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通讯员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解放日报通讯员大会上的讲话(1953.01.27)
胡立教  (1953.01.27)

   党报通讯员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在解放日报通讯员大会上的讲话

    胡立教

    编者按：上海解放日报社在一月十八日召开了全上海市一千八百多人的通讯员大会，号召通讯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报纸上更有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充分揭发与纠正目前党组织、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和企业中的某些干部的压制批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恶劣行为。在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都表示全力支持通讯员为响应党的这一号召而进行的斗争。下面是胡立教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一月二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党报通讯员同志们：

    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在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比以前更开展了，更被重视了。我们的报纸在“三反”运动中，曾揭露了许多坏人、坏事，并予以严肃的批判与处理。但是，虽然如此，党和政府内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者仍然存在着压制批评，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的严重现象。这种反党恶行，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因为，首先，我们的党已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任何一件工作犯了错误发生了缺点，其危害性都是很大的。其次，由于我们的党是处于领导地位，并由于党在广大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就容易在某些领导干部中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不愿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因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支持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全体党员与干部，经常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更好地为国家与人民服务，就成为全党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而在报纸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马林科夫同志强调指出：这是“作为揭露并克服我们的错误与缺点、我们的弱点和毛病的主要方法，……”我们可以理解：不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我们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就会被官僚主义者所葬送！

    最近，我们发现许多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中，包括某些负责干部在内，对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采取一种不正确的态度的。当他们受到批评时，采取了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的恶劣手段。如在华东一级机关中发生的黄逸峰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这一事件也说明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

    官僚主义者，压制批评的这些反党的老爷们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对待批评者呢？不外乎下列几种：

    一、给批评者扣大帽子。如：黄逸峰说薛承凤是“破坏分子”。又如司法部有一位同志向党报写稿批评李式一同志不参加党的会议，李式一同志不但没有接受批评，反而给那位写稿的党员，扣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

    显然这种行为是违反党章的。因为党章中规定：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党章的第三条规定党员的第一项权利就是：“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同条又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党对这些违反党章、党纪的官僚主义分子，如不加以制裁，党就会是非不明，脱离群众，就会使党与人民的事业受到重大的损失。

    由于有些批评者懂得一些道理，不会轻易为官僚主义者的“大帽子”压服。于是，官僚主义者就改口说：“你也是干部之一（或者说‘你也是党员之一’），工作做错了，你也有责任呀！”企图以此来恐吓批评者，达到压制批评的目的。或者说：

    “你为什么当面不提意见，背后乱写？真不像一个革命同志的样子！”事实上这些官僚主义者对口头的批评、当面提意见，是不接受的。对于这些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登报批评。如最近有一些因拒绝抽调干部参加基本建设而被批评的本位主义者，事先都曾被上级指责过，但他们就是不听。可是，一登报，他们就改变了态度。

    二、装腔作势地掩盖错误，粉饰错误的本质。例如，有的官僚主义者说：“这是机关内部事情，可在内部解决，何必登报呢？”或者说：“这事情暂时应保守秘密，不能公开批评。”有的则玩一个圈套，说是：“稿子可以写，但要给我看看，我可帮你修改、补充。”也还有些被批评的人对批评者说：“咱们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你的批评带有片面性，不行。”不管这些话说得多么巧妙，他们的目的，实质只有一个：掩饰错误。但是，掩饰错误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果不能揭发和纠正缺点与错误，那么党与人民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所以，在我们党的组织与政府机关中，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经常指派人员去进行检查工作，并且特别强调发动群众性的检查，使上下结合起来，以便发现缺点和错误，并加以克服。我们有些搞检查工作的人员对待缺点与错误采取毫不放松的严肃态度，有时候，甚至和某些负责干部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认为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是最能制止错误和缺点的发生的。但是，有的人却有这样一种论调，说“你专找岔子，不看成绩。”正如上述的强调成绩、掩饰缺点的那种压制批评者的论调一样。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告诉他们：“从今天的事实看，对于你们是找岔子的人太少，而谈成绩的人太多了”。

    当然，“找岔子”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实事求是。既然找到的是事实，那么“找岔子”的人就没错。

    三、为了便于压制批评，有些官僚主义者说：我们现在要建立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叫做

    “审稿制度”，对所有写给报纸的稿件，都要进行审查。实际上，他们的用意不在于制度问题，而在于掩饰错误和缺点，在于压制批评。我们必须宣布：这种“制度”是非法的，任何人都有权撤销它。

    四、有的单位或有的同志，在受到党报批评后，表面上不敢抗拒，表示接受；但背后却冷言冷语地对写批评稿的人说：“我们的积极分子真吃得开呀，真有前途呀！”或者，他们表面上接受批评，暗地里抓住批评者的一些缺点，甚至是生活小节上的缺点大做文章。这文章叫做报复。

    以上这四种压制批评的表现形式，具体地、集中地表现在黄逸峰身上。

    但类似黄逸峰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中并不是个别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违法乱纪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中的反映，我们必须坚决地与这种反党的恶行进行斗争！我们党报也负有很大责任，我们全体党报通讯员也负有重大的责任。通讯员同志们必须坚定自己的决心和信心，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黄逸峰的事件就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高度原则性和没有为坚持党的原则而顽强地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是不能战胜官僚主义者的狡辩的。

    那么，我们党报通讯员同志们要怎样来展开批评呢？

    第一，我们要坚决地、顽强地维护党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大胆无虑地担负起通讯员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

    这是一个关系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在这一斗争中，即使个人会受到打击、报复，也不要害怕，不要顾虑。

    第二，每一个党报通讯员都要为坚持真理而奋斗到底。必须认识到，在你们今后的工作中，很可能受到坏分子的阻挠，也很可能使事实真相被蒙蔽因而使你暂时陷于孤立，但这种孤立是光荣的，最后必将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一时受委屈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但决不会长期受委屈，真理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每一个党报通讯员不仅要自己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揭露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而且有责任教育周围群众，培养助手，扩大我们的耳目，使一切坏人坏事无处藏身。我们要时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我们应顽强地唤起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群众来进行从下而上的批评，从下而上的监督，以作为对官僚主义的消毒剂”。

    同志们：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是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全党的重大任务，也是党报的任务、党报通讯员的任务，让我们在共同努力之下，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







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3.02.01)
  (1953.02.01)

   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各地报纸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从“张顺有事件”发生以来，即在不同程度上向漠视人民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现象展开批评和斗争。在开展批评和斗争中，有的报纸开展得好，有的较好，有的不好或不很好。开展得好的有上海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海南报、浙江日报等报。这些报纸开展批评的特点，一般是勇敢地提出批评，并发动了群众参加。

    上海解放日报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报道了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在报上进行批评遭受该公司和前新市区人民政府报复，被无理解雇和非法扣押一百零四天的事件后，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明礼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一月十九日又揭发了反党分子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该报在揭发“黄逸峰事件”时，还发表了社论。紧接着，该报为动员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大力展开批评，又发表了该报所召开的通讯员大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胡立教同志在讲话中，阐述了发动群众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大通讯员继续大胆地向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期间，该报还发表了很多读者来信来稿，对黄逸峰的反党思想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来信来稿进一步揭发了一些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一月二十四日所揭发的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等“闯入剧场非法扣押演员”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报在揭发这一事件的同时，还在短评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省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既要常光华“检讨”又要剧场检讨的姑息调和态度，是错误的，应即严惩违法乱纪分子。解放日报同时对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处理“梅芳庭事件”的敷衍塞责行为，继续进行了斗争。

    东北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三日主动地揭发了沈阳百货公司批发站的“绒衣积压事件”后，也曾发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批判。东北日报并邀请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国店员工会东北区筹委会、东北区百货公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接受“绒衣积压事件”的教训来在国营商业部门开展反对积压、浪费现象的问题。这就使思想批判结合自下而上的检查，在东北全区商业部门造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从而使报纸的批评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新海南报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区很多机关不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和抗拒批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和海南人民行政公署提出申诉，以公开的、指名点将的方法，公布了在去年十个月中积压读者来信四百五十二件不予答复的一百六十三个单位的名单，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并作出一年来处理读者来信的总结性检讨。新海南报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面前来解决，不仅主动地争取到党委的支持，督促党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而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新海南报还以召开工人通讯员座谈会、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在报纸上辟出“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全海南地区的群众性的批评运动。现在这一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被报纸指名批评的海南区一级和海口市一级绝大多数机关，如海南财经委员会、中共海口市委会等，已对积压的报纸读者信件作了答复或检讨，并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和制度，同时进行了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干部，已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如海南行署农林处副处长林庆墀，在崖县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期间包庇地主恶霸，引用反革命分子，对干部群众的批评均置之不理，并加以打击，已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新海南报对那些经报纸批评后仍迟迟不作答复，或检讨不深刻的单位和个人，还继续坚持了斗争。如对中共澄迈县委、定安县委等，该报就曾在报上公开督促答复。对那些只在形式上承认错误而在实质上仍然抗拒批评的典型官僚主义者，如海口市副市长林诗耀、海口港务分局局长林岳等，该报一面发动群众揭发，使他们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无法进行狡赖，一面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他们“只能由上级批评我，不能由报纸或群众批评我”等错误思想。浙江日报在去年十月下旬报道了三件干部侵犯人权案（即“冯镇元事件”、“潘香球事件”、“顾伯贤事件”），并曾以这些典型事件为中心，发动干部群众在全省系统地展开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讨论和批判。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较好的，有西安群众日报、黑龙江日报、辽西日报等。这些报纸都分别揭露了一些典型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并结合这些典型事例，初步发动群众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西安群众日报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揭发了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站长王景荣等压制批评的“朱珉事件”后，即在第三版辟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提高

    一步”的专栏，对于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错误思想展开了斗争。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经报纸批评后，在中共西北石油工业委员会等机关组成的检查工作组的协助下，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解决了该站过去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如忽视安全生产的问题、领导作风不民主、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等。其他地区和部门有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如中共咸阳地委书记、中共栒邑县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等，也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对待群众批评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黑龙江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五日揭发了肇东县第七区区、村干部张吉祥、宁金亭等斗争打击农民通讯员刘守本的事件，并连续发表了与此事有关的机关和个人如中共肇东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肇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肇东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等的检讨，及其他干部联系此事所作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对待群众批评的自我检查。辽西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了“郑怀恩事件”后，并以“郑怀恩事件”为中心，继续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批判和检讨。这些报纸虽然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在报纸上广泛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因此还没有在当地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发表后也没有主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因而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如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局长余美庆及前越秀公安分局局长王志明等诬指税务局工人李朝韬、谭子池和市民翁业韩及其十一岁的小孩翁炳生有偷窃行为，非法扣押李朝韬六个多月并扣押谭子池等三人七十多天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三日经受害人李朝韬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诉，但拖延了八个月到最近才作处理。在这期间，南方日报不是毫不知情的，据南方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主要是不敢揭发。及至一月十四日该报公布这个冤狱案件的处理结果时，对广州市领导机关只给予违法乱纪分子轻微的处分（余美庆和王志明仅受到行政上警告处分），也未表示任何意见。有的报纸在开展批评方面是被动应付，“虚幌一枪”，再没下文。如安徽日报虽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道了该省许多机关忽视人民来信，以致该报八月至十一月发表的一百四十件读者批评建议信件就有一百一十九件没有答复；但对其中某些干部如嘉山县公安局局长责备干部不该写稿批评他压制批评的行为，只简单地提了两句。此后也没有发动群众对典型的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因此直到最近仍不见被指名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认真的检讨或答复。最显著的一个例证是，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违法乱纪的事件，被上海解放日报揭发之后的第二天（二十五日），安徽日报才配合“开除常光华党籍的决定”，公布了这一事件。而对姑息违法乱纪分子的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同志，则仅以“某些领导同志曾经一度作过不当的处理”，“确实是值得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的教训”，而含混过去，甚至连“检讨”二字都不敢提一下。像这样在报纸上不敢展开批评以及安徽省委不支持报纸批评的情况，据安徽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是“一贯的严重问题”，并要求本报“加以支持”。河北日报在这一方面甚至比安徽日报还要软弱。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的事件，虽经本报一月十九日揭发已有十余日之久，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其他还有不少报纸虽面对着当地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但至今没有展开公开批评、进行斗争的勇气。

    上述这些报纸没有或不很好地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是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







各地压制通讯员批评的现象很严重  党报应在党委领导下坚决展开顽强的斗争(1953.02.28)
  (1953.02.28)

   各地压制通讯员批评的现象很严重

    党报应在党委领导下坚决展开顽强的斗争

    各地压制报纸通讯员批评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严重。近三个月来仅上海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浙江日报、黑龙江日报、西安群众日报已经揭发的典型事例，就有“梅芳庭事件”、“柏春溪事件”、“傅忠奎事件”、“刘守本事件”、“朱珉事件”等多起。

    梅芳庭是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工人、上海新闻日报通讯员。一九五二年春天，他曾在报上对公共交通公司和前新市区人民政府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先后作过揭露与批评。该公司和该区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干部，当时虽被迫表示“虚心接受”，但是怀恨在心，找机会报复。当有人检举梅芳庭有“政治问题”时，公共交通公司领导方面不经调查研究，即以梅芳庭“作风一贯恶劣”为词，于一九五二年三月将梅开除，并将梅的“反革命”、“历史上有血债”等材料送交新市区公安分局。前新市区代理区长柳惠就据此在中共新市区区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梅芳庭，并由该区区委会报告了市公安总局。市公安总局也不经调查研究，就决定“传讯拘留审查”。在梅芳庭被无理开除与扣押后，当地店员工人周乐中等曾连续向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和报社写信申诉。但由于这些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去年八月才获得解决，梅芳庭被非法扣押一百零四天后才恢复自由，正式复职。前新市区代理区长柳惠受到撤职处分，其余有关人员，分别受到记过、警告等处分。

    柏春溪是山东章邱县第九区巡检乡蔡庄村的积极分子、山东“农村大众”报通讯员。他曾向该报揭发了蔡庄村农民协会主任柏玉利的贪污勒索等不法行为，并写稿批评过该村代耕工作中的缺点，牵连到村代表主任姜玉东。柏玉利、姜玉东等就怀恨在心，勾结了该乡武装委员李友立，捏造柏春溪“破坏婚姻法”、“对抗民兵”，是“反革命”。该区区长李连传，就据以下令逮捕柏春溪，并召开村民大会进行“斗争”。柏春溪遭到打击后，曾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农村大众”报。但该报没有采取积极保护通讯员的措施，只是简单地把来信“照转”到中共章邱县委处理。章邱县委片面听信区乡干部的反映，认为柏春溪“历史上有问题”，没作处理。八个月以后，柏春溪又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写信给“农村大众”报，要求予以支持。这时才引起“农村大众”报的注意，派记者到章邱进行调查，虽然弄清了事实，但章邱县委仍认为柏春溪“历史上有问题”，不予压制批评者以任何处分。“农村大众”报仍表现了自己的软弱，不敢在报上提出公开的批评，把材料送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经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了这个事件。李友立、柏玉利违法乱纪，陷害通讯员，被撤职法办，李友立同时被开除党籍；姜玉东被撤职，区长李连传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章邱县委作了书面检讨。

    傅忠奎是浙江于潜县潜东区藻溪乡董家村农会副主任、农业劳动模范。在土地改革期间，他曾向浙江“农民大众”报和中共于潜县潜东区区委会，先后揭发过区干部王荣星勾结坏分子赵炳龙等包庇地主、私吞斗争果实和迫害劳动妇女潘香球的违法行为。王荣星等便在该区区委书记孔涛的包庇和纵容下，对通讯员傅忠奎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手段：禁止傅忠奎参加村里任何会议，撤销其农会副主任职务，取消其劳动模范称号并没收其奖章，召开“斗争大会”，宣布傅忠奎是“反革命分子”，确定“管制”。傅忠奎在遭受坏分子的严重打击时，曾几次向“农民大众”报提出申诉，要求报社支持。但由于该报不负责任地将这些信件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当事人孔涛手中，致使傅忠奎受到更严重的打击。直到“潘香球案件”被揭发后，才同时揭穿了王荣星等压制傅忠奎的违法行为。坏分子王荣星等现已被逮捕法办，潜东区委书记孔涛被开除党籍。傅忠奎则受到表扬，并恢复了劳动模范的称号。

    刘守本是黑龙江肇东县第七区兴华村人、黑龙江日报农民通讯员。他曾在一九五一年六月间写信给黑龙江日报反映该村公安委员宁金亭工作失职、对群众态度不好等情况。信件内容与事实完全相符。当时该报将此信转交肇东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调查处理。但该会监察员高惠臣在调查时并未深入群众，即认为刘的批评大部不符事实，建议中共肇东县第七区区委会宣传委员张吉祥查究。张吉祥不查究宁金亭的坏作风，反而和宁金亭串通，借口“通讯员写批评稿是写黑呈子”、“报纸刊登批评稿是扩大黑呈子”等理由，连续召开群众大会，逼迫刘守本检讨写批评稿的错误。宁金亭并擅自撤销了刘守本民校教师的职务。此后，张吉祥、宁金亭等更滥用权利限制刘守本和其他通讯员写稿、读报的活动，致使该村通讯工作陷于停顿，十二个读报组全部垮台。刘守本在遭受打击后，曾向黑龙江日报提出申诉，但该报不予重视，仅将这一情况转告肇东县委宣传部，“希望他们帮助解决”。直到一九五二年九月，肇东县另一遭受打击的通讯员亲到报社申诉时，该报才派记者协同肇东县委进行调查，弄清了事实。肇东县委在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各有关干部和压制批评者都进行了检讨，张吉祥、宁金亭等因检讨深刻，分别受到党内劝告和行政上警告处分。

    朱珉是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工作人员、西安群众日报通讯员。一九五二年十月间，他写信给群众日报批评该站站长王景荣任意开除工人，不顾生产安全、造成压死工人事件的官僚主义。群众日报将来信转交西北石油管理局人事处，该处又将来信转交铜川转运站人事员马国荣处理。马国荣不认真处理，反与王景荣勾结，一面挑剔批评中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一面搜罗朱珉本人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对朱珉进行四次“个别谈话”，并胁迫朱“更正”。朱珉拒不更正，王景荣等又以“发动群众”的方法，连续召开两次斗争大会，强迫朱珉承认“错误”。朱珉终于被迫写了“更正”。这个问题，被群众日报发觉，就会同西北石油管理局进行调查和处理。王景荣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上记过处分，马国荣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和行政上警告处分。西北石油管理局人事处也作了自我检讨。

    上述这些压制通讯员批评的事件，都是在事情处理有结果后才被报纸揭发出来的。这说明这些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和有关各报还没完全尽到保护通讯员不受迫害的责任。今后各地报纸和通讯员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必须接受这些教训，对于压制批评的行为，必须及时予以公开的揭露，各地党报应该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向压制通讯员的野蛮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黑龙江日报检讨处理“刘守本事件”的官僚主义(1953.04.19)
  (1953.04.19)

   黑龙江日报检讨处理“刘守本事件”的官僚主义

    黑龙江日报编辑部来信：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向压制通讯员批评的野蛮行为开火”的报纸工作述评，批评了我们在处理“刘守本事件”中的官僚主义。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十分中肯的。“刘守本事件”拖延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们才派人调查处理，从调查到发表又经过了将近三个月，前后达一年半之久，这说明我们编辑部的官僚主义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首先，我们对积极的农民通讯员刘守本、张守田几次向编辑部申诉他们遭受严重打击报复的情形，不感到强烈的愤恨，立即和这种压制批评的野蛮行为进行斗争，而是一拖再拖，并且仅仅依赖肇东县委，请他们帮助解决。其次，当肇东县委未认真处理这个问题，而我们派记者前往现地调查弄清事实真相后，我们又不及时进行公开揭发，并对肇东县委提出批评，而是怕肇东县委“被动”，等待他们处理有结果后再发表，以致又拖延了将近三个月时间。我们在处理“沈祥事件”中也有同样的错误。由此可见，我们对保护自己的通讯员（特别是工农通讯员）不受迫害的责任感极为薄弱。经过对“刘守本事件”的检查，今后我们决心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省委的领导下，勇敢地负起保护通讯员的责任，向压制通讯员批评的野蛮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