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来信  揭发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行为(1953.01.19)
范文兴  (1953.01.19)

   中共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来信

    揭发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行为

    编者按：中共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同志所揭发的地委书记王振海庇护地主丈人，谋害无极县东牛村支部党员李小六同志的事实，是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对于王振海这样违法乱纪的行为，中共河北省委应即严正地加以处理，并将结果在报上公布。

    编辑同志：我是前中共河北省定县地委会的副书记，现已调来北京工作。我在定县地委会工作期间，为着一个重大问题，曾与几个地委委员长期争论至今仍未解决。争论的问题说出来实在骇人听闻。这就是中共定县地委会书记王振海，勾结并包庇地主分子李白雪，阴谋杀害共产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现向你们提出，并请有关方面迅予解决。

    为什么地委书记王振海竭力勾结地主李白雪陷害共产党员李小六呢？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首先介绍一下李小六同志的情况。

    李小六同志是河北省无极县东牛村人（和地主李白雪同一个村子），他在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定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即领导同学进行革命工作，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达数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又同当地革命同志取得联系进行庙会宣传。一九三九年经牛真同志（河北省军区参谋长）介绍在前冀中区第七军分区做情报侦察工作；工作很积极，不幸于一九四二年被日寇捕获，监禁数年，最后又解送到日本数月，日本投降后才释回。回国后，他继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七年由东牛村党员马银虎介绍重新入党，后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担任东牛村村长，党内被选为中共东牛村支部委员会委员，他积极领导本村贫农团向地主进行斗争。

    王振海的岳父李白雪是东牛村的地主。李小六曾领导贫农团斗争了李白雪。当时王振海的爱人张英（系化名），在中共安国县城关区委会任组织委员，竭力庇护她的地主家庭，用假分家和转移财产等卑劣手段，逃避群众斗争，并将王振海也报名在地主家分地（王振海一人分了三份土地，在他的地主丈人家里分了一份，在他的本村分了两份）。在土地改革复查中，张英虽在群众压力下作了检讨，但从此对李小六同志就存有成见，并恐吓李小六说：“你想当一辈子村长吗！？弄不倒你我就不姓李了！”这时，地主李白雪经常到地委机关中来找王振海，王振海对东牛村党组织很不满意，特别是对李小六；并经常对我们地委委员们说：“无极县东牛村党支部不纯，被汉奸封建势力掌握着哩！”他恶毒地捏造事实诬蔑李小六是个大汉奸，诬栽李小六杀害过我们党的干部，杀害过我们的小学教员，攻击过我们的区小队，有七条人命的血债等等。当时地委委员们没有及时发觉王振海的卑劣意图，及至王振海以秘密的方式指示无极县委，通知县公安局逮捕李小六时，才被定县军分区司令员廖鼎林同志发觉，廖鼎林把这个情况报告地委会，地委会才知道了。

    原来王振海陷害李小六的诡计是蓄谋已久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一九四八年王振海曾亲自去无极县委会，指示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撤销其村长职务。县委因未掌握李的任何材料，也就没有执行。在一九四八年整党期间，地委副组织部长晋仰贤同志赴无极县检查整党工作时，王振海又将久已捏造的虚伪情况告诉晋仰贤，要他立即处理李小六的问题。无极县委组织部长张济世同志到地委开会时，王振海又指示他开除李小六党籍和逮捕李小六。后来王振海的爱人张英又亲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携带地主所写的控告信，到无极县公安局找公安局长张志超，诬称李小六是汉奸，并控诉李小六杀死过他哥哥李世岩……等等（县公安局有张的控诉状可查）。无极县委根据王振海的前后指示及其爱人的控诉，卒于一九四八年八月间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一九四九年撤销其村长职务，一九五○年三月间无极县公安局即第一次下令逮捕李小六。由于李小六同志在本村群众中有威信，群众立即把他放跑了。李小六逃走后，先找到河北省军区牛真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刘鸿涛二同志，后又找到以上说的廖鼎林同志，牛、刘、廖三同志都先后向地委证明李小六是“七七”前的老党员，曾对革命工作有过大的贡献，不应逮捕他。但王振海均置之不理。

    地委会为彻底了解真相，即责成地委组织部去信责问无极县委，为什么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为什么撤他村长的职务，又为什么逮捕他？无极县委回答内容大体上和王振海给他的指示差不多；信后并说明这是地委王振海同志指示我们这样做的，具体事情请你们问王振海同志吧（此信在地委组织部留存）！当时我又找王振海谈，指出这是违法乱纪的恶劣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并作检讨，结果王仍坚称李小六为反革命分子，企图继续错误到底。我看劝阻无效，即将此情况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反映；省委组织部要王振海对这事进行反省，王振海一见省委来信，即对我不满，前后大骂了我两次。当时定县地委的大部分委员们，对这种丧失立场，违反党纪的行为，竟不加批判，也不制止，并包庇王振海，致使王振海的错误日益发展。

    在全国镇压反革命工作布置后，王振海又乘此时机秘密亲身赴无极县指示县委捕杀李小六；无极县委明知不对，但在王振海的威逼下，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执行了王振海个人极错误的指示，将李小六同志逮捕起来，加铐加镣，监禁一年之久。〔注〕

    原来王振海指示无极县委通知县人民政府对李小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企图杀死李小六消声灭迹，王振海的指示发出后，听到各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现询，临时改为缓期执行，又亲自秘密报告河北省委，骗取了省委的批准。

    王振海的恶毒手段，虽然在短时间内瞒过了，但不久地委委员也就发觉了；当时我又把李小六的真实情况反映到省委，省委即派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郭凤池同志协同地委组织部贾丙祥同志赴无极县东牛村以及藁城、正定、石家庄各有关方面进行调查。

    当郭凤池同志进行调查时，王振海为了掩饰罪过，曾向郭供给假情况。但是，王振海终于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后来郭凤池、贾丙祥二同志去无极县调查，质问无极县委你们为什么处理李小六？无极县委组织部长张济世、公安局长张志超二同志说：处理李小六这一问题，我们没有掌握着任何材料，我们是按王振海的指示和意见判处他的死刑的。过去我们有顾虑不敢这样说，现在我们向你们坦白了吧，错就错了，该反省我们反省，该受处分我们就受处分吧！

    在问题调查清楚后，王振海仍然坚持错误，无中生有地编造某某两个干部可作李小六杀人的见证。后经地委组织部调查，结果证明完全虚构。至此，王振海在许多事实面前还是不承认错误，仍说李小六是反革命分子。

    这里同时要提出的是定县地委委员如林达宇、申向山、李太、李国庆、赵树光等同志，在如此严重丧失立场违害党的利益的事件前面，他们没有坚持党的原则，和王振海的错误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相反地他们是以庸俗的私人感情、乡里观念（赵和王是老乡）及宗派主义等非党态度为王振海强加辩护。他们错误地组织小的集团，打击个别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的同志，如我将王振海的情况反映到省委后，地委委员兼地委秘书长林达宇等曾召开党的小组会斗争我，责问我“你是否想篡王振海的‘位’、想当正书记……。”当省委给王振海来信要王反省时，林达宇等曾私自以地委会的名义给省委做了假报告。赵树光、李国庆也替王振海做假证，说王振海同志到无极县去并没有指示杀人情事。后来郭凤池、贾丙祥二同志调查证明赵树光和李国庆同志显然是给王振海的错误作掩护。

    我认为王振海和地主岳父李白雪一道向着曾经是贫农团的领导骨干、共产党员李小六同志打反攻的行为，是完全站在地主立场上。从王振海数次指示无极县委的内容来看，从他的爱人张英向无极县公安局长控诉李小六材料的内容来看，从王振海他岳父家向县人民政府控诉李小六的“罪行”内容及其情形来看，都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王振海极力勾结和包庇地主、制造阴谋、陷害共产党员李小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长期蓄谋的，特别是他亲自出马指示无极县委七八次之多，这决不是由于他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只听其爱人和岳父一面之词所致，因为有很多人证明李小六不但是好人，而且始终为革命工作，同时经过了反复的调查，地委会也为此问题又不断地进行了斗争。王振海竟利用党的职权，以公报私仇，不仅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而且是最阴谋最毒辣的阶级敌人，应当受到党的纪律的最严格的处分。

    我建议上级党应对定县地委会作适当整顿，并对一贯附和支持王振海的人如林达宇等均应予以适当处分，以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

    我所揭发的王振海恶劣行为各节，均属事实，如有虚伪或捏造之处，甘愿受到党的处分。

                                    范文兴

    〔注〕李小六同志自经省委批准判处死刑后，因赵树光看到地委会中对此问题的斗争发展大了，恐怕此事件将来对王振海不利，因此，即于一九五一年夏亲自赴无极县通知公安局暂时把李小六放出来。但原判决始终保持原样，并未纠正。







中共中央华北局正严肃处理王振海事件(1953.01.21)
  (1953.01.21)

   中共中央华北局正严肃处理王振海事件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本报于十九日刊载的中共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来信所揭发的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正以严肃负责的精神进行处理。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到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检举王振海违法乱纪的信件，当即通知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严肃负责地调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上报。当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正在调查时，华北局于七月十八日又接到范文兴第二次检举信。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十九日又指示河北省委切实负责处理。河北省委经过调查对证，认为情况复杂，一时难以弄清，遂以“具结了案”的方法草草结束。此后，河北省委认为王振海的主要问题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此于十月二十九日作出错误决定，决定将王振海的上述错误与他的另一错误一并处理（向私人商店入股分红），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意河北省委这一决定，认为王振海违法乱纪的错误十分严重，乃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将王振海、范文兴、张英（王的爱人）、现任定县地委副书记林达宇、原无极县委书记周洪毅、原无极县公安局长张志超、受害人李小六、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及当时河北省委之调查人员，以及与此案有关人员二十二人，先后调来北京彻底议处。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以官僚主义态度处理王振海反党罪行事件的检讨(1953.03.25)
  (1953.03.25)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以官僚主义态度处理王振海反党罪行事件的检
讨

    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利用职权、报复陷害共产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省委在领导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在处理其问题时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从范文兴同志向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这一严重事件起，到人民日报发表范文兴同志揭发王振海违法乱纪的检举信止，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而在这一时期中，我们不仅在范文兴检举前盲目地批准了王振海所报逮捕反革命分子（包括李小六在内）的数字，而且事后对问题处理亦不严肃，一拖再拖，越拖越松，最后竟对这一严重事件错误地采取“具结了案”的办法，给王振海以当众警告的处分，就此草草结束。由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这一严重事件的情况和性质弄不清，相信了定县地委代替王振海向省委写的假报告，相信了王振海“用党籍担保”对李小六不是报复陷害的谎言；同时我们还误认为王振海和范文兴二人“有历史成见”，由此掩盖与冲淡了这一政治原则性问题，偏听偏信王振海的谎话，铸成了大错。

    我们犯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是与我们平日学习和细心钻研上级党的指示不够所造成的政治上迟钝这一缺点分不开的。由于我们政治上迟钝，所以主动地自觉地掌握党内思想情况特别是主要干部思想情况是很差的。对在新的革命胜利形势下，不少干部特别是一部分负责的老干部居功自傲，滋长着特权思想，不民主、怕批评、怕群众监督，以及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与地下党时完全不同了，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负责的干部，检查教育不严，就有发生严重问题的危险这一点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看问题就不尖锐，往往将问题性质界限分不清，对待问题不严肃认真，所以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就不及时，或处理得不当，如此，实际上就助长、放纵了干部的错误行为，结果是害了干部，对党也一再造成损失。

    与上述错误相连而且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认真接受叛徒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血的教训，在干部政策上右倾，对犯错误的干部特别是对负责干部，以为他们的斗争历史长，功劳大，从而姑息、优柔寡断，也就不重视群众和下级干部检举他们错误的材料，不从这里边了解领导机关和干部执行政策法令的程度，以及干部的思想作风。由于不重视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这就障碍了党内外民主的发扬，使民主的门窗不能大开。如对王振海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问题性质的界限未划清，处理时马马虎虎，充分说明了我们偏听偏信，没有接受刘、张事件的惨痛教训。

    从过去的严重官僚主义、姑息干部、处理问题软弱等与王振海事件联系起来，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华北局给省委以指责的处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完全同意并接受这一处分。

    从此我们不仅随时警惕前犯错误，并痛下决心坚决改正。我们要着重发扬党内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来表明我们改正错误的决心。







社论：王振海犯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1953.03.25)
  (1953.03.25)

   王振海犯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反党分子王振海——中共河北省定县地方委员会前任书记——倚仗职权报复陷害共产党员李小六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经过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方面调查和对证以后已经作了最后的处理。我们党已将王振海这个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并交由政府依法惩办；对于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调和主义、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定县地方委员会，给以部分改组的处分；对于以官僚主义的姑息态度对待这一严重事件的河北省委员会，给以指责。我们党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公正的。

    王振海之所以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对于他本人来说，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分子。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在我们党内有少数带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的人，这种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时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他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藉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藉口原则问题、藉口党的利益的大帽子去报复他私人对其他同志的仇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王振海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他之所以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正是由于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王振海罪恶的严重性在于他倚仗党和人民所交给他的职权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犯罪目的。本来，党和人民所交给我们的职位愈高、权力越大，只是表示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越大、期望越高，因而也就越加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愈应该兢兢业业地、谦虚谨慎地作好党和人民所交给自己的一切工作，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和仗势欺人的行为。但王振海并不执行这项原则，他要使党和人民的利益服从于他私人的利益，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职权愈重，他就愈加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对待共产党员李小六的问题上，完全背叛党和人民的立场，固执地站到他的妻子、家庭和亲戚的立场，倚仗他作为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的职权，对于在领导农民斗争中触犯他的妻子、家庭、亲戚的利益的共产党员李小六，实行私人的残酷的报复，其报复的最后目的是要置李小六于死地。王振海自以为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就可以这样无法无天。但最后的事实证明，倚仗权势和人民群众作对的，就不能不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党的纪律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只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永远不能维护违法乱纪的罪行。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一切党员都不能有私心和个人主义，不能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摆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必须竭力排除来自一切方面特别是来自自己身边的各种坏影响。共产党员决不能有特权思想，只能当人民的勤务员，不能作人民的老爷。党和人民托付给自己的责任愈重，就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私人的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进行工作。一切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犯罪，就是身败名裂。而我们党在今天这个时期则应时刻警惕党员干部中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党的危害，时刻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倚仗职权违法乱纪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并及时地把那些因严重自私自利、违法乱纪而破坏党的原则、危害党的事业的不可救药的分子清洗出党，以保持和不断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王振海之所以造下这种罪孽，而未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原定县地委会的多数同志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在一九五○年初，即当王振海刚开始他的罪恶行动的时候，定县地委会便已发觉他的严重的反党性质，但当时除了少数同志表示抗议并在以后向他进行斗争以外，多数同志对于王振海的这种反党行为却不表示义愤，既不对他展开坚决的斗争，也不向上级党委作报告，而一再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听之任之，这就在实际上放纵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他们或者麻木不仁，抱着“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或者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别人，怕由此招来对自己的“不利”和引起别人的反批评；或者惧怕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认为开展党内斗争来克服党内一切坏现象，会妨碍党的“团结”，因而对坏现象敷衍了事，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有的甚至投党内分歧之机，看风使舵，有意掩饰或冲淡那些“权力在握”但是做了坏事的人的错误，打击那些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同志。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不揭开问题，不坚持真理，不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置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经过亲自调查将事实真相弄清以后，他们竟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继续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有意向省委写混淆是非、掩饰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试问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一点起码的党性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以断言：如果原定县地委会多数同志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而能及早采取措施，将问题摆到桌子面上来，并按照党的原则展开争论，并将争论中的问题如实地向上级反映，则王振海的反党罪行将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能得到及时的制止，这种反党罪行给党和人民事业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能得到及时的挽救。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我们党的同志间特别是领导同志间，对于任何原则性的错误和各种坏现象不能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或抹煞原则的“折中”态度。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之间，对于任何一种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现象，对于一切坏人坏事，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按照党的原则坚持斗争。凡是企图以牺牲党的原则来达到个人卑鄙目的的人，党对待他们就是要使他们达不到这种个人目的。党的领导机关应及时将各种错误问题揭开，将一切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和分歧摆到桌面上来，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正确的党内斗争来克服党内一切坏的现象，不许明知而不过问、不斗争，不许采取庸俗敷衍的态度。目前在领导干部间的这种庸俗敷衍的态度是不少的，必须坚决打掉。

    原定县地委会的其他负责干部（如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同志）曾向河北省委揭发过这个案件，如果河北省委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事件揭发之后不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立即加以严肃处理，那末这一错误也可以得到适当的制止，及早消除坏人坏事和混乱现象，挽回党的影响。但是，河北省委及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能够这样做。河北省委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接到范文兴同志第一次控告后，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既不派人彻查，也不责令地委会负责查清，只是写信令王振海本人作检讨。王振海拒不作检讨，定县地委会向省委写来假报告，省委又居然信以为真，不采取任何措施。及至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同志再次向省委揭发了这一案件，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虽派人去当地调查，但仍不准备切实弄清是非，解决问题，继续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以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为藉口，用所谓“具结了案”的办法草草结束。河北省委在刘青山、张子善反党事件之后，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对于王振海事件的处理，又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他们对于定县地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显然的分歧意见，一开始又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原则意见，一直使事情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这是河北省委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薄弱的必然结果，是对干部的错误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的必然结果。对于干部的错误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错误，藉口“过去有功劳”、“过去表现还不错”、“看起来还老实”、“一般说来还是好干部”等，不去加以警惕，不认真地实行检查，问题摆到面前来了，仍然仅凭自己平素极不深刻的老印象，认为“这个人不会这样吧？”以为事情“大概不至于弄到这样吧？”因而仍然没有下决心去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还是马马虎虎，不作结论，这是极其错误的。这是领导作风上的严重官僚主义的表现。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领导机关对于干部中的任何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和分歧，都不许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应明确表示自己的原则意见，及时做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以加强思想领导和勤于检查的办法，对干部中一切违反党的政策原则的错误和对这种错误的姑息态度作斗争，这是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干部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对待任何干部所犯的错误，都只能是根据党的原则，而不能根据干部的职位；只应当根据事实，而不能根据主观的印象，否则便是错误的。事实一再证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足以害死人、葬送干部、并削弱党的战斗力，放松反对官僚主义就是放任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罪行，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反党分子王振海的犯罪事件业已处理结束，但这一事件所给我们的教训是不能被遗忘的，愿全党同志记取这些教训！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  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1953.03.25)
  (1953.03.25)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

    开除反党分子王振海出党

    【本报讯】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见一月十九日本报第三版），已经处理完毕，于三月四日作出“关于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

    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全文如下：

    河北省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为了达到私人报复的目的，利用职权，阴谋陷害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经过我们长时期多方面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真相业已大白，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业已完全证实。

    李小六（即李英）是河北省无极县东牛村人，共产党员。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扫荡后，李小六被我方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并有一定成绩。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李积极领导本村农民向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斗争锋芒曾触及王振海的爱人张英个人的及其家庭的利益，自此即招来张英方面的仇恨。

    张英（共产党员，当时任安国县城关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下降为中农。张英自参加革命后，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未得到改造。一九四六年张英从她娘家分得一部分土地，并将王振海和两个小孩的名字都写在她娘家的负担册上，以少纳对国家的负担。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时又在王振海家分了五个人（王、张及其小孩）的土地、房屋。张英在她本村的土地改革中，不仅不支持农民斗争，反而干涉土地改革，包庇家庭。一九四七年进行土地改革复查时，张英听到其家庭因怕斗争藏起的两个包袱被贫农团查获的消息后，即藉口这是她的包袱，亲自将包袱从贫农团手中要回，并反咬一口说包袱里短少了东西。为此贫农团曾令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事后张英表示这比打她几个耳光还要难堪，大不甘心。复查中，群众又将张英的本家叔父（在任伪保长的秘书时有贪污行为）清算斗争。一九四八年春，因当时群众不明政策，又以“查三代”的办法将张英家划为破落地主，将张英父亲李白雪扣押十余天，并计划拆掉张英在娘家所分的三间砖房。此时张英又回家住了十多天，直接干涉农民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由此引起区村干部的极大不满。经县委提出意见后，张英才被迫离开。自此以后，张英便对李小六怀恨在心，积极策动其爱人王振海，藉王之职权，对李小六实行报复陷害。

    王振海和张英为了达到报复陷害的目的，并把这一罪恶目的巧妙地掩盖起来，首先利用李小六曾在伪治安军中充任过情报员这一事实，捏造了李小六种种“罪名”。一九四八年八月，王振海亲赴无极县，向当时县委委员周鸿义、张济世等当面介绍了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将被我方派遣至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小六，诬说成是“投敌干部”，说“李在正定伪治安军当情报室主任时，对人民危害很大，我们的工作进不去，并杀过我们的区委书记”（意思是指张英的哥哥区委书记李硕彦是李小六所杀，而事实是李硕彦系被当时汉奸王荣贵向敌告密而被杀害的，与李小六毫无关系），又造谣说“当时藁无县委曾决定将李小六作为‘单打一’的对象”。实际并无此事。张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及一九五○年四月，亦向无极县委介绍了李小六的“情况”，把在村积极工作的李小六诬说成是“掌握村中大权，专闹宗派、闹不团结的坏分子”，说李小六“手黑”（暗杀人的意思）。王振海并把东牛村的贫富情况也给颠倒过来：东牛村明明是东头富西头穷，他却向县委硬说是东头穷（他丈人李白雪住东头）西头富（李小六住西头）。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这些事实，王振海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指示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撤销其村长职务。当时无极县委盲目地执行了王振海的错误指示，宣布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但由于区委和村支部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李小六回村后仍过党的组织生活。王振海闻讯后，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与张英共同嘱咐定县地委委员晋仰贤办理此事。晋仰贤即督促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王振海并在地委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无极县委不切实执行他的指示。至此无极县委乃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派专人赴东牛村开除了李小六的党籍，建议政府撤掉了李的村长职务，并于一九五○年三月第一次逮捕了李小六。因李小六被捕前曾到河北省军区找过当时派他做情报工作的牛臻同志（河北军区侦察科长），并由牛写了证明信给定县专区专员赵树光和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这才通知无极县将李小六释放。

    这时，定县地委会才了解了王振海和张英的这种罪恶勾当。前定县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同志在地委会上指出：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的，有牛臻写给专员赵树光和他自己的信为证，张英的行动是个人报复。但是地委会既不将王振海、张英的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报告省委，也不向王振海展开正确的斗争，而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这实际上是纵容了王振海的罪恶行动。此后，王振海改变其手法，继续其阴谋活动：一方面对李小六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系我方派遣并有负责同志证明这一根本事实，装聋作哑，故作不信任；另方面在行动上则将其以前公开捏造宣传李小六“罪恶”的手法，改变为对县委欺骗、对地委和省委隐瞒的手法，利用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机会，进一步企图置李小六于死地。当时王振海亲到无极县，瞒着地委指示县委将李小六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王振海此次向无极县委介绍李小六的“情形”时，对李小六当敌人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十分重要的事实，依然只字不提。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行以前，既未发现李小六有任何血债，又未接到群众任何检举材料，所以在逮捕第一、二批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均无李小六名字。在王振海指示后，无极县委便盲目地根据王振海所介绍的“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中，于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卷赴河北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地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的事实，因而骗得了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于是李小六在同年七月二日第二次被捕。李小六被捕后，王振海即于七月底又亲赴无极县，督促无极县委调查搜集李小六的罪恶材料。其后虽经张英嫂子（李硕彦妻）等人捏词控告，但终未查出李小六任何罪恶事实。迟至一九五二年五月，李小六始被讨保释放，冤狱达十个月之久。

    一九五一年八月，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但河北省委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既不派人彻查，也不责令定县地委负责查清，却错误地写信给王振海本人令其作检讨。王振海不但不作任何检讨，反而明目张胆地追查检举人，大骂范文兴，声言要与范文兴到“中央、华北局打官司”，企图将主持正义的范文兴同志打击下去。当时大多数地委委员对王振海的这种目无党纪国法的行为，采取了毫无原则的态度，甚至地委委员申象山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地委党的小组会上，批评范文兴不经过组织向省委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并极端错误地追问范文兴反映问题的动机“是否有地位观念”。对于申象山的这种荒谬的说法，除副专员冀时新同志表示反对外，其他地委委员如林达宇、赵树光等竟不表示反对意见。十月底，地委派专员赵树光、组织部长李国庆到无极县调查这一案件。此次调查虽已证实“李小六无罪，张英对李小六挟嫌报复，王振海搞李小六是张英所策动”，但仅因王振海和张英矢口抵赖，地委也就不坚持真理，于十一月向省委写了一个混淆事实、掩盖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而省委也竟相信了这个假报告，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这就再度纵容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使其有坚持错误的余地。在李小六被宣告无罪释放两个月之后，王振海和张英居然还私自三次写信给原无极县委敌工部长刘学及其他敌工人员，示意他们提供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企图顽抗到底。

    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同志再次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才派人赴定县地委进行调查。虽然此次调查结果更加详尽地证实了王振海和张英的犯罪行为，但地委依然无原则地藉口案情复杂，将此案件推给省委了事，而河北省委在这一问题上亦同样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以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为理由，错误地采取了“具结了案”的办法，认为王振海主要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仅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草草结案。直至此次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集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定县地委、前无极县委各有关干部二十余人，联合进行了反复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王振海的上述反党罪行才得以完全暴露，并一一予以证实。

    以上全部事实说明：王振海和张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到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依仗职权，报复陷害革命同志，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王振海和张英才藉口李小六曾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不惜由此捏造种种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硬给李小六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王振海不在土地改革以前而偏偏要在土地改革以后来提起李小六的问题，而当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已有负责人员证明之后，王振海还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在实际处理时又不敢经过正当的组织手续，而实行瞒上欺下的办法，这一切，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罪恶的目的。由此可见，王振海已完全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地步，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分子。定县地委会（除了个别同志外）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的严重无原则和自由主义错误，以及河北省委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放纵了这一事件的发展，因而也应担负一定的政治责任。

    根据以上事实及该案的严重性质，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和有关组织作如下处理：

    （一）对个人和组织的处分

    王振海目无党纪国法，完全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利用职权，对革命同志实行报复陷害，并企图坚持错误到底，已证明其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张英，现任定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是王振海事件的积极策动者和参加者，并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家庭，干涉土地改革，非法多占农民斗争果实，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并追回非法多占之土地。

    赵树光，前定县专区专员、定县地委常委委员，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纵容王振海的错误负有重大责任。赵虽在地委会上听到过廖鼎琳介绍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和张英对李小六的报复行为，并曾亲自接到过牛臻关于李小六派遣关系的证明信，但仍以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不向王振海展开坚决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赵与李国庆（定县地委组织部长）赴无极县调查此事件时，既不理睬县委提出的关于释放李小六的正确意见，调查后又有意向省委作假报告。一九五二年七月地委讨论处理王振海的问题时，更从个人得失出发，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庸俗地看成是“范文兴与王振海的私人成见”，主张不给王振海以处分。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李国庆，前任定县地委组织部长（常委委员），现任定县地委第一副书记。在此事件中，李毫无原则地把范文兴检举王振海的正义行动，看成是闹私人成见，采取了调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从所谓“维系两人的关系和不影响工作出发”，因而在一九五一年与赵树光到无极县调查后，本来事情已大体弄清，但却仍有意欺骗省委，向省委作了假报告。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林达宇，前定县地委秘书长，现任地委第二副书记。在此案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范文兴抱个人成见，为王振海的反党行为作辩护，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至林达宇在工作中的其他错误，由河北省委查清后，另行处理。

    申象山，前定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地委宣传部长。在此事件中，申不坚持党的原则，不向反党分子王振海展开斗争，反错误地批评范文兴不经组织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李太（现任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工程公司副经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晋仰贤（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在事实大体查清后，还不向王振海进行斗争，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冀时新（前定县专区副专员，现任专员）、王树南（前定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现任唐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庆林（前定县专区合作社主任），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均应作深刻检讨。

    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表现了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调和主义、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对王振海的反党犯罪行为不开展坚决的斗争，对范文兴的正义行动不积极予以支持，反而肆行压抑；王振海的错误行为经地委会派人查清后，地委会不据实上报，亦不严肃负责地进行处理，竟有意地向省委作假报告，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部分改组处分。

    河北省委会未认真接受刘青山、张子善叛党事件的血的教训，仍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事件，对干部的错误特别对某些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使干部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决定给以指责处分。

    原无极县委会盲目地执行王振海的错误指示，不听取下级干部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开除李小六党籍并两次错捕李小六，决定给以指责处分；给原无极县委书记周鸿义、组织部长张济世、公安局长张志超以当众警告处分。

    （二）表扬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积极地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揭发了这一严重事件，并对反党分子王振海作坚决斗争，应予表扬。

    受害人李小六因积极领导土地改革斗争，为反党犯罪分子王振海、张英所陷害，含冤达四年之久，被无故开除党籍、撤掉村长职务，两次遭逮捕，冤狱十月余。因之，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应在东牛村召开会议，公开宣布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摘掉其汉奸帽子，恢复其党籍，对其积极工作，坚持斗争应予以鼓励。







华北局严正处理王振海事件后河北省各级干部接受教训改进工作(1953.06.07)
  (1953.06.07)

   华北局严正处理王振海事件后河北省各级干部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自中共中央华北局严正处理反党分子王振海事件后，中共定县地委经过部分改组立即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作出了接受教训改进领导的决议，同时，中共河北省委也组织各级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和本报社论，以进一步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

    从学习关于处理王振海事件的决定中，所有干部均深感教训是严重的、深刻的，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怀抱私心，而不痛加剔除，不仅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发展下去就会走向与人民为敌的犯罪道路。饶阳县委书记高健同志说：“私心和职权碰在一起，就变成特权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如不及时清算，长久下去，就会干出大的坏事来。”很多人在学习中联系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警觉到自由主义的坏作风在许多党、政组织中，在不少党员干部中，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比如对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我批评可以，互相批评不必”等错误论调，以及“当面不说、背后乱讲”、“不辨是非、随声附和”等庸俗作风，在过去习以为常；现在，均遭到严厉的批判。在定县地委所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说：“过去感到犯点自由主义不算什么，从王振海事件中，才真正看到了自由主义是害人害党的东西。”定县专区直属机关很多同志说：“自由主义是违法犯罪分子在客观上的助手和朋友。”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上下一致努力，高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党内民主，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必须加强学习，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必须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政治分析能力，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如新乐县很多干部说：“不学习，遇事常常看不出是非曲直，就无法坚持原则斗争，这是很危险的。”

    若干非党干部和新干部从党对这个事件严肃、正确的处理中，找到了向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力量，他们认识到“是非必须明辨，原则必须坚持”，真理终会胜利，坏人终会受到惩处。定县副县长林梦松先生说：“共产党真是洁如白玉，大公无私，我将终生随共产党前进。”定县专区粮食局很多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说：“在共产党、毛主席阳光照耀下，真理和正义一定会胜利。”

    王振海事件的揭发和处理，严肃地教训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必须以满腔热忱去关心群众疾苦，去倾听群众呼声和要求，以便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人民的建设事业而奋斗，而前进。中共河北省委对于这个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有伟大意义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而进行的。自一月份以来，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均采取了有效措施，充实和加强了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的机构和工作。三个月来，根据六个专区、四个市不完全的统计，共收到群众来信两万九千四百零一件，同时期即处理了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七件。群众来信中所揭发和所建议的事项，给予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和作风的改进以巨大的帮助。从省委亲自处理台底村事件后，截止三月底，全省已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典型案件一百七十七件。群众纷纷反映：“这才是人民的天下！”其次，河北省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是紧密结合当前工作并为着推进当前生产工作而进行的。因而，省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深入下层、深入群众、检查工作、交代政策。自三月以来，省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先后率领干部下乡检查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春耕播种工作。总计省级各部门下乡、下厂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干部达二千零九十五人（其中包括部长、厅长等负责干部四十八人）。这种有计划的检查工作，使领导机关在了解下情、了解干部、了解群众的要求，改进领导方法收到很大效果。







我在处理王振海事件中所犯错误的检讨(1953.06.07)
张君  (1953.06.07)

   我在处理王振海事件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张君

    在处理反党分子王振海事件中，我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这一错误主要表现在偏听偏信，先入为主，对王振海的恶劣品质认识不足，未能虚心对待干部和群众的检举，以致在处理王振海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不能容许的失掉党的原则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远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间，范文兴同志对王振海的反党行为就进行过揭发。当时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错误地认为王振海是地委书记，如有错误是会检讨的，便将范文兴的检举材料摘要告诉王振海，要他检查。当中，我曾写信督促，但王振海始终没作检查，只写来了以中共定县地委署名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王振海没有错误，并说范文兴同志对此已无意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未再作很好的调查研究，即就此了结，对李小六同志究竟如何处理的也未加追问。这种做法，作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来说，是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九五二年三月间，范文兴同志又继续揭发这一问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派人前往无极县检查；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对王振海的错误事实已大致弄清，乃经省委决定专调王振海来省谈此问题；但王依然坚持错误，不承认其反党行为。接着，中共定县地委会又作了一个王振海无罪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相信了王振海和地委的假报告，特别由于我对王振海存有“好干部”的印象，只怕冤枉了他，便放弃了党的原则，采用了具结定案的办法，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说王振海的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

    从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到：我还十分缺乏党的原则性，对党认真负责的精神还很不足，特别对于负责的高级干部的错误，斗争不坚决，下不得手，没有认识到这些有权力的人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将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常常对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多从主观印象出发，不能作全面的发展变化的了解与认识。对王振海的错误，虽经调查属实，但我却对已经确凿无误的材料仍抱怀疑态度。尤其严重的是在协同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我对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依然认识不足，这充分表现了自己在政治上是软弱的，觉悟是很低的。河北省委在处理这一案件中所发生的错误，我个人负有很大的责任。

    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沉痛的，教育是深刻的。今后，我要努力加强自己的学习，提高执行党纪的原则性，克服软弱性，切实作好党交与自己的工作。







范文兴关于揭发王振海事件的几点更正(1953.06.07)
  (1953.06.07)

   范文兴关于揭发王振海事件的几点更正
人民日报社编辑部：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我所揭发的王振海违法乱纪的消息中，有某些具体情节和实际情况不符。这是由于我平日粗枝大叶、马虎了草的工作作风所造成的，值得今后引起警惕。现将其中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几个主要情节作如下更正：

    （一）关于受害人李小六的情况：（1）李小六曾在无极县城内乡村师范读书，不是在“定县简易师范”读书；（2）一九三一年李小六因参加我党所领导的学潮斗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扣押三个月，不是“入狱达数年之久”；（3）一九四四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敌人将被我方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李小六逮捕，直到一九四五年旧历七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始被释放，时间共十个月，不是“监禁数年”；（4）一九四七年李小六曾在本村重新入党并担任村长职务，但未任“东牛村支部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关于张英及其家庭情况：（1）张英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降为中农。因此我说她家土地改革时是地主成份是不对的；（2）张英的嫂子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向无极县公安局控告李小六曾勾结敌人杀害了她丈夫李硕彦（系我党区委书记，李硕彦遇害实与李小六无关）。张英本人并没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携控诉状到无极县公安局控诉李小六。

    （三）我的信上曾说：“原来王振海指示无极县委通知县人民政府对李小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振海的指示发出后，听到各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责询，临时改为缓期执行，又亲自秘密报告河北省委，骗取了省委的批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是：王振海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瞒着地委亲赴无极县，布置搞李小六。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次指示后，便盲目根据王振海所介绍的李小六的“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中，于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件赴河北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事实，因而骗得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

    （四）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的错误是：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还不是像我所说的，他们是以“私人感情、乡里观念及宗派主义”对待此一问题，也没有像我所说的“组织小的集团”。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大的，因而是不对的。范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