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1953.02.06)
安岗  (1953.02.06)

   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

    安岗

    编者按：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中所遇到的阻碍是严重的。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党员干部多次地抗拒和压制报纸批评。举其最大者，即有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炼钢厂厂长马成德、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政治处主任胡仁寿、中共鞍山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鞍山市人民法院院长范文采等人。沙友石对报纸批评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公开辱骂通讯员是“王八蛋”，“没有一个好人”。申东黎为辩护其妻子苏东的错误，则不惜利用职权写信给市委宣传部和报社，矢口否认事实，要报社更正。鞍山“工人生活”报遇到这样严重的问题时，市委不是积极领导报纸批评，支持报纸批评，予抗拒报纸批评的人以纪律制裁；相反的，绝大多数市委委员竟在市委会议上同意处分工人通讯员曹永魁。市委书记韩天石并作出了限制报纸批评的“指示”，就更加阻碍了鞍山“工人生活”报公开批评的展开。

    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以及前任书记杨春茂等同志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说明：他们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他们没有重视中央指示中所指出的：“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所以我们希望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督促鞍山市委和沙友石等人进行检讨，并在职工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保证鞍山巨大经济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并望把处理结果写给本报。

    鞍山“工人生活”报是中共鞍山市委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到现在，它已经有了四年的历史。这个报纸办得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是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来坚持开展批评，特别是没有严正地坚持自下而上的批评。工人和干部们反映：“报纸不解决问题，不能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不敢进行批评”，“看不看都可以，没有劲。”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则是官僚主义者打击了报社和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压制批评者打击了报社和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工人生活”报编辑部对于开展批评曾经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以来，报纸上的批评受到了一些抗拒、压制报纸批评的官僚主义者的极大阻难。他们利用职权打击了广大群众进行批评的政治热情。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官僚主义者“拉到日光下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抗拒和压制报纸批评的。

    第一个是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他一贯地抗拒批评。一九五○年“工人生活”报批评了运输部机车厂暖气烧不热，工作时伸不出手。沙友石对此不但不作答复，反而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报纸批评错了，说：“公司发的都是石头煤，暖气就是烧不热，我有什么办法！”一九五一年初，选矿厂劳动模范董华春写信反映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坐火车不花钱，报社记者把批评信拿给沙看，他看后大发脾气说：“我坐火车从来就是不花钱，这些王八蛋（指写信提出批评的人）没有一个好人。”记者没同他争辩，带信而回。一九五一年鞍山市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市委通知各厂、矿停止两小时生产，组织收听大会实况广播。但是运输部机车厂借口“怕耽误生产”，不执行这个决定。该厂工人向报社打电话提出批评，报社调查情况属实，在报纸上提出了公开批评。沙友石见报，马上打电话质问报社社长。两次打电话，沙的态度都很蛮横，并要写这稿子的记者侯韵“马上来一趟！”沙一见侯即质问说：“你讲一讲，你为什么要写这稿子？检查检查你的动机！”侯便说：“通讯员反映的情况是事实，批评是正确的，你看了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没有？”他即转移话头，说：

    “我希望你们要注意通讯员的历史背景，不要认为他们全都可靠。”但沙至今对报上的批评没有答复。

    “三反”以后，他在市委帮助下，曾作了检讨，据说他在认识上也有某些改进，但他的错误思想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而运输部至今仍缺乏民主空气。一九五二年七月，鞍山市总工会组织科长来信批评运输部随便开除工人。稿件发表后，报社三次打电话催运输部答复，沙友石均置之不理。报社又接到运输部工人来信对开除工人提出意见，报社又派人拿上信去找沙。沙看了信后便质问他：是谁写的稿子？你知不知道读者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子？最后气愤愤地说：“我不管你们的事。”把袖子一甩，便扬长而去。上述这些批评，直到现在也没有在报上公开答复。一九五二年十月，大型轧钢厂建筑工地木工队劳动模范苏兴元曾写信给报社，抗议运输部执法队长无故扣押赵盛林和苏兴元的犯法行为。编辑部把这封信印成内部参考材料，送给市委、公司以及运输部。到现在已有四个月，运输部并没有负责处理。

    第二个是炼钢厂厂长马成德。他对批评者曾经采取了报复和打击的手段。“工人生活”报通讯员曹永魁（老工人）是炼钢厂铸锭车间的副主任，也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他曾经批评该厂不重视职工福利，发放保护品不及时，以及领导方面（这里并没有直接指名）擅自决定用国家钢材料和人工给该厂修理分场长的小孩做小车。对于前者，该厂技术保安科只是强调困难，作了一个敷衍的答复。对于后者，马成德说：“你们批评是不对的，我不仅给修理分场长小孩做了小车，还给副厂长小孩也做了一个，我厂长有权利批准。”从此以后，马成德对曹永魁便抱了成见。在一次会上，马对曹说：“你能够写稿到报纸上批评领导，你自己的车间有缺点，你为什么不去批评一下自己？”据曹永魁说，像这样的冷讽热刺，马成德对他已不止一次。以后，曹永魁气闷不过，便对报社同志说：“我再也不写稿了，受不了这种打击。”报社把这个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准备在报上发表，提交市委审查。当时的前任市委书记杨春茂未加可否，便把这个材料转给马成德，叫他检查有无其事。马接到材料后，立刻到党委办公室（当时“工人生活”报有两个记者也在办公室），一进门，便把信一摔说：“这还了得，曹永魁竟干了些什么！”他向党委书记说：“我建议立刻召开党委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就召开了党委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曹永魁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他不服从领导，工作消极，要给以处分。会议开到最后，只有党委委员陈杰提出怀疑说：“这样处理恐不妥当，这不成了压制批评了吗？”此后，报社催问市委，仍无结果，便不了了之。曹永魁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曹永魁和报社的关系在基本上是断绝了。他至今仍不敢“写批评稿”。一九五一年六月，报社记者批评炼钢厂生产领导方面的缺点，报社派记者去请马成德审查稿件，事前并用电话约好。记者去后，他生气地说：“我不看！”记者只好交给党委书记看。稿子发表后，马成德至今并无任何答复。报社又收到一位技术员徐鼎钰写的批评炼钢厂钢锭质量不好及不遵守技术规程的信，报社转给马成德，后被“丢失”。半个月后还是在他那里找到了。

    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市委派了很多干部帮助马成德解决思想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功夫，马才做了较为全面的检讨。“三反”运动以后，马成德改变了骂人的态度。但据记者多方调查，马成德对依靠党依靠工人阶级等问题尚没有从思想上求得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三反”以后他仍不能按照中共中央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检讨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鞍山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政治处主任胡仁寿等压制和打击批评的恶劣行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旬，“工人生活”报先后接到立山住宅工程处通讯员赵启谅（笔名赵力）、赵慕孔（笔名铁锋）的两次来信，批评该处材料科违反劳动法令屡次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报社调查证明符合事实，于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报纸上提出批评。但住宅工程处有些领导干部，在报纸批评后四十天的时间不表示任何态度。他们反而对写稿人进行报复。在一月三日进行民主补课时，支部书记李宜奎就批评赵写稿“不经过支部审阅是无组织无纪律”。并追问他“写稿子为什么不写真名。”还说报纸登出批评后，“影响了材料科工作人员的情绪。”政治处主任兼总支副书记胡仁寿认为赵启谅是“先斩后奏”。政治处另一负责人杨明英同志也认为赵写稿子批评材料科是：

    “工会拿行政当资本家来斗。”赵启谅受到打击后，即将情况反映给报社。报社派记者前往调查，证实该处领导方面确有压制批评的行为，当即向该工程处陈经理（总支书记）和胡仁寿提出意见，他们不但不承认有压制批评的行为，并说“稿件有夸大事实的地方。”“因加班加点有病的工人没有那么多。”记者问他们究竟有多少工人有病，他们又说不出一个具体数字。一月十二日“工人生活”报记者拿着材料去和胡仁寿交换意见时，胡虽然承认有这些事实，却不承认有压制批评的行为。他说：“你们愿意登报就登报，我们还可以登人民日报去。”同时对赵启谅更进一步施以报复，他们认为赵把他们压制批评的行为向报社反映，是“思想不老实”；在讨论赵启谅转党问题时，还追查“写稿为什么不用真名？”“写稿为什么不通过支部审阅？”一月十二日机关支部大会讨论赵启谅的转党问题时，李宜奎首先代表支部宣布不同意赵启谅转党。胡仁寿在支部大会上给赵提出四条意见，其中有两条都是对赵写批评稿的意见。他说赵写批评稿不经过组织审查是“个人英雄主义”；说赵对民主补课“认识不明确”，“大家在民主补课中对他写批评稿提出的意见不但不接受，还派人到报社取原稿对抗。……”并再次质问赵“写稿批评材料科的动机”。

    “工人生活”报在一月十五日发表了“住宅工程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压制批评”后，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本建设政治部即派人到该处进行检查。检查人员初步检查后，为了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在一月十七日和胡仁寿交换意见，胡当场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个检查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找小脚。要按你们检查的材料，我们这些人该杀头啦！”并说：“民主补课、转党、登报问题应该分开来看，如果你们联在一起就加重了我们的错误。”杨明英同志还向报社说：对赵启谅写批评稿不经过组织审查提出批评，

    “不算是压制民主”，是“报社压制他们民主”。

    现在，胡仁寿已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党员干部向报社写稿和反映情况不经过支部审查的问题仍表示怀疑的态度，认为在内部能解决的问题是“不应该登报”的。对报纸的批评至今也没有作公开而诚恳的答复。

    第四个是鞍山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范文采。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鞍山“工人生活”报上曾发表过立山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主席李树贤的一封来信。来信中揭发了鞍山市人民法院因为他检举资方，无理传审他，“如不按时到庭，便依法逮捕”的旧司法作风。来信中还指出，他按时到铁东区人民法庭后，等了很久，又无人知道“什么案件”，才又转到市人民法院。他到市人民法院又等了很久，才查出是因为检举立山兴鞍铁工厂资方拖欠工人工资事件。可是，法院并没有传审被检举的资方，而法院传达室的人还蛮横地对李说：“无事不传你，传你就有事，叫你怎的你就怎的。”这封读者来信刊出后，范文采就质问报社总编辑：“你们批评错了怎么办？”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报社读者来信组说：

    “请你们来人，我们要检查一下谁对谁不对。要在

    一起对一下情况，要写批评稿的人也来。”报社同志回答：“我们去是可以的，让写稿的人也去不合道理。”范说：“我们不是打击，只是对情况。”读者来信组长去后，看到范态度十分不好，表示报纸不该批评法院。报社同志说：“你们不应该像传犯人一样地传检举人。”范说：“我们法院对什么人都是一个传票，过去就是这样的。你们报社认为不好，能把我们的传票改改？”谈到不应该把人传来又忘记询问，教检举人白等了半天时，法院的其他负责干部也不同意这个批评。经过争执，范文采才勉强承认不对，但又表示：“批评虽是对的，但我们法院的大问题比这个还要多得多。”以后又经过再三催问，才答复说：“我院对司法用纸的改进上，仍不够重视。……至于该案的主办人员及传达室的人，都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旧司法工作作风”。这就是说：鞍山市人民法院并没有什么官僚主义，只不过是“对司法用纸的改进上，仍不够重视”而已。可是李树贤对“该案的主办人员及传达室的人”的批评，并不是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前，而是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怎样能够把两个不同的时间强拉在一起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同志对于报纸批评他的妻子苏东一事，认为是“不公正不真实的”。可是，这个批评稿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呢？报社为此曾召集了妇联的党、行政、青年团的干部座谈，征求对批评稿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批评是对的，只有一处说苏东是党支部书记应改为“过去曾是党支部书记”。大家当场对苏东的错误行为又补充了不少新的意见和材料，送交市委。报社还再次征求了直属党委书记雷克的意见。雷克完全同意报纸的批评，并向市委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市委并没有重视这些意见。各方面的意见尽管是这样的一致，但申东黎却要求公开发表苏东的更正信。他认为“批评妇联的工作及批评妇联党委书记（按：指苏东）的稿件，不应由直属党委审查，而应由市委审查为好。”并且说：“我是市委委员之一，比记者了解的情况多些，但你们并没有接受我的一点意见，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市委说话的，不是代表一个记者、一个编辑说话的。”最后他认为不允许苏东“申诉”，“就是不合理的，是反常的”。并一再地提出：“苏东给报社编辑部的信是符合事实的”，因为“给我看过”，所以“应该刊出”。苏东在他的影响下，至今仍没有作检讨。

    为什么对抗拒批评者不能展开斗争

    鞍山“工人生活”报自下而上的公开批评，为什么长时间开展不好？除“工人生活”报编辑部缺乏坚持斗争的勇气外，另一最大的原因，就是鞍山市委没有严肃地领导并支持报纸批评，没有对抗拒批评者展开斗争，甚至对报纸批评，有着错误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在内部作了检讨或是作了一些批评也就算了”，因而忽视了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市委书记韩天石给报社的信，对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是起了限制作用的。信的全文是：

    “××同志：最近‘工人生活’登载批评文字很不少。我认为必须慎重从事，因此在登载前应履行以下手续：

    1、批评科长以下工作干部和工人时，应经厂矿党委书记和厂长审阅，公司须经各该处长和人事处长审阅，市政府系统须经各该局和人事局审阅，如有不同意见须经市委批准。

    2、批评处长、厂矿长、局长、工程师、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青年团书记以上干部时，应经市委批准。

    其次，一个时期内（如一月）批评文字不得超过表扬文字，件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再次，应有目的进行批评，应根据当前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如在目前应批评不重视依靠工人阶级思想，在完成任务中未发动群众，未发挥潜力等等。

    不能遇事批评，来信照登。”

    这封信发出时的背景是：在前十天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一些抗拒批评的人像沙友石、马成德等人利用给市委提意见的机会，纷纷责备报社。沙友石说：“‘工人生活’报的批评稿百分之八十不正确。”要求市委对报社“多加领导”。市委会议对于这些意见采取了默认和容忍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报社同志回去后，感到委屈、泄气，认为“报纸搞批评挨了骂”“不批评为好，少批评为妙。”及至收到这封信后，全编辑部的思想越发混乱了。报社负责同志曾写信给韩天石同志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得到的回信说：“我说在批评某一单位的工作时，要征求该单位负责同志的意见——并不是要他批准。这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更全面些，下面同志的意见要听，再听听领导同志的意见不更好吗？这样做与中央的决定会有什么抵触呢？这样做会有什么坏处呢？……”

    据说韩天石写这两封信的动机是要求报纸慎重地进行批评。但，他却没有估计到某些抗拒批评者的恶劣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情况，没有热情地领导批评、支持批评和为批评创造条件，树立对待批评的正确的和诚恳的榜样；相反的，他却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市委宣传部对于鞍山“工人生活”报的领导是薄弱的，有时甚至放弃了领导。当然“工人生活”报就只能办成“看不看都可以”的报纸了。

    所谓“慎重从事”，是完全必要的。根据鞍山“工人生活”报进行批评的情况，他们不是慎重的太少，而是太多了。他们把群众的批评信件拿给被批评的人去看，对某些人进行批评要经过多次调查，要经过几个市委委员审查，他们在批评受到阻难后写材料一再请求市委处理抗拒批评问题，他们把群众的批评编成内部参考文件，供给领导同志参考。这一切都是何等“慎重”！然而这样的“慎重”，却没有能够改变抗拒批评的人的态度。从一九五○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到现在，报纸上共发表五百六十五篇大大小小的批评稿件，全部批评稿件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完全失实或大部失实的没有一件。而在这五百六十五篇批评稿中，被批评者拒不答复的竟达二百九十三篇。难道能用“慎重从事”来感动抗拒批评的人吗？

    “工人生活”报“批评文字很不少”，下面的统计数字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从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后、报纸历年发表的批评稿件数字来看：从一九五○年五月到十二月的七个月中共发表批评稿件一百四十一篇，一九五一年全年共发表批评稿件三百一十六篇，一九五二年（这时该报改成隔日刊）全年总共只发表了一百零八篇。一九五二年全年发表的批评稿件尚不及一九五○年七个月的多。其次，批评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对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批评，对干部作风的批评，工人之间的相互批评。在这三类批评中，以第一类的批评对工作推动作用最大，但是，这一类的批评是每况愈下的。一九五○年五月到十二月发表了五十四篇，一九五一年全年发表了一百三十四篇，一九五二年全年则降至四十篇。工作中有缺点不让群众知道好呢？还是多吸引群众来监督好呢？请听一听马林科夫的话吧：“在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时吸收的群众越多，对我们一切组织的活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越强，我们在各种领域里的工作就越顺利。”

    “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稿件要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制”。事实上，鞍山“工人生活”报批评最活泼时期，批评稿在数量上也从来没有超过整个报纸篇幅的八分之一，四年来只有一期占了整个报纸四分之一的篇幅。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规定表扬和批评稿件的比例，而在于领导者热情地领导批评，不要把批评看成是消极的、同自己的领导工作为难的东西。对于共产党来说，自下而上的批评是带动千百万群众的自发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对祖国崇高的主人翁的责任感。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规定一定时期的批评任务”，作为领导上注意的重点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因此而限制报纸批评。批评应当是全党的日常工作，不应当把批评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不管是中心工作也好，一般工作也好，我们对于一切不健康的现象和缺点，都应该举起批评的武器进行斗争。

    “不能来信照登”，这对不对呢？据统计，鞍山“工人生活”报登出来的读者来信，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全部来信的百分之十。把全部来信照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党和党报对于每一封来信都必须十分重视。鞍山“工人生活”报最大的缺点不是“来信照登”，而是“来信照转”，他们不加任何有效的监督就转到“有关机关”去办理。很多来信是应该公开提到群众面前来解决的，却被积压在机关办公室的一边无人理睬了。工人们的来信，有的反映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也有很小的问题，甚至有的是“遇事批评”的。党和党报的责任就是不要轻视和放过这些小事，“大事情往往是小事情的基础”。要把工人们的信像列宁所说的当作政治文件来看，用最尊重的态度来处理他们。这是党依靠工人阶级相信群众的重要标志之一。

    像这样显然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信，能够由市委发给报社，说明鞍山市委内部是缺乏原则性的。韩天石同志在他第二次信中所说：“对情况不够了解”，但那时他调来鞍山已近两个月，同时其他看过这封信的市委委员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但他们却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有的人表示同意签字批准，有的人看了信认为“不对头”，但并没有在市委会议上按照中央的精神正式提出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今后怎样解决鞍山“工人生活”报展开批评的问题

    经过伟大的“三反”运动，鞍山的工作是有着进展的，党的领导水平和干部思想觉悟程度是逐渐提高了；但也必须承认，从鞍山“工人生活”报所反映出的问题来看，鞍山市委对于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一个原则问题是认识不足的，许多看法是落后于现实，甚至是不正确的。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鞍山“工人生活”报大力展开公开批评的问题。鞍山市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报纸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身作则地对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的问题，作深入的检查，并在全市各单位，认真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有领导地支持报纸上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坚决彻底地清除一切抗拒、压制批评的现象；对于那些曾经被报纸批评而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或是抗拒批评的人，党的组织有责任帮助并指令他们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诚恳的检讨；对于错误严重的人，应作适当的处理，借以挽回在群众中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







本报揭发中共鞍山市委阻碍开展批评的现象后  鞍山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1953.02.19)
  (1953.02.19)

   本报揭发中共鞍山市委阻碍开展批评的现象后

    鞍山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

    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载有“鞍山‘工人生活’报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的文章）于九日清晨到了鞍山后，立刻在全体职工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报纸被大伙儿争抢着，传看着，朗读着，讨论着。大家一致认为：“登的太对了！”“对鞍山今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好处太大了！”

    “这下子真乐坏了！”

    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职工们读到报上对该部主任沙友石的批评一致表示拥护，并对沙平时的官僚主义作风又提出了不少的事实。矿石桥工友们知道人民日报批评了沙友石后，高兴地大叫起来：“共产党真了不起，真是大公无私，沙主任都被批评啦！”

    炼钢厂收到人民日报后，党委会马上组织了学习，并准备给报纸写检讨。厂长马成德并亲自到“工人生活”报和过去采访炼钢厂的记者交换意见，询问过去都是那些被批评了的事没有答复，准备立刻写检讨。他说：“这次人民日报批评我，我并没有一点抗拒思想；如果不是经过民主补课，恐怕还不会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的批评在鞍钢基本建设系统各部门也受到普遍拥护。基本建设政治部、金属结构公司、机械安装公司、电气安装公司、无缝、大型等工地的许多干部，都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批评对于推动基本建设部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大作用。以前，明知基本建设中漏洞多浪费大，但谁也不敢提。电气安装公司宣教科的同志说：“人民日报揭发鞍山‘工人生活’报自下而上的批评受到阻碍后，对我们宣传工作也有好处。我们本单位也有压制通讯员直接向报社投稿的情况，明天我们就把它写给报社。”同时他们对公司发的

    “各单位向外报道要经过公司审查”的通知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同样是违背了党中央决定的精神。无缝工地机械安装工程队支部书记说：“我十分拥护人民日报的批评。鞍山类似沙友石、马成德这样的官僚主义者还是有的。这次批评给这些官僚主义者敲了警钟。这告诉我们做领导工作的要好好地加强群众观点。”无缝工地一个基层工会干部说：“共产党是光明的，鞍山市委有了缺点，报纸上也进行了公开批评。”无缝工地主任刘铁男说：“我看到文章后，马上检查了工地积压读者来信情况。”

    人民日报的批评对过去受过打击的通讯员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曹永魁正在搬家，他对记者说：

    “我要马上写稿子，拥护人民日报的批评。”丁乃雍说：“报纸来了，我一口气看完了它！这才解渴呢！过去我写批评稿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一年多没敢写批评稿。这一回，我要把我的遭遇好好写写，揭发这些官僚主义者！”赵启璋并立即写稿给报社，表示他今后要更好地站在维护党的利益的立场上，继续和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

    人民日报在鞍山激起的最大的回响，还表现在人们对官僚主义的揭发上。市工商局的通讯员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向“工人生活”报揭发了鞍山贸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工业局的通讯员揭发了水暖材料厂厂长刘玉岳压制批评的行为……，目前，这类稿件正如雪片似地飞向“工人生活”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的批评给鞍山带来了喜气，给报纸通讯员和广大群众扫除了障碍，也给鞍山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顺利前进开辟了道路。正如通讯员张喜多、赵梦珊、张连和、孟庆祯等所说的，经过人民日报这一批评，鞍山的自下而上批评可以展开了。我们今后不再怕官僚主义者的打击，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接受本报批评  布置学习并指定被批评者迅速进行检讨(1953.02.28)
  (1953.02.28)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接受本报批评

    布置学习并指定被批评者迅速进行检讨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在市委书记韩天石的领导下，对本报二月六日所载“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进行了集体学习。全体委员并在学习中联系实际进行了检讨。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同时通知鞍山市各部门党的组织，对这个批评，立即组织讨论学习。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书记韩天石和全体委员认为本报在“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中所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一致表示诚恳地接受，并将迅速、切实地进行公开检讨和改正。特别是被批评者，必须立即进行公开检讨。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将根据被批评者的检讨和改正错误的程度，分别处理。同时，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又认为：应当通过此次学习和检讨，广泛地开展全市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在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吸引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来揭发鞍山市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保证鞍山市巨大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为此，中共鞍山市委员会已于二月十一日发出通知，指示所属各级党委从坚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公开的、自下而上的批评着手，把全市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深入推进一步。通知中并具体规定：一、各级党委要组织并领导基层以上干部，结合学习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新学习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并学习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及安子文同志关于“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的报告。二、凡过去对报纸批评未作公开答复的单位和个人，一律要迅速答复，否则以违犯纪律论处。三、各级党委要将市委的这一通知向本单位的党员及全体人员进行传达，号召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为了爱护党、加强经济建设、改进工作、改进领导而勇敢地向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进行斗争，目前首先向一切对批评采取抗拒压制或报复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市委一定坚决予以支持。







鞍山市全面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1953.03.12)
  (1953.03.12)

   鞍山市全面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

    鞍山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在中共鞍山市委的领导下，已全面展开。现在中共鞍山市委、鞍山钢铁公司及市人民政府领导机关，正一面广泛听取来自各单位干部及群众的批评、建议，一面积极准备结合当前工作，组织检查组，有重点地进行检查工作。

    鞍山市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是从二月六日本报揭发了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受官僚主义者严重阻碍的现象后开始的。通过这个揭发，中共鞍山市委领导方面，进一步认识了他们领导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从而更加下定了决心，依照中共中央与东北局的指示，在全市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市委除对本报的批评进行学习外，并通知鞍山市各部门党的组织，对这个批评和有关的文件，进行了学习。二月十八日，市委又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大会，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向大会作了动员报告，并进行自我检讨。会后，全市厂矿级以上的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干部，组织成二十四个小组，讨论韩天石同志的报告，并对市委及其他市级领导机关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与此同时市委又指示各有关部门迅速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包括职工同志的合理化建议），建立人民接待室，吸收广大群众，向压制批评的现象进行揭发和斗争。而市级领导机关，则以市委为中心，一面听取大家的批评，一面进行自我批评。至此，鞍山市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即全面展开。自召开动员大会以来的二十天中，在市级领导干部中，又继续揭发出许多严重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和压制批评的现象。如市委城工部副部长封克涵，盲目听信反革命分子宋志和的诬告，不调查不研究，也不问情由，即随便批准把一运输工人赵永清逮捕，在法院非法扣押了十个月。前耐火厂厂长李力，党委书记张纲，利用职权压制批评和打击批评者，为了掩盖其领导中的缺点，竟强迫报纸通讯员给报纸写假新闻。再如最近青年团市工委为了要“贯彻婚姻法”，竟发下了一种名目繁多的调查表，调查在市民和工人群众中自由恋爱、买卖婚姻和公公与儿媳妇的关系等，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以检查市级领导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批评，从二月十八日开始，到二月底已基本告一段落。现市委正根据大家的批评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进行系统的检查，预计这个阶段在三月中旬以前即可结束。三月中旬之后，市级领导机关将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转入检查工作，通过检查工作，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更加深入一步。为做好这

    一工作，市委于二月末召开数次会议，进行讨论。市委认为，进一步检查今年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与有重点地检查去年基本建设中某些严重的浪费现象和经济核算的执行情况，应作为检查工作的中心内容。而生产厂矿与其他机关，亦应在最近结合当前工作，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检查。在这些部门的检查中，市委认为必须首先揭发压制批评的恶劣现象，展开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反官僚主义斗争。其次，应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反对拖拖拉拉不解决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目前，鞍山市委和鞍山钢铁公司，已抽调了二百余人，组织了五个专业检查组，深入各基本建设部门，全面检查今年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在完成这一检查之后，市委及钢铁公司准备立即发动全体职工，讨论今年基本建设计划，对今年基本建设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进行一次更深入的群众性的大检查。







我对限制报纸批评的检讨(1953.03.12)
韩天石  (1953.03.12)

   我对限制报纸批评的检讨

    中共鞍山市委书记　韩天石

    我完全同意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所载“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中对中共鞍山市委和我个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所作的批评。二月八日我们接到人民日报后，当即召开了市委会议，我并在会上作了检讨。市委又和“工人生活”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鞍山市人民政府监察部门的同志举行座谈，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市委一致认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诚挚的、正确的，对鞍山全体干部和职工以及我个人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这个批评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对改进鞍山市委和各机关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犯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它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给“工人生活”报的两封信，就是我错误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违犯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下简称中央决定）的具体表现。这个错误是我没有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决定的必然结果。我除了诚恳地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外，并愿在工作中坚决地加以纠正。现将我在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执行中央决定中所犯的错误检讨如下（关于其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另行检讨）：

    第一、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央决定中指出：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一九五一年我到鞍山仅一个月，并不了解鞍山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即错误地认为“工人生活”报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公开批评已“很不少”了。实际上不是

    “很不少”，而是很少；广大职工对这个情况是不满意的。譬如在历次群众运动中，职工群众对工作对领导都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但这些意见很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群众认为“工人生活”报“不解渴”、“不敢批评”。但我没有认识事情的真实情况，当了抗拒批评和不愿公开批评的人底尾巴，违犯了中央决定；我没有听到广大群众的呼声，不是把公开批评看成“突出地重要起来”，而是想把公开批评收缩起来。

    中央决定中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而我对报纸上的批评却作出许多限制。这就不能不影响报社同志在开展批评方面中的积极性，不能不影响他们向抗拒、压制、限制批评作斗争的勇气，使报社同志感到还是“少批评为妙”。也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许多批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单位和人员看，很少得到热情支持和拥护，有的甚至遭到被批评者的谩骂或打击。即或批评稿件登载了，有的已不及时，有的被删削得毫无生气。甚至在一九五二年一年中送给市委审阅的稿件有三件竟没有了下文。“工人生活”报上的批评稿件的件数也因此下降了。

    第二、我对公开批评不是采取热情的、支持的、为批评者造成有利条件的态度，不是像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我不了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新与旧的斗争，而新生力量的产生和发展会受到旧的力量的限制和反抗的。在今天开展公开批评不是很顺利，而是遭受着重重限制和抗拒。在鞍山绝不止于人民日报批评中所揭露的事实，如有的支部书记错误地规定向报社投稿要经支部审查，即是又一个例子。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支部无权批评行政干部”，认为“批评知识分子要经支部批准”。有的认为给报纸写批评稿或向上级反映情况都是“无组织无纪律”。有的对批评者实行报复、找蹩扭、“穿小鞋”、讽刺挖苦。如有的厂长通知车间干部，不让供给记者材料，对他们嘲笑，谩骂，使许多勇于批评的记者、通讯员和职工受到限制和压制。但我在过去未能重视这方面的事实，有时看到也未引起义愤。

    在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公开批评的态度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是热烈欢迎和拥护开展公开批评的。如“工人生活”报在发表了比较重要的批评后，都收到读者表示拥护的来信；读者并对没有检讨或检讨不好者提出批评。特别是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对鞍山的批评，群众更是热烈拥护。他们争相抢阅这天的人民日报，并自动展开讨论。当天“工人生活”报也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表示拥护，并对阻碍批评者提出批评。群众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反映极好，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旧社会绝没有这事”、“共产党不怕批评，不怕暴露缺点”、“毛主席领导得好，太伟大了”。这种反映很多。这说明我们的党并没有因为公开的批评降低了威信，相反地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党的威信。这种情况给我以极深刻的教育，使我愈加感到过去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错误，我不是以革命精神来热烈欢迎和支持批评，而是在旁边指责批评多了、“要慎重”，表现了一种官僚主义态度。我也更少采取组织上的措施对批评加以支持和保护，如一九五二年“工人生活”报发表二百八十二篇批评、建议稿件

    （批评和建议稿件有时很难分别，人民日报文中所指的一百零八篇仅为批评稿件之一部），就有九十九件未得到公开答复，而我又未对此采取组织上的措施，这样就损伤了群众进行批评的勇气和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向错误进行斗争的顾虑。当我们每次发动群众揭发不合理现象时，群众都有很多顾虑，这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我常常想着贯彻管理民主化，吸引与训练工人参加生产管理，但却没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具体提高群众觉悟，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吸引其参加企业管理和提高其管理才能，巩固和增强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方法；也没有把它看成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式。我没有认识到只有使广大职工感到“能说话”、“说了能顶事”并参加到各种社会事业中，革命事业才能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

    第三、鞍山党组织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的，但平时松，运动来时紧。我思想上就常常以党内批评来代替公开批评、来代替纪律。对沙友石、马成德等同志的错误，我是知道的。但我认为已在党内批评了，他们也检讨了，虽不深刻，但有进步，所以就不必再公开批评了。对申东黎同志的错误，我曾批评过，他承认了错误，我也就认为不必再公开批评了。而犯错误的同志，对党的批评虽然表示“接受”，但改正不够，对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仍然认识不足。我没有认识到应让群众知道这些同志对错误的认识程度，来监督其改正；同时我也未能很好地运用报纸这个宣传和组织的强有力的武器来进行这一工作。其次，我对执行党的纪律也是不够严肃的，有些同志所犯的错误虽严重，但我认为他们作了检讨，就可以不必处分了，我片面地了解了“处理从宽”的一面。

    第四、我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上所以犯错误，还由于存在着以下几种糊涂思想：

    “怕公开批评使领导陷于被动”。我过去认为群众公开批评某些实际上短时间很难解决的问题，会使领导陷于被动。事实上，群众是很少给领导上提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即或有，我们也是可以解释的。我还认为展开公开批评要有准备，如报社同志曾送我审查一篇批评前鞍山电业局长的文章，当时我虽同意登，但要报社在市委派人去检查工作时再登，怕公开批评后使“领导陷于被动”。以后拖了很久，结果这个局长调走了，批评稿件也就不好再登了。其实，公开批评不但不会使领导陷于被动，而且会帮助领导便于检查工作，会更迅速地促使犯错误者改正错误。

      “公开批评后，怕被批评者闹情绪，反而不解决问题，不如在内部从思想上解决。”过去“工人生活”报刊出批评的稿件后，有些被批评者不是首先考虑如何检讨和改正错误或缺点，而是寻找个别事实或词句的出入，以此为借口向市委告状，闹情绪。事实上，这多是由于市委领导方面不坚决，或多或少地同情被批评者所指出的个别词句和事实上的出入，而滋长起来的。如果领导方面一致地坚决地批评其闹情绪只有加重其错误，严令其检讨，否则以违反党的纪律论处，那末情况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这次经人民日报批评后，市委表示坚决接受批评，而被批评者也无人闹情绪，态度都比较好。可见，软弱的、缺乏战斗性和革命精神的领导只能把事情弄坏。

      “照顾群众影响”。实际上是照顾干部多，而对批评者和对群众意见照顾少；宁肯少批评和让群众不满，也不要触动干部或领导者。这是十分错误的。有的单位的职工对干部批评说：“对上级不敢批评，对同级互相包庇，对下级扣”。这应引起我们深刻的警惕。

      “批评多了，会给群众造成坏印象”。由于我有这种糊涂想法，因而限制了报纸批评稿件的数量。我们的工作成绩当然应该宣传，事实上，群众从他们的生活中已认识到革命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是不会因为见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即或多些）就造成不良印象的。相反地，我们敢于对缺点进行公开批评，群众反会感到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对人民事业是十分负责的。

    以上我的这些糊涂思想，都是与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不相容的。

    第五、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和民主作风。我给报社去信以后，报社同志曾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我未能虚心地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甚至没有看一下中央决定，即草率地回信。我仍然认为自己的信与中央决定没有抵触，坚持了自己的错误。事情隔了一年多之久，我一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从未能虚心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认真地研究一下，因而使错误长期未能得到改正。另外，我在信中对报纸批评所作的许多规定，是应该先经市委会或多数委员同意的，但我仅仅经过了个别委员的同意即转给报社了。如果经过市委会或大多数委员审查，信中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根据上面的检查，我的错误主要在于没有真正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人民的和党的内部矛盾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推动我们工作前进的动力，而公开批评在目前“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我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和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对他们信赖不够，未能热烈欢迎和支持他们直截了当地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发挥他们参加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以培养他们管理企业的才能，提高其国家主人翁感和工作积极性，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也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和民主作风。为纠正这些错误，今后我决心加强理论政策学习；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锻炼；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要考虑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深入检查工作，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鞍山的生产和建设事业太重要了。我深感责任的重大。今后我更应十分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使自己不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我相信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鞍山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我的错误是可以改正，而且一定会改正的。目前鞍山市委正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起点，在鞍山全市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以保证鞍山巨大经济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中共中央东北局、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严肃检查处理“工人生活”报批评受阻的情况(1953.05.19)
  (1953.05.19)

   中共中央东北局、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严肃检查处理“工人生活”报批评受阻的情况

    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一文后，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派人前去鞍山检查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鞍山市委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一开始就是极为重视的。当批评文章发表后市委立即开会进行了研究讨论；被批评者也一致表示诚恳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并作了初步检讨。二月十八日，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又在市委召开的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炼钢厂厂长马成德也分别在各该部门干部会上一连作了数次（因为工作时间分三班，需要分三次召开）公开检讨。市委为结合这次的批评广泛地征求干部群众对领导上的意见和批评，更在市内各机关厂矿划分二十二个小组，分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群众情绪都很热烈，给市委、市人民政府、钢铁公司的领导上，以及部门的领导干部提出不少有益的批评和意见，并揭发了不少坏人坏事，对改进鞍山的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性的斗争，即在全市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深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后，被批评者在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同志亲自指示和帮助下，更进一步作了深刻的检讨；他们并以书面检讨先后寄给人民日报。他们所作的检讨一般都比较深刻和诚恳，其中尤以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的检讨最为深刻。（韩天石同志的检讨，已在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韩天石同志在鞍山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对人民日报的批评采取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并极其虚心、诚恳和勇敢地进行了自我检查，并从而带动和影响其他的同志迅速作了检讨。韩天石同志这种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更证明他是一个品质优良的干部。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处理决定中，也曾指出：韩天石同志一开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检讨也比较深刻，态度也很诚恳，并自请处分，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因之除作检讨外，可不给处分。

    其他被批评者，如钢铁公司运输部主任沙友石、炼钢厂厂长马成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申东黎等同志所犯错误，已由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处分决定，并经东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在处分决定中指出：沙友石同志压制民主抗拒批评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他这种错误是带有一贯性的。经人民日报批评后，他虽作了检讨，有了改变，但在认识上仍然不够深刻，有时还流露着不满情绪。同时他在今年一、二月份的运输工作中，还先后发生了三次死伤的严重事故，这也说明沙友石同志忽视保安工作的官僚主义很严重。为教育沙友石同志，决定党内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马成德同志压制民主、抗拒工人通讯员曹永魁在报纸上批评的错误，确实是严重的，应该给以处分；但在民主补课时，他已对此主动作了检讨，正式向曹永魁同志承认了错误。经人民日报批评后，他更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主动征求职工意见，向党委、报社及职工作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检讨。他的态度诚恳，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因此，可以免予处分。申东黎同志在“三反”运动中，为辩护其妻子苏东同志的错误，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对苏东的批评。申东黎同志这一错误也是严重的。正如他自己所检讨的，“是离开了党的立场与自己的工作岗位，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思想上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尾巴。因此遇到与个人有关的问题，就常为个人打算，而犯了错误。”在人民日报批评之初，申东黎同志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并不够深刻，但经过党的教育，即很快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并向市委作了检讨，并在“工人生活”报公开发表。他的态度诚恳，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因此，可以不给处分。市人民法院院长范文采同志，因其更严重的错误还不是打击批评者，而是在工作中有许多失职的问题。因之决定由市委派人检查法院工作后，一并处理。前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政治处主任胡仁寿同志，因他是其他岗位调来临时帮助工作的，已回原工作岗位，将由其所属机关党委负责处理。

    另外，和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员，如前任市委书记杨春茂、市委宣传部长刘异云等同志，也都自动给人民日报写了书面检讨，表示诚恳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在今后工作中决心改正错误。

    通过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批评，和东北局、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严肃处理，不仅教育了上述被批评者本人应该正确地对待报纸批评和群众批评，彻底树立群众观点和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教育和鼓舞了鞍山市的广大群众。他们看到报纸的批评后曾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旧社会绝对没有这事”、“共产党不怕批评，不怕暴露缺点”、“毛主席领导得好，太伟大了。”这种反映很多。各地报纸特别是工矿报纸，如“峰峰工人”报、“新鹤岗”报等二十多家报纸编辑部都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这对于加强工矿地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国家工业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








