白：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真理的标准，正义的标准；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是对国家和对党不负责任。因此，群众有什么疾苦，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有责任去详细了解并加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这样：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人民的快乐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人民翻身了，解放了，生产事业发展了，新的工厂开办了，中朝人民打胜仗了，我们就高兴；美帝国主义在巨济岛屠杀我们的被俘人员，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工厂，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欺压农民，我们就难过，我们就愤恨。我们仇恨什么，喜爱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唯一的标准是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别的标准。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要看这件事情正确或不正确，不要看当事人是张三或李四，因人废事是错误的。

    第三、必须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加以干涉。如果老百姓认为某件事情不公平，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这种权利是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法令所规定了的。侵犯了这种权利，就是重大的原则错误，就是犯法的行为。人民对我们的批评，那怕是不完全正确的，不完全成熟的，我们也应该欢迎。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因此绝不可拒绝人民的批评和指责。而应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人。人民有意见要求我们接见，我们就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接见他们。有的同志说：我的工作很忙，那有时间接见一个普通老百姓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接见人民或人民的代表，解决人民的问题，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重要的工作。群众来信和群众的意见，我们一定要答复，而且应该及时地正确地答复。去年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毛主席到华北各地访问，人民提了几千条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转给各省市领导机关，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人民的事情必须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

    我们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但我们不能容许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的民主来进行破坏。绝不准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他们不得有任何自由。只有在他们经过改造、人民给予他们民主权利时，他们才能有自由。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四、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把真理坚持到底。张顺有在捉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情上是光荣的。他不怕困难，行程一万五千里，走了那样多的机关，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打击，坐了两小时的监狱，还带过手铐，这一股顽强劲和仇恨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是应该表扬的。但我们有些同志却是有意见也不敢提，怕受到报复，不敢坚持斗争，这是由于不相信党，不相信国家属于人民，不相信真理最后一定胜利，这种现象应该克服。对于施行报复的人，打击别人的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过去功劳有多大，一定要给以处分，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对付那些违法失职、对人民事业毫不负责而又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僚主义分子；如果经过教育而仍不改正者，应坚决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而代之以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最近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把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非法扣押了几天，原因是这位青年批评了他的官僚主义，并和他争吵过。怀仁县长的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绝不能容忍的。什么人给了这位县长这样的权利呢？假使一个老百姓把县长关起来，大家会怎样呢？我想，不少人会叫起来：“这还得了！一定要严办。”现在中共察哈尔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着手检查这一事件，这是完全应当的。对于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任何分子，必须给以应得的惩处。

    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人民政府，像张顺有这一件事情，察哈尔那位县长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登报、广播来加以揭发和批评，以教育大家，而且还应该在各有关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确实地赋予人民以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才能使人民进一步确认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和职责。这会比单纯自上而下地来处理是有更大的教育意义的。这一点同志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清楚，以便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王从吾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报告（摘要）(1952.06.20)
  (1952.06.20)

   王从吾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在去年六月至十月往返奔跑了山西、察哈尔、绥远三个省的好些机关。以后为了追偿工资、补偿路费，控诉阻难检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破坏分子，又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来往奔跑了许多机关。前后共奔跑了二十七个机关，行程一万五千里，花费二百四十万元。在张顺有前后所到过的二十七个机关中，有一个机关他跑过二十次。直接或间接处理此问题的干部共四十二人，上至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公安厅处长，下至见习工作员。上述机关和工作人员，除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察哈尔阳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山西省崞县人民政府、县工会及第二区人民政府等对此问题采取了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外，其余有的是虽曾负责解决，但未坚持到底；有的机关，如阳高县公安局、大同县人民政府和归绥市第二区人民政府等机关，则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或“镇压反革命是公安局的事”、“工资问题是民事纠纷”等等为藉口而拒不受理；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同志则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制度规定”而一推了事；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工作员赵振芳甚至暗示法警给检举者带手铐；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检举者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扣押两个钟头；归绥市人民法院实习工作员王申午则以“材料错了你得负责任”为口实，威吓检举者。其对人民群众态度之蛮横，实已令人不能容忍。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它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这一事件首先说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许多共产党员）中间都严重地存在着。这些同志不是遵照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做“民众的朋友”，而是以民众的“上司”和“老爷”自居，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他们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来推去，不予解决。甚至像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事情，也不予支持，反而横加阻难和打击。他们的阶级立场非常模糊，对反革命的仇恨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群众。有些机关和干部在受理群众控诉案件时，存在着对人不对事的错误态度。比如有些人强调“张顺有历史不好”、“张顺有检举反命革分子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动机不纯”，就得出“双方都坏”的结论。张顺有历史上确曾有过错误，张顺有所以和宋郁德斗争，也确实和他本人的利害有关；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张顺有不是在检举反革命分子呢？是否因此就改变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呢？是否只有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才有资格检举反革命分子，而张顺有就没有资格呢？恰恰相反，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不这样做，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次“三反”运动，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进行得最为深入、彻底；和贪污、浪费有联系的官僚主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于像张顺有控诉案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直接破坏着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直接阻碍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则还没有被彻底地揭发出来。有的虽已被揭发，但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或根本未予解决。因此，各机关、团体都应毫无例外地抓紧目前民主补课的时机，普遍地认真地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以巩固和扩大“三反”运动的成果。

    这一事件还暴露出我们许多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在处理群众来信、对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受理群众的检举控告等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了人民意见箱、监察通讯员、读者来信小组、宣传员、问事处等等专门听取人民意见、解决人民问题的机构和组织以及专设的人员，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和检查制度，致使这些组织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譬如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把张顺有的控告书扣押起来，既未发表，也未转有关部门处理；绥远省检察署秘书王树德把张顺有的控告书从意见箱中取出后，也擅自扣押不转。他们所以敢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根本没有或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检查制度，没有工作纪律和政策教育。如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于该局干事错押张顺有和将张顺有检举宋郁德的专门调查材料扣押不转等情形，事前毫无所闻，事后知道了，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检查处理。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三上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但该处审讯股员张绪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处理，竟擅自一推了事。这就使得工作陷于混乱，国家法律陷于松弛，群众的政治热情受到打击。

    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呢？

    第一、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应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认真地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批评、建议和要求的态度和处理情况；并联系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进办法，以求改进工作，教育干部。

    第二、要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检查；严格按照民主原则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立和健全接见和联系群众的组织（如人民问事处等），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各级各部门领导机关，都应把检查和克服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党、团组织更应发动和组织党、团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各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都应采取各种方法加强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反映，并向领导方面作确切的报告。为此，各机关、各团体都应规定严格的工作制度，明确规定每个人的职责权限，克服混乱现象。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所提的一切建议、要求、控诉、检举，自己能够处理的，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自己不能处理的，应迅速及时地向上级请示。必须作到有问必答，件件有结果。主要负责同志并应亲自负责，定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总结，向人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向领导机关作切实的报告。

    第四、严明党和人民政府的纪律，及时批评和惩处那些渎职失职的干部；鼓励和表扬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并充分利用报纸、党刊，揭发官僚主义的错误事实，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发动党员、群众向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

    第五、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必须及时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抓住生动的典型事例，经常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不断地提高干部的觉悟，加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为了严肃政纪党纪，并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华北局完全同意并批准有关省委对此案的措施及对有关干部的处理意见。（一）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所属干部拒绝受理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及错扣张顺有的严重错误，事前既无所闻，事后又不予适当处理和报告上级，这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二）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押进监所，这是玩忽职守、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三）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执行股员王廷仕，接受了张顺有的控诉，并答应给归绥市公安局写信请其处理；但在张顺有走后，即搁置起来，并将张顺有专门调查来的材料压了下来，既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也没有处理，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意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四）察哈尔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政治保卫科审讯股员张绪，藉口张顺有没有介绍信，便将张顺有推到别的机关去，使张顺有三次徒劳往返。他自己既不检查处理结果，也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表现了严重的缺乏工作责任心和无组织无纪律。同意党内予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五）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干部赵振芳，暗示法警给张顺有带手铐，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六）归绥市小西街派出所所长于维昆，拒不受理张顺有的检举，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七）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当其他同志向他报告了张顺有的来意和要求，并向他请示处理办法后，自己没有弄清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情况，即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乎制度规定”而推走了事；当报告人向他说明“如果不给解决，人家就要到中央找毛主席去解决”时，卫说：“这无法解决，由他去吧！”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和对待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在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过程中，也有少数机关和干部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如绥远省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山西省崞县县工会、县人民政府及第二区人民政府，察哈尔省阳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阳高县第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等，都积极设法予张顺有以支持和鼓励，并在张顺有困难时帮助解决路费问题。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把反革命分子宋郁德逮捕法办，对以上机关和个人，应予以表扬。







阜新市平安矿务处保卫科  决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1952.07.07)
向群  (1952.07.07)

   阜新市平安矿务处保卫科

    决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辽西省阜新市平安矿务处保卫科的同志们学习了关于“张顺有事件”的材料，立即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检举和控诉等事件，也是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如工人于恩庆来保卫科检举反革命分子胡长顺的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又如去年春节时，工人住地连续失盗，公安派出所不管，工人来保卫科报告，我们也不管，直接影响到工作，拖了许久才由别的单位解决了。检查起来，我们这个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不比“张顺有事件”中二十七个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轻。我们决心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彻底清算我们的官僚主义。

    向群







察哈尔省各地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952.07.13)
锺英  (1952.07.13)

   察哈尔省各地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锺英

    目前，察哈尔全省各地正通过张顺有事件，深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反对漠视群众意见。张顺有事件的公布，引起了察哈尔省领导机关的重视。省级各领导机关除已分别发出检查官僚主义的号召外，中共察哈尔省委、省人民政府并接连召开了多次汇报会议和各单位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一再督促认真检查官僚主义。六月十四日省委召集的各直属机关党组负责人汇报会上，省委副书记杨士杰号召各部门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以便在今后工作中把领导作风、党和群众的关系、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求得改善。同时要求各部门订出具体计划，以便从制度上来巩固反官僚主义的成果。全省各县也展开了反官僚主义的检查运动。截至目前为止，阳高、阳原、万全、左云、怀来、怀安、浑源、大同、宣化、蔚县、沽源、崇礼、尚义、平鲁、山阴等县及张家口、大同、宣化三市和雁北、察南、察北三个专区机关，均已开始了此项检查工作，并都由负责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或组织干部进行了学习。这一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从运动开始以来，仅察哈尔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就收到读者检举官僚主义的信件一百五十件。为了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继续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六月二十日又召集了省级机关、张家口市机关干部大会，由杨士杰主任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张顺有案件会议的精神作了动员报告，并对几种错误态度进行了批判。

    察哈尔省各地在检查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严重现象。在省级各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对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不够重视。省人民政府没有按照政务院的规定设立人民问事处和接待室，主办这一工作的办公厅只指定了一个新干部捎带办理这一工作。登记和催办制度也不健全，有的部门更有丢失人民来信的现象。省协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接到的群众来信多半是原文照转有关部门或各厅处理，而又很少提出处理意见。转到各厅的信件，各厅又照例再转“有关部门”。如民政厅对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的来信、来访，大部都推到专署、县去解决，到现在还有五十五件不知处理结果。这样就形成层层转、层层推的现象，以致不能切实解决问题。有些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对来访的人民群众的态度也很恶劣。宣化县革命残废军人张英到民政厅请求介绍工作时，打算在民政厅吃顿饭，管理员很不高兴，训斥说：“早饭已过，午饭没到，你想吃什么！”这样就把张英“打发”出去了。有的灾民来省级机关解决问题，正逢星期日，工作人员就以“星期日不办公”为藉口，一推了事。更坏的是前优抚局局长许温如竟公然对他的下级干部说：“凡是没有带介绍信来我们这里的人，一概不管。”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曾使许多革命残废军人的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大同市一个复员军人来优抚局请求介绍工作，因为没带介绍信，就连大门也进不去。省人民法院则没有贯彻便利人民的方针。他们仍沿用旧的诉讼手续，原告必须文字起诉才行受理。他们对口头起诉很不耐烦，甚至干脆拒绝。天镇县一妇女专门跑到省人民法院起诉，因为没有起诉书，只好又返回原籍。

    目前，省级机关已把反官僚主义的重点转向检查在日常工作中漠视群众利益方面。在这方面也已初步发现了不少问题。省交通局漠视群众利益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在修建公路时，经常在施工后仍不及时付给群众工资，甚至有欺骗群众、克扣工资的行为。此外，该局因某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在工作中计划不周，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也不断发生。农业厅也检查了在造林方面因官僚主义而使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错误。

    察哈尔省各县在检查官僚主义运动中，发现某些县在处理人民意见、人民来信方面，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如蔚县人民政府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十多件提案，拖延很长时间没有处理；对中共蔚县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转去批评干部作风的材料九件和察哈尔日报读者来信组转去读者来信九件，也都没有答复。尚义县在镇压反革命期间，为了群众检举方便，曾设立了意见箱，并收到不少检举材料。但他们对这些材料，没有处理，没有向群众交代，把检举信捆在一起，放在一边不管了。群众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十分不满。在接见群众来访方面，各县极不重视。在今年四月间曾有一个农民四次到察北公安办事处揭发村干部的坏作风，都被推到张北县公安局去。张北县公安局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群众把这种情况又反映到专署公安办事处，该处仍不设法处理。直到报纸上公布了张顺有事件以后，该处才协同张北县公安局到控告人住地进行调查。各县人民法院和公安局也检查了在处理案件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干部的犯法行为。如万全县法院书记员卢朝忠在下乡调查一个案子时，趁机私自跑回家去，把和此案有关的其他村的群众调到他自己家里处理。

    全省各地经过初步检查，已发现了许多严重的官僚主义事实，各级干部也已开始认识到官僚主义为害革命事业的严重性。但这一运动开展得还不够广泛，对官僚主义的检查还不够深刻，而且还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一）某些机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缺乏带头检查的精神，他们错误地把检查重点放在下级干部身上，有的县甚至提出把重点放在区、街，这完全违背了省委指示的精神。（二）工矿企业部门和个别县份藉口“工作忙”、“没时间”而不进行这一工作，甚至对这一工作抱抵抗态度。（三）有些干部思想上还有顾虑，怕检查出错误来受处分，上级不再信任，于是躲躲闪闪，企图混过去。对于这些错误思想和不正确态度，在六月二十日召开的省级机关、张家口市机关干部大会上，杨士杰同志已作了严肃的批判。现在，上述情况正在扭转。







榆树沟村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屡遭阻难  中共察北地委号召彻底检查官僚主义(1952.07.17)
  (1952.07.17)

   榆树沟村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屡遭阻难

    中共察北地委号召彻底检查官僚主义

    编者按：察哈尔省张北县五区榆树沟村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陈文仁遭到一再阻难的事件，说明五月三十日本报发表的张顺有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若干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工作人员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决不是个别的。中共察北地方委员会号召该区所有党员干部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彻底检查官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了严肃党纪和国法，我们认为张北县的上级领导机关，还应及时彻查这一事件，给犯错误的人员以必要的处分，这样才能有效地教育广大工作人员，肃清官僚主义作风。

    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在联系张顺有事件检查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发现张北县五区榆树沟村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陈文仁遭到重重阻难的又一严重事件。中共察北地方委员会为了吸取教训，借以教育党员干部，有效地肃清官僚主义作风，特向下级组织发出通报。

    通报叙述这一事件发生的经过说：反革命分子陈文仁家住张北县五区榆树沟村，从小吸食毒品，不务正业，当过日伪时代的甲长，当过土匪。一九四五年我军解放张北县后，混入人民政权当村长。一九四六年我军撤出张北后，该犯曾勾结敌人，欺压群众。一九四八年我军再次解放张北后，该犯又混入人民政权任村长。该犯平时在村里贪污敲诈，无所不为。曾和他弟弟陈文举毒打村民王义，使王义因伤致死。还打过村民王万凯，并包庇反革命分子。群众恨之入骨。今年三月间，该村村民郭福、张春喜等曾联名向张北县人民法院意见箱投过检举书，检举陈文仁，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又到县法院控告，该院韩院长把这件事情推到张北县公安局处理。郭福等到公安局以后，只是在门口留下了控告书，未被允准入内，问题也未得到处理。这时他们到县控告的事被陈文仁发觉，陈文仁反咬一口，到区政府诬告郭福和土匪有关。区干部乔荣云（畜牧助理员）去榆树沟调查时，受了陈文仁的拉拢，就和陈文仁狼狈为奸，召开群众大会，镇压检举人。乔荣云在大会上批评检举人不到区而到县，是瞧不起区，是乱告状；并把检举人张春喜扣押起来，到开完会才放出来。该村群众因十分痛恨陈文仁，会后又到区控告。又受到区行政秘书罗秉申的阻难。罗秉申不但不接受控告，反将控告人批评一顿，说：“你们就是看得起县和分区！”结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控告人第三次到张北县人民法院去告。该院一个干部（名字未查清）对他们说：“控诉书上没有戳子，也没有区的介绍信，在这里告不行，你们到公安局去吧！”在县控告无效，他们又到专署公安处去告。专署公安处和他们谈话后，又把控告材料转到县公安局处理，但县公安局仍未处理。后来控告人又到专署公安处，公安处又把这件事情转回公安局处理。这时张顺有事件已公布，但公安局也只是把材料转区调查，仍未追查。控告人再次到公安处口诉，公安处又推给县公安局办。但在该局只由干部刘芬和他们谈了话，又让他们写出书面控告材料，使他们又往返于村县之间一次。这时各地已开始学习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这才由公安处协同公安局把问题调查清楚，证明控告材料大部属实；于是召开村民大会，把陈文仁逮捕起来，并向控告人道了歉。

    通报指出：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我们从区到县到专区，官僚主义作风是如何严重。像陈文仁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坏分子，竟能长期地把持人民的村政权；群众多次控告，竟得不到任何支持，而一直被推拖下去；甚至控告人受到威吓和扣押，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作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使我们的党组织脱离广大群众。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以这一事件为教训，认真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批评建议和要求的态度及其处理情况，并联系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进办法，以教育干部，改进工作。







温县法院违法乱纪案件的沉痛教训(1952.07.21)
张俊卿  (1952.07.21)

   温县法院违法乱纪案件的沉痛教训

    中共平原省新乡地委书记  张俊卿

    温县法院违法乱纪案件中所暴露的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错误，是严重的、多方面的。现在各有关机关和干部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就已有的材料来看，温县法院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错误，主要地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首先，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人民法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又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余作风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和人民法院的猛烈腐蚀，缺乏警惕。本来，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更需要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严厉镇压反革命，以保卫人民利益和巩固已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但是，许多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对此却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他们的思想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坏分子就恰好钻了这个空隙。一九五○年及一九五一年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在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经常负责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重要性。再加上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残余作风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缺乏警惕，因而对很多问题没有从阶级本质上来认识，不了解其严重性。这显明地表现在对人民法院的干部常常缺乏认真的选拔和调配，致使人民法院中缺乏阶级立场坚定、群众观点明确的骨干分子；另外，对人民法院的工作，也缺乏具体的深入的检查。这样就使像王高升一流的败类，能够窃据领导岗位，放胆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其次，对王高升、杨治文缺乏历史的本质的了解，以致让他们混入了党的组织。这是建党和干部工作上的重大缺点和错误。领导方面对他们的看法，则带有一定程度的宗派情绪和形式主义观点。如认为王高升是“老党员”、“老干部”。一般干部过去对王高升的反映是，“穿的破，说话稳”；温县县委也只是认为他原则性不够或政治情绪不高，但又都认为他是“朴素的”。因而对他们没有认真地严肃地进行教育改造，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缺乏严格的检查。一九四九年秋曾有被强奸者控告王高升；一九五一年开展反对不问政治倾向斗争时，温县县委曾发现王高升生活堕落腐化，并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同时期又发现王、杨放高利贷。但由于对这些问题既未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又未与他们的历史和本质联系起来分析，再加上被他们的伪善所迷惑，所以就不能坚决追根到底，进一步发现问题；而采取了动摇犹豫，任其狡赖抵抗，不了了之的态度。这就使王高升、杨治文等少数坏分子有可能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罪恶的活动。

    再次，是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党内和机关内部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真正展开。这就使少数坏分子敢于为所欲为，而不能被揭露，或有所发觉而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这次“三反”运动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只要党内、机关内的民主一旦发扬起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旦开展起来，一切污浊的东西便将被揭发出来，清除出去，革命组织便会进一步巩固和健全起来。

    最后，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党的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必须放在群众监督之下；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对群众的认真发动和教育，没有认真地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像温县法院如此巨大的牵连到许多群众的利益的案件，事前竟没有听见群众的反映，这便充分暴露了我们在思想和作风上的弱点。对于作为我们国家政权的根本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的认识以及运用，我们也重视不够，不善于经过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自觉，发挥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我们至今还很少在人民群众中结合具体工作进行较系统的人民民主和人民权利的教育。对于工作，既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尤其缺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检查。因而很多问题不能发现。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也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表现得软弱无力。此外，我们对于群众的检举、控告也不重视。这就使王高升、杨治文少数坏分子得以放肆地欺压群众和欺骗领导机关。

    以上是我们在温县法院违法乱纪案中所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几个主要方面，也就是我们的沉痛教训。我们的检查仍是不深刻的，而官僚主义错误的克服则还需要长期的自觉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温县法院案件为典型，结合张顺有事件及本区其他典型事件，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一个对官僚主义更为深入的批判检查运动。认真地加强党内、机关内和群众中的民主生活和制度，定期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和机关干部的代表会议以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处理群众检举和控告的制度，力求从各方面加强和群众的联系。







绥远省公安厅关于归绥市公安局对待张顺有事件的答复(1952.07.30)
  (1952.07.30)

   绥远省公安厅关于归绥市公安局对待张顺有事件的答复

    编辑同志：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察哈尔阳高县人民法院王尚智的“归绥市公安局某些干部必须严格检讨对张顺有事件应负的责任”的批评信后，我们即对该局的作风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说明，王尚智所指出的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

    六月一日以前，该局虽然因张顺有事件召开过两次干部大会，进行了检查，但由于某些干部错误地认为此事与他们“关系不大”，并且这一事件已经得到解决，就不注意了。六月一日，王尚智、张子英到该局了解关于张顺有的工资问题时，该局秘书主任崔志只指示该局第四科干部郑富荣：让于副科长接见。事后崔志对于接见情况也没有进行检查。人民日报登载王尚智的批评信后，才引起了该局有关干部的注意。

    从这一事件的检查中，可以看出该局的领导方面是有着官僚主义作风的，某些制度也是不健全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政治嗅觉不够锐敏，他们对张顺有事件的本质认识不够，因此没有及时地接受教训，改进工作，建立和健全制度。

    六月一日以后，该局的全体干部每天拿两个钟头的时间进行关于张顺有事件的学习和检查。特别是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尚智的批评信以后，更进一步推动了该局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现在该局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已获得成绩。该局和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员，除已受到严格的批评外，又都作了检讨。

             绥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







怀仁县县长沈浩非法扣押戴宝谦受到处分(1952.08.08)
  (1952.08.08)

   怀仁县县长沈浩非法扣押戴宝谦受到处分

    编者按：在我们的国家里，侵犯人权是违法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身作则，奉公守法，并负责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谁要侵犯人权，谁就应该受到制裁。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沈浩非法扣押前怀仁县人民政府农林科科员戴宝谦而受到处分的事件，应引起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注意。各地领导机关都应该以这个事件来向干部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教育。

    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沈浩滥用职权、非法拘押怀仁县前农林科科员戴宝谦一事，经察哈尔省人民检察署派员认真调查，事实真相已经弄清。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已决定给予沈浩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怀仁县前农林科科员戴宝谦，今年一月六日调到怀仁县工作。由于他的革命人生观尚未确立，心里想革命，但又怕吃苦，工作一直不安心。因此，当二月下旬他的痔疮病复发后，便几次要求请长假回家（天津）医治。当时正在“三反”运动紧张时期，农林科科长顾勤、县长沈浩等认为他的病并不严重，所以没有批准他请假的要求，让他在本地治疗。他却坚持要走，说：“这里治不了我的病，让走也走，不让走也走。”并说：“走后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县长沈浩便让人事科科员袁绍芝请示雁北专署人事科，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专署人事科科员冯启汉答覆：“如解释无效，可批准他离职。”于是，二月十九日，县人事科便给戴开了离职证，让他回到天津。

    五月二十一日，戴宝谦亲自到怀仁县要求恢复工作，并要索取有关他的档案材料。二十二日戴宝谦为此找到了沈浩。沈浩回答说：“继续工作不可能。政府，不能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档案材料由政府保存，也不可能随便给一个老百姓。如果找到工作，政府可以给你把材料转去。”戴宝谦见问题不能解决，态度便有点不好，说：“难道我徒劳往返，就不能解决一点问题吗？”沈浩也有点动气，说：“谁叫你来的？”于是，双方便互相强词夺理地争吵起来。戴宝谦质问沈浩：“为什么干部病了你不给治？你这个县长就这样对干部不负责任？”沈浩也大发雷霆：“你来政府耍什么赖皮！”戴宝谦越发生气，说：“你当县长为什么随便骂人？”沈浩也更加恼火，说：“我骂了你啦，你到专署告我去吧！”戴宝谦说：“你这个官僚主义！”沈浩说：

    “我就官僚，你给我走！”戴宝谦说：“你送我法院我也不走！”此时沈浩竟放肆地说：“好！就送你去法院！”说着便命令通信员把戴宝谦捆了起来。戴宝谦被捆后，态度软下来，向沈浩和县府秘书袁步礼请求把他解开，不要送法院，表示愿意承认错误。但沈浩没有理会，写了个便条，盖上县长的手章，命通信员把戴宝谦送法院去了。

    在戴宝谦被押期间，县里曾用电话向雁北专署人事科数次请示。专署人事科科员冯启汉对于处理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处理是否妥当不请示科长，擅自作了答覆，而在事后也没有向科长报告。这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事情发生后，县长沈浩既没有向上级正式报告，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甚至当省公安厅下乡清理积案的干部吕凤岗对他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时，他还是置之不理。中共怀仁县委发觉这一事件后，在二十六日召开了县委会议，决定立即将戴宝谦放出，并责成作为县委委员的沈浩写书面检讨。但会后沈浩并没有执行县委的决议，既没有释放戴宝谦，也没有写检讨，并说什么“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检讨”。直到三月二日，他才在各方催促下把戴宝谦释放。此时戴宝谦已被非法拘押达十二天之久。之后，又经过上级的督促帮助，沈浩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朱传诗说：“这件事对我们在旧社会作过事的人，有更大的教育意义。过去上级处分下级，比这再重也没人敢说不对；现在人民政府的县长，犯了法也不行。”

    在这次察哈尔全省各地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普遍检查官僚主义的运动中，这一事件被重新揭发出来。虽然戴宝谦本人有些缺点，但这丝毫也不能抵消县长沈浩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沈浩受人民的委托，身为县长，不但不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地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反而滥用职权，侵犯人权，表现了十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为教育其本人和全体干部，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给沈浩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雁北专署人事科员冯启汉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也给予记过处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关于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检查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的通知(1952.08.25)
  (1952.08.2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关于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检查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的通知各大行政区及省、市人民监察委员会：

    在山西省赶车工人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事件中，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有关机关和人员的官僚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北局已进行了揭发和处理。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亦对该事件中的有关机关和人员给予了适当的行政处分。

    “张顺有事件”的有关材料均已登载于人民日报。这一事件说明，这些机关和人员有严重官僚主义，缺乏群众观点，立场模糊，敌我不分，表现在：对群众的切身痛苦和正义要求不关心、不同情，对反革命分子不仇恨。不懂得张顺有在检举反革命分子这件事上，其个人利害和国家人民的利害是一致的，因而未予欢迎、支持和鼓励，错误地采取对人不对事的态度，认为张顺有“动机不纯”，为“个人利益”出发，于是对待张顺有的检举采取敷衍拖延，拒绝不管，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甚至有的机关和人员给张顺有带上手铐，加以扣押，对检举者采取打击的态度，错误更为严重。同时也说明这些机关和人员，在工作上粗枝大叶，缺乏接见人民与处理人民控告的制度。负责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下面干部则不报告，不请示，无组织无纪律。

    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的控告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必须认真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通过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会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监督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教育干部，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接见人民工作和处理人民控告，我们便会脱离人民群众。目前，在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上，许多地方存在着类似“张顺有事件”的情形，为人民群众所不满。因此，各级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学习“张顺有事件”，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克服和防止在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上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思想。通过这个学习，把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的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在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上，是否存在推出门不管，层层转办，层层不办，敷衍应付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处理不公，打击报复等错误的情形。检查我们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控告的态度，是否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解决问题，报告、总结是否及时，每一案件的处理是否都向控告人做了清楚负责的交代。并且在检查中，要对尚未查清与处理的案件及积压的案件，迅速地进行研究、检查与处理。

    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在进行“张顺有事件”的学习，并检查了接见人民与处理人民控告的工作之后，须要做出总结，逐级上报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  处分在张顺有事件中违法失职的人员(1952.08.25)
  (1952.08.25)

   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

    处分在张顺有事件中违法失职的人员

    【本报讯】在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事件中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有关机关和人员的官僚主义错误，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揭发后，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对该事件中的有关机关和人员进行了检查，并对其中违法失职的人员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对群众控告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在张顺有第二次来省时，已知道张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奔波半年之久，生活陷于困难，但他既未和张顺有直接谈话，也未积极帮助，并且当下级干部报告张要到中央见毛主席时，还说：“由他去吧！”这种不给群众解决问题、推走了事的态度，实系对待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经山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拟定，并由政务院批准给以警告处分。

    绥远省归绥市公安局侦讯科见习科员赵振芳，在此次事件中，表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解送反革命犯宋郁德赴阳高时，不悉案情，便暗示法警给张顺有带上手铐。赵振芳所犯错误本应严予惩处，惟其当时经批评后，立即追到车站解铐道歉，尚能勇于改过，绥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本从宽处理精神，给以撤职处分。

    绥远省归绥市公安二分局小西街派出所所长于维坤，工作一贯表现不好。当张顺有到该所控告并要求解决工资问题时，余竟质问：“他是地主，你是否有证据？要工资是民事纠纷，可到法院起诉！”把事情推出不管，使张顺有的正义行动遭到阻挠。余维坤已经丧失了人民干部应有的立场，绥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以撤职处分。

    绥远省归绥市公安局秘书主任崔志、副科长于理，在张顺有事件已在人民日报揭发之后，该局已开过两次会议，还未引起他们的重视，仍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张顺有工资问题逐级下推，既不督促也不检查。这种对群众漠不关心的态度，特别发生在“张顺有事件”之后，是相当严重的。绥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责成归绥市人民政府认真予以适当处理。

    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执行股股员王廷仕，在此次事件中，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他接受了张顺有控告之后，曾答应给归绥公安局写信，但事后既未处理，也没有向领导上报告，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以记过处分。

    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玩忽职守，侵犯人权，不问青红皂白，不看介绍信就把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押进监所。武祥已因贪污行为被逮捕，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加重其处分。

    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所属干部拒绝受理张顺有检举反革命案件及错扣张顺有的错误，事前既无所闻，事后又不予适当处理和报告上级，这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以警告处分。

    察哈尔省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政治保卫科审讯股股员张绪，藉口张顺有没有介绍信，将张顺有推到别的机关，使张顺有三次徒劳往返。他自己既不检查处理结果，又不向领导方面报告，表现了严重的缺乏工作责任心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以警告处分。

    在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山西省崞县人民政府、县总工会及第二区人民政府，绥远省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察哈尔省阳高县第四区人民政府、四区东水地村干部宋增爱等对此问题采取了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曾给予张顺有支持与帮助，对以上机关和人员已予以表扬。







山西省沁源等十四县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1952.09.09)
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  (1952.09.09)

   山西省沁源等十四县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　　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确实地赋予人民以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这是肃清官僚主义、改进政府工作的有效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真正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并充分发挥人民管理国家政权的积极性。“张顺有事件”处理之后，根据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刘澜涛主任的指示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各级政府深入开展‘张顺有事件’的讨论、彻底检查并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决定”，山西省方山、兴县、介休、武乡、榆社、沁源、陵川、壶关、岢岚、汾阳、平定、晋城、猗氏、闻喜等十四个县及太原市第四区，都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召开了县（区）人民代表会议，并已获得良好的成绩。

    各县在召开这次代表会议前，都在群众中进行了发动思想的工作。如沁源县会前曾发动各村群众展开“学习张顺有，当好主人翁”的运动，并在思想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认真审查政府的工作。各县人民经过类似的发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主人翁的地位和职责，详尽地揭发、批评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并交给自己的代表带到人民代表会议中来。陵川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吸收了提案九百二十八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沁源县吸收的提案达到一千零六十八件，为上次代表会议提案的十倍。这些提案绝大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代表会议上，各县都组织代表们进一步讨论了“张顺有事件”。政府的工作报告着重于自我检查，对已发现的官僚主义事实进行了严格的分析批评，并表明了对问题处理的态度。这使人民代表进一步认识了揭发、批判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因而感到“胆也大了，眼也亮了。”仅据介休、沁源、岢岚三县统计，代表们在会议中揭发出来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错误，较严重的即达一百四十八件。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政府在事前没有觉察的。这些官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把许多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情办坏了。　　代表们除对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外，还经过会议讨论，分别提出了处理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员的意见：对情节较轻的令其进行检讨；情节较重的给以纪律处分；对严重违法失职的依法处理。会议并作出决议，交人民政府立即执行（这些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县（区）大部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区））。人民政府在会议上除当场再次作了检查外，并保证坚决执行。能立即处理的，即当场作了处理。如介休县第一区秘书孙乃智处理群众的问题时拖延推诿，甚至只顾下棋，不理睬来访的群众，该县代表一致提出要把孙乃智“调县停职反省”，介休县人民政府在代表会议举行期间，即作了处理。兴县人民政府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场宣布撤销官僚主义十分严重的第六区区长的职务。这些坚决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官僚主义，并教育了人民代表，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民主政权是确实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的。    各县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也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使干部进一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认识了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以前认为“只要能完成上级给的任务就行了，群众问题推一推没啥”的，现在态度转变了。干部们普遍反映：“这次等于整一次风，作一次鉴定。”介休县代理县长暴国唐在前任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内，推销豆饼时不检查用途，代表们纷纷提出责问，使他好几夜睡不着，害怕落选。但代表们在批评了他的缺点以后，也表扬了他工作中的优点，最后还是选上了他。事后他说：“我并不是怕当不上县长，而是因为这次选举是人民对自己的一次鉴定，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以后不敢再有一点官僚主义了。”介休县在代表会议上宣布了立刻把一区秘书孙乃智“调县停职反省”时，干部纷纷议论说：“以后当‘长工’可不能再不关心主人的事了。”该县人民代表向县财政科提出七十五件负担方面的具体问题，会后该县干部马上分头下乡，十天内就处理了六十四件。

    在人民代表会议中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肃清官僚主义的有效措施。但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确实地赋予人民以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能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切实做到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官僚主义失去其存在条件。其次，会前必须在群众中开展“当好主人翁”的思想教育工作，认真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使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行动。事实告诉我们：群众对官僚主义是十分厌恶的。各县在讨论政府委员候选人时，一提及某人，代表们就首先要问此人有无“架子”（指官僚主义）。因此，只要能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就敢于大胆地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批评与监督。此外，在代表会议上，领导干部必须首先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并随时注意解除代表们的思想顾虑，抓住典型，组织代表进行讨论。能立即处理的问题，应当毫不犹豫地立即处理。这对干部和代表的教育意义是非常大的。







归绥县人民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检查(1952.11.02)
  (1952.11.02)

   归绥县人民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检查

    编辑同志：我们看了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的“归绥县人民政府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批评后，当即让我县人民问事处王光华作了检讨，并派人协助他进行彻底检查。我县人民问事处从一九五一年十月成立起，到今年十月七日止，直接收到人民来信五十六件，绥远省、归绥市人民问事处和其他机关转来的人民来信五十七件，共计一百一十三件。这些信，我们自己仅处理了三件；有九件根本未作处理；其余的一百零一件，我们只是顺水推舟似地转给其他单位去，便不问结果了。检查以后，我们认识到：这首先是由于我们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重视不够，把这一工作当成一种“额外负担”，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应付；负责人民问事处的王光华同志，也表现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用文牍主义的办法去对待人民来信，使人民问事处成了人民来信的“转运站”。既无汇报制度，也无检查制度，更说不上总结、学习等等，县长和民政科对于这一工作，是谁都管，又谁也不管。现在，我们除了清理过去的人民来信之外，决定从加强领导、建立制度开始，贯彻“三反”运动的精神，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做好接见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    绥远省归绥县人民政府







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六月份以来群众来信较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强(1952.12.24)
  (1952.12.24)

   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六月份以来群众来信较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强

    “张顺有事件”处理后，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人民群众向人民政府的写信数量已较过去大为增加。据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的统计：在今年五月份“张顺有事件”以前，每月群众来信及来访平均二百件。六月份以后，每月平均有三百五十二件，较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强。

    山西省人民政府最近检查了各地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认为各级人民政府对这一工作已普遍重视起来。绝大部分地区都已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手续和制度。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一般都能在七天左右作复。山西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从七月初到十月二十五日所收到的人民群众来信及来访中所提出的问题，已处理完毕并复过本人的有一千二百三十一件；转送各县及主管单位处理的有一百三十九件；正在调查研究的四十件；送有关单位参考的一百一十五件；因字迹模糊、无姓名、无通讯地址而暂时没有处理的仅四件。

    不少专署、县人民政府都建立了登记、转办、催办、检查、总结汇报和存档等制度。临汾专署专员规定每月一日为接见人民群众日；临汾、猗氏等县规定县长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亲自接见人民群众；石楼县人民政府为扩大人民问事处的影响，编印了人民问事处的“宣传问答”；壶关县人民政府规定每月用三天的时间专门研究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情况；交城县人民政府建立了“批复牌”；太原市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人民问事处都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检查卡片制。省人民政府机关刊物“工作通讯”，从七月份以来开展了关于人民问事处工作问题的讨论，前后共有三十多个单位参加，对山西各地人民问事处的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过去接待来访群众，吃饭、补助路费等开支没有明文规定，很难处理；“张顺有事件”以后，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这项开支的专门规定。来访群众十分满意。

    各地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及时地反映了各种意见和要求。从来信、来访中看，群众对人民政府的工作，目前有以下两个意见：

    一、区、村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及特权思想仍严重存在，亟须对干部加强教育并作必要的处理。如左权县区干部曹存柱在九腰会村工作时，开会多而不解决问题。群众劳动一天，已相当疲乏，他却每天晚上都召集开会，一开就是多半夜。白天群众下地劳动，他就睡大觉。左权县干部王玉龙下乡发动群众打防疫针时，威胁群众说：“谁不打针就是有意给美帝国主义制造细菌战。”左权县干部李凤维下乡组织信用合作社时，不给群众讲政策，强迫群众入股，并且说：“思想通不通都得入，出起出不起都得出。”搞到半夜，还不许群众睡觉，直到把股集起。临汾县六区杜家庄治安委员会的人员，在三个月中，借故管制了群众六十多人。青年团安邑县委员会的干事在半坡村领导选举村干部时，有两个学生给他提意见，他竟把那两个学生捆了起来。据该村代表反映，过去他曾在该村捆过十余人，甚至把一个农民的胳膊捆成残废。

    二、学校教育方面。农民由于生活改善，政治觉悟提高，现在普遍要求自己的子弟上学，要求增设完全小学，要求更多地配备教员，要求解决小学课本等。群众也对中学实行统一招生分配工作提出了意见。群众说：本地的学生不能在本地上学，拨到外县去，而外县的学生又拨到本县来，结果很多本县的学生不去外县，外县的学生也不来本县，耽误了他们的学习。这些问题，正由各地人民政府研究解决。 







归绥县人民政府仍然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1953.03.21)
  (1953.03.21)

   归绥县人民政府仍然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

    读者星光来信：绥远省归绥县人民政府仍然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人民来信。去年，绥远省人民政府转给该县处理的人民来信十三件，虽经多次用电话、催办单、信件、面谈等方式催办，但除被迫答复一件外，其余都没答复。这使群众提出的要求和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影响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该县负责处理人民来信的王光华同志曾经谈过：

    “因为领导上不重视、不支持，连办公地点都没有，所以业务无法开展。”去年五月，绥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派人去该县帮助研究过这一工作，当时该县代县长高崇林口头答应改进，实际上后来毫未改进。在“张顺有事件”后，绥远省人民政府曾经指示所属各级人民政府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以及去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归绥县人民政府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批评后，该县检查了，也检讨了（见去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但实际仍然是老样子。该县不但没有清理受批评以前的人民来信，且对受批评以后省人民政府转去的人民来信，也没有作任何答复。我建议绥远省的人民监察机关对上述情况检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